|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關河南農村獻血員感染艾滋病的報告上報，寫報告的人是原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的負責人王淑平。62份初篩的HIV陽性血樣來自獻血員集中的河南省商水縣西趙橋村。 1996年1月10日，經由中國防疫科學院院士曾毅推薦，王淑平的報告上報給了衛生部。 1996年3月，全國開始取締以采血漿盈利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從這年的3月14日夜開始刮起的血站取締風暴，後來被稱為“3·14案件”。 在西趙橋艾滋病疫情發現之後的4年多，距離其30多公裏的上蔡縣文樓艾滋病疫情浮出水麵，文樓成為第一個被公開報道的河南艾滋病疫區。疫情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自2000年起的3年間，河南省迅速關閉了全部單采血漿站。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公開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 文樓之後，河南省第一個被發現的艾滋病疫區——河南省商水縣西趙橋卻隱沒了。十年後，記者來到西趙橋村，采訪從尋找當年被第一批抽取血樣的趙家兄弟開始。 “你認識趙六嗎？你們村裏有一戶兄弟七人的人家嗎？”這個問題穿過了西趙橋村中央的東西大街，“不認識，不知道。你再往前走走問吧。”在田裏挑粗糞的老漢，端著飯碗站在院門口的女人，商店裏擺弄醬油醋的小老板，漠然地給出了同樣的回答。一個抽著煙打著飽嗝的男人的回答欲言又止:“有，你找他幹什麽？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兒。” 這個問題被12月的寒風吹到了村子的西頭，眼看就要離開村子沒有答案了。“趙六是我叔，我爸是趙四。我爸死了。”一個孩子急匆匆往家趕，“六叔出了遠門打工去了，家裏沒有了人。”孩子的家在一條胡同深處，破舊的院門遮掩著更破舊的幾間房屋，院子裏沒有人，一條黑狗喘著氣，狂吠。“媽出去打牌了，我還有一個姐。”趙六家的院落斜對著孩子的家，圍牆歪斜著，院門上掛了一把生鏽的鎖。一個40來歲的男人走了過來，孩子衝著那男人說:“有人找我六叔。” 這個男人叫趙五，孩子的五叔。“有事嗎？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趙五不加掩飾地說，“都是死於艾滋病，2002年、2003年死的，村子裏那幾年因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幾十個。你別問孩子，他啥都不知道。”他解釋說，出了遠門是孩子不好意思直說，就是人死了的意思，“外出打工，可不是嘛，在南邊地裏守莊稼呢。”村上的死者大都葬在村南的田裏，化成泥土也要守護著曾經侍弄過的稼禾。 成為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示範區”後，2003年，河南省委組織部的幹部進駐到西趙橋，對這個正經曆災難的村莊進行幫扶。 河南省商水縣湯莊鎮西趙橋村位於縣城西兩公裏，從縣城向西，一條新修不久的鄉村公路有些彎曲地通到了村莊，“艾滋病示範區”等字樣的標語閃現在臨公路的房子屋牆上。商水縣屬於河南省周口市(原周口地區)管轄，隔著一條高速公路，與歸屬於周口市區的川匯區隔路相望。 周口市疾病預防與控製中心(原周口地區衛生防疫站，簡稱周口CDC)在川匯區人民路上，“國家一級疾病控製中心”的巨大標牌樹立在這個中心大樓的頂端。“你認識王淑平嗎？”在周口CDC的二樓一間辦公室裏，一位年輕的女性工作人員麵對這個問題一臉茫然，她說是新來這裏工作的，要打聽多年前的人事，可能她的領導知道。 一位姓鄧的主任在四樓的辦公室，“10年前，這裏有一個叫王淑平的人嗎？”顯然，鄧並不比她的下屬知道得更多一些，她趕緊找相鄰的幾個辦公室詢問，但還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剛到這個單位沒多久，對過去的事情不很了解。”她無奈地笑了笑，表示愛莫能助。 王淑平是原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的負責人，後來，檢驗中心合並到周口地區衛生防疫站，變成了周口慢性病防治中心，而王淑平已成為這裏的陌生人，物是人非，光陰在抹平著過去。2005年12月初的一天淩晨，王淑平從大洋彼岸的美國突然打來了電話，把多年前的曆史掀開了一角真相。 “1994年1月的一天，我把王淑平等醫生帶到了西趙橋村。”2005年12月9日下午，趙五在村民趙吉利家的正房裏，想起了10多年前，幾位從地區來的女醫生第一次抽取了他們兄弟幾人和許多鄉鄰的血樣。