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是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嗎? 一一六評張戒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延安整風是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嗎?

                           一一六評張戒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鍾馗再世

  延安整風運動(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整頓黨的作風的運動。迄今巳有七十八個年頭了，但是國際上一小夥反華分子和中國國內與國際反華勢力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公知們，總是時不時要拿延安整風運動來說事，對這場具有偉大深遠曆史意義的運動，總是千方萬計地惡意編造、捏造、毀謗、誣蔑、抹黑。延安整風都過去這麽多年了，為什麽那些國內外的魑魅魍魎們還是那麽耿耿耿於懷呢?因為他們對抗戰時期的延安軍民以及延安整風運動所創立的延安精神，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抗日戰爭勝利，新中國的誕生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害拍得發抖、害拍得要命，妄圖欺騙世人並擾亂世人的視線，從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時也恨不得把延安精神從地球上抹去，當然，這是癡心妄想。

  女文痞張戎及其不學無術的洋丈夫喬.哈利戴便是這夥國際反華勢力的馬前卒、傳聲筒。因為收了某國中情局的施舍，她和她丈夫就像哈巴狗似的擺著尾巴時不時也跟著吠形吠聲的狂吠幾聲。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鮮為人知的故事》）裏專辟一章（見此書第206頁到221頁）來攻擊當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我們仔細閱讀該章中的內容並對比其他反華分子所寫的相關文章，發現女文化流氓張戎及其洋鬼子丈夫是笨鸚鵡學舌，沒有什麽新意。她在書中所寫的東西，都是從反華勢力那裏照搬、照抄、批發而來的。整篇文章東拚西湊、東拉西扯，甚至斷章取義，把根本沒有或不存在的事和人，硬生生給惡意編造出來，仿佛當年張戎這個女文痞及其洋鬼子丈夫就在現場似的。

  在這一章的開頭，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在文中先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這對毛澤東的打擊非同小可”因為“蘇聯是他的資助人，自顧不暇的蘇聯顯然不能對他像以往那樣幫助了”，因此“多少天來，毛都睡不著覺”，接著張戎這個女人又寫道：“斯大林日夜擔憂東西兩麵受敵，要中共牽製日本，保證在日本侵蘇時幫蘇聯打日本。”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還造謠“斯大林親自給毛打過幾次電報要他牽製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國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戰前夕，幾次毛都婉言拒絕。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蘇聯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議他們誘敵深入，退到鳥拉爾山脈去打遊擊。”甚至還進一步造謠說“有人說毛拒絕幫忙是認為蘇聯快不行了，崔可夫將軍甚至說毛想利用希特勒的進攻取代蘇聯。有流言說毛曾說：‘斯大林打不過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拚不贏八年的法西斯’。”還無中生有地說：“為了鼓勵毛行動，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負責人)七月七日發電報說，這就陸續寄一百萬美金來。”又造謠說：“不久以前，毛還在對莫斯科說他的軍隊如何強大，光八路軍就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九人(看，這個數字居然精確到個位數，引自哪裏也沒指明，可見造假十分明顯)。可現在毛對莫斯科申辯說他的部隊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據地在縮小，彈藥快沒了一一形勢日益困難。’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如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是不很大’”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還寫道：“蘇聯那時是中國的主要、甚至僅有的同盟，向中國提供抗日的軍火物資，愛屋及鳥。人們也就認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以上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6一208頁）

  這裏所說的既東拉西扯，又東拚西湊，矛盾百出，完全是惡意編造、是造謠、是誣蔑。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在惡意編造、造謠、誣蔑方麵，可謂是做到了極致。

  中共從來也未收到季米特洛夫”陸續寄來的一百萬美金“。而對於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反抗德國法西法的戰爭，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一直是從多方麵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和聲援。德國法西斯1941年6月22日突然進攻蘇聯，毛澤東立即於6月23日就在中共中央黨內作出了《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

  毛澤東在指示中明確指出：“德國法西斯統治者已於六月二十二日進攻蘇聯。此種背信棄義的侵略罪行，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鬥爭的一切民族的。”

  毛澤東在黨內指示中強調：“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對法西斯奴役。”

  而中國共產黨在這場鬥爭的任務，毛澤東在黨內指示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的任務是：

•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 :
• 對於大資產階級中的反動分子的任何反蘇反共的活動，必須堅決反抗。
•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06頁）

除此之外，毛澤東在此之前還陸續寫下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五月）、《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反對投降活動》（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等等一係列關於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論著、文章、黨內決定和指示(以上均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28一一763頁)。

  事實上，按照毛澤東上述所有關文章、論著、決定、指示所閘述的戰略思想，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根據自身的情況，一直在日占區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遊擊戰，運動戰，殲滅戰，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極大的打擊，收複了許多失地，擴大了抗日根據地麵積，解放了幾千萬被日本強盜奴役、蹂躪、受苦受難的同胞。

  由此可見，從當時國際國內的情況來看，毛澤東從戰略上所製訂的抗日、反攻、維護統一戰線的一切方針、政策、戰略，是完全正確的、是完全符合我國當時的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實際的，是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戰鬥的。一切事實都給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一記重重的巴掌，徹底揭穿了她的一切謊言和醜惡嘴臉，揭穿她實際在替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塗脂抹粉的真實意圖。

  張戒這個女人還對延安邊區根據地、對中共領導人、對邊區老百姓的生活進行攻擊、誣蔑、抹黑一番。胡說什麽

  “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祕，為之顛倒。《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全城”“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又說什麽“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裏。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見張戒《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8頁）張戎這個女文化流氓為了證明延安的“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的假象，舉了幾個例子：一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二是“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二是“穿著也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紮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囗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9頁)，

  這段話沒加任何詳細說明。仔細揣摩這一段編造，著實讓人感到，這也太離奇、太可笑了。我們不禁要問：張戒是1952年出生，那時張戎和她的洋鬼子丈夫還不知在哪裏，閻王爺太約還把他們壓在地獄的最低層，還沒讓他們投胎人世間吧。就算張戒的老公比張戎大十幾二十多歲吧，結婚時是她的老外老頭吧，那麽上世紀四十年代，也頂多是個兒童或少年，怎麽會知道上世紀四十年代當年的延安的呢?怎麽會連老百姓、中共領導吃什麽，穿什麽樣衣服，以及他們吃的、穿的，有什麽不一樣，甚至連毛澤東穿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這不是讓人可笑至極嗎?同樣可笑的，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還硬生生的編造出一個為毛澤東“洗洗補補的傭人”來，張戎編造說：“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隻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見張戎的《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9頁），這段話編造得也很離奇、也很可笑。第一、沒有說明那位傭人是在什麽地點、什麽時候告訴他們的，這就跟上麵的編造一樣，上世紀四十年代，張戎及其洋鬼子丈夫還在十八層地獄之下，難道閻王爺發善心，讓他們到人間來逛一遭，還到過陝北的延安不成?第二、既為棉襖，那有空心的，倘若空心，那就不叫棉襖。第三、“一個為毛洗洗補補的傭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毛澤東穿的衣服褲子補了又補卻是確確實實的。一次在《延安大生產運動的動員大會》上作報告時，毛澤東穿的棉褲左右褲腳上就各補了一個很大的四方形補丁。建國後他穿過的睡衣到逝世後，人們整理遺物時才發現睡衣補了七十多個補丁。這件睡衣現在就陳列在毛澤東紀念館裏。

  張戒這個女文化流氓說到延安的不平等、搞特權時，還誣蔑說：“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或有自已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的幹部要麽不生孩子，要麽自已想法子對付”“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以上見張戒《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9頁)

  張戎這個女人甚至還惡意造謠調侃：“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一一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

  ”說到這裏，張戎又硬生生造出一個叫做“司馬璐”的，在醫院裏看到的一場戲“一一兩個江西佬，胸前還掛著“長征紀念章”，跟指導員大吵大鬧的咆哮著要離開延安的場麵。(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10頁)

  張戎這個女人在這裏說的話，句句都是謊言，沒有一句不是誹謗、誣蔑、造謠和抹黑。跟國民黨的宣傳，反華勢力和公知們的叫囂如出一轍，與之相比毫不遜色。

  那麽，當年的革命聖地一一延安，到底是“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呢，還是革命誌士人人向往的聖地?下麵，就讓我們來聽聽當年訪問過延安的各界人士是怎麽說的。

  根據陝甘寧邊區延安交際處的相關檔案記載，僅1938年至1941年期間，訪問延安的國內外人士就達到七千人之多。其中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蘇聯、印度、西班牙等國家的人士就有600多人。來自國外的有記者、醫生、軍人和愛國華僑領袖，來自國內的有愛國民主人士及其他跟共產黨持有相同觀點、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各界人士，還有美國政府派遣的“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觀察組）

