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學生場

我曾寫過在農村看露天電影的回憶，然而城裏人看電影不必像鄉下那樣辛苦，我家附近就有三家電影院：大眾、紅星、和平。市人民大會堂在沒有會議時就成為放電影的影院，工人文化宮也常對外開放。文革時期，我們是一群中小學生，文化生活主要是下陸戰棋、打乒乓球、看小人書，要不就去運河遊水，這些都不需要花錢，到了看電影，那就成了一種奢侈的娛樂。電影票一般是一角五分一張，學生票一角，最低的五分錢一張。那時的社會除非是青年男女處對象，自己鮮有私下買票結伴去看場電影的，對於我們這樣的小孩，要麽跟父母單位工會發的票去看，要麽是學校裏組織的學生包場。

一個學期裏，學校通常組織學生看兩次電影，費用大多是預先包括在書雜費中的。校總務處去電影院把票取回來，分到年級，由年級再分到各個班。同學們在上自修課時，班主任被叫到辦公室去領票，消息傳來，班裏鬧騰起來，敲桌子跺地板，咚咚聲響傳到走廊外麵，再與其他教室的咚咚匯成一片，教學樓跟著就像炸了窩似的晃動，功課是自然沒人再看了。老師捧著一堆卷曲在一起的電影票走進教室，壓一壓場，便開始按著名冊發票。一個班五十多號人，票是連號的，座位都挨著，但有前排後排邊座中座的區別，這一發就發出了喜怒哀樂。居中靠前的歡喜，後排邊座的鬱悶。後來老師想出了辦法，將全班的票一一撕開，洗亂，再裝入一紙盒內，一人上台摸一張，跟摸彩票似的，摸著哪張是哪張，這下大家都沒啥好說了。但還不消停，班裏同學之間關係分個親疏遠近，都想和幾個貼身的死黨挨在一起。摸完票後立馬開始相互探問對方的座號，換票調座，寧願坐後一點坐邊一點也得是跟自己圈裏的人坐一起。直到入場坐定可以看出，大致結果是男生女生基本上分開座位，物以類聚。班裏比較會設計安排的同學，就要考慮這一天如何過才能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如電影是下午三點半鍾的（學生場沒有晚上的），那麽從中午起，就會安排一些好玩的事像投籃板球，摔撲克牌打四十分等，將電影之前的時間全部填滿，使得整個下午都經曆在享樂之中，形成一套組合大餐，當然電影才是這個設計中的主菜。自拿到票起，校園就洋溢在一種集體亢奮和盼望之中，你看那些在操場上跳的跑的，個個喜形於色，行為大多有些瘋癲，超出常態。這種瘋症在校園的表現是日子愈臨近就愈嚴重。

電影開場照例是新聞簡報第幾號：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工廠在技術革新，農村在興修水利，糧棉豐收；紅旗牌小轎車駛進新華門，毛主席老人家紅光滿麵接見外賓。接下來是木偶片《半夜雞叫》，然後才是正片。正片大多是看了無數遍的黑白電影《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和 《奇襲》。同學們的情緒在黑暗中跟著劇情起落，愛憎分明。好人犧牲時可聽見一片啜泣，敵人踩地雷時掌聲雷動，群情激奮，差點沒喊出口號來。那年代，文革前的電影大多作為封資修文藝不讓看，製片廠又少有新片推出，於是《地道戰》《地雷戰》就成了電影院的主角，看的次數多了，加上電台廣播裏常常播放，同學們能將台詞情節從開頭演到結尾。

一部電影看完，事情沒有完。回來後便有了後戲，大家你一段我一段的回憶起來，相互補充糾正，彼此分享，講到動情處手腳並用比劃起台詞來，即興表演，鬼子進村和偷地雷是我們日常模仿的兩段經典情景。教室成了戲場，課桌椅子是現成的道具，每個男生都是傑出表演家，一串人半蹲排好，嘴裏發出帶著節奏的背景音樂，曲腿貓腰，手持掃把，哢哢哢哢，踏著齊步繞桌椅轉圈，這就“進村”了。一般這種餘興得有十天半個月才慢慢消退。由於《半夜雞叫》回回看，已爛熟於心，情節又比較簡單，就成了班裏同學平日即興表演的保留節目，趁著上課鈴聲還沒有響起，先過把癮，各自匆匆認領了角色就開戲，有演周扒皮的，有演地主婆的，有演小寶的，還有裝公雞的。演周扒皮得挨打，因此常常要吃點虧，戲走過頭了假戲就演成了真打，“周扒皮”先跟“長工”對打，再跟“公雞”互撕。小寶則是人人都力爭的人物。記得我鄰居家的阿二那時還小，是我同校的低年級的小孩，看過電影《火車司機的兒子》後，向人激動的說起電影裏的人物“火車司機”，竟是“火車司機的兒子”的爹，夠繞的吧。

學生場如果和外校一起包，那麽打架鬥毆就不可避免了。文革後期，學校秩序有些亂，校園裏一些不讀書的同學常有結黨社會青年，混入電影院來鬧事的。一場電影下來，起哄打鬥，高聲叫罵，挑逗女生，甚至搶書包的事時有發生。這樣的包場，電影看不進去，還沒有安全感，不如不去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