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陳丹青《人民的勝利》
沒有人畫疫民圖。大白當街打婦老,門被焊死,嬰兒從母親懷中抱走隔離,有人著墨嗎?
別說沒見識過“抗戰”“文革”。戰爭正始於戰爭結束之日,文革重來也正啟於“十年動亂終於結束了”的當天。“抗疫三年”,使知,就是個亂時戰爭,平時文革的命。
挺有意思的,該種族,流民是他們,圍起來狠鬥畫流民圖的,也是他們。對逢中必反的free 找碴挑刺的,噴;對“親,隔離封控沒商量”的,粉。嘴巴剛張開,立馬就找得到它與屁股的因果;流民圖和蔣兆和隻有在中國才會一會兒是賣國的,一會兒又是愛國地烤串擼串吧?
扯中國的,多是帖子鏈子的二手貨。回去,難死掉。看茶壇,就行,覺得。指望這兒出張疫民圖,做夢,因為“美國也有”,題材太流於一般;蔣兆和的《流民圖》似乎也通不過該壇政審,覺得。因為在這兒,鐵鏈女,唐山打,都是“偶然事件,報道一下就可以了,怎麽成了爆款?”那麽,什麽戰爭中沒有流民呢?
“災難中,人更像個人”的話,說在這壇,不見得找死,找罵是一定的。這裏興說,叢林規則,雙標,“如果中國多少年後沒衰,你就死;如果是,我死”;(一直不懂,縱有唱衰的,也真於歌德的,就好比“衰亡民族”是聳人聽聞的話,總還有使聳的東西;“偉大民族複興”呢?就是個“詔曰”嘛。)
正誤,還說不上。就是不識好歹,不知好孬。“言論自由真的有那麽好嗎?”“專製,就一定差嗎?”
常識,說不通。就不回,離著愛,偏好這一口;很快使複市才是真實的侵略,斥為啥啥;什麽都是三光的劇情,聽和說才覺得給力……
“小康”,是造集體農莊,但就是“現在人民生活好多了,頓頓有葷”地說啊說啊;李承鵬居然被定性逢中必反。
有一個經驗。如果有一個人大聲說,流民圖是誇張的。知道這是個扯的,愕而默;大部分則“管我什麽事”。於是“反右”“文革”“清零”。
所以,流民圖,畫得是流民,而這流民生於戰亂,也生於平時,蔣兆和畫出的是這重深重的災難,牆裏牆外。
時時覺得,自己也是的。
附:陳丹青:人民的勝利
七十年前中國人民勝利了。
那勝利的代價是什麽呢?
是死了數百萬人民。
1945年日本投降,有一位中國畫家畫了一幅畫,畫中一個小姑娘仰麵看著青天,雙膝跪倒,題目叫《爸爸永不回來了》。意思很清楚他的父親已經在抗戰當中死去。當時全國上下一片狂歡,太多主題可以畫,一直到今天我們國家組織的曆史畫仍然在畫抗日戰爭。可是這位抗戰的親曆者。為什麽偏偏要選擇一個失去父親的女兒畫?