  到延安訪問的愛國民主人士有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這6人是國民參政員，為了促成國共商談而訪問延安的。回到重慶後，黃炎培先生寫下了《延安歸來》一書，並於同年8月在重慶國訊書店出版發行。此書初版2萬冊沒幾日便售罄。書中以一位民主黨派人士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親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圍，介紹了一個充滿朝氣的真實延安。此書一經出版發行，轟動了整個重慶，乃至全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國民黨當局對此驚慌失措，隻好對此書進行查禁，由此而在國統區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

   想不到黃炎培到延安訪問的第一個印象是：“延安是經過幾次日寇的大轟炸，最近從瓦礫堆上，建築起房屋來，成為疏疏落落的街道，當然說不到繁榮。但在新市場區域，把重慶來比，仿佛像信義街、棉花街一帶，中間不斷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類似於合作社的組織。中間不少數量的商品，是公務員家庭製造出來的。警察是沒有見過。遊民，他們叫做`二流子`，也絕對沒有的。”(見黃炎培著《延安歸來》，國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第7頁)

  給黃炎培先生的第二個印象是：“說到人物，我願意先談談延安的民眾。現在延安有五萬人口，其中三萬多是公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等。這種人員不論男女都穿製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眼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絕對沒有襤褸汙穢的流浪者。女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樸實和體格的健全，卻從沒有發現過鄉紳士式的男子，和塗脂抹粉、灑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裝束的女子。

  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事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相象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沉靜篤實中帶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的樣子。真是出於意外。”(同上，見第9一一10頁)。

  給黃炎培先生的第三個印象是：“我們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裏，看哪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已去。可惜我們時間實在太短，沒有有能出延安，到四鄉去走動。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實在太少。就所看到的，隻覺得一切設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絕對不唱高調，求理論上好聽好看。舉幾個例子，他們知道貧農的要求，不一定在乎自有其田，隻在乎有田可耕，而減輕租額，於是變分田政策為減租保租。他們知道貧農要求有錢可借，而減輕利率，於是不禁止債主放債，但嚴定減租保息。有人講懷疑中國共產黨在開倒車，然毛先生說：那些都是黨八股，萬要不得。他們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貧且病，隻在都市設醫院，施醫給藥，是不夠的，於是組織醫療隊，巡回四鄉，醫和藥是送上門的。他們常常抓住一人或一個地方辦出優良成績的，來一個擴大運動。離開延安二三十裏吳家棗園吳滿有耕地辦事成績好，贈他一個勞動英雄徽號，各地舉行大規模吳滿有運動。毛先生說，我們要打倒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要向老百姓學習。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知識分子多一點。讀了馬克思主義，沒有能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曆史實際，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理論，做了中國共產黨員，看不見中國，隻看見書架上的革命文獻。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少一點好。他主張有些書本知識的人，快回到實際工作裏去。這都是中共三年來的新方針。至於執行得比較徹底，不馬虎，在延安的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

  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同上，見第13一一14頁）

  我們再來看看黃炎培先生在日記中又是如何描述延安的:“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都沒有看到館，沒有看一個遊手好閑的人，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麵帶煙容而頹唐的人。”

  “絕對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額，都就地補充。這裏也常有誌願從軍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願赴東北，政府替他們餞行，勉勵了他們不少話。”

  “政府好像對每一個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負責的。醫院不多，但有若幹醫療隊，巡回各鄉村替老百姓看病。”

   “富戶雖是把一部分的田分掉了，但餘下的田，收租倒有了擔保。這裏現行的政策，對田主們替他們保租，但須減租。對債主們替他們保息，但須減息。到處有廟會，不禁止的，但趁此舉行各種有關教育衛生宣傳。”

  “這裏公務員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給的，每一公務員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單衣一套，襯衣一套，棉鞋單鞋各幾雙。每日米二十兩（今年為了備荒，改為十六兩，有的人特別報效，自動改為十五兩），蔬菜一斤。每月豬肉二斤（去年三斤，為了備荒故減），油一斤半。

  生育一切公費，連紙都由公家供給。孕婦產前公家車送醫院檢查。嬰兒六個月以下，公家給錢。以上到一歲半，每月給麵二十斤。母親如乏乳，則供給牛乳。

  醫藥公費，其他用品，如紙筆等，皆供給，但有限量。作家特別優待的，例如作家領取紙筆，不加限製。

  體弱的皆給保健費。並非體弱，但有特殊情形，如年齡過高的也得用保健費名義加給。這種保健費多少不等，每月由幾千元多到一萬元。

  政府獎勵每一公務員和他的家屬努力生產，或就屋旁餘地種蔬菜，或紡紗織布製衣服及一切手工藝，如兒童玩具等，這種生產所得，都歸他本人的。這是一筆很可靠的生活補給。而街頭日用品的豐富，以及墻根屋角沒有閑地，也就為這一點。”（見黃炎培著《延安歸來》，國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28、30、31、33、34、35頁）

  當年到延安訪問的，先後還有梁漱溟、李公樸、趙超構等為代表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參議員的身份奔赴延安。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約三個星期，與毛澤東進行了兩次長談，甚至爭論。之後又到各地進行參觀，並訪問了陝甘寧邊區。後來梁漱澳回憶這段往事時，他動情地說：“現在回想起這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見白吉庵 李仲明著《梁漱溟口述實彔》，團結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99頁)

  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麽一一抗戰以來自述》中““記載：“然而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裏的氣象卻是活潑，精神卻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穀，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製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的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同上，見第99頁、第100頁）

  那麽，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又是怎樣看抗日戰爭時期中的延安的呢?

  陳先生在華僑中是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於一身的著名華僑領袖，是愛國華僑的典範，也是南洋一帶有名的富商。蔣介石想通過陳嘉庚在華僑那裏撈到一筆巨款，所以對陳先生一行的回國訪間，作了精心的安排。如組織了幾千人的重慶各界人士和新聞記者到機埸歡迎陳嘉庚一行。但這些歡迎人群中男的西裝革履，女的旗袍高跟鞋，甚至還塗脂抹粉。陳先生一下飛機即向新聞記者闡明此行的目的。他說：“此行回國，一是向抗戰軍民致敬慰之音；二是考察戰時國內狀況，帶回南洋向華僑報告，使千萬僑胞增加愛國熱心，以外匯財力資助祖國抗戰。“至於慰勞行程，他鄭重表示：“第八路軍所在地延安，如能達到，餘亦擬親往視察，以明真相，庶不負僑胞之委托。”

  國民黨當局對陳嘉庚擬前往延安視察十分不安，竭力阻撓。誣蔑共產黨“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狀如土匪”等等。還惡意攻擊“中共破壞團結”、“不服從中央”、“八路軍、新四軍遊而不擊、專事磨擦”等。蔣介石為了防止他傾向中共，大罵共產黨“無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棄義”，一連說了中共許多的壞話。

  蔣介石為了博取陳嘉庚這位南洋華僑愛國領袖的歡心，光在重慶一地即準備了八萬元經費進行接待，舉辦了一係列大大小小的宴會。不料陳先生對這樣的排場、奢侈、浪費卻極為反感，他認為正當軍民艱苦抗戰之時，不該如此鋪張浪費。為此，陳先生特地在報刊上發文：“我們巳帶來慰問團一切費用，無需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費用，在此艱難抗日時期，應當極力節省無謂開支為佳。”特別是接待陳先生的富麗堂皇的嘉陵新村，居然是國民黨大官私邸，使他極為驚訝!當他聽到那座雄偉新穎富麗的嘉陵賓館竟是孔祥熙私人所開時，更使他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長期擔任行政付院長、院長，又兼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竟公然搜刮民脂民膏私營企業，而國民黨監察院卻不問不管，可見國民黨大官們貪汙營私腐化成風，並非空穴來風、並非虛傳。

  然而，當陳嘉庚先生繞過層層阻撓、越過一路上國民黨當局精心組織安排的誣蔑共產黨的表演，決意要去陝甘寧邊區、去延安探個究竟、探明真相，到達延安時，他又看到怎樣的一番景象呢?