從這天開始，王淑平和同事多次深入到西趙橋村采血樣。 獻血大軍隱憂初現 “你隻要伸出胳膊，沒有人做什麽檢測” 在組建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之前，王淑平為周口地區的一家血站和衛生局工作，血站在那時是河南省各地市另類的工廠。“太康縣建了全地區最早的一個，後來全區各縣陸續都建了，共有19個血站。”王淑平回憶了這種另類工廠盛時的情景，她說的19個是“國有的”，即衛生機構開辦的，“民營的、私有的”(即地下的、非法的)另類工廠更是遍布了城鄉，無一計數。上世紀90年代初前後，河南農民身體內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廠”廉價的生產原料。 在血站工作的王，其實是一個做流行病學研究的醫生，她在和血液接觸的過程中發現了問題。“1989年，一份報紙刊登了南方一個城市的血站，在獻血員中發現了大量丙肝感染者(HCV)，這讓我有了警覺。”不久之後，王淑平在周口的血站獻血員中檢測出了肝炎病毒，“1992年，我們已經發現丙肝開始流行。”她通過對獻血員的多次檢測發現，肝炎的發病率奇高。“很多獻血員轉氨酶升高，一看就知道那是丙肝陽性。”1993年底，王淑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衛生部醫政司，希望高層能夠對這一情況給予關注。 獻血員來自周口地區的鄉村，較近的商水縣西趙橋村便是獻血員集中的村莊。“那些年，大家都到處跑著賣血，掙錢快啊。”趙金山是趙五的三哥，也是趙家七兄弟中的老三，他那時是村民小組長，“全村的成年男女大都成了賣血的，周邊的村子也一樣。”西趙橋村1000餘人口，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在外賣血的。 1995年3月，王淑平參加一個衛生部門的會議時，聽說一個曾經在太康縣賣過血的獻血員在昆明被檢測出為HIV陽性(艾滋病毒攜帶者)，這個獻血員曾在昆明的血站有過賣血經曆，並有不潔性行為。HCV和HIV有著相同的傳播途徑，即通過血液傳播，王建議血站要對獻血員進行HIV檢測，“但事實上後來並沒有那樣做，因為若這樣，成本就會加高。”王淑平把這個建議匯報給了省衛生廳，她認為所有的血站都應該停止采血，這個警告在當時的衛生部門被擱置了。 曾任河南省衛生廳疾病控製處副處長的馬士文是河南省首例艾滋病病例發現的見證者之一，1995年3月8日，他接到了昆明打來的電話。2003年春天，馬曾因涉嫌通過互聯網向外界傳送了一份河南省艾滋病工作文件而被捕入獄，2003年10月18日查無實證被釋放。 “你隻要伸出胳膊，沒有人做什麽檢測。”47歲的趙吉利也曾是獻血員大軍中的一員，如今，他成了西趙橋村艾滋病人對外聯絡尋求幫助的牽頭者。這些年，他多次跑到北京、鄭州等大城市，與國內外的慈善、醫學研究機構聯絡，希望獲得藥品延續村中眾多艾滋病人的生命，這些病人，是他當年的“血友”，他的妻子是其中的一個。 王淑平於1995年提出的對獻血員進行HIV檢測的建議，在那年春天的豫東平原上，相抵於那些“另類工廠”的生產成本的考慮甚是輕微。 在獻血員中檢測出HIV病毒之後，“采血工廠”沒有停止工作。1994年底，王淑平離開了血站，成立了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這是一家獨立的機構，王是負責人，丁紅等幾位女醫護人員參加了中心的工作。 404份血樣的驚人發現 女醫生帶著62份HIV陽性血樣進京 西趙橋村第一個死於艾滋病的是一個姓雷的女人，“我們已經記不清她的名字。好像叫雷×英。”村民趙華說，“從外村嫁過來的，死了，時間長了，名字就忘記了。她的丈夫叫趙寶元。”第二個遭遇不幸的是趙繼來，他在患病不久，苦於無藥可治，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死去。“我們在西趙橋村檢測出的第一例HIV感染者是個女的。”王淑平說，這和她所負責的臨床檢驗中心在西趙橋村的抽取血樣結果，與這個村莊後來發生的事情相印證。 1994年底，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在王淑平的主持下開辦起來了。“我們是自籌自支單位，雖然屬於地區衛生局主管，但局裏沒有投入一分錢。”丁紅是當年臨床檢驗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全程參與了中心的籌建，“我做試驗室工作，是做化驗的，後來在獻血員中提取的血樣是我做的初篩。”丁紅在中心被撤銷之後，被安置到衛生防疫站(即現周口市CDC)化驗室，2004年，被通知提前退休了，雖然她才40多歲。 據丁紅回憶，當年的臨床檢驗中心共4個人，除她和王淑平之外，還有一個姓劉的女醫生，另一位則記不清姓名了。