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背成誦的文章於我有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一)
高中語文課,有《紀念劉和珍君》,第一次見識到,真有每個字都不能錯過,每個字都舍不得錯過的文章。
文章裏真有心可以見到,真有情可以與共,也因此開始信。這心,沉著且安靜。情,亦然。它把痛遞過來,也把對人生的透視遞過來,十幾歲的自己覺得,第一個怎麽感受世事,怎麽判別真偽的椿,打下了。
而且,《紀念劉和珍君》的美感,使讀不自禁,思不自禁,情不自禁。什麽《白楊禮讚》《誰是最可愛的人》《楊朔散文》,也會隨著哈哈。內心裏卻傲著:它們和《紀念劉和珍君》比,算什麽?
直到網上偶遇張愛玲。
並不覺得張的文采怎樣得好,但中文裏沒有的亮麗和清楚,惹得自己不敢讀點就算了。這亮麗和清楚中,還有一種由自己而來,向自己而去的天然氣廩,它芒一樣的在自己積久的認知上劃出一道血痕。
背誦《紀念劉和珍君》和《呐喊自序》是多年的自我消譴。記不清在哪兒,為什麽,自己又默誦《紀念劉和珍君》起來。驟地覺得,它好“寫”!
先生持著毛筆,文思一陣陣地湧,那樣得稠和洋溢,把要說的傷感和沉痛包裹成過於絢麗的花環。
“文過飾非”的通病,並非都是十分有意的施恩惠於過與非,常常起源於那個叫文采或文筆的東東。
漢賦晉駢,文采之下,幾乎見不到說得是什麽;唐宋八大家,把彰顯文采的虛頭八腦的去掉,剩下幾句?《古文觀止》的下冊,不讀也罷,不過一堆弄辭。
這毛病,魯迅有染。《紀念劉和珍君》就是。中年男人之於青年女子的情契意合,“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說得很準;“怎樣的一種偉大啊”,流於弄辭了。覺得。“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是寫實;“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的”,飄到文筆裏去了。覺得。
魯迅,可謂通日語,也可謂身心被日本的人文說服了的。以在日本所見的開明人文,回到北京尾巴胡同後,拿著不薄的薪俸,卻埋頭抄古碑而不熱衷五四之哄,實在是種了不起的人格清醒。但與其說是經不住“時代的誘惑”,更不如說是撐不住文筆和文采的湧動,自《狂人日記》,一路寫下去。當我們將他所有的著作讀遍,幾許竊竊私情?多少“中國人”!就是和自己的兒子逗著玩,也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不清爽啊!
上帝的針錐戳向各個自己的真實,而不是什麽“曆史的真實”和“事實的真相”。解剖出的全是忠心赤膽,沒個悄悄話欄,怎麽辦?
《紀念劉和珍君》的私處,在於一個處世已深的中年男子對清純青年女學生的愛憐。
《哭範愛農》,“舊鬼煩怨新鬼哭”,“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是痛,是惜。而《紀念劉和珍君》,是疼。雖然很“寫”,但寫出來了。所以,仍然好讀。
張愛玲,則疼始疼終。而以積久的文章審美,總覺得不及《紀念劉和珍君》的文采,文筆。但聞聽外國語的經曆,使自己對積久的審美持疑。譬如自己感受得到的張愛玲字裏行間新鮮的亮麗和清楚,那恐怕是自己的望洋興歎處吧?
《紀念劉和珍君》開啟了自己,也罩住了自己。沒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