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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我還和朋友聊天,他總問我大院裏的生活,好像和院外是不同世界。
我說,任何人從小的環境,和他人都是不一樣的,都是獨特的,大院對於我,和從小長在偏遠的村子,和長在胡同了,沒有不同。
我上了學後,學校裏有來自不同的大院的孩子,也有來自胡同貧民窟的孩子。我能夠感受到貧富不一樣,眼界不一樣。比如,我能看到內參,中央的會還沒有開,我能看到決議的征求意見稿。當時新華社有一本參考,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麽事,馬上連夜就把世界上所有大的通訊社的消息全翻譯出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中文的翻譯都是第二天。
我從小看這些,當然眼界和平民窟裏長大的孩子不一樣。
這種眼界的結果並不是那麽的明顯,像人們說的占據了資源,如何如何。我比較我們大院的孩子,真不如我大學和研究生時的同學有出息。我同學裏有胡潤排行榜上的,有部長市長。
我們大院裏,富裕的,也就是西山賣座別墅,開輛卡宴之類的。升大官的幾乎沒有。
我唯一能說的,那個院子和平民窟的區別,是出了不少作家。顧城是我們那個院子出來的,曾經紅極一時的一個三流女作家也是我們院子出來的。死在天安門的駱一禾,不是我們院,是我們旁邊的院,小學的同學。其他不知名的作家數都數不過來。
我們院還出了一個數學家。但是她恰恰不是幹部子弟,而是工人的孩子。七九年全國第一次數學競賽,她就拿了名次。那絕對是天才級的人物,相當現在奧數金牌。
我很反感回憶大院生活,因為我見到的大院裏的醜惡,不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少。我曾經見到一幫半大小子暴打一隻貓,幾十年來成為我的心靈創傷。那隻貓幸運活下來,眼睛瞎了。
大院裏不爭氣的孩子,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也一樣。我們家樓上一個人,現在有六十多了吧。也不殘疾,一輩子沒工作過。我每次回家,就見他牽條狗,在門口曬太陽抽煙。
我大學裏那些同學,也學從小眼界沒有那麽寬,他們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也比就因為長在大院裏不爭氣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