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嗯，挺愛幹的活兒。
美百年間兩次痛失中國 川普何為（中）？
文：格致夫
（二）二戰後美國再次失去影響中國走向的難得機遇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拒絕簽署列強們赤裸裸分贓交易《凡爾賽合約》。對於該條約，西方有良知者亦看不過眼，尤其對其後遺症感到憂慮。法國是合約的最大贏家，但其陸軍元帥福熙得知內容後，卻這樣評價：“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此預言驚人的準確，整整20年後的1939年，納粹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曆史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與一戰結束時中國麵臨曆史性道路選擇處境類似，中國曆經14年漫長的血與火的抗日戰爭，迎來日本投降和二戰結束，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紛爭卻再次讓中國麵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
而美國抓住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曆史機遇，迅速崛起為世界新霸主。在二戰期間及之後，美國人明智地相信一點：中國發生內戰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案是，中共能夠和平融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但華盛頓犯下一個後果嚴重、影響深遠的大錯——沒能預見到東方大國的未來屬於中共，而是聽信了個別美國人的誇大說法：蔣中正才是唯一勝任領導中國爛攤子的領袖，錯誤地把賭注押在了蔣領導的國民黨身上！
中共取得內戰勝利統一大陸後，順理成章地倒向蘇聯陣營。很快，美國人就不得不與中國人一道，為華盛頓的錯誤在朝鮮戰爭中付出慘烈的代價！而今天，中國更被川普政府認定為美國的頭號對手！
仔細審視1940年代那段風雲變幻的曆史，客觀地看，美國人本有不少機會修正對中國局勢的錯誤判斷——與日後執掌中國的中共在抗戰期間就建立良好關係，即使彼此不能成為盟友，至少可以避免中美兩大國走向彼此敵對關係。
獲大批美援的蔣介石因何對美國不滿？
今天，即使美國人恐怕都難以想象，在中國爆發抗日戰爭初期，“聰明”的美國政府一度力避卷入很可能徹底改變東亞格局的中日戰爭，更於1937年9月宣布：禁止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直至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政府向軸心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才開始援助中國戰區。
1942年1月，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要求羅斯福派遣一位高級將領到中國擔任統師部參謀長，美軍方派出史迪威中將擔任此職。但此人的傲慢，從一開始就令蔣不悅。
有資料顯示，中國在抗戰中所獲美援總額達16億美元，是所有援華國中最多。但是，“美國戰時對華援助大部分都耗於緬甸邊境戰役，在中國國內情勢惡化到幾瀕於絕境時……中緬印戰場的物資，90%卻都貢獻在這上麵。”而美國同期輸送中國的物資支援，卻遠少於對英國及蘇聯的支援。
尤其是蔣應美方要求，派出10萬中國精銳部隊遠征緬甸，由史迪威指揮，對日作戰。不但消耗了大部分援華物資，而且取得極為狼狽的戰績，遠征軍遭受慘重損失，這讓蔣大為不滿。
另一方麵，蔣介石要求史迪威對他唯命是從，不得違拗。而中國戰場節節敗退的現狀，又讓史迪威十分沮喪、惱火。他多次向蔣建議，軍事要改革，軍隊應改組，那種以效忠個人的封建方式指揮軍隊的思想，勢必會在戰場上一敗塗地。對史迪威的建議，獨裁的蔣當然不予采納。而更令蔣難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他撤出包圍共產黨的幾十萬大軍去打日本，甚至還要給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劃撥一些美援物資！自1943年起，他就兩度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但因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反對而未能如願。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各戰場取得重大的轉折性勝利。然而，在中國戰區，國軍在豫、湘、桂等戰役中卻出現大潰敗！震驚美國朝野，羅斯福總統深感失望。6月，他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了解情況。華萊士對國民政府的統治能力給予很低的評價，亦同意史迪威成為兩國合作的障礙。但鑒於中國戰場的嚴峻形勢，8月份，羅斯福再三要求蔣授予史迪威將軍（美方為此將其提升為上將）指揮權，遭蔣堅定拒絕，他告訴羅斯福：倘若要將指揮權交予史迪威，寧願脫離盟國獨自抗日！