《爸爸永不回來了》1945
因為複仇也好,勝利也好,戰爭結束最最真實的事情就是無數家庭破碎了,無數人失去了自己的親人,永遠不回來。這幅畫不是出於國家主義和民族意識,而是出於一個人的立場,直白的說就是出於同情心。
我們這一世紀的主旋律是國家和民族,同情心、惻隱心不會被認為是最高的美德。70年過去,這幅畫《爸爸永不回來了》早已被忘記,沒有人知道這幅畫。我也是去年看到這位畫家的傳記才知道1945年他畫過這麽一幅畫。這位畫家叫什麽名字呢?他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蔣兆和先生。
蔣兆和自畫像
上個世紀,我認為中國最偉大的人道主義畫家,也是最傑出的人物畫家就是蔣兆和先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畫於戰爭期間的《流民圖》,這幅畫也幾乎被曆史忘記,甚至差點兒被銷毀。
蔣兆和先生的政治名譽直到80年代才被恢複。我不知道有幾個80後90後知道《流民圖》。據我所知,如今大部分青年不喜歡看災難和苦難的電影和畫麵。
前兩年馮小剛拍了一部《1942》,電影裏全是蟻民、饑民、流民,成片成片的死掉,就跟狗一樣。放映以後票房非常慘。馮小剛同誌梗著個脖子,心裏很受傷。為這事兒我還特意問過一些我認識的80後青年,他們很坦然的和我說:我不想去看。我覺得孩子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絕大部分人他們的父親還在、母親還在,家庭是完整的,而他們的父親母親可能因為別的原因別的記憶,也不願意談苦難悲慘的事情。
我們偉大的繪畫傳統是“千裏江山”,不是“死亡”。
蔣兆和先生一輩子沒有畫過壯麗河山,他喜歡畫人,特別喜歡畫可憐的受苦人。他自己就很可憐,十來歲就從四川的老家出來混。在上海洋場畫廣告畫,給人畫瓷板像。他跟另一位中國的現代繪畫大師徐悲鴻先生很相像。徐悲鴻先生也是少年吃苦,流落到上海,自己出來混。所以徐先生在抗戰前曾經對蔣先生有過繪畫上的影響,而且提攜扶助對他很好。
蔣先生自己有四個字是他的座右銘:悲天憫人世界上有的是可憐人,過去很多,現在也很多。有的可憐人老是去想可憐事也很可憐。可是孟德斯鳩說過一句話:人在苦難中才更像一個人。我不知道諸位同意不同意。
據我的記憶,曆史上偉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繪幸福。就算有,看了你未必會感染到那種幸福。可是描述苦難的經典。你真的會被感動,雖然你可能跟畫中的經曆毫無關係。你到歐洲到處都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到處都是迫害。現代是迫害猶太人,這是歐洲電影裏一個長久的主題。我也想過這個原因是為什麽:比方牛給豹了,羊給餓狼叼走了,牛羊不會寫一篇文章把這個苦難記下來,然後總是說總是看。
世界上萬物隻有人幹這種事情,動物的感情其實和人是一樣的,但是它們沒有語言,隻好悶死。很多動物,像小鳥,死了配偶、親人,它會絕食而亡。可是人的天分很奇怪,人不但會記取苦難,而且會想象苦難,並去把它畫出來。
蔣先生自己的親人沒有被鬼子殺掉,他畫那個女孩兒跪在地上說:爸爸永不回來了,那個女兒是他侄女,爸爸也好好的在家裏。抗戰爆發的時候,蔣先生也不是流民。九·一八事件以後他親眼看見九·一八事件的流民,親眼目睹八·一三淞滬戰爭的上海流民,也看見了北京在抗戰爆發淪陷以後的流民,所以他心裏不忍心裏不安,他非要畫《流民圖》。
今天我想借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蔣先生的《流民圖》,也想借《流民圖》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的老同學劉曦林先生30多年前就用《流民圖》做他的畢業論文,去年他和我說:你也來寫一篇蔣先生。我就寫了,寫的時候我就想:我們中國人學油畫或者把西洋素描弄到國畫裏頭來,這個曆史隻有上百年的樣子,過去半個世紀咱們本土比較有名的畫數得出來二三十幅,你要去跟歐洲那幾個世紀攢起來的宗教畫曆史畫比,那是沒得比,可是《流民圖》可以比。