“王主任說，先不發工資，要做采血樣、化驗，在當時，她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丁紅說，在並沒有得到上級投入資金的情況下，她們把掙來的錢買了儀器，停發了工資，自1994年底中心成立不久，即開始在獻血員中提取血樣，做HCV和HIV的初篩。 西趙橋村現任村主任李桂玲還記得10年前，王淑平和丁紅等人在村裏采取血樣的情景。“她們在我家裏還吃過一次飯呢。”李當年已是村幹部，村民並不配合地區來的陌生醫生提取血樣，需要村幹部做工作進行溝通。“我們並沒有告知村民實情，就連商水縣醫院也不知道我們在那裏是做什麽，他們以為是化驗乙肝的。”丁紅說。 趙五在那年的9月將王淑平等人帶到了西趙橋村:“她們開了一輛車，後來又多次到村裏來。她們說血樣要送到北京去做檢查。”趙五兄弟7人都被提取了血樣，“我們兄弟都賣過血。”趙五是村裏老資格的賣血人員之一，“我開始在縣醫院隻賣全采，有病人需要輸血時，對上型的醫院就會找我。後來，周邊開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讓我拉一幫人去賣單采。”於是，趙五拉攏了自家兄弟和鄉鄰組織了一支賣血隊伍。 從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區的獻血員中提取了404份血樣，通過丁紅的試驗室初篩，發現了驚人的HIV陽性感染數字，她們擔心結果不準確，接連用了幾種不同的試劑，但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趕緊把這個結果報告給了當時的地區衛生局長，局長說，你們給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王淑平說，那位局長剛上任不久。半個月後，王又一次去找局長匯報，“我去問他這事該怎麽辦，他卻問我你們做得對不對？我說如果不對我可以拿到北京去做。” 1995年11月，王淑平動手寫了一份給衛生局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她為慎重，沒有提到檢測到的HIV陽性具體數字，但提出了艾滋病傳播在獻血員中的危險和應對措施。報告給了局長以後，王淑平卻沒得到任何的回複。“我知道，他們想把這個事情壓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她說到做到，這年底，她帶著62份HIV陽性血樣北上了。 取締血站風暴 河南籍獻血員檢測出艾滋病毒 “別人辦血站賺了大錢，我辦血站賠了一幹二淨。”莫新安住在河南省杞縣坊子街上，“我也曾是一個血頭、血霸。”他幹笑了幾下，1996年，在他的非法血站被取締、他被抓之後，當地的一家報紙發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標題是“吸血鬼莫新安”。 在得知河南籍獻血員在昆明被檢測出艾滋病毒後的第二天，即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轉發了衛生部關於加強血液管理的緊急通知，加強采供血機構的整頓。3月31日，河南省政府發布命令，要求全省關閉所有的單采漿業務。莫新安的晦氣正是碰上河南省開始查處非法采血之後。 杞縣歸屬於開封市，與周口市太康縣相接，根據多方得到的資料推測，河南農村今天的艾滋病疫情正是以太康縣為中心，以150公裏為半徑高密度擴散的。在由中國防疫科學院首席專家曾毅推薦、王淑平上報給衛生部的報告中曾提到:“河南太康縣的郭××，1991年在昆明打工，期間多次獻血，並有性亂行為。1992年開始在周口及其他地區的4家血站獻血，共計獻血30多次。直到1995年3月初再到昆明獻血時才被發現為HIV感染者。另外還有原籍雲南、貴州等地獻血員長住周口長期獻血。估計上述人員為單采漿血站的傳染源。” “大概是1992年前後吧，我們縣光我知道的就有兩個血站了。一個是縣衛生局辦的，一個是縣醫院辦的。縣醫院辦的那個血站最早。他們都有手續，是合法的血站。當時辦血站，至少要有地區一級的許可證。當時，縣醫院辦的血站承包給了薛××。”莫新安跟縣醫院的院長是鄰居，院長讓他去維持血站秩序。“每天七八百甚至上千人。來賣血的大都是睢縣、太康、通許、尉氏等縣的人，還有東北遼寧的一些人，人多得亂哄哄的，最多的一天1400多人。”莫新安給每一個賣血的人發一個號，這是他最早的血站工作履曆。“我的血頭稱號就是這樣落下的，其實，我開始是在替血頭幹活。” 1994年11月份，莫新安貸款了18000元，買了一輛破中巴車跑客運。跑了七八個月，沒有賺到錢，修車費已拿不出了。他正為錢著急的時候，杞縣西寨鄉馬寨村的孟××來找他。他讓莫跟著他幹血站。那時，個人血站已經開始被取締了。尉氏縣邢莊鄉水黃村的朱XX辦的血站在送貨時往血漿裏兌了鹽水，提貨人報了案，河南省有關部門把尉氏縣個人血站全部取締了，朱××也被抓了起來。 