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變動中的世界

《看世界》是傅瑩出版的第二本書，上一本已經是7年前的事。

這7年期間，傅瑩幾乎沒有從公眾的視線裏離開過。這和她擔任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至第五次會議發言人的工作有關，也因為她在一些公開場合的演講和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時常能成為傳播熱點。

正是這些文章和演講稿中的一部分，匯集成了《看世界》這本書。其中收錄的關於南海局勢和朝核問題的兩篇長文，曾先後在《中國新聞周刊》發表。

近日，傅瑩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談這本書，也談世界。

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名“國際傳播者”

中國新聞周刊：能否先請你談談怎麽確定《看世界》這個書名的？

傅瑩：其實最初我自己沒有想出這本書。2016年年底中信出版社的喬衛兵總編從網上把我的一些文章收集起來，建議出版。這些文章有的是在演講稿基礎上整理發表的，有的是應約為報紙和雜誌撰寫的。中信的編輯花了不少功夫從大量文稿中選擇和整理，根據主題分了類別，包括“世界秩序”“全球格局與中國角色”“中美關係”“亞洲和平”“南海局勢”“中國之道”等。他們從做書的角度看，認為比較成熟，考慮到國際問題的時效性，建議盡早出版。

我覺得這個集子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幾年的思考，而且都是針對外部世界提出的問題講的，如果出版，或許可以為有興趣的人提供一些看世界以及看中國的參考。書名也是他們提議的，最初是“傅瑩大使看世界”，但這樣我的名字會兩次出現在封麵上，所以改成了“看世界”三個字。

中國新聞周刊：寫文章，尤其是寫長文章，是個苦力活。你在繁忙的工作間隙卻依然比較高產，最主要的動力是什麽？

傅瑩：我其實一直比較喜歡搞研究，閱讀、寫作對我而言是比較愜意的事，在外交崗位上就有這方麵的曆練。現在看書的時間更寬裕一些，也能更廣泛地接觸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向他們討教。而不斷的閱讀和學習自然會激發思考，有了思考就願意記錄下來。

這本書裏麵有的文章是急就章，因某個問題比較熱，或因報紙雜誌有約稿，或應邀發表演講。不過我盡量少去為了寫而寫，不要因為有約稿就一定寫，而是有想法才去寫或講。每篇裏都有自己對一些問題的學習收獲和思考，有不少信息和資料是助手們幫助整理和提供的，他們很專業，也很有想法。篇幅較長的文章通常需要積累，花費的時間更多，每每下筆成文了，局勢又發展了，或者思想又向前延伸了。有的文章構思的時間甚至經年累月，現在還有好幾個放在那裏的半成品，覺得考慮得不很成熟，需要再多看看書，再查閱一些資料，參加智庫的研討也能幫我整理思路。

我喜歡與朋友和助手聊，如果意見不同，又都不能說服彼此，就說明論證和判斷還不紮實，需要再琢磨，可以先放一放。

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名“國際傳播者”。在國際上，我們國家特別需要再多一些自己的聲音，這是我多講多寫的主要動力。你看我的文章多是針對國際受眾的，通常用中文起草，翻譯成英文時盡量符合外文習慣，因此改動會比較大，然後再根據英文稿子修改中文。不少文章是用英文在國外媒體或智庫首發的，考慮到國內媒體和公眾的需求，我會同時備好中文版，在不影響英文發行方版權的情況下提供給國內媒體。

中國新聞周刊：你出的書並不多。

傅瑩：我喜歡看書，對能寫書的人很佩服，自己對此就比較膽怯了。我的第一本書是2011年7月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在彼處》，那是我在澳大利亞和英國做大使時演講和文章的合集，當時是外研社極力鼓勵我出版的，目的是為語言學習和英文演講提供參考，因此采用了中英文對照的版式。它的姐妹篇《在此處》也已在編撰中。

