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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菲什曼（Edward Fishman 下圖 Stanford）在5/6月合期的《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討論美國麵對中國大陸崛起、伊朗戰爭等的新形勢的應對策略。菲什曼指出，過去二十年，美國製定的經濟戰策略基於“單極世界”假設，華盛頓習慣於主動出擊，根本不用考慮被報複的風險。然而，那個時代已成曆史。麵對全新的地緣經濟環境，菲什曼認為美國尚缺乏成熟的“經濟戰作戰手冊”。美國與中國大陸雖擁有最強經濟武庫，但如伊朗戰爭所示，較弱勢力也能通過“武器化”戰略咽喉點，對全球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曾推高能源價格，迫使美國調整戰爭目標，表明經濟戰邏輯正被引入“熱戰”衝突 - 利用無人機和導彈影響私營企業行為，手法與美國慣用的金融製裁別無二致。
在這個裂痕叢生的世界，菲什曼提出華盛頓必須重新設計戰略：既要靈活運用經濟力量而不損害國家根基，兼顧經濟增長和繁榮，又需加強脆弱環節防護，同時有效管控衝突升級風險，保持與盟友的緊密協作。否則，美國將隻能重複“上一場戰爭”的打法，而新興的經濟秩序對美國國家利益則日益冷漠且不友善。以下為菲什曼這篇題為《How to fight an economic war》文章的（精簡版）主要內容。
識別經濟“瓶頸點”
首要任務是繪製全球經濟中最易“武器化”的“瓶頸點”圖譜。傳統的地理瓶頸如霍爾木茲海峽曆來是權力博弈焦點，而經濟瓶頸近年來日顯重要。它們多形成於全球化巔峰期，為追求效率，企業采用“及時”供應鏈，融入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係。然而，地緣政治競爭複蘇，使這些善意構建的經濟特征變成明顯脆弱環節，各國正利用掌控的瓶頸點切斷對手經濟命脈。
不過，也要避免矯枉過正 - 並非所有經濟依賴都構成瓶頸點。若美國將每一項相互依賴都視作安全威脅，則有可能即使犧牲了美國經濟增長，卻難實質提升自身安全。同理，若強行武器化非瓶頸優勢，不僅讓商業機會流失，還會削弱美國全球影響力。真正瓶頸具備三大特征：
· 單一國家或緊密盟友聯盟主導相關市場且幾成壟斷；
· 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方案；
· 能夠將優勢地位“武器化”，在自身損害極小情況下對對手施加巨大壓力。
僅有市場領導地位不足以構成瓶頸，必須接近壟斷。美國和中國大陸常用的瓶頸點正是如此：美元作為全球近90%外匯交易結算貨幣，美國金融製裁威力巨大；美國先進半導體出口管製依賴於矽穀巨頭英偉達對AI芯片市場85%的壟斷；中國大陸掌控約90%的稀土精煉產能。在這些領域，美中均非市場領導者，而是實質壟斷者。缺乏高度市場集中力時，經濟杠杆相對有限。比如美國關稅政策依賴其市場規模。川普曾稱美國“世界最大市場”，這確實屬實，但美國進口額僅占全球13%。即使被拒絕美國市場，普通國家仍能向全球近90%的經濟體出口。真正扼喉點局勢下，則主導方掌控約90%市場份額，受製方僅約10%。
這也解釋為何川普關稅未能強迫多數國家屈服：巴西、中國大陸雖減少對美出口，卻在其他市場大獲成功，出口總額創新高。舉例2020年疫情初，美國約75%醫用口罩依賴大陸進口，國內產量不足10%。疫情蔓延，大陸限製出口導致美國口罩緊缺，公共衛生部門不得不勸阻公眾佩戴以保障醫護供應。但美國製造商迅速擴產，半年內口罩供應充足，產量翻四倍。口罩雖初期依賴大陸，但因易替代未構成瓶頸。類似邏輯適用於服裝、家具等低資本投入易替代品。相比之下，資本密集型的稀土開采需九年投產，替代性極低。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樂觀預測兩年內打破大陸壟斷，但這漫長時間內，美國仍麵臨風險。