1995年底，莫新安和孟××合作的血站開張了，一個離心分漿機、三間民房，一堆便宜買來的血袋、一次性注射器、生理鹽水，幾個做小買賣轉行來的“醫護人員”，就算是這個血站的全部。“俺沒條件化驗，誰來賣血俺都要。其他私人開的血站都不化驗，都是這樣的。一是沒條件，再一個成本高。”莫的這個血站營業了沒多久，有人舉報了，“衛生局和縣檢察院來人把血站封了。”莫說，查封時他們還有270袋血漿，他買了25公斤柴油、5公斤汽油，一把火將血漿燒掉了。 1996年2月，尉氏縣一個人找到莫新安，提供機器讓他再開一個血站，那人負責銷售。 “那人給我的價錢是每袋61塊錢。我幹了十來天，他也給我幫了幾天忙，後來說家裏有事兒，就走了，結果一去沒回。我采的血漿賣不出去，全砸在了手裏。積攢了800多袋血，值四千多塊錢，加上我買他的機器的錢，一共砸進去將近3萬元！”合夥人莫名其妙的消失讓他再次走到了賠本的邊緣。 半個月後，一名姓邵的旅社老板出麵幫莫銷售血漿。“那天，說好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交貨。”莫新安回憶，就在他們走到尉氏縣一個收費站時，警察攔下了他租用運送血漿的汽車。這次，莫新安賠徹底了，交給尉氏縣警察9000元罰款之後被釋放，之後，他開始在大大小小的非法血站賣血，直到他的一個朋友在賣血時，一周之內連續數十次抽血，體內的血液幾乎被抽幹而死掉。莫說，他心痛如刀絞。 莫新安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當年他兩次開辦血站被取締，是與100多公裏之外，另一個城市的一個檢驗中心有關。1995年底，王淑平獨自前往北京，1996年3月，全國開始取締以采血漿營利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從這年的3月14日夜開始刮起的血站取締風暴，後來被稱為“3·14案件”。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發文，嚴厲打擊非法采集、倒買倒賣人體血漿的犯罪行為。 鬧了一場“大地震” 王淑平的報告經院士上報給了衛生部 1995年12月16日，王淑平向周口地區衛生局遞交了她負責的臨床檢驗中心“我區獻血員中HCV及HIV感染的調查匯報”，此前兩天，河南省CDC開設了第一條艾滋病熱線，接受全省HIV感染者和普通人對艾滋病知識的谘詢。 王的報告在衛生局波瀾不驚。“血站還在繼續開。”她的擔憂一天天在增加，“我是在血站工作過的，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全區每天至少會有1000人感染，很可怕的。”此時，更多的血站在獻血員中檢測出了HIV陽性感染者。“這年冬天，我們幾個人在一個血站賣血，80個人中有4個人查出了HIV陽性。”趙金山說，但這並未能讓這家血站停下來，“血站的人隻是讓4個人不要在這家血站賣血罷了，他們幾人有沒有再到別的血站去賣血就不知道了。” 1995年最後的幾天，王淑平帶著62份初篩的、來自河南省商水縣西趙橋村的HIV陽性血樣，來到了北京。“我找到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想在這裏做權威的鑒定。”那位衛生局長的置疑讓王淑平覺得，必須求得最終的認定結果，“先見到了辦公室的小董，他說做一份血樣檢測要700元錢。”62份全做下來需要4萬多元，這對於自己掏路費跑到北京求結果的王淑平來說，是太多了。她的中心也沒有這麽多錢，她們停了自己的薪水，把錢都花在了采樣和初篩上了。“我當時有些氣餒，沒錢就不做了吧，回去吧。”她有些喪氣地走出了預防醫學科學院的辦公室，“剛出門，迎麵碰上了曾毅院士，他就問，你到這兒幹什麽來了？”王淑平把事情經過又給曾毅講述了一遍，“曾院士一聽，非常緊張，他說不要你這個錢，先做15份吧。”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鑒定結果很快出來了:15份血樣中有13份被確定為HIV陽性，2份為疑似。這一結果讓中國流行病學首席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非常震驚。“他看了結果著急了，給我說，你趕緊寫報告，馬上報告衛生部。”剩下的47份陽性血樣已沒有再做鑒定的必要。在曾毅的支持下，王淑平這位從偏遠地區來的普通醫生，在北京起草了上報衛生部的“關於單采漿獻血員中HCV及HIV感染狀況的調查報告”: “單采漿還輸血球獻血員(以下稱單采漿獻血員)中流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目前仍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不僅影響著獻血員的健康，而且對血液製品的安全性構成威脅。