國內外很多人最初了解我，是通過我在駐英國大使任上的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夠傾聽》，這篇文章的背景很特殊。2008年4月6日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倫敦遭遇“藏獨”勢力幹擾後，我走訪了多家英國媒體，對他們圍繞火炬傳遞和對中國的負麵報道提出交涉。各家媒體都很重視，也願意聽取我的意見甚至是批評，但他們提出同樣的問題：為什麽中方不能及時提供信息？

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老總直接提議，既然你不喜歡報紙說的，何不自己寫文章向讀者介紹你的立場呢。由於我當時比較忙，沒時間專門寫稿子，想到在經曆倫敦火炬傳遞之後，我看巴黎和舊金山火炬傳遞的電視直播時，感觸頗多，曾隨手寫下一些想法。

回到辦公室，我從字紙簍裏找出當時的幾頁筆記，大致整理成了一篇隨筆，起名為《火炬傳遞之後的思考》，交給報社。編輯對文字未做任何改動，隻是把標題改為了“西方媒體妖魔化了中國”，發表在《星期日電訊報》上。這在英國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反響很大，網上留言之多出乎報社的意料。

我注意看了一些評論，有的留言比我的文章都長，有人反對，有人理解，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引發英國人的思考和辯論。文章也引起了國內媒體的注意，以《如果西方能夠傾聽》為題進行了轉載。

這次經曆，讓我意識到發聲的重要性和我們所擁有的機會。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與各種人麵對麵交鋒，也說服過許多人。但說服一兩個人能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隻有通過媒體的傳播才能夠通達大眾，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人的想法。

下一本書《我的對麵是你》也已經付梓，寫的主要是我擔任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的經曆，也有工作體會和對國際傳播的思考。這本書的寫作曆時兩年，預計9月初可以出版。

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做大國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什麽時候覺得自己找到了正確的看世界的方式？

傅瑩：“看世界的方式”不能用正確與否來評判吧，每個讀《紅樓夢》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林妹妹，何況世界那麽大。我對世界的看法是一點點深入的，對去過的國家了解多一點，對常駐過的國家了解更多一些。從書裏得到的知識需要在現實中確認，在現實中獲得的感受需要通過看書來深化。世界是國家構成的，國家是人構成的。因此，說到底，認識世界的起點和終點還是了解人。

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相處，發現人其實都是差不多的，都有這樣那樣的特點。在柬埔寨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時候，我與來自各國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執行任務，更深刻地體會到，人與人相處，實事求是、用尊重來贏取尊重，走到哪裏都是差不多的。

中國新聞周刊：對於英語的熟練掌握，對你認識世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英語是否遠不止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傅瑩：我的大學本科是英語專業，畢業時國家剛剛進入開放的軌道，中國人開始麵對世界和向其他國家學習。對於當時的我，懂得英語如同打開了一扇窗，開闊了眼界。英語是工具，但更像一把鑰匙，讓我在職業生涯中有條件不斷地走進一個個不同的國家，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人們的想法，能更好地觀察和交流。

即便現在，英語也是很有用的，我可以利用英語更早地看到各國的信息，更及時地閱讀其他國家新出版的書籍，也能比較方便地開展國際交流。我早年做過翻譯，有語言方麵的訓練，中英文打字都比較快，這對我現在寫作、審核文稿有很大助益。

誠然，我們對外交流的最主要任務是介紹中國的製度、立場和觀點，因此，僅僅有外語這個工具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學習和掌握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深入了解國情，堅定信念。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40周年，這種成果對於民眾而言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成果是因為中國找到了更好地與世界相處的方式。對於中國民眾來說，如何能夠有比較切實的與世界正確相處的獲得感？

傅瑩：我們國家在成長過程中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依賴不亞於它們對中國的需求。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的大國，所麵臨的挑戰很多。然而，我們缺乏做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或者說當國際層麵“玩家”的曆史經驗，所以，需要學習如何做大國。例如，需要擴展國際視野，尤其是在公眾層麵，保持謙虛的學習態度。