  當陳嘉庚先生等人於5月31日到達延安時，首先映入他眼前的是，來迎接他等一行人的群眾隊伍也有三四千人之多。這些聚集在道路兩旁的老百姓，雖然身上都是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不像重慶接待團5000多人穿著西裝革履、或花裏花俏的，但是延安的老百姓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幸福、淳樸的笑容，十分自然，就像是在迎接自已的親人一般，這是裝不出來的，讓陳先生一下子感到十分的親切。

  迎接陳嘉庚先生的還有共產黨中央的許多領導人。當陳先生下車走到沙堆上時，看到一位中年男子穩步走剄陳先生麵前，熱情地握著他的手道：“陳先生，我們可把你盼來咯!我是毛澤東。”隨後毛澤東把他引進住自已的窯洞中。這使陳先生大吃一驚，中共的領導竟然如此隨和，住在這樣一個簡陋的地方，真是想象不到!他們簡單聊了幾句後，就到晚餐時間。陳嘉庚先生原以為中共會擺出一桌山珍海味佳肴來討好自巳，可是到了就餐時，看到的一切卻令他大跌眼鏡。像樣的餐桌都沒有，是一張大桌麵搭在破舊的小方桌上，桌麵坑坑窪窪，鋪了幾張舊報紙或雜誌用以遮醜。所謂的晚餐就隻兩菜一湯，兩菜是大白菜和豆角，湯則是雞湯。

  毛澤東是這樣說明：“陳先生，請你諒解啊!我們這裏實在拿不出像國民黨那樣的大餐，這兩個菜是我自己種的，這個雞湯則是鄰居大嬸唯一的正在下蛋的母雞，她聽說我這裏有自遠方來的貴客到訪，說什麽也要宰了雞，熬了大罐子的香濃的雞湯給我們送過來。這裏的老百姓都很樸實啊!”見多織廣的陳嘉庚先生聽完此話後，竟然止不住地哽咽。使陳先生看到這整座延安城都遍布著共產黨的質樸純潔，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官民關係非常融洽而和諧，這裏的所有人都有著樂觀向上、飽滿的精神狀態。

  實際上，毛澤東請陳先生的這頓晚餐，如果按錢來計算還不足1.5元。

  陳嘉庚先生從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在延安地區總共度過9天。時間雖短，但這9天卻是他畢生難忘的9天，也是他難以忘懷的經曆。在此期間，他不顧已67歲的高齡，廣泛接觸了各界人士，悉心進行多方考察研究，拜會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以及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多次與他交談，闡明共產黨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團結各黨各派、各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共產黨的主張和建議等。聽取朱德總司令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占區打遊擊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建立敵後抗目根據地以及國民黨頑固派包圍陝甘寧邊區、製造兩黨摩擦等情況。並與財政、公安、司法各界負責人進行多次深入交談，參觀考察了女子大學、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埸及安塞鐵工廠、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和歡送會。通過這些活動與接觸，使陳先生眼界大開，展現在他麵前的原來是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神奇世界。

  陳嘉庚先生在延安隻9天的時間，但他接觸各界人士，考察地方比較多，給他留下了許多深刻的印象。下麵我們僅舉幾例：

  其一是，身為共產黨的領袖，住的窯洞卻十分簡陋。進了毛澤東的窯洞，隻見墻上掛一幅地圖，陳設簡單，僅十幾隻大小不一的木椅，一個舊式鄉村民用木桌，並無其他能看得上眼的擺設。這跟陳先生在重慶被蔣介石招見，到蔣豪華官邸所看到的一切，真是天壤之別。

  其二是，有天午飯後，陳先生到延安新市場散步，看到道路兩邊有許多商店，買東西的人還較多，說不上熙熙攘攘，看去還較熱鬧，生意興隆。人們告訴他，這些商店大多是私人開的，陳先生不相信。後來就直接去問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資本?要抽多少稅?”南漢宸回答：“資本有多有少，多的10萬、20萬，少的數十元、上百元。我們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麵商人做生意，對他們辦的商店抽稅很輕很少。”陳又問：“對農民怎樣抽稅呢？”南答：“這要根據收成的好壞來定，每季收入超過400斤的每百斤抽幾斤交稅，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說到這裏，陳嘉庚先生完全改變了國民黨所宣傳的“共產黨有產必共”的看法。

  其三是，陳嘉庚先生在延安期間，很喜歡跟在延安學習的華僑或閩南藉學生交談，對他們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們談到邊區實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已選村長、鄉長和縣長，陳先生提出疑問：“老百姓不識字的多，不會寫自已想選的人的名字，怎麽選舉呢?”學生們告訴他：“開選舉大會時，候選人都背對群眾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後麵，每個人身後放一塊碗，候選人看不見老百姓選了誰。監選人按應選出的名額給每個選民發幾粒豆子，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已所信任的人碗裏。最後，誰碗子裏的豆子多誰就當選了。這就是無記名投票。”陳先生聽後不禁哈哈大笑，他風趣地稱之為“豆子選舉”，認為它體現了共產黨辦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風。

  其四是，陳嘉庚先生在延安期間，毛澤東到他下榻的窯洞拜訪幾次，或同午餐或共晚餐。陳先生還應邀出席演講會。他發現中共領導人對他的接待和國民黨當局有很大的不同。同是歡迎或接待，中共當局和領導人樸素而誠懇，而國民黨當局及其官員卻是奢侈而虛偽。陳先生與毛澤東多次會見，其間發生的一些小事，頗引起他的注意和驚奇，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如一次在和毛澤東談話，一些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來到，不敬禮便坐，並參與談話，絕無拘束。還有一次，毛澤東在辦公室與陳先生談論南洋情況，總司令部的人都可以參加，頃刻間席位告滿。有一位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擠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就把自已身軀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舒服一點。還有一次，毛澤東陪同陳嘉庚先生逛新市場，毛澤東穿著並不比當地趕集的農民好多少，來來往往各式各樣的人與他打招呼，有的人還停下來和他聊幾句，大到對邊區政策的建議，小到家裏的紅白喜事，人們語無顧忌，毛澤東都能認真地聽。陳先生想，這種事情在國民黨統治區是絕對不會有的。

  其五是，陳嘉庚先生是一個很細心的人，為了證實所聞所見的真實，特意單獨一個人與許多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男女學生，以及他自已創辦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投奔延安而來的學生，多次敞開暢談，就心中所疑詳細詢問，這些學生們也都能夠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反映延安的真實情況，他們的所聞、所見、所談跟陳先生的所見、所聞都是一樣的。這樣一來，陳嘉庚先生的心完全踏實了。延安地區確實與國民黨統治區完全兩樣。

  其六是，通過實地考察，陳嘉庚先生對延安地區最好的印象有這樣幾個方麵：第一，沒有苛捐雜稅，不像國民統治區捐稅多如牛毛。第二，領導人廉潔，他們的薪金跟一般幹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稱津貼。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豐厚薪俸，以及貪汙舞弊、中飽私囊形成鮮明的對照。第三，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失業的人，人民生活過得去，不像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第四，領導與群眾平等相處，不像國民黨統治區等級森嚴。第五，治安好。第六，男女嚴肅。第七，樸素成風。

  陳嘉庚先生此次訪問延安，發現了在黑暗的中國還有一個光明的地方，看出中國已經出現了救星，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於是他在《南僑回憶錄》的序言中寫道：“餘久居南洋，對國內政治，雖有風聞而未知其事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麵宣傳，更難辨其黑白。”“及至回國慰勞，並至延安視察，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新之基礎。餘觀感之餘，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結束行程，準備返回新加坡時，陳嘉庚先生還十分激動地對秘書說：“中國有救星，勝利有保證，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回到新加坡後，陳嘉庚先生一直想著要為延安的軍民提供一些經濟和物質上的援助。他想到，尤其是作為領導人的毛澤東甚至連一輛專車都沒有，平時不少時間都花在走路上，辦事效率大大降低。不久後，一大批物資運往延安，包括軍需、醫藥品，以及兩輛美國“福特”牌驕車。有關部門研究完分配意見後決定：一輛驕車作為公用，另一輛給毛澤東當專車。可毛澤東得知後卻提出修改意見，將其中一輛分配給負責指揮作戰的朱德總司令，因為戰事繁忙，朱總司令經常需要奔波，有了轎車後，可以省去很多麻煩。而另一輛毛澤東提議分配給一些年齡較大的同誌，他們年事已高，身體不方便，因為隻剩下一輛，便由幾位同誌共同使用。

  很顯然，毛澤東寧願自巳多走些路，也要將僑領贈送的驕車分配給更需要的領導人和年事高的同誌使用。

  而張戎這個女文化流氓卻編造“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裏唯一的一輛汽東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9頁）。                                                                                   

  這純粹是一派胡言、誣蔑！  

  張戒這個又化女流氓說的是一輛雪佛萊半噸重的貨車，車身上赫然寫著“救護車”三個大字，尤其顯眼。三個字的上方漆著一個大紅十字，下麵寫著：“紐約華人洗衣聯盟有限公司捐贈”。毛澤東連陳嘉庚先生贈送的福特小驕車都改配給需要的同誌，會將這樣的傷病員“救護車““私有化了”，“做了專車”、“小包車”嗎?

