酶室的何秉旺主任告訴,我來找他的時間正巧,酶室的院士張樹政剛剛給她的學生金城申請到百人計劃,新的研究組等人加入。我於是去見金城。那天北京的天氣很熱,我從玉泉路坐公共汽車轉地鐵,再轉公共汽車來到所裏,已經是接近中午。我進了金城的辦公室,看到金城和我年紀相仿的樣子,臉色黝黑。他看見我進來帶著一陣熱風,趕緊打開了空調。和金城隻談了幾分鍾,他就讓我立刻開始工作。
金城的研究課題是蛋白質的多糖修飾,我開始工作以後發現這方麵的研究其實還沒有展開。不久,我就被安排和博士後董誌楊一起工作。董誌楊是農大的博士,在我眼裏他的業務很差,我接手做他的項目,克隆一個基因,基因很快就得到了。董誌楊卻不喜歡我獨立工作的方式,他覺得他是博士後,要管著我,看著我,我雖然都做好了,他不高興的是他沒看見我是怎麽做的,因為他還不會做呢,有一次他拉著我到樓頂上去蒸酚,害得我的隱形眼鏡戴不住。誰那時候提質粒還酚抽提呢。董誌楊對我的不滿,還因為我沒有給他足夠的尊重。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從農大來,他為了顯擺自己的權力,叫我做一個酶切,我不好說不做,就問他怎麽做,做多大體係,加多少酶。他說做10微升體係,1微升的酶。他的朋友立刻批評他不能這麽做,酶的體積不能超過10%。1微升的酶取出來都要比1微升多很多,因為酶裏麵有甘油。董誌楊丟了麵子,不恨自己沒本事,不恨自己瞎裝蒜,自然要恨我明明知道卻要問他。不久之後的一次三人會,隻有金城,楊壽鈞,和董誌楊參加,會上他堅決要辭退我。
我進金城的組,金城一直對我很客氣。我的辦公桌在楊壽鈞老師的對麵,楊老師在所裏工作很多年了,一直跟著張先生,他是個很倔的人,急了就臉紅,還罵人,董誌楊比較怕楊老師。我和楊老師關係不錯,楊老師的碩士研究生和我也很親熱。張樹政先生已經年邁,一般不來所裏,除非是有重要會議或者活動。張先生有兩個博士生,一個叫王永吉,之前是山西大學的講師,年紀偏大一點,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另一個叫尚傑,山東龍口人,她個子小小的,一般不說話,見人總是笑眯眯的。王永吉很欣賞我的業務能力,很看不上董誌楊的德行。王永吉當時恰好回山西的家過年,他回來我已經被辭退了。他很遺憾,說如果他在,是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的,他以為自己在張先生那裏有話語權。其實他說得沒道理,我跟董誌楊一起工作,他不喜歡我,強扭的瓜兒怎麽能甜。這事情金城也沒辦法。
我的辦公桌和楊老師的桌子對麵放,某一天有個人來找楊老師,恰好楊老師不在,這個人和我閑聊了幾句,他是用了很詼諧的口氣,我也就順著他逗了一逗。之後知道這個人是前所長宋大康。在三人會議之後,金城通知我被辭退,楊老師通知我去找宋大康,他想要我。於是一場尷尬就順利地度過了。我離開金城實驗室之後,在96年暑假,王永吉和他在農科院的同學聯合辦了一個分子生物學培訓班,他們聘請我去培訓班講課,我因此還得到了一點講課費。
在酶室工作的時候認識了李麗,她住研究生院她父母的房子,每天和我一起做班車上下班。李麗大我幾歲,是安徽大學畢業的,她的老板叫李青,是酶室的副研。聽李麗說他們組的項目是一種生物材料,還帶到飛船上做測試呢。她說這種生物材料也許有隱形功能,在九十年代中期,這個課題有公司出錢要做轉化,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研究所係統恰好也正在找需求想和市場掛鉤。不幸的是這個轉化結果不好,公司方麵開始生產不久就反悔,並且狀告李青和微生物所欺騙,李青陷入困境。我認識李青他不認識我,在所裏偶爾能遇見,那時候他走路的樣子已經搖搖欲墜了。不管是誰遭遇這樣的事情,也是很大的打擊,畢竟是一輩子做科研的專家。幸好李麗的丈夫於雷在高法工作,李麗是李青組裏的成員,於雷不可避免地給所裏麵提供法律建議。後來的結果我不知道了,希望李青沒事吧。
我和李麗每天早晨7點到中關村,她不讓我直接紮進實驗室,我們兩個在街邊的早餐店吃早飯。然後才慢慢悠悠地去上班,那時候所裏也沒有幾個人來,她說那樣已經足夠好的了。偶爾她還叫我在午休的時候和她一起去逛街,和她一起我買過一條真絲長裙,我媽媽見了那條裙子也非常喜歡,我出國之前就給了她,這條裙子一直在媽媽的衣櫃裏掛著。李麗有個朋友,也是酶室的,叫王晉芳(記不清了,大概吧)她加入了雅芳直銷,但是隻給她的朋友買。通過李麗我知道了這個消息,不僅我開始買雅芳,我們實驗室的女生都開始買雅芳。每期的宣傳小冊子經過李麗到我的手裏,然後我們組會出一個大訂單,大概是因為我們組的收入好一些,年輕的女孩子們又沒有家庭負擔,真是個有趣的現象。李麗還經營回國人員的免稅指標,據說能賣很多錢。我告訴她所裏來了個新海歸叫黃力,在一樓我們以前的舊實驗室隔壁,不知道她去找黃力了沒有。我出國之後,我先生孩子臨走之前,李麗用掉了他們換美元的額度。那時候我先生不知道在想什麽,他手裏有一萬多人民幣,都給了他做教授的爸爸,他自己空手帶孩子來美國,他以為我在美國賺金山銀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