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嗯，挺愛幹的活兒。
五四大義 假如沒有五四 ……
文：格致夫
白雲千載空悠悠？！
至少擁有5千年文明史的華夏民族，在後半頁長達20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深陷封建帝製統治之泥潭而不能自拔，特別是飽受以“三綱五常”為特征的儒家順民文化全方位無死角浸淫，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相互映照、比對、“攀比”視角中，早已被災難性地“鈍化”為一個極度缺乏進取心的民族！
如果西方人不算矯情地說，他們有中世紀“千年黑暗”史，中國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東方古國所遭受的加倍黑暗時代兩倍於西方！
由此可以解釋，後世，國人的民族性格何以如此懦弱，何以如此缺乏發明創新基因，何以如此缺乏進取心。也就更可以解釋，這個泱泱大國的現代化之路何以如此漫長——直至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即使其物質文明已經令世界矚目，令美國人和歐洲人深感不安，這個民族的精神文明征程卻依然在路上！
落後就要挨打！當年強悍叢林世界的語法和邏輯，必然如此展開。中國這艘風雨飄搖中的大船，曆經近、現代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個又一個挨打場景，一頁又一頁不平等條約，注定了不是李鴻章們這些“裱糊匠”可以擺平的，包括五四運動中辱罵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為“國賊”，公允地講，均有失客觀。曆史地看，“白雲千載空悠悠”不可避免，此乃民族性格鈍化的必然結局！
東方睡獅如何被驚醒？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拿破侖曾把中國比喻為東方睡獅，它醒來時將震驚世界！（有人指此說屬訛傳，權且借用吧。）
但令人扼腕的是，始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雖然洋人們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緊鎖的國門，卻並沒有喚醒這個沉睡的古老民族。
不幸中的萬幸，白雲悠悠再過幾代人——在鴉片戰爭80年後，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可謂東方睡獅醒來的第一聲怒吼！巧合的是，這一吼聲正是肇始於發生在拿破侖祖國的巴黎和會。
如果說，一個世紀前的這場運動中，“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是中國人申明要站起來的第一聲響亮呐喊，令世界第一次真正意識到，“男人長辮子+女人裹小腳”的東亞病夫出現覺醒的預兆！“德先生、賽先生”則是兩麵意義深遠的高端旗幟，即使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沒有褪色！而“打倒孔家店！”才是大革文化之命最根本性口號，這是悠悠古國煥發生機，重新出發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100年後的今天，我們有足夠理由說，五四是注入這個鈍化民族肌體的第一組新鮮基因！我們更可以說，五四堪稱古老中國發誓成為現代國家的第一個宣言書！
五四乃一個偶發的非偶然事件
一個世紀前，發生於愚昧落後中國的五四運動，之所以起點高端，成果裴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此前長達半個世紀現代思想的發軔、啟蒙與滋養。那些思想啟蒙大家們的資格遠在“先行者”孫文先生之上，甚至也在變法維新領袖康梁們之前！這個“功勞簿”上的名單可以很長，這裏僅列出其中幾位突出的“盜火者”。
—— 林則徐、魏源成書於1852年的《海國圖誌》，卷疊浩繁達百卷之巨。其中首次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開明主張。該書在日本流傳甚廣，成為天皇和大臣們必讀書目，並產生重大影響——有人認為啟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此書不但未受清廷重視，且受到譴責。
—— 中國近現代史上首位駐外使節、駐英大使郭嵩燾1877年寫成日記體《使西紀程》，向清政府介紹西洋先進的社會管理和政教製度，並提出效仿西方建議。結果郭嵩燾被清廷申斥，書稿遭毀版。
—— 黃遵憲作為參讚曾駐日本4年之久，於1887年完成書稿《日本國誌》，詳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近10年政治製度及各方麵的巨變，認為日本不再是從前的“蠻夷之邦”。雖經李鴻章、張之洞等重臣向總理衙門推薦，卻仍無下文。直至甲午戰爭結束，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亦於1895年簽訂之後，該書稿才自費刊印麵世，風行天下，引起震動。
—— 晚年成為保守派的中國翻譯界奠基性人物，“信、達、雅”標準的提出者嚴複，乃中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最重要的啟蒙者。他係統地將西方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譯介到中國，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8種著作，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影響巨大。
—— 以《新青年》為利器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向傳統、儒教、文言文發起挑戰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其代表人物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受過西方教育者。正是這一群體的啟蒙，直接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基礎。特別是陳獨秀，在青年學子中享有很高威望，追隨者不計其數，堪稱青年學生們的精神導師，被尊為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新青年》的曆史貢獻幾何？
由陳獨秀一手創辦的這份小刊物對中國現代史的重大影響並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而胡適有言：“二十五年來，隻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其中之一正是《新青年》。