  “就吃來說”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誣說“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品”（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8頁），到底有沒有“特殊的營養品”?上麵民主人士和愛國僑領親臨延安考察、訪問所看到的真相，已足以駁斥張戎的謊言了。不過，還有一件動人的事不得不提一提。著名的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女士考慮到延安物質匱乏，曾特地托人給幾位共產黨的領導捎來了營養品。可他們都舍不得食用，全都送到了當地的幼兒園，給幼兒園的孩子們食用。在他們的眼中孩子們正在長身體，是未來的希望。

  抗日戰爭期間，到陝甘寧邊區延安和抗日根據地釆訪的還有英國、法國、美國、蘇聯等國的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塔斯社進步記者。

  那麽他們又是如何來看待陝甘寧邊區、延安的呢?真的有如張戎這個文痞所說的“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嗎?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於1936年6月3目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中國紅色區域，到延安采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在延安，毛澤東多次與他長談，有時甚至徹夜長談。毛澤東與之敞開心扉，氣氛十分融洽。還邀請他參觀了自己住的窯洞。斯諾寫道：“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裏，四壁簡陋，空無所有，隻掛了一張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麽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時衣物一一包括兩套布製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見埃德加.斯諾著《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董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第73頁）。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豪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麽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一一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一一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同上，第69頁、第70頁）

  “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局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一一至少現在還沒有一一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作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一一每個人都這樣叫他一一或不景仰他的人。”（同上，第70-一71頁）

  “毛澤東的夥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就很隨便。”（同上，見第74頁）。

  看，延安有如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所造謠的“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笫208頁)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兩次當他講到巳死的同誌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晴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裏有幾個饑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士告訴我，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杷自已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的。”（同上，第77頁）。

  看，中共的領導有搞特權嗎?

  斯諾不畏艱險，排除各種阻撓，於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國西北革命根據地，即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進行長達四個月的實地采訪，向全世界作了真實而客觀的報道。他根據采訪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出版後發行全世界，一版再版，始終成為暢銷書。它是最早也是第一本向海內外客觀而真實地介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書，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至今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通俗讀物。

  到訪延安的第一位英國記者是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詹姆斯.貝蘭特。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接受了他的釆訪。貝特蘭多次與毛澤東深入交談，計對貝特蘭提出的問題，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談話，後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為題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73一386頁），被人們所熟知。在貝特蘭看來，毛澤東雖然不拘禮節，卻有一種知識的力量和卓越的威儀。貝蘭特還釆訪了延安的工人、農民、軍人、手工業者等，深入考察中國共產黨如何動員社會備方投入到這場偉大正義的戰鬥。他通過深入走訪，從職業記者的角度，記錄下自已對延安革命根據地的看法：“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給人以蓬勃朝氣和希望的感覺。這個小小的山城曾經是防禦北方異族入侵的要塞，現在成了抗日的基地，熱氣騰騰，充滿活力，男女青年為了今後的長期奮鬥在興奮地接受教育。”同時，貝蘭特也認為，延安邊區和以前的‘蘇區’是不同的，因為邊區的政治是全國最接近於真正民主的政治，邊區實行戰時經濟，貫穿著‘抗日’的教育方針和實行群眾的多方麵動員。正因為這樣，延安與中國其他地域相比，顯得十分出色。“對於許多中國青年，這陝北的一個小小山城的價值是不可比擬的。它是一個象征，象征一種從許多年的艱苦萬狀的戰裏鍛煉出來的領導。這種領導，中國正需要它。“

  此後，貝特蘭不畏艱險，前往晉南八路軍總部和由賀龍領導的120師駐地進行實地釆訪。在華北戰場前沿地區，貝特蘭還先後采訪了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等多位中共及軍隊高級將領，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領導人產生了由衷的敬佩，被延安的蓬勃朝氣深深吸引，更加相信中國抗日的希望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他寫出了《華北前線》一書，其中對華戰區整體情況和抗日戰場部分戰役的報道，加深了世界對中國抗戰的了解，也堅定了中國人民戰勝日寇的信心，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

  1944年6月9日，岡瑟.斯坦因(英籍)作為《曼徹斯特衛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特派記者，也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釆訪。斯坦因在延安開展了長達五個月的釆訪活動，他參加各種集會，訪問參觀工廠、農村、機關、學校、報社、監獄等等，接觸了延安各階層人士。

  在延安期間，他單獨釆訪毛澤東，毛澤東和他進行過多次長時間的會談。毛澤東堅定的信念、充沛的精力和十足的耐心，都給斯坦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毛澤東給了我充分的時間，對我的問題作詳盡的答複。對於我記者式的追問，沒有人像他一樣的耐心了……毛澤東沒有回避我的任何一個問題。我認為他堅定不移的信念是誠實的。”

  在斯坦因的眼中，延安顯得安靜、和諧、繁忙而有條不紊，雖然條件很差，但人們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和對敵鬥爭必勝的信念。延安的物質是缺乏的，但能自已豐衣足食；延安的生活是儉樸的，但人們和睦相處，在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延安沒有重慶的那樣繁華，但它是中國的希望。

   1945年，斯坦因根據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寫成了3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實彔一一《紅色中國的挑戰》。該書在美國出版後，立刻在西方國家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強烈反響，增進了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了解和同情，澄清了外界對中共所散布的種種謠言和汙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國際知名的美國作家，她十分關心和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她多次訪問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和延安。1946一1947年，斯特朗第五次來到中國，先後訪問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東北和華北解放區，將實地采訪的素材和所見所聞收集整理，寫成了《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該書於1949年在美國出版，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引起廣泛強烈的反響。斯特朗在書中寫道：“在延安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兒，就是‘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這些詞兒似乎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涵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斯特朗在延安訪問期間，毛澤東在楊家嶺的住處接受了她的釆訪，進行了長時間交談，她看到毛澤東住在兩間窯洞，裏間是寢室，有一張木床，一個木方凳，一個木箱；外間是辦公室，有一個舊書架，一張作為辦公桌的舊方桌，還有一些小方凳。斯特朗到毛澤東住處釆訪毛澤東後，在訪問記中讚歎地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在寒冷的窯洞，憑借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裏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斯特朗與毛澤東長談，毛澤東回答了她提出的許多當時國內外都十分關注的問題，後以《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為題，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1一1196頁）。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給當時正在謀求獨立和解放的各個國家及其人民以極大的鼓舞、鬥誌和力量。

  到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和延安釆訪的著名外國記者、作家，還有哈裏森.福爾曼和尼姆.威爾斯。他們根據自巳釆訪、考察所見所聞獲得的第一手真實材料，福爾曼撰寫了《北行漫記(又名“紅色中國報道”)》一書；威爾斯撰寫了《續西行漫記（又名“紅色中國內幕”）》。這兩本書跟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一樣，出版後在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這三部書公允真實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紹了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國際進步力量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還有著名記者、作家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毛澤東印象記》、《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愛潑斯坦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從陝北回來》等。這些專著，都客觀的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延安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介紹了軍民團結殺敵的英勇鬥爭，駁斥了國民黨的種種汙蔑不實之詞，同時也深刻揭露了日寇的種種暴行。

   這些外國進步記者未赴中共抗日根據地、邊區和延安之前，聽到的差不多都是國民黨歪曲事實的宣傳，他們都很想親自到根據地、邊區和延安探個究竟。國民黨當局和蔣介石對此是十分害怕的，所以，千方百計編造各種理由，設置層層關卡加以阻撓。但是各國進步記者還是不畏千辛萬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國民黨當局設置的種種阻撓，抵達了根據地、邊區和延安。他們看到聽到的卻是跟國民黨當局所宣傳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朝氣蓬勃、民主、平等的嶄新天地。這在他們所撰寫的書中均有反映和詳細描述。

  即使美國政府派出的軍事觀察組，到了以延安為中心的地區考察後，也發生了180度的改變，前後的看法、認積截然不同。美軍觀察組一行18人，由美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帶領，他們從1944年7月到1947年4月，曾考察了延安、陝甘寧邊區和晉綏等多地。

  組長包瑞德本人就極端反共，但政治立場並沒有影響他的專業判斷。觀察組向美國政府發回的數百份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前途握於中共，而不屬國民黨”“救中國非共產黨力量不可”，這個正確判斷早已被曆史所證明。

   觀察組成員對國民黨區域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征兵當局用繩子將壯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這種被捆著當兵的人，從未見過。”包瑞德還回憶說：“在華服役期間，我有好幾次看見國民黨的軍官，其中包括一位兩星將軍抽打士兵的耳光，這種情形我在共產黨區域從未見到過。”

  觀察組的另一位成員約翰.高林則對隨時出現在街頭漫步的中共領導人印象深刻，他寫道：“領導人輕鬆地在他們的人民當中走來走去。”“士兵和軍官在輕鬆的同誌式友愛氣氛中，相互談天和開玩笑。在集會上不安排座次，在討論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簡單地被稱作‘同誌’。”

  組員謝偉思則在他來到延安的笫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個世界。”

  幾十年後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憶錄中還這樣陳述他對中共的印象：“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麵，即或有什麽人在站崗，這對於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參考資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2021年5月19日；《光明日報》，2021年7月24日，第10版）

   然而，張戎這個女文化流氓對懷著一顆革命熱情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卻誣說什麽“對年輕的誌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麵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讓我們來看看哈裏森-福爾曼是怎麽說的？

  在西安時，在記者團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安排記者們到位於西安飛機場附近的“勞動訓練營”(又稱集中營、勞動營)參觀、采訪。但國民黨為記者的到來已作了精心而充分的準備。