大國有更好的條件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時也需要權衡代價，而且要對更廣泛的人類共同利益承擔一定責任。因此，我們需要對外部的情況和其他國家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敏感性，學會從更廣泛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中國人需要成長為擁有國際視野和思維的大國公民，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的境界。

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們需要傾聽也需要提高，增強溝通能力，更多和更主動地向世界說明自己的意圖和道理，減少成長過程中與其他力量碰撞帶來的阻力。

4月14日，傅瑩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舉行的賓大沃頓中美峰會上發表演講（圖/新華網）

基辛格是位智者，我與他交談多是探討問題，而不是爭論

中國新聞周刊：維護國家利益、傳達國家立場應該是外交官的本能，但在很多粉絲眼裏，傅瑩大使的特點或者說魅力是，總是微笑著就把中國的立場表達了。在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但又避免讓對方產生過多不適感方麵，你有沒有什麽訣竅？

傅瑩：我是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外交官，最初做亞洲周邊方向的工作，主要是與發展中國家打交道。後來工作的對象不斷轉換，但內容差不多。我師從的上一代外交官都是做人的工作的高手、談判行家，自己從觀察學習到直接經手一些重大外交事務，慢慢有所精進。

冷戰後，世界進入全球化的階段，中國的發展如同攀登高峰，沿途會遇到各種險阻，重要的是目標明確，不為一些瑣碎問題所幹擾和牽絆。我想，外交官需要明確自己所要維護的國家利益是什麽，在此基礎上，什麽方式能更好地實現目標，就選擇什麽方式。

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基本是參加具有傳播色彩的活動，是在做說服人的工作，是著眼於大眾的。在我看來，微笑是人類社會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溝通手段，所以，在這種場合我更多選擇微笑著表達觀點和立場。當然，也不是什麽場合都適合微笑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和基辛格博士的幾次對話中，其實也有交鋒的地方，比如關於航行自由，但都是在將各自的立場明確地表達出來，並沒有進行針鋒相對的爭論。這也是你溝通的一種技巧嗎？

傅瑩：基辛格是位智者，我與他交談多是探討問題，而不是爭論。我是很尊重他的，願意談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對國際事務的觀察，聽取他的意見。他的書我看過不少，我會選擇一些他關心的和當時熱門的問題與他討論，每次都有收獲。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與傅瑩對話（圖/東方IC）

《看世界》書中包括了四個與他的對話，從中看得出來，他善於傾聽，也總是鼓勵我更深入地思考，尤其是，他希望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訴更多的美國人。這說明他意識到世界在變化，也承認中國人的考慮有自己的道理。

有報道說基辛格主張俄羅斯與美國聯手應對中國，我沒有見到他本人有這方麵的文字。基辛格對中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一直在試圖了解和理解中國，他對美中關係也傾注了很多心血。針對美國與中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可能出現調整的關係前景，他很早就提出美中“共同演進”的主張，還曾支持啟動“亞太共同體”的研究項目。他篤信基於“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大國均勢理論，在冷戰期間是大國博弈的操盤裏手。但他承認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紀大國關係更加複雜，對權力更加分散時代大國如何相處表達過擔憂。

或許，他像一位“老航海家”，預見到會有風暴來臨，希望美中能在這個巨大變化的過程中，盡可能地了解彼此，找到避免衝突的路徑。

我想，對中國人來說，重要的是把控好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如果中美滑入對抗的軌道，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對表。當然，當前中俄戰略合作關係的穩固性是可以信賴的。當代大國需要摒棄狹隘的地緣戰略競爭思維，承擔起共建共守世界和平的責任。

中國不會去試圖領導其他國家

中國新聞周刊：在今後十年或者二十年，中美有可能就建立未來的世界秩序達成比較一致的看法嗎？

傅瑩：我在《看世界》中的好幾篇文章中都有對秩序的分析和看法，看上去有些重複，主要是區分“世界秩序”和“國際秩序”這兩種不同提法的內涵，用這種方式揭示美國在秩序問題上存在的認識誤區。美國人喜歡講“世界秩序”，認為自己是其領導者。