最近，我們通過調查發現，在單采漿獻血員中已有HIV感染，甚至釀成流行之勢。單采漿過程中存在的以上問題已成為迫在眉睫非解決不可的問題，現將我們的調查結果匯報如下。” 這份報告的第一、第二部分，王淑平列出了河南省周口地區HCV在獻血員中的感染狀況，第三部分，她寫道:“我們於1995年9月隨機抽查了周口地區部分獻血員的HIV感染狀況，其中檢出的陽性標本已經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北京)艾滋病診斷試驗室應用蛋白印跡法(WB)確證，結果如下:270份單采漿獻血員血樣中有19份為HIV陽性，134份HBsAg陽性單采漿獻血員血樣中有43份為HIV陽性。” 1996年1月10日，王淑平的報告經曾毅上報給了衛生部。後來，她從曾毅那裏得來消息，衛生部在第二天給河南省衛生廳打去了電話，詢問情況。她於第三天回到了周口，衛生局的一個頭兒見到她說:“你可弄了個大地震。”這天晚上，省衛生廳的一位廳長打電話到了她的家裏，稱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幾天後，省衛生廳派出專家組到達周口。 文樓村疫情浮出水麵 河南艾滋病疫情第一次被公開報道 “2000年1月的一天，一位專家給了我一份報紙，讓我看其中的一篇報道，他說你就要看到希望了。”王淑平在完成了給衛生局和衛生部的報告之後不久，就到了北京學習和工作，曾毅給她看的報紙則是院士的一位友人從四川省會成都市寄出的，院士指給她看的報道標題是“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謎”。這篇4000多字的報道披露了河南省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從1999年初開始，村中有數十人死於艾滋病，上百人感染HIV的真相。這篇報道呼應了當年王淑平的發現。 文樓村在上蔡縣城南部，商水縣西趙橋村西南方向，距離西趙橋30多公裏，和西趙橋相同的是，都距縣城較近，與當地的交通幹道相鄰，都是有較長賣血史的村莊。 王淑平發現了周口地區獻血員感染HIV之後，相關的各種消息開始在河南省坊間流傳，可以說，河南農村發現了大量農民感染艾滋病不是秘密，流傳的版本非常之多。1999年夏天，省會鄭州東20公裏的中牟縣西瓜豐收，有謠言說“西瓜被注射了艾滋病人血”。那年，西瓜的滯銷使得從鄭州東郊經過的107國道變成了農用機動車停車場，成百上千的西瓜車排成一字長龍，瓜農的臉上寫滿了憂傷，他們很是陌生的艾滋病成了阻礙西瓜銷售的絆腳石。 就在這年8月，武漢的醫生桂希恩接到了他的一位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的邀請，他的學生說，在接觸的病人中發現多人感染HIV。文樓成了桂醫生第一個深入考察的村莊。 “我在1998、1999年就已經接觸到了從那裏來的病人。”北京佑安醫院的醫生張可較早見到了河南農村艾滋病人，“起初，我並不相信，可後來到他們那裏實地查看之後，事實讓我驚呆了。”張可放下案頭工作，於1999年8月27日前往文樓村東南的新蔡縣東湖村，在那裏，他一個上午就見到了10多名已經發病的HIV感染者。 河南的媒體亦開始關注在省內鄉村流行的艾滋病。與此同時，幾位省內專家也注意到了文樓和河南其他農村的艾滋病流行，文樓在此時注定成為了第一個被打開的缺口。 1999年11月，在幾位專家的支持下，河南當地一個媒體記者寫成了內參上報給高層。2000年春節前的一天，成都的一份報紙上刊出了“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謎”的報道，文樓村和河南艾滋病疫情第一次被媒體公開報道。 政府和民間的艾滋調查 “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後的有償獻血員中” 2002年8月，一份署名為“河南省衛生廳”的“關於全省艾滋病工作的匯報”文件被上報給中共河南省委。 這份文件透露出的信息是:“根據衛生部疫情統計，至2002年6月底，我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581例，其中發病1973例，死亡報告963例。據專家估計，目前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達到85萬人，並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遞增。 “我省從1995年3月發現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來，至今年6月底，累計發現並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28例，其中發病335例，死亡238例。