服務業的網絡效應進一步降低替代可能，使美國金融服務成為強大瓶頸。美元廣泛使用令替代體係難以建立。美國對加拿大征收關稅案例，顯示缺乏非對稱損害能力的局限。加拿大75%出口銷往美國，地理和基礎設施限製其市場多元化，川普因此宣稱美國對加拿大擁有“無限籌碼”。盡管關稅確實打擊加拿大，但代價高昂，擾亂美國汽車生產且推高能源價格，導致政策大多商品豁免，實際綜合關稅低至3.1%。
伊朗利用霍爾木茲海峽的非對稱能力亦是警示。該海峽每日運輸全球約20%石油和液化天然氣，封鎖成本雖高，但伊朗通過無人機和導彈攻擊，低成本擾亂航運，改變全球風險評估，導致其他海灣國家石油運輸受阻。
中國大陸稀土資源更具代表性。2024年出口稀土創34億美元收入，但美國地質調查局估算，若釹供應中斷30%，美國GDP將減少2.2%（6000億美元損失）。大陸放棄數十億美元出口，即能對美經濟造成超5000億美元衝擊。這種極端“不對稱性”，賦予大陸出口管製巨大威力，凸顯經濟戰中單方麵依賴才是被武器化的關鍵。
經濟戰的戰略與目標
經濟戰首要準則是避免武器化虛假“關鍵瓶頸”。即便如此，美國若武器化美元仍麵臨危險：每輪武器化會促使他國構築防禦，逐漸削弱對美元的信心和對美國產品的需求。美國需製定方案，既有效運用籌碼，又不摧毀自身優勢。製裁、出口管製等措施設計依目標而異，主要服務三個目的：
1. 汙名化（點名羞辱）：傳達不滿，滿足國內政治訴求。此類象征性製裁可能嚇退銀行，削弱其國際影響力，甚至引發人道危機。但它也反映出美國政府缺乏卷入更廣泛經濟對抗的決心。
2. 削弱實力：切斷技術、資本、市場渠道，如針對華芯片出口管製，確保美國在半導體和AI競賽中保持領先。此策略視為“消耗戰”，目的非改變對手行為，而是遏製其技術發展。
3. 強製施壓：利用經濟壓力迫使對方改變政策，包括威懾和強迫。拜登警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麵臨嚴厲後果屬威懾；川普威脅將伊朗炸回石器時代也屬“極限施壓”，旨在迫使其核計劃。
問題是美國決策者發動經濟戰時多缺乏明確目標，啟動經濟施壓前應優先明確目標，否則戰略方向可能大相徑庭。以中國大陸可能入侵台灣為例：
- 若經濟戰作為威懾，僅在北京越過“紅線”時啟用，則應深化大陸對美技術依賴，積蓄籌碼作戰略儲備。這樣當習近平權衡軍事行動時，美國能以經濟打擊威懾。
- 若目標是削弱大陸綜合實力，降低入侵成功概率，則應提前切斷技術渠道。開戰後，除非消耗戰，否則經濟手段難奏效。
川普政府出口管製搖擺不定，反映缺乏目標指導風險。政府內部鷹派主張收緊管製阻礙大陸AI發展，另一派則主張寬鬆政策以製造技術依賴。兩者邏輯各有合理，取決於戰略目標。循序漸進升級製裁往往非明智。美國傾向“先觀望後行動”，但製裁非真空發生，受製裁國迅速啟動適應機製，開發替代方案，培育本土或第三方供應商，提升自給能力。俄羅斯高校開設“製裁規避”碩士課程，即為例證。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證明漸進升級最終邊際效應遞減，成效有限。
慎用製裁
及時運用影響力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留影響力，以備關鍵時使用。華盛頓越頻繁武器化咽喉要道，其他國家越有動力減少對這些咽喉的依賴，從而削弱其未來效力。2014年俄吞克裏米亞後受美國製裁，促使中國大陸建立自主支付係統（CIPS），發展央行數字貨幣和數字支付平台，為脫鉤美元做準備。大陸此舉雖未嚴重威脅美元主導地位，卻建立了一個平行體係，保障危機時（不用美元）交易。CIPS已吸引120多個國家1700家機構參與，雖規模不如SWIFT但足以支持人民幣大規模結算。美國應推動支付係統現代化，保持更快、更便宜、更具吸引力的優勢。歐元因流動性強、民主支持，具便捷可靠優勢，已成美元之後的第二大外匯貨幣。歐央行行長拉加德強調數字歐元是“歐洲主權政治宣言”，歐盟推動資本市場統一，歐元或吸引對美元武器化敏感國家。
