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公的家事

改革開放前，無錫城東有一條護城河，彎彎的像一張弓，在弓河近南門的那一段我們叫槐古河，在槐古河靠近城門口的地方有一座塔橋，連接東西。在我小的時候，城門和城牆已經不見了，塔橋還在。

塔橋東頭的橋堍生活著我舅公和他的兩個弟弟。舅公的父親，也就是我母親的爺爺，養下四兒兩女，那是個大家庭。四個兒子活了三個，走了一個，活下來的是老大我舅公，還有三叔公和四叔公，走掉的是二叔公。

在槐古河的東岸，那裏原來有大片的菜地。舅公家族以種菜為業，經營祖上留下來的幾畝水澆地。舅公和三叔公都是駝背，那是常年的糞桶擔子壓的。印象中三叔公蒼老贏弱，病蔫蔫的身子經不住一陣風就可以把他帶走，說話的聲音低弱含混，臉上布滿深深淺淺的褶子。眼光是渾濁不清的，下半個臉因牙齒脫落而內陷，走路的樣子因為駝背比人矮了一截，後背彎彎的像一條向上弓起的拋物線。

三叔公一生娶過三個女人，三個女人死一個，逃一個，最後一個送他入土的是後來的我的三嬸母。第一個女人為三叔公留下兩個兒子，福大和二多；第二個女人啥也沒有留下，過門半年跟一個南貨商人私奔了，據說去了福建，也有說是下了南洋。我母親說那個女人長得體麵，當時進我三叔公的門，家裏就不看好這樁親事，覺得這樣的女人三叔守不住。三叔公最後娶了他的二嫂，就是我二叔公的遺孀為妻，兩人貧賤到老。

我沒有見過二叔公，這位叔公英年早逝。論輩份母親該叫他二叔，母親那一代，我的姨舅們，叫他們的長輩都叫三叔，四叔，唯獨這個二叔叫“外國銅匠”。 “外國銅匠”在家裏的晚輩眼中有些陌生，我母親也隻見過幾麵，他沒有像父兄那樣生活在土地上，承接祖業，守菜園過日子，很早就離家出走，去了上海。母親的奶奶家境殷實，族中有人在上海開機器廠的。二叔公去上海學生意，學做機械，十多年下來，車工鍛工，翻砂鑄造，樣樣活拿得起。母親說“外國銅匠”聰明，是家族中最能幹的。三十年代，機械是一門時髦的洋手藝活。抗戰結束的時候，他回到無錫，在娘親的家族企業裏做機修主管，還帶了幾個學生。從上海回來時他帶回來一個年輕女人，多年沒有生育，在他三十六歲那年就去洋人辦的育嬰堂領回來一個小女孩，起名仙寶。四九年共產黨進城，第二年“外國銅匠”得熱病去世，遺下女人和仙寶，成了失去依靠的孤兒寡母。男人生前的幾個學生念師父的恩，擔當起照料師娘的責任，學生中有一個年長的，常出入師娘家裏，勤著做一些重活，擔水扛米，送衣送食，日子長了，暗中和師娘產生了不倫之情。

起先看出端倪的是婆婆，漸漸隆起的肚腹沒能逃過婆婆銳利的眼睛，寡居的媳婦大了肚子，這成了一樁不能外揚的家醜。這時的老三家新娶的媳婦跑了有大半年，正單著，就由婆婆做主，將二媳婦過繼給了老三，兩家合一家。母親說這樣的婚俗從來就有的，有個詞叫“叔接嫂”。這樁姻緣既掩蓋了一樁家醜，成全了老三一個家，還給了這個女人一個名份，讓肚裏的私孩子名正言順的有一個爹。那時候偷人的女人要是被家族趕出去，母子在社會上都很難生存。三叔公模樣是差點，但事情到了這一步也沒啥好選擇的了。這個女人手裏牽一個，肚裏還懷一個，搬過門來住進了三叔公的屋子裏，就這樣成了我的三嬸母。女人過門不久，便產下一個男孩，這孩子在家裏按大小排在後麵成了老四，有親媽罩著，這孩子雖說是私生到也沒有受什麽委屈。三嬸母後來又給三叔公添了一男一女。那時三叔公家一共養了六個孩子，生活十分貧困。仙寶漸漸長大，小學沒讀完就輟學去了一所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家裏不管，任其自生自滅，後因生活來源無以為繼，學費也成了問題，按特殊情況辦理，作為肄業，提前由政府分配工作去了貴州，從此一走杳無音訊。改革開放後，三叔公家的子女曾經去貴州尋找過，去黔東南打聽，還尋求公安部門的幫助，但終不見蹤影。

三叔公的兩個兒子福大和二多，自幼失去親娘，親爹不管，後媽嚴苛，成了沒人疼沒人愛的孩子，十幾歲的少年正是吃飯長身體的年紀，卻過著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日子，在他們身上重演了人世間沒媽的孩子的那些個古老的故事。兩孩子常常流落在外，夜不歸宿，到了五六十年代鬧饑荒的時候，家裏也是三餐不保，兩孩子非但得不到吃的，還動輒挨一頓棍棒，生存的本能驅使他們開始靠偷摸為生。起先是拿自家的，偷叔伯家的，後來是偷塔橋周邊街坊鄰居的。族人長輩有惻隱之情的，心不落忍，見著常給點吃的。鄰裏人家有同情的，明知曬在外麵的米麵少了也不作聲，但凡去找三叔公家訴說論理的，兩孩子總是以挨一頓吊打作為回應。