專家估計我省艾滋病病毒實際感染人數在3萬左右。近年來，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我廳先後組織開展了5次大規模的全省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和5次局部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摸清了我省艾滋病疫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後的有償獻血員中。” 趙五記得，王淑平等人在西趙橋村提取了他們的血樣之後，曾發給他們每人一些含在嘴裏吃的藥，“她們沒說是什麽藥，我就按照她們說的辦了。”他慶幸地說，“可能就是這藥救了我的命吧，我四哥和六弟都沒吃這個藥，都死了。”在趙五的印象中，1996、1997年兩年間，他接受了來自地區和省衛生機構的多次血樣檢測。最後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對全村有既往賣血史的人員血樣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HIV陽性。 那份文件對河南的“血漿經濟”相關情況做了介紹，特別提到了一個當年各地有償獻血員情況和感染率數字，文件寫道:“從1995年開始，國家衛生部和省衛生部門多次在全省開展大規模疫情調查。2001年3－6月，由各級政府和衛生部門逐縣逐鄉逐村對1995年前後有償獻血員進行調查統計和核對，全省1995年前有償獻血員共計18.3萬人，其中豫東南駐馬店、周口、南陽、信陽、開封、商丘6市有14.8萬人。1995年4月，國家預防醫學科學院來我省舉辦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學習班，抽查我省100多家血站1270份血樣，最後確證艾滋病感染者81例，其感染率為6.38％；1996年5月，衛生部再次組織對全國有償獻血員進行艾滋病流行病學調查，共抽樣36009人，發現艾滋病病毒陽性者278人，陽性率為0.77％，其中，湖北4.2％，安徽2.7％，四川1.75％，遼寧1.48％，廣西0.89％，疫情分布在13個省(區、市)。其中我省共計調查1666名有償獻血員，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例，感染率為2.04％。2000年12月，省政府組織的對上述地區艾滋病疫情抽樣調查統計，在7個灶性點調查376名有償獻血員，灶性點村莊有償獻血員感染率最高達48％，最低為16％，平均感染率為32.71％。在14個縣對有償獻血員調查1262名，感染率為3.01％。調查發現，有償獻血員集中的村莊艾滋病感染者比例較高，分散的有償獻血員感染率較低。” 文件給出了一個估計的數字是:河南省有償獻血員艾滋病感染者總數為2.31萬－3.35萬人。文件特別提到了因文樓村而著名的上蔡縣的艾滋病情況:2001年6月，上蔡縣政府上報有償獻血員3.5萬人，重點村莊12個，目前估計上蔡縣實際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可能在7000－10000人左右。 來自河南省有關部門的調查在王淑平的報告之後，很快在獻血員中進行了，民間的調查也在進行著，一位老人挑起了這項工作的重擔。 高耀潔是在1999年10月接觸到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她本是一位婦科醫生，曾因打擊非法遊醫而出名。有人給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豫南一個賣血專業村艾滋病感染很嚴重。來年開春，她租用了一輛車，拉了幾箱方便麵，開始了她的“防艾”之路。 2000年後的有力措施 國家領導人看望，派駐機關幹部監控疫情 2000年，文樓村艾滋病疫情經國內外媒體報道之後，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河南省對待艾滋病的態度在2000年前後180度大轉彎。 自2000年起的3年間，河南省迅速關閉了全部單采血漿站，與此同時，投入1.6億元專項經費加強血站規範化建設，大力推行無償獻血製度，有效切斷艾滋病經血液傳播途徑。 2003年6月，在河南省衛生廳的建議下，河南省政府建立了“河南省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製度”，並對下設的30多個成員單位在預防控製艾滋病性病方麵的工作職責作了明確分工，此次下派幫扶工作組，是落實該協調會議製度的一次具體行動。 