美國決策者應加強與歐盟及盟友協調製裁，防止美元承受過高地緣政治風險溢價。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元國際支付份額提升，犧牲其他G7貨幣份額，這些貨幣同樣易被武器化。美國麵臨更大挑戰是全球多數地區認為華盛頓可能將一切武器化，針對所有“不聽話”國家。由此，降低美國風險成為各國共識。以雲計算為例，美國科技巨頭掌控70%以上市場，歐洲政府為降低美國風險而建設本土技術棧，替換美國軟件，打造“主權雲”。
盡管前財政部長盧警告過度使用製裁，川普競選時也主張減少製裁，但實際行動未見克製。21世紀以來每任總統製裁頻率均為前任兩倍，且趨勢未減。唯一出路是建立立法“護欄”，限製總統濫用製裁權力。現行法律限製總統對食品、藥品、信息製裁，但總統仍享極廣泛權力。過去一年，川普多次製裁國際高官和法院，甚至威脅切斷同西班牙貿易。立法者應劃定更廣泛“製裁豁免區”，未經國會批準不得武器化特定領域，限製總統對條約盟友製裁。權力製衡既保留必要影響力，又防止濫用侵蝕美國經濟根基。
產業鏈忌一刀切
一戰前夕，英國《每日郵報》所有者哈姆斯沃思描述德國工業化城鎮工廠煙囪如同瞄準英國的大炮。如今，訪華美國人也憂慮類似局麵：技術領域，尤其AI，中國大陸已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在某些地方還有所超越。大陸製造業主導地位、技術進步與經濟武器庫擴充，對美國構成嚴峻戰略挑戰。2025年4月，大陸對稀土出口嚴格管控，幾周內致美國供應鏈癱瘓，實際摧毀川普加征關稅政策。福特暫停“探險者”SUV生產，雷神尋求導彈關鍵礦物替代。川普政府緊急談判，縮減關稅換取中方暫停限製。數月後，美國收緊出口管製，北京宣布限製含中國稀土產品全球銷售。接著美國撤回部分管製，並放寬對英偉達AI芯片出口。這一番較量，反映出中美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導致川普甚至將美中稱為“G-2”。
“稀土危機”凸顯的美國經濟安全優先次序，表明華盛頓應避免沒有重點的產業回流全麵開花，而應精準識別中國大陸關鍵製衡籌碼，采取集體行動化解。除稀土外，醫藥和清潔能源（特別電池製造）供應鏈中“卡脖子”環節亦需關注。大陸製裁美國無人機製造商Skydio，強製電池配給，顯示製衡威力。大陸已占全球電動車銷量四分之三，比亞迪銷量已超特斯拉。川普強調美國化石燃料豐富，但全球電氣化趨勢不可逆，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加速轉型。讓全球清潔技術市場拱手讓給大陸，等於賦予其對世界經濟巨大籌碼。
美國無需全麵替代中國大陸產品，那樣做成本高且耗時。應建立“平行供應渠道”，在必要時快速擴張替代供應，類似大陸金融領域嚐試。通過分散供應源，足以破除北京壟斷。盟友協調尤為關鍵。研究顯示，缺乏協調導致“碎片化厄運循環”，共同市場價值縮水，更多國家退出，最終大家一起死。川普提出“關鍵礦產貿易區”構想，歐盟、日本等盟友設價格下限，協調融資與采購，或應成為典範，推廣至其他戰略產業。減少依賴隻是局部，競爭對手反應及美國能否威懾升級同樣關鍵。
美國手中仍握管用牌
2023年4月，經濟學家亞當·波森指出，中國大陸在經濟戰中掌握“升級主導權”，無論美國出何種武器，北京總能反製。基於大陸掌控關鍵“扼喉點”，他建議美國奉行緩和政策，直至降低依賴。此觀點後來成為華盛頓共識，部分川普官員援引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說來支持回避與北京的正麵衝突。然而，千萬別低估了美國籌碼 – 我們手中籌碼多著呢（川普語）。美元、尖端半導體、噴氣發動機等美國“扼喉點”的攻克難度遠超北京手中的牌。大陸稀土加工雖技術領先但非不可逾越。美國若保持AI領先，矽穀模型或成全球商業支柱，賦予美國新“扼喉點”。美國不能妄自菲薄，放棄經濟戰而讓北京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美國可構建可信“升級選項”威懾北京。2018年對中興出口管製使其瀕臨崩潰，習近平親自請求寬限。今日美國仍有充足籌碼壓製中國大陸等國，缺乏的近是承受經濟痛苦的政治決心。曆屆政府因軍事代價高，轉向經濟戰替代。如今，美國對經濟痛苦承受能力極低，市場一動即退縮，暴露“阿喀琉斯之踵”。經濟戰勝負不僅看誰損失GDP更多，更要看誰抗打擊更強。美國應加強那些易引起政治反彈的薄弱環節，提升它們的韌性。