  福爾曼寫道：“我們在營裏四處走走看看。這裏的住處雖然擁擠了一些，條件卻不是太差，嶄新的毯子、嶄新床單、嶄新的毛布，一切都擺得井井有條。學生們身上的製服也是新的。男生的頭剛剃過，襯著被太陽哂黑的臉，泛著青光。我們偷偷向教窒看了一眼，隻見學生們全都挺直腰幹坐著……

  這以後，我們被帶到操場，去觀看學生們的體育活動。我隨意挑了幾個女學生，首先問了一些很普通的問題。她們每個人都咬定自已是自願來這裏的。其中一個人扯得較遠，她說自巳是看了當地報上的廣告以後來的。那麽，是否能隨時想走就走呢？她們似乎避免正麵回答這個問題。一個說，‘我的體質還不合格’；另一個說，‘我要完成我的課程’；第三個說，‘我還沒完全清除長期與共產黨相處而受到的汙染。

  “聽到這些令人生疑的回答，翻譯和女學監都寬厚地笑了。24歲的羅清秀小姐說，她自1942年從共產黨地區出來就一直在營裏。最初為什麽去延安？她說那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強製抓去的。早在1935年，她和她富有的雙親在四川過著寧靜而和平的生活，當紅軍在著名的長征中經過她家鄉時，把她的父母、叔叔和兄弟都殺了，並把他們的頭顱扔到井裏，然後把她帶到了延安。在延安，她馬上進了新的共產主義大學。幾年後她逃了出來。因為她不喜歡她的老師。她的老師教的盡是謊言，哄騙青年人。

  23歲的傅秀英小姐說她也是四川富庶人家的女兒。紅軍也殺了她的父母，將她帶到延安。她目睹了父母被殺。在長征途中她不敢嚐試逃跑。到延安後，她才找了一個機會逃出來，直接到了訓練營。傅秀英顯然把日期弄顛倒了。她在1938年逃出延安（在訓練營成立之前），1941年才到了訓練營。最後她說因為沒有家，所以希望在營裏至少再呆三年。

  翻譯早就在拉我的袖子，說現在我們該去和其他人一起喝茶了。

  在茶話會上，接待我們的是訓練營的主任，還有12個據介紹是學生代表的年青人。主任簡短地講了幾句。他承認，雖然絕大多數學生都是自願來校的，也有少數是‘犯了軍法‘被監禁管製的。

  這些學生代表很友好，回答問題也毫不在乎，事實上他們個個都顯得急於受到釆訪。趙青小姐曾於1938年到過延安，是和她的同學一道去的。她家在鄭州，聽到共產黨的宣傳，說是延安正在開展許多救國救民的工作。在延安，她花4年時間在一醫院學習護理。然而，她發現那裏的一切完全不如她所想象的好。共產黨的宣傳告訴她，要相信延安是一個有崇高理想和目標的地方，但是她在那裏的4年中完全沒有找到這些。共產黨無情地對待病人，而仍不以為恥，這使她感到傷心。他們強迫她入黨，她認為這不合適，最後便大膽地翻山逃走了。在邊境她受政府軍的優待，他們告訴她很多有關西安籌辦這個訓練營的情況，她要求允許她進入那裏。在這裏她巳經度過了兩年時間。究竟還要多久才能使自已改造誠一個新人？她沒有把握，但是希望不要太久。講完這些話後，她對著主任笑了笑。主任坐在桌子對麵，對她的故事表現出很大興趣。好象他以前從未聽她說過似的。

  有一個叫周文成的學生說，他是一個陸軍少校，在賀龍的參謀部工作了5年。

  “有一次，我們與日本人的駐地十分靠近。”周說，“當時以為會與石友三將軍手下的中央軍合作進行襲擊。那是1940年2月2日，在河北一個小地方衛縣。但是令我們驚異的是，賀龍命令去襲擊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央政府軍。我們殺了他們四、五百人後，石友三（石友三，國民黨軍第39集團軍總司令，陸軍中將。1940年企圖投靠日軍，被蔣介石下令活埋。一一譯注）的殘部才逃離了。”

  “賀龍為什麽下這樣的命令?”我問。

  “因為他想擴大地盤。所有共產黨都這樣。”他口齒伶俐地回答。

   後來，當我向賀龍問起此事時，賀龍嘿嘿地笑著說：“從未聽說過此人，而且，無論是我還是我的部隊都從未到過那地方。”

   寫到這裏，我還是先放下這段敘述，來談一談幾個月後兩個年輕人到延安來看我時的一次饒有趣味的談話。這兩個年輕人叫王歐明和羅卓英，都是20出頭，我們釆訪西安勞動營，他們也在那裏。他們不願意談自已是如何逃出來的，因為怕牽連到幫助過他們的人。但是對於勞動營的真象，特別是對於我們的那次參觀他們所講的一切卻令人心服。

   首先，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怎樣被送到勞動營。王是西安防空學校的無線電報務員。1941年春天，在朋友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蘇聯的新憲法。這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隻不過是他在西安的書店買的一本書引起了他一點興趣。這封信被郵局截獲，轉到軍事總部。而這時，王因特殊任務去了位於陝甘交界處的天水。

  有一天深夜，兩個陌生人拿著手槍闖進他的寓所。他們將他單獨監禁，兩個月內沒有誰審訊他，也沒有誰告訴他為什麽被拘禁。後來他們用鐐銬鎖上他，將他帶到蘭州，關進了“政治監獄”。兩周後，被被帶到一位姓喬的團長麵前。團長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麽要研究蘇聯的新憲法?這是第一次暗示他被捕的原因。自然，他極力否認他是共產黨間諜，他從沒有到過共產黨地區，並且咬定，他對蘇聯憲法唯一的興趣，就是想了解什麽是憲法，因為等到國民黨認為“訓政時期”應該結束時，中國肯定需要有一部憲法，大家都在對此事議論紛紛。

  他們嚴刑拷打他，企圖逼他承認。這種定時拷問一直持續到1944年3月。他被帶上鐐銬，遣送到西安勞動營。

  另一個人叫羅卓英，13歲就參加了東北軍，1937年戰爭爆發，他逃離了東北軍，投身於共產黨部隊林彪麾下。1940年，他奉命隨林彪的參謀長陳將軍去新疆。陳將軍在新疆住院治療時，羅一直陪著他。當年10月在返回部隊途中，兩人都被西安當局扣留。當局不承認他們的身份證明。他和陳將被單獨地監禁了三年。他們被定期拷問，形形色色的審判官逼他供認各種罪行。年輕的羅被帶到審判官麵前。他被判無期徒刑，送勞動營執行。

  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天，他們的隊長就將學員集中成若幹組，花了幾個鍾頭要他們熟讀油印的材料，上麵有許多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規定的答案。等到我們問那些問題時，事實上得到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回答。因為營內的犯人都得到警告，如若回答了不適當的話，將會帶束嚴重後果。

  我翻開筆記本，問王和羅，你們認識羅清秀嗎?

  “她被命令說她富有的雙親被共產黨殺害。她是這樣告訴你的嗎?”

  我笑了，“她是這樣說的。”

   “啊，全是謊話!”羅說。“她說她住在四川，但她從沒有到過四川，她說她長征時被帶到延安，她也從沒有到過延安。這是一個在西安與許多可疑的人鬼混的放蕩女人。當局指控她和共產黨有聯係（這可能不是真的），判她到勞動營。她對你們講那番話，事先並沒有得到改善待遇或受到獎勵的允諾，但她不敢不講。”

  “趙青?”王說，“啊，她是個壞女人。我猜想她曾告訴你那傷心的故事，有關她在延安覺醒後翻山逃跑的經曆?”我點頭。“啊，她從共產黨地區逃出是不錯一一但是她是同別人的丈夫一同逃跑的。他們在過邊界時雙雙被抓，送到了勞動營。她的姘頭還在勞動營，但是對她已毫無留戀了。現在她向營裏的一位軍官暗送秋波，希望通過他讓她出去。”

  少校周文成?“那當然認識，”他們同聲說，“這家夥告訴你們，他曾是賀龍將軍的參謀?哼!如果他在共產黨或其他部隊當過少校，那我們都是將軍了。”

  他們告訴我很多其他的情況，我不一一在這裏說了。他們自巳曾在很近的距離內看到過我們。他們組內有一個男青年，本來想不顧一切向我們說出真象，但為了他的安全，他們隻好不讓他接近我們。隻有那些肯定能講出由當局製造的謊言的人，才可以在記者麵前露麵。(以上摘自哈裏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一紅色中國報道》，路旦俊、陳敬譯，湖南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6一22頁)

  不難看出，哈裏森.福爾曼在國民黨西安集中營（又稱勞動營、訓煉營）的釆訪經曆和親眼所見所聞寫下的描述，徹底撕破了國民黨當局精心策劃的一場鬧劇，揭穿了國民黨當局的謊言!也給了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一記重重的耳光，揭穿了她惡意編造的謠言和誣蔑。