孫文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深深認識到，在當時的中國光靠軍事革命是不夠的，也不會有大出路。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而大眾啟蒙的最好方式就是辦刊物。“隻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創刊，其總編正是陳獨秀。他在創刊號上的《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兩篇雄文是舉起“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麵大旗的開山之作。而《敬告青年》則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胡適那篇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刊發於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5號。該文首倡推廣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以打破舊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動文學改革為目標，被視為文學革命的發難之作，與此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起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
《新青年》從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起，成為中國第一個全部采用白話文的刊物，並帶動其它刊物掀起一場白話文運動。中國新文學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話新詩、第一部白話獨幕劇劇本，都發表在《新青年》上。
魯迅的《狂人日記》於1918年發表在第4卷5號，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且一出手就把現代文學推上一個新高度。同時，雜誌還譯載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泰戈爾、王爾德、莫泊桑、易卜生、契訶夫等外國名家的諸多經典名作。
發生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在當時堪稱工農翻身做主，實現“德先生”理想的開天辟地大事變！《新青年》迅速成為宣傳馬列、反帝反封的核心陣地。1918年10月﹐李大釗率先在第5卷5號上發表了《Bolshevlsm的勝利》、《庶民的勝利》等文。短短兩年內，《新青年》刊登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類文章多達130餘篇。
五四運動爆發後，《新青年》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場運動的旗幟和號角。1919年第6卷1號陳獨秀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提出“本誌同誌本來無罪，隻因擁護那德謨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學）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的。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這是第一次將科學與民主稱為“賽先生”與“德先生”。
五四運動和《新青年》無疑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有力推進了中國文化與精神現代化的曆史進程——播下了先進思想文化的寶貴種子：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在五四前後登上政治舞台的；
——同一時期的許多政治運動，追根溯源，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分不開；
——當年新思想接受者的社會意識、精神文化麵貌都是在五四前後發生嬗變的；
——而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仍在踐行五四先驅們的未竟之業！
一句話，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打破兩千年渾渾噩噩的沉悶局麵，短短數年間，令人難以置信地實現由封建專製為主旋律的舊文化迅速向近代民主政治為特征的新文化轉型，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和《新青年》的孕育、催生和哺育，這一切斷不可想象。更進一步看，可以不誇張地講，中國現代史的進程正是因為五四運動和《新青年》而改變！
沒錯，曆史不可以假設，但誰會把“假如”當成曆史的一部分呢？不可否認，對於很多複雜事物，從不同角度審視總是有益的，對五四這類複雜的重大曆史事件尤其如此！而逆向思維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視角。
假如沒有五四運動……
現在再來看標題中的這個問題，答案也就比較明確了。
假如1919年巴黎和會傳來的喪權辱國消息沒有引發五四運動，那將意味著中國此前思想啟蒙漫長曆程的失敗！尤其意味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重大失敗！其此後的社會影響亦必將大打折扣。
而沒有這些，推進中國文化與精神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亦將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東方睡獅的覺醒也就無從談起！
另一方麵，中共之所以能在1921年成立，至少具備了兩個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這就是蘇俄10月革命的成功送來的醍醐灌頂般的“新思維”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國人精神的強悍洗禮。兩者缺一不可——前者為中國建立一個激進的、徹底的革命黨指明了方向，而後者則為這個全新政黨提供了載舟之水和補充新鮮血液的源泉！
但僅僅靠這兩個外部條件還是不夠的，中共的成立還離不開一個特定的內部因素，即陳獨秀極為特殊的個人際遇。筆者在幾年前的拙文《北大教授陳獨秀嫖妓改變中國曆史進程！》中對此曾有具體分析。
主編《新青年》的陳，1917年被惜才愛才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延攬至麾下出任文科學長。在上世紀早期，文人嫖娼根本不算什麽大事，更不是新聞，北京八大胡同就有很多文人出入。但1919年3月，報界卻爆出北大著名教授陳獨秀狎妓行為過分的新聞。報載，陳“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陳）將妓之下體挖傷泄憤”！
陳無法繼續北大教職，在隨後爆發的五四運動中，作為精神領袖又因支持學生，並親自上街散發傳單而被捕，3個月後方獲保釋。他遂回上海，全身心投入他心愛的刊物《新青年》和馬列主義及蘇維埃的宣傳中。
正是這一特殊經曆，才促使陳獨秀最終走出安靜的書齋，投身現實政治，成為職業革命家，並有機會迅速創建中共。
假如沒有五四運動，也沒有爆出嫖妓醜聞，陳的個人際遇將會有很大不同！至少不大可能有機會在李大釗的介紹下，結識共產國際代表，導致其思想進一步左轉，形成宣傳共產主義的“南陳北李”現象。再加上群眾基礎的缺失，也就不大可能在僅僅兩年後，就由他運作創立中共！
沒有中共，或者至少不是由陳在1921年創立中共，中國現代史的軌跡必將完全不同！毛澤東等建黨元老們的個人境遇亦將完全變成另一番景象！例如，毛會不會隻是湖南某地一位鬱鬱不得誌的教書先生呢？
類似的可能性有無限多，無需繼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