《知音識曲》1938
我在文章裏是這麽寫的:《流民圖》所描繪的絕望、悲劇性、死亡感,如《聖經》一般,隻在中世紀晚期和文藝複興早期的宗教壁畫裏出現過。逾百位人物的組合糾結,而能各在其位,各呈其態,在歐洲也算一流。畫中每個人物麵相、種性、神態、氣質,高度準確,不是準確,而是如其所是,堪於委拉士開茲的《侏儒》係列,倫勃朗的自畫像相比美。而《流民圖》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曆史分量和俄羅斯的列賓、蘇裏科夫,和德國的珂勒一脈相承。整個長卷深沉而從容的敘述,令我想起有、托爾斯泰的《複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些被傷害的人。論到一位藝術家在淪陷期間所能做出的強悍的回應,《流民圖》超過畢加索的《格爾尼卡》。而《流民圖》成稿期間的政治語境比《格爾尼卡》更危險、更艱難。
流民圖能被外國人看到隻有一次機會,是1957年到前蘇聯展出,人道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的傳統,苦難的傳統,所以蘇聯畫家看了在畫前鼓掌致敬,說,這是你們中國的倫勃朗,這個話說對一半因為倫勃朗生於巴洛克盛期,在他的本國和鄰邦,群星燦爛,蔣兆和畫流民圖是1943年,當時中國的現代技術還在牙牙學語,居然有流民圖出來,遠遠超過眾人。
1943年這幅畫畫出,在北京太廟展覽,當時北京是淪陷區,居民前去看,一共隻展覽了一天,日本憲兵就禁止了這個展覽,第二年,1944年,這幅畫由上海申報主辦,又一次展出,展期兩周左右,報紙有報道也有評論,上海市民看了以後非常震撼,一直到解放後幾十年過去,看過這幅畫的這些老觀眾還清晰的記得當時的動人的力量,很多人在畫麵前就哭了,那麽兩周後,日本當局在上海出麵了沒收了這幅畫,從此下落不明。
《流浪小子》1939
在創作這幅大畫之前,有一個小插曲,蔣兆和當時貧困,和北京一位漢奸黨部官員認識了,那位官員居然讓他畫這幅畫,說,我有機會想辦法讚助你,但是他沒有兌現他的讚助,在抗戰中這位漢奸就死了,可是這件事情這層關係讓蔣先生日後背負了一輩子的罪名,照我們這的說法就是他是一個有曆史問題的人,1953年流民圖奇跡般地在一個倉庫裏找到,已經黴爛,半截畫麵已經沒有了,原作有30米長,殘缺不全的流民圖總算是回到了蔣兆和身邊。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幅畫的災難來了,被定性為反動賣國,打入冷宮,差點被銷毀,文革後,這副殘破的畫,又在倉庫裏放了多少年,被找到了。1979年,中央美院根據組織的鑒定為蔣先生也為流民圖重新定性,報請文化部批準,總算是被認定為愛國主義的現實主義作品。
這個時候距離流民圖誕生已經30多年,蔣先生備受煎熬,心力交瘁。暮年,他把這幅畫捐獻給政府,現在流民圖就在中國美術館收藏。
從“反共賣國的大毒草”,到“現實主義的愛國主義作品”,還要報批還要乞求恩準、批準,這是一個受難的民族,一個戰勝國,對待《流民圖》的態度。《流民圖》中的流民就像鬼魂一樣,流進蔣先生這幅畫。結果這幅畫也像鬼魂一樣,在勝利後的歲月背負罪名,差點被銷毀。這才是真的災難,而且是難以戰勝的災難。
流民圖 局部
我們牢記對日的仇恨,我們記不記得流民圖這幅畫。《格爾尼卡》這幅畫的誕生同樣是是為了同胞的受難,同樣是誕生於第二次大戰時期,它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同樣是關於戰爭災難的畫,我偏愛《流民圖》,並不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這幅畫裏的血淚、真摯、動人,我以為遠勝過《格爾尼卡》。
現在請諸位看看蔣先生的照片,一臉的慈悲、老實,一臉的苦難、鬱結,抗戰勝利後,他在自己的祖國當了幾十年“精神流民”,後半輩子一直低著頭過日子。原因無他,就是因為他畫了《流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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