蔣還找到剛以非公職身份來重慶的赫爾利為之做說客。這位後來成為駐中國大使者，誇大其詞地說，蔣是防止中國崩潰的唯一領袖。他致信羅斯福說:“我的意見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並且還會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
羅斯福權衡再三，為維護美中戰略同盟關係，隻好作出讓步，於10月召回史迪威，由魏德邁繼任。而此時蔣與美國的分岐已經加深。
邊區中共對美國的態度
中共雖以馬列為指導，但並非如一般認為的那般僵硬——會把自由世界的代表美國看成不共戴天的當然敵人。相反，中共是一個奉行現實主義的政黨，最講究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至於對美國總統羅斯福有很深影響的蘇聯高官莫洛托夫有個說法：中國共產黨人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年，中共控製的陝甘寧邊區本來就是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地方，抗日戰爭年代就更糟，尤其還受到蔣政權的嚴密封鎖，物資極度匱乏，而來自蘇聯的援助又極少。不難想象，中共極度渴望外援。如能獲得美援中的哪怕一小部分，也是求之不得。當年的中共也就沒有任何理由疏遠美國，這在毛澤東的一些談話中，就表達的很清楚。
毛當年認為：“美國可能在長江下遊登陸，我們和他們合作”。“鴉片戰爭以後，104年以來，沒有一次這樣好的環境，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在幫助我們。過去隻有蘇聯幫助我們，現在英美不反對我們，還幫助我們.....”這表明，中共已在設想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前景。
為對外宣傳計，從斯諾開始，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力求講好邊區故事。盡管有1939至44年間國民黨長達五年的封鎖，包括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海倫·斯諾、貝特蘭、王公達、黃薇、斯坦因、福爾曼、愛潑斯坦、白修德等外國記者采訪邊區的著作，向世界傳達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真實的一麵。這也自然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不能無視中共力量的存在。
美國對華政策的微妙調整
隨著中共軍隊在日軍後方壯大，美國政府意識到與其有限合作合乎自身利益。羅斯福開始謹慎地調整一味依賴蔣政權的策略。華萊士副總統訪華期間，向蔣表明了希望國共團結的願望，終於促成美軍赴延安觀察組的成行。1944年7、8月，美國以包瑞德上校為首的“迪克西使團”抵達延安，受到中共熱情歡迎。毛特意在《解放日報》社論標題“歡迎美國軍事觀察員們”中特上“我們的朋友”。該社論寫道：使團的到來是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因為它表明，美國對中共的認識與態度趨向良性，是中共外交的新開端。
美軍觀察組的目的，除組織空軍救援和收集日軍情報外，還包括考察中共軍隊的武器裝備、作戰能力等情況。中共方麵與之通力合作，並給予直接通訊、自由通行及活動的自由。中共控製區亦曾多次營救迫降的美軍飛行員。觀察組（後改為聯絡組）直至內戰爆發後的1947年3月才撤離，在中共與美國關係史上寫下了最初一頁。
“迪克西使團”在延安活動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大量報告。觀察員約翰·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錄了毛澤東關於“民主”和“合作”的談話內容：毛說：“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美國無需害怕我們不願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
觀察員約翰·戴維斯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等秘書，後任戰區司令的政治顧問，他報告說，“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以人民訴求為己任的團體”，他們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得到“人民大範圍積極擁護的團體……中國的命運不在於蔣介石，而在於他們”。他認為，美國在做任何決策時，一定要考慮到這一點。