中國人用的表述是“國際秩序”，指的是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為主體的秩序，其構成包括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國際法律體係。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成員，也在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完善。美國在創建聯合國及其機構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現在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是這個秩序不是美國強調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國對聯合國采取的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在國際安全上，美國倚重的是自己領導的同盟體係，在政治上美國更加偏執，排斥西方價值觀之外的任何政治信念。

所以，當美國人說，中國要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時，我們需要先搞明白這個秩序與中國的關係，中國並沒有完全進入這個秩序。例如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係就是排他性的，甚至對中國是有所防範和戒備的。就好比一座房子，有些房間中國進得去，有些卻是進不去的，因而也就談不上去爭奪對這座房子的領導權。

現在的問題是，未來的世界需要一個什麽樣的秩序，我們如何來實現它。如果美國堅持想用自己的“世界秩序”來統領世界，就必須向所有的國家開放，如果堅持排他性的做法，就必須考慮如何與自己的“世界”之外的國家相處。這便是秩序需要的改革和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中國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態度和選擇，我理解，中國是支持現存國際秩序的，同時也認同許多國家的看法，就是國際秩序需要改革和完善，以便於大家更好地合作應對當今世界麵臨的許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世界層麵秩序的調整和完善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曆史上，都在經過戰爭之後，人們痛定思痛，開始相互妥協、構建保障和平的新秩序。而在21世紀的和平環境下，如何完善現存秩序，這對現代人類是很大的考驗，對抗的風險是存在的，需要慎重對待。現在雖然大家都對現存秩序有不滿意之處，但出發點和訴求有比較多的差異，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馬上提出來要改變世界秩序，恐怕分歧會很大，甚至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還是需要耐心思考和溝通，國與國之間，通過解決具體問題找到共同利益，通過相互妥協形成共識。

我在《看世界》中提出的觀點，主要是探討目前存在的問題，具體怎麽辦不是哪一家說了算的。中國人的主張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去完善，而不是推倒了重來。事實上，目前國際上的做法也是比較有效的，就是在應對危機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完善秩序。例如為了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而創建了G20峰會，為了應對環境惡化而達成巴黎協定。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大智慧，體現了極大的包容性。畢竟人類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文明高度，不能動輒就搞對抗，還是要共同商量著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解決人類麵臨的各種全球性挑戰，目前的國際製度框架為這樣的探討與合作提供了可能。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領導者之一，或者就是世界領導者了嗎？

傅瑩：今天這個世界並沒有世界政府，因此“世界領導者”這個提法不過是一種認識而已。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是不會對哪個國家俯首稱臣的，我們國際交往的基本點是和平與合作。同理，我們也不會去試圖領導其他國家，中國沒有這樣的戰略意圖，這也不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領導者”這個詞是美國和西方比較習慣的用法，冷戰期間在美國和蘇聯的同盟體係中，確實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冷戰後，美國自以為可以號令天下了，試圖把自己的領導地位擴展到全世界，也為此做了很大努力，包括在全球推廣美國的政治製度，到處幹涉他國內政，發動了一係列戰爭，結果造成嚴重的戰略透支，對自己國內的社會公平也造成了“反噬”。現在，美國不得不調整、回縮。

美國“領導世界”的邏輯,是什麽都根據美國的價值尺度定，凡事美國說了算。這樣的邏輯不符合中國的外交傳統和理念，中國不會謀求成為這樣的“領導者”。而且，如果中國試圖這樣做，會遭遇更大的阻力。

習近平主席在闡述中國的世界觀時，用的是“共商共建共享”這樣的概念，其中的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最好各國一起商量著辦。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應能發揮越來越大的建設性作用，在有些國際問題上，如果有需要，中國是能發揮引領作用的，也就是說，更加主動、更多投入、走在前列。中國也開始提出自己的倡議，例如“一帶一路”，惠及更加廣泛的國家，同時也是共同建設，共享成果。

（本文首發於總第867期《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方清，觀察者網已獲傅瑩本人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