現在想想，我的這兩位遠房舅舅在那樣的逆境中竟然活了下來，沒有凍死餓死，要感謝舍給他們飯食衣衫的那些好心人。他們失去了名聲，換回了活命。

福大和二多的行為隨年齡的增長漸行漸遠，動響也越來越大，終究成了社區的治安問題，引起街道和派出所的注意。福大因為名聲問題，到了工作年齡，沒有單位要他，街道推脫，生產隊不收，連種菜的活也不給安排。那年代蘇北農場建設正需要大量的勞力，一九六二年福大被政府送到蘇北，連同戶口一起，被安置在蘇北建湖農場三分場。二多的遭遇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二多因偷竊同年被判勞教兩年，去鎮江句容勞教隊打眼放炮，開山築路。那一年福大十八歲，二多十六歲。二多勞教期滿的時候，按政策應該回到原地由政府分配工作，兩年到期，家裏卻無人出麵接收，於是他被留在了句容，當了一名勞改隊工人。

三叔公和我們家原本是差了一代，又是隔房，關係已經疏遠，家族中除有婚喪大事，平日裏走動不多。我對三叔公的印象幾乎都是來自八十年代的那段日子，那時三叔公患上了癌症，自知來日無多，卻突然忙碌起來，三天兩頭往我家跑。母親說他的病是貧窮造成的，家裏常年缺吃少穿，艱難的時候甚至撿拾野地裏倒斃的貓狗回來煮食。三叔公人到終了，萬念俱灰，唯獨那顆埋在深處的親情之心卻在慢慢的複活，而且是越來越強烈，他想起了他的兩個兒子，蘇北的福大和句容的二多。他期望他們能夠回到身邊，生活在無錫，一大家子完好的在一起，他指望著讓孫兒回來為他燒紙摔盆，他這一生對不住這兩個兒子，他不想帶著虧欠走，這是他的債，他無法閉眼。他知道福大在蘇北已經落了戶口成了家，要將戶口調回來有不小的難度，但二多按勞教政策是可以回來的，二多還是單身。三叔公想到在族親裏麵唯有我母親可以幫得上忙。

母親是族裏的長門長女，在外麵做事，又當國家幹部，族裏有事都找母親拿主意，自我外婆死後，母親在長輩眼裏差不多成了家族的掌門人。那時母親在航運公司工作，做工會主席，在中層崗位工作年數長了，在無錫交通係統和人事部門都有認識的人。逢年過節的時候，母親帶單位的工會幹部去蘇北探訪慰問退休職工，航運公司的船隊有許多船員都是蘇北招來的。母親到了蘇北建湖，問起三分場的福大，當地村隊有知道的，都趕來對母親說，你那堂弟不是做農活的人，日子過的吃重，你要有辦法一定幫幫他。福大長得矮小，少小缺乏營養，沒有手勁，莊稼活做不起來，還是個雞宿眼。開夜工看不見前麵的東西，走進田裏常常人和麥捆撞成一團，滾在土溝裏。福大在農場，到了成家的年齡，當地村裏人家看中福大農場知青的身份，嫁到農場就成了職工家族，吃的是商品糧，可以承包土地，老來還有一份退休工資。人家想好了找人來說，福大就這樣娶了一個村裏的女人，那蘇北女人壯實能幹，屋裏屋外一把好手，著實幫福大撐起了一個家。

那段時間，三叔公拖著病軀常常上門，找母親說回遷的事，母親憑借能力關係，遊走在政策和人脈之間，費盡周折，送煙送酒，好話說盡，一年半載過去，功夫沒有白費，福大和二多回到了城裏。 三叔公看到了福大全家的歸來，但沒能等到二多，在二多回城的三天前三叔公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二多回到城裏時候正是夏天，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這位隔房舅舅。他在句容工地做的是重體力活，每天蹲在山岩邊上打鋼釺點藥撚子，二十來年的勞動沒有壓倒他的身體，反而練就了一身的子彈肌肉，鼓鼓凸凸，衣衫遮不住。回到城裏，他沒去街道工廠上班，自己踏一輛黃魚車，幫餐館運送菜蔬魚肉，做起了個體戶。三十八歲那年，娘家介紹過來一門婚事，女方是農村的，娘家人發話過去，說好了跟二多，交換條件是在近郊鄉鎮飼料廠安排一份拿月薪的工作。二多的喜酒我還去吃過，那女人的嫁妝還是我哥幾個用三輪車從鄉下踏來的。二多的幸福生活沒有持續多久，幾年後，二多丟下女人孩子撒手走了，據說得的也是癌症。

福大回到無錫的最後一個條件是得有一個接受單位，母親將福大和他老婆安排在航運學校的食堂裏。航校的校長原是母親三十年的同事，平時在一個辦公樓裏上班，這個忙幫的輕鬆簡單。福大兩口子在食堂工作，做的是洗菜洗碗，打掃衛生。那蘇北女人勤儉樸實，吃苦耐勞，與人無爭，積下了口碑，贏得食堂上下一片讚譽，竟然連年評得航校的先進生產工作者。

福大一家在無錫落下了腳，女人娘家在村裏的叔伯兄弟七姑八姨，隨後跟滕瓜似的一個帶一個從蘇北鄉下來到無錫，在城裏做小工討生活，十多年過去，娘家人一咕嘟幾乎全移居來到蘇南，在無錫紮下根來，置房生子，再也不回蘇北老家了。福大和蘇北女人在航校退休，屬於事業單位的職工，據說退休工資有好幾千一個月，兩個兒子一個在交警隊當警察，一個在工廠上班，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福大在家裏真真的做起了老太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