而觀察組“1945年的政策建議”最為引人矚目。該報告指出，中共軍隊士氣高昂。而國民黨內士氣低落，國民黨官員大多素質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壓力來完成任務；國民政府非常腐敗，在其控製的地區，租借法案的物資在進行公開買賣。報告還說，人們痛恨為國軍服役，為了防止士兵逃跑，經常把他們捆綁起來並關押在監獄裏；而在中共控製區，沒有人拒絕服兵役，也沒看到軍官虐待士兵。
國共之間的鮮明對比給謝偉思、戴維斯、盧登等美軍觀察員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謝偉思更提出：美國在一個親美的中共和一個親蘇的中共之間仍有選擇的判斷！建議美國政府采取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放棄隻單純支持蔣政府，也援助中共抗戰，改善和發展與中共的關係，防止戰後蘇聯徹底控製中共。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這些通過現場觀察和第一手資料得出的真知灼見，沒能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後期反而采取了扶蔣反共政策。一個簡單解釋是，羅斯福不能不考慮國內輿論和複雜的政治，而“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就在美國人的眼皮下攢動”！
1945年1月，美國委任已在中國的赫爾利為駐華大使，而導致羅斯福對華形勢誤判的關鍵人物正是此人。1944年11月，赫爾利懷著樂觀願望赴延安，商討中共取得國民政府中合法地位問題。他與毛達成五條協議草案。其內容包括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代表的聯合政府，承認中共和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軍隊應平等地分配盟國的援助物資等。
當赫爾利帶著草案回到重慶後，卻遭到蔣的拒絕。他告訴赫爾利，接受共產黨進入政府等5條，最終隻會導致中共控製了政府！而對於蔣提出的3條反建議（包括把中共軍隊置於國民黨掌控之下），赫爾利很快表示支持，且力主中共接受。中共則認為，這不是聯合，而是投降！
赫爾利的問題在於，他看不透國共之間的深刻矛盾和中國高度複雜的局勢，他隻“相信蔣的地位與美國的利益及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認為美國承認蔣領導的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任何支持中共的政策都會對美國不利，包括1945年1月八路軍向美國申請美元貸款，他亦建議羅斯福不予批準。中共很快得出結論，這位中間人已倒向蔣一邊，從此不再相信赫爾利，其調解也就難以有效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底，美國軍方令人意外地向中共表達了一種試探性的、明顯未獲美方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態。駐延安觀察組首任負責人包瑞德上校和戰略情報局駐中國副局長威利斯·伯德，分頭給延安帶去了提議。兩人的提議都設想了美國技術部隊登陸中國華北，然後與中共軍隊聯合行動！包瑞德上校的提議由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麥克盧爾將軍授權，而伯德上校提到“戰區司令已經原則上同意全力支持共產黨……”中共的答複是，他們同意！
毛澤東赴華盛頓會見羅斯福的罕見提議
當羅斯福總統1944年成功連任時，毛澤東發去了賀電，羅斯福回複道，他期待“與中國的所有力量積極合作”，以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應該說，這是中共與美國總統直接接觸一個不錯的開局。
鑒於美方在1944年下半年向延安展現的一係列微妙、積極姿態，中共摸不透美國政府的真實意圖，而由明顯親蔣的赫爾利作為中間人的國共談判又陷入僵局。中共覺得，如果能與華盛頓高層建立直接聯係將大有幫助。其具體設想是：由羅斯福總統發出邀請，毛澤東和周恩來（或一人）前往華盛頓，與美國總統麵商機要。
不難想到，中共希望繞過不再受其信任的赫爾利傳遞這一重要信息。於是，1945年1月，這個罕見的提議由美國在延安的軍事觀察組代組長雷·克羅姆利上校電傳給了在重慶的魏德邁將軍，希望由他報告給“美國最高官員”。
那麽，中共希望直接去白宮，究竟期待得到些什麽呢？從“迪克西使團”政治顧問謝偉思關於毛澤東、周恩來和他多次開誠布公談話的報告裏可以窺探個大概。
首先，他們想說服羅斯福總統，是中共代表著中國的未來，而不是國民黨。如果能把這個觀點明白無誤地傳達給華盛頓決策層，美國就可能被說服，減緩對蔣介石的支持，同時加快運勢向中共一邊轉移。其次，中共想作為聯合政府的一員，像他們歐洲的共產主義夥伴鐵托那樣，獲得美國的武器、軍火。在抗擊日本方麵，他們認為需要美國提供幫助，武器是他們急缺的。中共在華北日軍陣線前後方都建立了組織完善的抗日根據地，但缺少打一場真正決戰的武器。他們希望去華盛頓說服羅斯福總統，表明他們要求的正當性。他們感到美國政府還沒有察覺到，國民黨在衰落，中共在崛起。如果他們能見到羅斯福總統，就能當麵闡明這一切。