發動經濟戰時，爭取公眾支持至關重要。當民眾信服事業正義與戰略穩健時，方願承擔相應的經濟代價。總統決策有時落後公眾意願，如2022俄侵烏後民眾支持高油價懲罰莫斯科，但拜登遲遲未強硬製裁。更多時候的公眾認知落後，源於政府未充分說服民眾。伊拉克戰爭的慘痛教訓令民眾警醒，領導人更易說服民眾接受經濟戰優於軍事。若美國用經濟後果伴隨軍事力量威懾中國大陸不要攻台，可信度或許要高得多。
經濟和平的未來
當今世界正處於經濟秩序深刻重塑的曆史關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係列製度安排推動了國際貿易與資本流動，也奠定了全球化繁榮的基礎。過去幾十年間，全球供應鏈不斷延伸，科技與金融迅速融合，世界經濟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動力。
然而，近年來逆全球化浪潮不斷升溫，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競爭日益加劇，全球經濟體係開始出現裂痕。特別是中美關係的變化，正在深刻影響世界經濟格局。中國大陸通過“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以及產業升級，積極擴大自身影響力；而美國則更加重視供應鏈安全、產業回流以及戰略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正麵臨“合作”與“對抗”的雙重選擇。
曆史表明，陣營化並非最壞的結局，20世紀30年代那種各國自掃門前雪、相互傾軋的“無序碎片化”才是引發世界大戰的真正深淵。相比之下，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內部合作，反而成就了美國史詩級的經濟擴張。因此，經濟安全與繁榮並不對立，關鍵在於告別單邊主義，走向“協調一致的碎片化”。美國及其盟友亟需確立新願景，打造一個以“經濟安全聯盟”為核心的合作機製。通過攜手構建可信賴的供應鏈，協調產業政策，共同化解在醫藥、關鍵礦產、清潔能源等領域被中國掌控的“關鍵瓶頸”。隻要這個陣營足夠龐大且凝聚力強，就能在兼顧規模效應的同時，有效消解中俄等對手的經濟脅迫。
美國曾開啟了將“關鍵瓶頸”武器化的經濟戰紀元，如今其他國家已如法炮製。華盛頓優勢的流失，不僅是因為對手掌握了籌碼，更由於自身對戰略優勢的輕率濫用。若想在斷裂的時代塑造新秩序，華盛頓必須以更具紀律性、協調性且戰略可持續的方式開展經濟博弈。否則，滑向無序碎片化的世界，將無情吞噬美國的繁榮與安全。
* 本文作者愛德華·菲什曼（Edward Fishman）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兼莫裏斯·R·格林伯格地緣經濟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他著有《扼喉點：經濟戰時代的美國權力》（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一書。
參考資料
Fishman E. (2026). How to fight an economic war.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fight-economic-war-fish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