2003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前往文樓村探望艾滋病人。結束文樓之行後，吳儀在鄭州與高耀潔醫生閉門暢談3個小時。雖然直到今天，高耀潔一般還不願透露3個小時中究竟談了什麽，但是，吳儀對高耀潔的信任同樣是一個信號的傳遞，這是對認為“艾滋病影響地方經濟”的否定。2004年3月12日，高耀潔被中央電視台授予“感動中國”獎。 2004年2月18日，河南省來自省級各部門的76名機關幹部從省政府大院出發，奔赴全省6市13縣38個艾滋病高發村。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監控疫情，協調救治，同時全力救助，督導協調有關部門，把省委、省政府確定的“六個一”(修一條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學校、建一所標準化村衛生室、建一所福利院、建一個黨員和村民教育活動室)工程落實到被艾滋病侵襲的土地上。 2004年7月26日，河南省再次進行拉網式篩查，9月11日，衛生廳廳長馬建中公開說，河南省共篩查出2.5萬名感染者，1.18萬現症病人。 2005年2月7日至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頂風冒雪，接連察看了上蔡縣幾個村莊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並與艾滋病人共度春節。隨後，河南省艾滋病防治辦公室傳出消息，年內，加強疫情高發地區鄉、村兩級衛生院(室)建設，提高縣級綜合醫院傳染科救治能力。全省要建立起完善的艾滋病醫療救治數據庫和報告係統，建立艾滋病醫療救治質量控製和療效評價體係。 寫報告者的離開 在文樓村疫情正式公開的前半年 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公開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此前半年，為謀生計和繼續科研，王淑平離開了寄身的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所，隻身去往她十分陌生的美國。 王淑平從北京回到周口後不久，一個退休的衛生局長悄悄對她說:“你別在這兒幹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煩。”第二天一早，這名已退休的局長站在臨床檢驗中心的門口大罵，邊罵邊砸牌子，“他一邊砸，一邊說，我今天打的就是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王淑平至今不知這位局長前後兩天反常表現的用意。接下來，中心的水電被停掉了，“還是有一些獻血員來做血檢，我們還是設法做工作。” 寫報告之後，王淑平接連碰到了多人前來中心找碴，反反複複被追問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樣、都做了什麽檢測。臨床檢驗中心的工作幾乎陷於停頓。“我們的工資隨後就被停發了，從1996年初開始直到1997年。”丁紅想起10年前的經曆，仍不覺得有悔意，“我們當時認為，這事早晚要暴露出來，我們做得問心無愧。” 1996年底，臨床檢驗中心被關閉。1997年初，王淑平離開河南，到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學習和工作。“她覺得連累了同事們，怪不得勁兒，也得罪了不少人。”丁紅說，“之後，她回到周口過幾次，但從2001年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在中心被關閉之後，王淑平給衛生部寫過三四次報告，匯報她和同事的處境，她最後選擇了離開，遺憾的是沒幫同事討回被停掉的12個月工資。 1996年12月，衛生部有一個獎項準備頒給對艾滋病工作有功之人，曾毅提名了王淑平，但最終她與此獎項無緣。 選擇更遠地離開之後，王淑平仍然在做著血液和病毒研究工作。在異國他鄉，她對來自故土的消息一如既往地關注，河南省數十個艾滋病村莊正在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幫助，病人正在得到藥物救治，這些消息讓她曾受傷的心稍稍欣慰。 2005年12月11日，河南省商水縣湯莊鄉一名女艾滋病人在寒風中死去，這是從河南艾滋病村莊傳出的一條最新消息。 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喻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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