“我們不能跟美國衝突，我們冒不起這個險。”毛澤東對謝偉思說。他們一點兒也不在乎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因為中共十分自信，他們將取得最終勝利。他們想讓美國承認中共已經取得的成績，承認他們有能力即將取得的東西，承認中共是中國的主要黨派，而非非法組織。他們想在盟軍即將到來的勝利中獲得參戰一員的合法地位，這樣就能在對中國的戰後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聯合國裏獲得一席之地。總之，他們想徹底搞明白，如果蔣介石拒絕聯合政府，那麽是否“有可能”，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想知道自己在美國政府眼中的地位。
但不幸的是，這項提議沒能直接報告華盛頓，而是首先被赫爾利大使截留在重慶，魏德邁將軍也被迫同意這麽做。中共的提議最後送達羅斯福總統時，“已被赫爾利大肆批判過了”。而那時，羅斯福總統正在一門心思為雅爾塔會議做準備，他滿腦子都是二戰接近勝利之時的各種惱人的難題，實在無心再與難以對付的蔣介石產生任何新矛盾。他傾向於在即將到來的會談中和蘇聯人一起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回應毛澤東來訪的罕見提議！
美國駐華大使遭下屬批評的告狀電報事件
4月，赫爾利大使回國述職，公開發表支持蔣政權，絕不與中共合作等言論，中共媒體和毛澤東發文嚴詞批駁，雙方關係惡化。7月，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民主同盟兩位代表時，對赫爾利的批評已帶有明顯的義憤色彩，他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同時，中共公開表示，堅決反對赫爾利再任駐華大使。
而在大使回國的檔口，美駐華使館部分人員由代辦喬治·艾奇遜領頭，由謝偉思執筆給國務院發去長電，批評赫爾利的不當作為。電報指出，中共代表一股崛起的力量，如果美國拒絕與之打交道，“從長遠來看對美國利益是有害的”；隨著登陸中國的計劃臨近，留給我們調整策略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他們建議，“總統應該明確告訴蔣介石，軍事上需要我們資助共產黨，與他們合作”，這個決定“不會推遲或取決於”是否國共聯合執政。
電報引發赫爾利大發雷霆，他采取各種手段清洗了參與此事的6名下屬。1945年6月，聯邦調查局竟以“通共”嫌疑拘捕了謝偉思，後被判無罪。
而該電報最終被呈送羅斯福總統，國務院推薦說，這給我們提供了重新檢視整個形勢的機會，特別是重新考慮是否要“向共產黨和蔣介石都提供戰爭物資”。而赫爾利則言之鑿鑿地向總統進言：俄國人已經在雅爾塔和總統達成一致，這將大大削弱共產黨的實力。他可以保證，“就在4月底”，中國就能統一！
羅斯福聽信了赫爾利的說辭，認為共產黨是可以被迫接受蔣介石的聯合政府條件的。他決定單獨和蔣介石打交道，沒有他的同意，不能和共產黨聯係！這是這位美國總統一生中最後一個重要決定。幾天後，他離開華盛頓前往溫泉療養院，再也沒能回來。
對羅斯福決定影響最重的一個砝碼是，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與斯大林達成的一致。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利都相信，蘇聯是問題的關鍵，俄國人秘密承諾和蔣介石簽署協議（8月這個協議真的簽了）將影響國共兩方，並能夠阻止中國爆發內戰。
影響羅斯福總統的另一個因素是，當時他高度關注將於4月下旬在舊金山舉行的創建聯合國的大會，他希望四國同盟在戰後可以擔當起保證世界和平的重任。這是一個不計代價也要避免是非的時候！既然中國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也在歐洲之下，那麽也就不值得按照駐華使館電報中的建議去冒風險。
這一點再次與曆史驚人地相似：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正是囿於不能影響國際聯盟創立的邏輯，而放棄了對中國的承諾。
埃德加·斯諾是羅斯福喜歡傾聽其意見的人，他報道了1945年與總統的一次談話。斯諾說，羅斯福對中國局勢的複雜性又為難又感興趣，他抱怨沒人能把那裏的事情解釋清楚，包括斯諾。他“能認識到在遊擊戰區域，中共領導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長壯大”；他問“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俄國人是不是在領導他們？”，還有，“如果我們協助他們，八路軍在華北到底能做些什麽？他又說，“我們和日本就要結束戰鬥，我們要把補給和一些聯絡官送到華北沿海”。斯諾問，是不是隻要我們承認蔣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們所有的補給就要通過他來分配？“我們不能同時資助兩個中國政府，不是嗎？”“我們一直在和兩個政府打交道，”羅斯福總統果決地一揚頭，“既然我沒法讓他們合並，我打算繼續這麽做。”