  事實上，從抗戰時期開始，全國各地就有著大量的學者、科學家、醫生、作家、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據地，他們心中也燃燒著希望，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延安的精神必然會傳遞到全中國。根據統計，到了抗戰後期，已經有4萬多知識分子匯聚在延安地區，當然，在他們之中，也不乏有一些“大家閨秀”和“豪門公子”。但是許多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和鍛煉，受延安革命精神的熏陶，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建國後，他們在各條戰線上擔任了領導職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重大的貢獻。當年來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等來去自由，根本就不是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所誹謗的“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麵臨處決。”(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10頁)

  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還別有用心的惡意編造什麽“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麽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9頁)

  張戎這個女文化流氓又在撒謊造謠。

  當年，抗戰時期在延安有四所醫院，即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中央醫院、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邊區醫院。這些醫院除了醫治杭日前線送回來的傷病員之外，也給當地的老白姓治病，公務員、黨政軍領導幹部有病也可找各醫院的醫生看病。醫院根據需要還組織醫療隊下鄉到老百姓家裏，送醫送藥上門。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經常組織醫護人員深入農村和部隊，防治傷病。該醫院的徐根竹醫生帶領防疫隊到槐樹莊一帶調查總結防治“吐黃水病”的經驗，向群眾宣傳防治辦法。肖誌功醫生帶防疫隊到清泉溝進行斑疹傷寒、回歸熱等傳染病的診斷、預防和治療。塗通今等醫生赴甘泉一帶為部隊戰士和當地老百姓醫治疥瘡和膿瘡疹等病。

  許多國際友好人士為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曆盡艱辛來到延安參加醫療衛生工作。美國的馬海德，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愛德華、柯棣華、巴蘇華，蘇聯的阿洛夫，德國的米勤，朝鮮的方禹鏞等。

  當時的延安中央醫院尊重人才、愛惜人才，製定了“來去自由”的原則：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再加上八路軍真誠抗日的口碑與正確的政策，使醫院不僅集中了許多優秀的醫務工作者，有在協和等大醫院工作過的護理人才，還有從蘇聯、日本、德國留學歸來的專家；有海外歸來抗日的華僑醫生和從國統區的山東齊魯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的愛國醫學精英。他們有的夫婦雙雙來到延安，有的帶來了X光機等珍貴設備和急需藥品。

  所有這些國內外來到延安、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醫生，都為醫療工作、醫療醫護技術的提高、治病救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哈裏森.福爾曼一到延安，他說：“我們首先遇見的人中，有兩個外國人一一林邁可和馬海德。雖然林是燕京大學的曆史和英語教授，但他長期的嗜好卻是無線電。共產黨勸他留下來，製作和修理他們的設備，並訓練報務員和技術人員。他在前線待了兩年半，和日本人捉迷藏，因為日本人特別想捉到他或殺掉他。他比我們早一星期到達延安。”（見哈裏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一一紅色中國報道》，路旦俊、陳 敬譯，湖南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1頁）

  “馬海德和共產黨在一起已經七年了。他用中國名字馬海德，這樣他就更可以全身心地投身於中國共產黨軍隊的衛生服務工作。他也是三十多歲，充滿天真活潑的幽默和熱情。他是一個熱情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

  “在這地方我最喜歡的一件事，”馬海德說，“就是這裏絕沒有職業上的嫉妒。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裏沒有金錢刺激，不必為特殊榮譽和恩寵而勾心鬥角。大家一起工作，象一個大家庭的成員，並共同分享滿足和失望。這樣就把醫藥恢複到了其本來應該承擔的角色，即為人類服務的一門科學。”（同上，見第52頁）

  馬海德醫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延安的七年，他醫治的傷病員高達4萬多人次，其中除了戰士、幹部、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有許多是當地或附近的普通百姓。

  馬海德告訴福爾曼一種新的疾病，他們暫時把它叫做跛腳病。他說這種病在臨床上有一定的症狀：脛骨頭腫大，膝關節僵硬，形成特有的跛足，造成明顯的殘疾。這種病是從青春發育期到二十一、二歲。這種疾病襲擊這個年齡組裏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它流行延安正東、黃河沿岸約3600平方英裏的地區。為了解除當地老百姓的這種病痛，馬海德和他的同事們想盡一切辦法進行研究，尋找出這種病的病因和治療辦法。(同上，見第52一53頁)

  為了弄清楚這種神秘新疾病，“他們所需要的一一最需要地一一是Ⅹ光機。盡管有幾個組織，包括美國紅十字會，準備供應這種設備給八路軍，然而國民黨封鎖著這個地區，阻止設備送到延安。”(同上，見第53頁)

  馬海德還告訴福爾曼，他“隸屬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它座落延安郊外，醫院設在一排窯洞內，是為紀念諾爾曼.白求恩而建立，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求恩1939年在為中國共產黨軍隊服務獻身。醫院是孫中山夫人發起，部分由海外捐助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舉世無雙一一不是因為它起的作用，而是因為它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所作出的貢獻。因為受到日軍和中央政府軍的封鎖，在過去的三年中，除了我們行李中從重慶帶去的少量藥品外，醫院沒有得到過任何外來藥品的供應。

  設備和供應的缺乏，反而激發他們去進行獨特的設計，去尋找能用的替代品。中國藥草、藥劑，和化學藥物被科學地試驗過。結果，發現許多藥不僅能替代西藥，而且藥效顯然更好。他們日趨減少的西藥，隻有在最緊急的時候，經過全體醫藥人員協商討論後才能使用。

  “因為缺少麻醉藥和葡萄糖之類必需的藥物，他們不得不常常給病人輸血，而獻血的往往是職工成員。”（同上，見第54、55頁）

  再說蘇聯醫生阿洛夫。他是斯大林親自派往延安的一個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他就職於延安中央醫院。說起中央醫院，這裏不得不說一段小插曲，中央醫院最初名稱準備叫“中央幹部醫院”，毛澤東知道了，說：“叫幹部醫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還是叫‘中央醫院’好，麵向延安和邊區黨政軍民，為群眾服務。”阿洛夫和中央醫院的醫務人員遵照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既為中共中央領導和前線指揮抗日的高級將領、戰士治病，也為當地百姓治好了病。

  中共七大之前，毛澤東指示給前來開會的中共中央政局委員、書記處的18位領導和前方來的十位指揮員體檢治病。這些人多年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工作、打戰，身體都很差。彭德懷拉了十年痢疾，一直在靠喝石灰水治病。劉少奇腸子下墜，頓頓吃稀飯。任弼時高血壓、心髒病。他們都得到阿洛夫和中央醫院醫生的救治。

  阿洛夫曾救治了老白姓的兩個孩子，孩子母親為小孩起名“院生”、“院成”。勞動英雄煉鐵被鐵水燙傷，趕大車劉大叔被車輪碾傷，阿洛夫都給治好了。有位病人腳化膿了，已決定截肢，而阿洛夫卻保住了他的腳。百裏外的許多群眾騎驢趕來找這位外國醫生看病。（以上有部分資料摘自馬海德醫生的孩子周幼馬撰寫的《在延安蘇聯醫生阿洛夫》一文，2013年4月8目）

  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還撒謊，說什麽“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就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裏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留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撒謊造謠，也不看對象，誰都知道紅十字會是個慈善機構，擔負有戰地救護的職責。哪裏有戰場，它都會派紅十字會人員前往救助，這是國際慣例。而張戎卻偏偏要在紅十字醫療隊前麵加上“國民政府派”，這不是笑話嗎?慈善組織要政府派嗎?

  再說，延安根本就沒有什麽“特權階層”，假如真有，那這階層還會叫曾經放過毒、散播過細菌的醫生看病嗎?因為是惡意編造，所以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事實上，中國紅十字會在抗戰初期便組建了救護總隊部來協調全國的救護工作，其派出多支醫療隊、醫護隊奔赴全國各個戰區。根據相關資料查知，在抗戰初期被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往延安地區和抗日根椐地前線的救護隊有：第7醫護隊、第23醫療隊、第29醫療隊、第33醫療隊等等。救護總隊派往延安地區的醫療隊和醫護隊對於當時延安的醫院來說，可謂是雪中送炭，因為這些隊伍裏的醫師和護士不僅醫術高超，而且還攜帶了邊區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這對於“沒有得到一片奎寧和一個包紮包”的八路軍來說，是雪中送炭，顯得尤為重要、珍貴。他們為支援延安地區抗日根據地以及全國的抗戰工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當起了重慶國民黨當局的喉舌，說“共產黨遊而不擊”，誣蔑毛澤東“對部隊他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7頁)。張戒還進一步誣蔑說“既然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蔣介石了，毛有了閑暇。他著手整黨，要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07頁）

