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比比五四和六四的質量

 

 

五四和六四，都挺鬧。閑來翻檢著玩。

 

嚴複所譯《天演論》以及同時帶進來的原著般的舶來思想，不久就有了玄奘法相宗的遭遇。魯迅的《狂人日記》，其實已經在走“適應中國國情”的套路，隻是還做了許多的保留。《新青年》，就是非常“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而五四運動，則將此實踐普及。這就是說，中國第一次“改開”的門，剛打開，就關上了，起碼在思想上。

 

恩格斯說的“與傳統決裂”，在中國就是與熟悉的告別。出國幾十年來，才知道，與熟悉的bye bye ,有點像要中國人的命。

 

五四的成果，就是佛經變禪宗，共運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所謂“走與工農相結合”的路。但又因為是剛開始做，所以還留有不少幹貨。梁啟超魯迅胡適馮友蘭梁潄溟俞平伯沈從文胡蘭成張愛玲甚至錢鍾書，都挺有質量。而後人對其質量則高估了。譬如有不少人說，那時是中國的“文藝複興”，就是胡說。總體來看，他們其實走的不是直譯或曰硬譯的路，而是將陽春白雪變成打鹵麵的套路。譬如啟蒙，先說“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一看沒什麽反應，立即換成“德先生賽先生”，一下衝上熱搜。所以所謂“啟蒙”，其實就是就和，湊和，以致“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語錄）。最隔吱中國的，就是到處找不到醬油榨菜，沒人和你說中文，談“國內國內”，就是像魯迅那樣硬譯，就是像張愛玲那樣潤了，撂了。

 

五四運動，是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第一首《知青之歌》是《畢業歌》。之後，一路下放。到了“六四”。

 

碰巧，六四之前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來回於木樨地與天安門之間。對所謂曆史事件嚐了個鮮。總體的印象就是，這不是成人的行為，而是哄。“我就是不走，看你怎麽樣？”開槍了，就“他們真開槍了！”地驚慌，撒嬌。政府呢，則逞孩子王的霸淩，“不走，我就開槍，不信還治不了你。”

 

六四前不久，有天安門事件。北京人都經曆過。但像是沒過腦。那可是亂棒打得聚在天安門的人到處鼠竄。

 

五四的陳獨秀，傅斯年，李大釗等，和王丹，吾爾開西，柴玲，怎麽比？魯迅胡適錢玄同和劉賓雁劉曉波魏京生，怎麽比？都是個“吵死了”，可前者畢竟還有個吵頭看和聽，後者呢？就剩下胡平的《論言論自由》。

 

徐世昌，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和鄧小平陳雲楊尚昆王震李鵬趙紫陽，前者怎麽都是個溜子，後者是一群胡彪，刁小三。看看北洋政府怎麽處理五四的，再看看鄧政府的行徑，真的low 到貼地。把坦克開進天安門，這不是發神經，犯二，是什麽？所謂用屁股想也不會想出這一招。

 

六四就是朝野都在哄，就怕事情不鬧大。

 

事後，一個在估值“六四的曆史意義”；一個在解釋自己的霸淩：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這樣，全國就會亂”。

 

熊孩子遇上了二五老子。這便是六四。把北大學生遇上了北洋政府的檔次，狠狠地拉下一個階級。

 

讀《五四文集》和《北京之春》，會有一種shame 之情。遇羅克《成份論》，竟當作異端傑作，已然為這裏的反骨們的質量有種拿不出手的難為情；到了魏京生了，幾乎變成“你不聽，我就滾釘板”的衙門前喊冤。這些個的質量怎麽和《新青年》比，和《呐喊》比？活回頭到五四，妥妥的上升；這六四，也太下放了。

 

五四，開始了中國的又一次不幸；六四，則把它坐實了。等著吧，挨揍。如此這般，不揍怎麽辦呢？看看習總在法國的孩子倔，那就是找抽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