這成了一個謎。這看上去和他支持赫爾利的看法自相矛盾。羅斯福總統於4月病逝後，由杜魯門繼任總統，其對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國共為受降權和受降地區發生軍事衝突。赫爾利為調解國共爭端，向蔣提出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25日，中共首腦毛澤東，在赫爾利和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陪同下，與周恩來，王若飛等飛抵重慶，與國民政府就兩黨關係及和平建國事宜進行了會談，並簽署《雙十協定》。此舉等於為毛和中共謀求和平做了廣泛宣傳。但該協定並沒有帶來和平，國共雙方的衝突依然不斷。美大使館11月的報告認為，情況幾乎是無望的，挫敗感十足的赫爾利不久即辭職。
馬歇爾使華及影響
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眼看中國有可能陷入內戰，任命喬治·馬歇爾為特使前往中國。其任務是，說服蔣介石召開包括中共和所有主要政治團體代表出席的國民大會，以民主方式統一中國，結束已爆發的國共敵對行動。
馬歇爾之所以被任命為特使，除了其前陸軍參謀長的身份外，他早年曾於一戰後在美國駐華（天津）第十五步兵團任副團長三年，對中國事務略有經驗。
經馬歇爾斡旋，1946年初，國、共、美三方組成了軍調處執行部，總部設在北平，由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組成三人領導小組。三人小組於1946年1月達成停戰協議，為政治協商會議做準備。馬歇爾嚐試為中共與美國未來的合作創造一個基礎，這就需要“迪克西使團”繼續存在下去。
但馬歇爾出使延安將美國決策者們置於一個進退兩難境地：盡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但考慮到戰後美國與蘇聯的對抗，美國不能不援助蔣介石政府。另一方麵，盡管中共日益強大，且獲得越來越多的民心，但美國政府認為中共在與蘇聯合作，美國不能支持中共。
馬歇爾受人詬病的一件事是關於東北戰事。1946年5月下旬，國軍占領長春，在四平戰役重創林彪部隊後，一直追擊至鬆花江邊，逼近哈爾濱。但在馬歇爾的壓力下，蔣於6月6日下達了停戰令，同意東北休戰15天。6月21日，又宣布停戰令延長至30日中午。此事被認為給了中共軍隊喘息機會，為此後反敗為勝創造了條件，改變了東北，乃至全國國共對壘的局勢發展。
8月份，以調停國共衝突為己任的馬歇爾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對國民黨政府暫時實行武器彈藥禁運；二是他與司徒雷登大使為杜魯門總統起草了一封信，並由杜魯門發給蔣介石。
12月1日，蔣與馬歇爾進行了一次詳談。馬歇爾向蔣提出了他對長期內戰對國家經濟影響的憂慮，但蔣對此不以為然。幾天後蔣表示願意聘用馬歇爾為政府顧問，但馬歇爾拒絕了。他表示，既然受到美國政府全力支持，都未能成功推動談判，更不要說在中國政府內推動改革，而且這麽做會影響美國的立場。
1947年1月7日，馬歇爾奉召離華返美就任國務卿，發表的對華局勢聲明稱：“和平最大之障礙，厥為國共兩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對。”國民政府中“最有勢力之反動集團，對於餘促成真正聯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幾無不加以反對”；而中共方麵“真正極端之共產黨徒，則不惜任何淚烈之手段以求達到其目的”。
1月29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方退出旨在調停中國國內衝突之三人會議，並盡速撤回軍調處執行部之美方人員。1月30日，蔣政府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處執行部。
美國對華關係後續發展
1947年2月9日，美國民主黨遠東政策委員會致函馬歇爾國務卿，指責美國外交政策，抨擊中國國民黨，稱：恢複中國之和平統一之所以失敗，其主因為美國一方麵企圖調解，一方麵又在軍事及經濟上援助中國國民黨之反動分子，致使調解基礎破壞殆盡。
5月7日，馬歇爾宣布，中國政府改組已具備美國貨款條件，美對華武器禁運至1947年5月解除。7月16日，杜魯門總統委派特使魏德邁率調查團再次訪華，發現對比前次來華，國民政府的情況更糟。他在中國發表批評政府的意見，引起蔣不滿。回國後，魏德邁撰寫報告，指國民政府腐敗無能，經濟上通貨膨脹，蘇聯及中共即將控製東北地區，中共很可能會控製中國全境。他建議繼續對國民政府提供經濟援助和派遣顧問。
1948年12月1日，美國《外交雜誌》載文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美國以35億美元援助中國，其中在戰勝日本前，為14.69億美元；戰勝日本後，達20.88億美元。