  先來看看毛澤東究竟有沒有“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我們仔細查過《毛澤東軍事文集》（一共六集），收入了毛澤東曆年來指揮作戰的命令、電文，以及有關對敵鬥爭的形勢、戰略、戰術等等方麵的文章論文。單從1935年11月紅軍到達陝北至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隻這個時間段，毛澤東下達的命令、電文等就有430多項(篇)，根本就沒有張戎所說的“一再下的令”。不言而喻，張戒這個女人又厚皮厚臉地在撒謊造謠。

  至於什麽“不打日本人”，共產黨真的是“不打日本人”嗎?共產黨倘若不衝在前麵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都象國民黨軍隊那樣一退再退，把華北大片的土地讓給侵略者，那麽共產黨怎麽會在敵後抗擊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又一個抗日根據呢?哈裏森.福爾曼在延安時曾深入前線作戰地釆訪，看他是怎麽說的。

  “在中國的抗日武裝力量中，八路軍和新四軍大約占不到五分之一。然而，這些共產黨軍隊卻要和目前在中國的所有日軍的49.5%交戰，還要和80萬偽軍(關於偽軍的情況世界知道的比較少)的90%以上交戰。在7年戰爭中，共產黨共進行了92000次以上的戰鬥。共打死打傷偽軍110萬人、俘虜敵人15萬以上。戰利品包括步槍32萬支（按5個人3支槍的比例算，足夠裝備54萬人），機關槍9000挺，大炮600門，以及大量各式各樣的裝備，如迫擊炮、擲彈筒、手榴彈、子彈、無線電、電話機等。55名日軍高級軍官被擊斃，其中包括一名陸軍中將和七名陸軍少將，另外還有一些上校和少校。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傷亡有40萬人，其中包括535名上校以上的軍官。”

  ”我們所進行的戰鬥，“總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向我指出，“自從1940年以來就沒有得到過國民政府一顆子彈，一文錢或一磅食品一一隻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收到了蘇聯通過重慶最高統帥部運來的120挺輕機槍和6門反坦克炮。”

   以上事實就回答了羅士愷將軍所公開指責的：“共產黨在過去的6年中沒有打過一仗。”40萬的傷亡數字，幾乎相當於目前八路軍和新四軍加起來的總數（57萬人）。

  為什麽共產黨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呢?主要是因為在他們隊伍中有非常高?的士氣。這種士氣，根據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說法，是耐心的政治訓練的結果。（見哈裏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一一紅色中國報道》，路旦俊、陳 敬譯，湖南出版，1993年4月第一版，第132一133頁）

  福爾曼根據自已在前線的所見所聞，繼續寫道“日軍於是調動強有力的兵到自已後方，以便‘掃蕩’這些共產黨遊擊隊。1941年和1942年兩年，日軍的掃蕩戰役在人數和殘暴上都達到了最高峰，結果，使共產黨控製的人口從1億人減少到5千萬人

  然而，共產黨繼續組織群眾反抗日軍。敵人的‘清鄉’‘三光政策’和‘毀滅戰役’遇上了地道戰、地雷戰、河道阻塞戰以及用來對付這場戰爭的特殊情況的其他形式的反擊。此外，還有200萬以上的民兵組織起來騷擾日軍，同時配合八路軍正規部隊和遊擊隊開展‘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幫助人民重新組織他們的行政製度，而且在無記名投票基礎上選舉民主政府。同時還發起了大生產運動，正規軍和遊擊隊在不打仗時都參加生產。

  到1943年，經過長期執行穩步、堅定的政策之後，共產黨已在華北收複了失地，而且實際上在開始擴大他們所控製的土地。今天，他們宣稱在他們的控製範圍內已有9千萬解放了的中國人。他們的軍隊在漫長的戰線上作戰，北從綏遠到滿洲，東剄太平洋，南到海南島和廣東，長江沿岸幾乎到上海。他們還兼顧到北平、天津和青島。

  這個廣大的地區，依靠武器的力量完全得到解放一一這些武器是從日軍手中繳獲的。這片地區現在己組織起15個半自治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根據地的5個在華北：晉察冀、晉冀豫、晉綏、晉魯豫和山東;8個在華中：蘇中、浙東、蘇北、淮南、淮北、蘇南、皖中和湘鄂皖邊區。華南根據地則在海南島及廣州近郊。

  到1944年夏天，他們已攻擊和摧毀了13000個敵人的據點和碉堡。當人們考慮到他們是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艱苦作戰時，這種戰果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在延安，當他們告訴我這個數字時，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是根據我與敵後作戰的八路軍一起度過的兩個月內所親眼見到的一切一一我親自參加了攻奪和摧毀這些據點和碉堡的行動一一我相信了共產黨的話沒有誇張。華北抗日根據地的8千萬人民已有5千萬從日軍的奴役下得到自由。”（同上，見第129一130頁）

  到底誰是真正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誰是消極抵抗、甚至一退再退到不抵抗的，從福爾曼深入八路軍杭日前線親聞、親見、親曆所記彔的報道，我們便一目了然。當然，福爾曼的報道又紿了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一記響亮的耳光。

  什麽”不打蔣介石了”，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隻要仔細一推敲，便不難曉其意，其言外之意便是共產黨過去一直都在打蔣介石，如今不打了；國共兩黨的內戰也是共產黨挑起的，蔣介石一直處於挨打之中。不言而喻，這是在顛倒黑白，這是張戒這個文化女流氓，妄圖給蔣介石這個曆史的罪人、曆史的僵屍塗脂抹粉，把曆史給顛倒過來，但是曆史是人民書寫的，曆史就是曆史，誰也不能把它改寫或顛倒。

  那麽究竟是誰在打誰?又是誰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國共兩黨的內戰的呢?

  自從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事件(史稱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全國各地許多共產黨人被逮捕、被追殺，死的死、關的關，腥風血雨席卷全國。共產黨人被追殺到閩西、江西一帶的山溝溝。蔣介石還要趕盡殺絕，組織十幾、二十、甚至最多時五十多萬的國民黨軍隊，對在山溝溝裏共產黨剛剛誕生的工農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共五次)，直逼得共產黨紅軍不得不轉移，走上長征之路。而蔣介石為了消滅工農紅軍，親自飛到南昌、貴陽督戰指揮，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後追前堵，飛機轟炸，直到把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逼到中國最貧瘠之一的陝北高原。但蔣還不死心，想致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於死地而後快。蔣企圖籌劃第六次圍剿，並任命張學良、楊虎城為正付剿總司令時，張、楊這兩位愛國將領看到日本侵略者都打到家門口了，還中國人打中國人，怎麽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他們認為共產黨人主張的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對的。所以在勸蔣抗日不成的情況下，不得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不得不同意共產黨的主張一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然而蔣介石表麵順服了統一戰線，背地裏卻一直製造摩擦……。

  由此可見，共產黨一直處於挨打的境地，從蘇區直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未主動打過蔣介石，隻是在蔣介石組織幾十萬軍隊圍剿，時不時搞摩擦，不得不奮起反抗。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不顧曆史事實，維護蔣介石，肆意攻擊共產黨、毛澤東，在世人明亮的眼晴麵前，是絕對不會得逞的。

  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對延安整風運動也是恨之入骨。她別的本事沒有，造謠、誣蔑、無中生有的惡意編造，倒是有一套。什麽“對年青的誌願者，就是這批人毛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什麽“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組織。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誌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什麽“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什麽“毛澤東把幾乎所有誌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人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大多數人被關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準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什麽“刑訊逼供、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什麽“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什麽“他們(指奔赴延安的青年誌願者)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據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回憶和有關記載，毛澤東自從進到北京直到逝世，從未踏進紫禁城一步)，又整體地成為毛用控製壓製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造磁力，歸根結底造的是恐。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甚至還編造幾個所謂有關領導的回憶錄，斷章取義來攻擊延安整風；與此同時還念念不忘給已成曆史罪人的蔣介石凃一層薄薄的“胭脂”，蔣介石還使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攻擊共產黨毛澤東，什麽惡毒的話和伎倆都使出來了，並且跟當年國民黨當局的喉舌和反華勢力一樣，也拿王實味之死大作文章(見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笫211一220頁)。

  那麽，延安整風運動真是如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所說的“延安恐怖”嗎?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恰逢是愛國民主人士、愛國僑領、各國著名進步記者和作家，曆經千難萬險、排除各種阻撓，抵達延安、邊區和各抗日革命根據地實地考察、訪問、釆訪，以及美軍觀察組的考察，他們寫下的所見所聞，我們在上麵巳經作了敘述。他們的講話也好，文章著作也好，都足以駁斥和揭穿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以上所有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種種攻擊、誣蔑和不接不扣的謊言。這裏不再贅述。但十分有必要讓讀者知道這是一場什麽樣的整風運動，它的深遠意義在哪裏?