1949年2月15日，美眾議院51人就中國局勢問題致函總統杜魯門總統稱：中國局勢已使美國“感到嚴重威脅”，“共產黨在中國之勝利，將為吾人重大的及曆史性的失敗”！要求杜魯門指派一委員會研究中國問題。
2月28日，美國務院提交《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報告》，主張在政治上不致力於推翻中共新政權，而是“通過允許恢複與中國的正常經濟關係，大大增強這種可以使莫斯科與中共政權產生嚴重分裂的力量”。
3月28日，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向國會提出報告稱，決定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應采取之基本原則：一、繼續支持美國一向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信條；二、希望中美兩國人民繼續正常之經濟文化交流關係；三、因經濟援華一事，於美國本身利益甚為重要，故應盡可能繼續下去。
4月4日，美參眾兩院通過一項議案，決定將1948年4月3日所通過“援華法案”延期至1950年2月15日。
4月18日，美國國務院內部已有人主張承認中共，司徒雷登大使由南京到上海，且發表其承認中共之建議。
5月13日，國務卿艾奇遜致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要他向英、法等國駐華大使強調：“給共產黨政權以事實上的承認將從政治上鼓勵共產黨，打擊國民黨”，“我們強烈反對任何大國匆匆忙忙給予中共以無論事實上還是法律上的承認。”
8月5日，美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書中表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是國民政府本身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負起全責。
1951年6月9日，韓戰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在被撤職後表示，“馬歇爾使華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誤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將付出鮮血和災難的代價。”馬歇爾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1950年代受到強烈批評，麥卡錫本人也在國會批評此使華行動。
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塔奇曼寫道：“我們在中國得到的，完全和我們的目標相悖。我們千方百計避免的內戰還是爆發了。雖然我們打敗了日本，但是能賦予這場勝利意義的一個強大、統一、友好的戰後中國還是離我們而去。我們在國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費了。”
“迪克西使團”團長包瑞德在1970年的回憶錄中寫得更直白：“美國從一個惡鄰手中救出中國，卻因對國共兩黨內戰的厭惡，從中國抽身 ，從而使中國落入另一個惡鄰的懷抱。”
最後，或許有人認為，即使當年羅斯福未受駐華大使影響，邀請毛澤東到華盛頓晤談，美國政府也認識到中共才是代表中國未來的力量，並采取扶持中共政策，也不會換來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這是低估了中共審時度勢的應變能力！
與美國搞“統一戰線”並非不可想象，看看中共近百年的曲折曆史，這個曾經被醜化為洪水猛獸和共匪的黨，為何沒有在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四·一二事變）大開殺戒中被鏟除？為何沒有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以及艱難、漫長的長征路上被消滅？又為何能夠在短短28年時間裏推翻看似強大無比的國民黨政權？
中共審時度勢的應變能力就是答案。假如當年美國政府真的認識到中共的力量所在，並采取扶持政策，隨時麵臨生存威脅的中共，必將毫無懸念地與美國合作。看看1972年尼克鬆訪華所發生的事，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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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的蒲公英 發表評論於 2019-06-08 19:04:44
土共一步步走過來，真不容易啊！《沁園春·雪》最早發表於1945年11月14日重慶
《新民報晚刊》，如果當時有美國人能用中文讀懂此詞，就知道應該和誰合作了。
《新民報晚刊》，如果當時有美國人能用中文讀懂此詞，就知道應該和誰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