  延安整風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整頓黨的作風和向黨員進行普遍馬克思主義教育的運動。遵義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下，逐步糾正“左”傾錯誤，使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但是由於戰爭環境和形勢的迅速變化，對於“左”傾思想根源還未來得及徹底清算，還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奉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為神聖信條的錯誤傾向。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把許多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到黨內，致使黨內存在思想不純、作風不正的現象。針對這些情況，為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水平，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風運動。主要內客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文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1941年5月，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795一803頁）的報告；1942年2月，又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同上，見第811一846頁）的報告，號召全黨整頓三風。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整風運動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中大規模地開展起來。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方法主要是精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若幹基本文件，重點學習毛澤東的《“農村調查“序言》(同上，見789一794頁)、《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和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學習文件，聯係實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個人、部門和地區的工作，並提出改正錯誤的方法。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與時局》(同上，見937一951頁)的報告，對整風運動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作了總結。同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批判了曆次“左”右傾錯誤，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黨內重大曆史問題作出了係統總結。至此，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這次整風運動即是在全黨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運動，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問題開展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曆史教訓，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條主義的影響。在全黨進一步樹立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作風，發楊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空前的團結，為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為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準備了條件。曆史早巳證明，沒有延安整風運動，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不會有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勝利。

  然而，在整風運動過程中由於康生以審幹為名開展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錯誤估計並擴大了幹部中的敵特、反革分子和叛徒在革命隊伍中的比例，大搞”逼、供、信”，使一些自已的同誌蒙受了冤屈。毛澤東及時發現了審幹中的偏差和嚴重問題，立即做了糾正，強調不能搞“逼、供、信”。1943年7月30日，毛澤東提出審幹工作九條方針，即首長負責；自已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並指示立即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中央通過《關於審幹工作的決定》，重申審幹必須堅持“首長負責“等九條方針，再次強調要調查研究，分清是非，重真憑實據，不搞逼供信。10月9日，毛澤東又指示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經過許多努力，審幹工作中的偏差、錯誤得到及時糾正、製止。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認為“搶救失足者運動”應予否定。此後開始甄別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領導有關部門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並對受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毛澤東不僅主動承擔責任，還多次在不同場合對受冤屈的人賠禮道歉。(參考資料，《中國共產黨曆史係列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大辭海》在線數字庫提供內客)

  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為了中國革命勝利而進行的戰略布局。正如胡喬木所指出的：“如果不經過整風，全黨在這個問題(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上的認識是解決不了的……，隻有把這個講清楚，整個運動才能講清楚。不然一般人對整風不太容易理解。”這句話很好地回答如何從本質上理解延安整風的問題。

  當然，當年的國民黨和現時的公知、反華勢力總得在雞蛋裏桃刺，隻要有一點點偏差，或錯誤，不管糾正或改錯了，他們都會大做文章，擴大事實真相，進行大力攻擊抹黑。

  至於王實味之死，是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一手造成的。王實味的被害，康生是脫不了幹係的。

  1942年，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的王實味寫了兩篇雜文：《野白合花》和《政冶家，藝術家》，發表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上。內容是批判延安革命隊伍裏的等級製度、官僚主義、吃喝享受等等。毛澤東看到了，讓秘書胡喬木轉告王實味：這兩篇文章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熱諷的方法。

  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本在此期間，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裏有這樣一段話：“《野白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埸。那篇文章裏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誌嗚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隻要是黨員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誌，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製之必要”(見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中央研究院回憶彔》)

  王實味對這種批評當然置之不理。

  這個事情被國民黨利用了，國民黨報刊發表《從＜野白合花＞看延安的黑暗》，大力攻擊共產黨。

  當時延安正開展整風運動，康生插手了王實味的事情，使王實味的問題升級。1942年，王實味被開除黨籍;1943年被逮捕。負責整風審幹的康生，認定王實味三項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撤出延安時，看守所跟著也撤出，撤到山西興縣。到興縣後，曾遭國民黨飛機轟炸，當地公安局看守所請示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王實味如何處置，康生回複，殺了。王實味便是這樣被害的。(參考資料《延安學者被錯殺始末，公安部給予平反》

  李克農之子寫的《李克農之子談潘漢年、王實味事件》(見百年曆史，2015年7月31日)一文，指出：“毛澤東當時認為王實味還是屬於思想範疇的問題，即使他後來也認為王為‘托派’，仍特別交代不準擅自處理。遺憾的是毛澤東的指示後來沒有落實。”

  李克農之子的文章接著說：”1947年7月1曰，王實味被殺害。毛澤東主席知道王實味被害，已是1948年3月，老人家發了很大的脾氣，說出要中央社會部‘賠我一個王實味’的氣話。其實，1947年王實味被處決時，父親正忙於應對國民黨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的事情，根本不了解情況。而且那時隻是社會部付部長，也無權決定如此大事。事情發生之後，由於當事人不出麵承擔責任，且在當時（1948年8月），父親接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的職務，麵對如此情景，他隻好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檢討錯誤，承擔責任，請求處分。為了維護團結，扱告中隻字未提康生。康生明知毛主席為此事生氣，卻一聲不吭，始終不說自巳有責任的話。後來幾乎毛主席每講一次此事，父親就檢討一次，一直到他逝世，還是一筆糊塗賬。“

  網絡上流傳的文章《一個“奸細”被擅自處決，為啥毛主席拍案而起，怒吼：把人還給我》，也正印證了李克農之子的說法。我們不妨摘抄幾段，供讀者參閱。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寫道：“對於整風運動，毛主席說：‘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

  關於王實味的文章，網絡文章作者寫道：“毛主席之前也曾到中央研究院看過牆報，但看過後他對王實味‘不講成績，抹殺成績，隻暴露黑暗’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他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該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很難辦得到的。’”

  對於王實味的文章，毛主席有自已的看法，他說：“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隻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而事情的發展，又一次被高瞻遠矚的毛主席所言中。果不其言。王實味的文章很快就被敵人利用，他們編成反動宣傳小冊子《關於＜野白合花＞及其他》，四處散發傳播，對延安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在隨後一次會議上，毛主席在談最近一個時期文學作品的情況時說：“有些同誌對一些事情不滿意，提出一些意見，這些問題的提都是對的，提出這些問題證明了什麽?證明我們的同誌不愧是一個政治戰士……，至於某些時候，或者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屬於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好解決，都不是什麽嚴重的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誌，他的思想是比較係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

  毛主席還特意派祕書胡喬木去找王實味談話，傳達他對《野白合花》的意見(見上麵李克農之子文中所述)

  但對於毛主席等人的批評和勸導，王實味並不接受，他堅持自已的觀點。康生插手王實味事件，並給扣上三頂帽子。

  毛主席對整運動中被抓之人的處理，曾經作過明確指示：“不要殺人，就連王實味也不能殺。”

  敵人那邊卻又再次捕風捉影，興風作浪，大搞名堂，硬說延安已經處決了王實味，便假仁假義在西安為王實味組織了規模龐大的追悼大會，邀請了不明真相的文化界人士參加。一時又給延安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然而，偉人就是偉人，看事情全麵而且前膽性極強，他嚴令指示不許殺王實味，不僅僅救了王實味的命，而且在與敵人的鬥爭中也處於不敗之地。

  “讓王實味出來，給他們見見。”當敵人給王實味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延安時，給活人開追悼會成了笑話，毛主席發話打臉對手。

  在中外記者的閃光燈下，王實味出現在邊區交際處，他說：“我犯了錯誤，應該槍斃，但是毛主席不希望我死，讓我工作。”

  敵人被弄巧成拙，臉被打得“啪啪”響，糗大了！

  1948年3月，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轉戰陝北三百七十餘天的毛主席東渡黃河，前往西柏坡指揮全國戰場。在路過王實味被處死的地方時，毛主席才無意中知曉了此事。這個消息讓毛主席當場勃然發怒，大發脾氣，他對擅自處決王實味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並異常氣憤吼道：“賠我一個王實味”

  寫的文章被敵人利用，對革命造成了傷害，王實味雖然有錯，但罪不至死，況且自已還親自作過“不許殺王實味”的指示。難怪毛主席雷霆震怒。

  主席的批評，在主管王實味案件的社會部引起震動，李克農不久後向組織寫了一份檢討，反思在王實味案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主動要求承擔造成王實味被處決的全部責任，請求組織給予處分。

  王實味被殺後，毛主席在不同場合曾多次提起他：“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有個王實味在延安的時候寫過一篇《野白合花》，攻擊革命。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寫文章罵我們，又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麽，讓他勞動去麽，殺了不好！”

  從李克農之子、李言等人的文章，以及以上摘抄的幾段網絡文章來看，毛澤東對王實味一案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張戎這個女文化流氓擴大事件的真相，惡意編造，甚至把延安整風誣蔑為“延安恐怖”。倘若真如張戎這個文化女流氓所誣蔑抹黑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能從小到大、取得中國革命的一個又一個勝利嗎?能使千千萬萬受苦大眾獲得徹底翻身解放嗎?能把美國精良武器武裝的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殲滅殆盡，最後不得不逃到台灣的島上嗎?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在全中國一片歡呼聲中誕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