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中央廚房9月13日報道,明年開始,社保費統一劃歸稅務部門征收。不少人心裏不踏實,嚴格征收會不會增加企業和個人負擔?對此,上周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
對於社保來說,保障和負擔是一對矛盾,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麽看?降低社保費率,到底有多大的空間?針對大家關心的這些熱點問題,麻辣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朱青教授。
作為財稅專家,朱青教授從1985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險改革,在此領域出版過多部著作。朱青教授快人快語,回答直截了當,從更深層麵剖析社保製度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解決辦法和未來改革的方向。下麵是專訪全文:
麻辣財經:社會保險費明年由稅務征收,嚴格征收會帶來社保繳費提高嗎?
朱青:長期以來,我國社保費的征收體製比較混亂,全國有24個省是由稅務部門征收,其餘的省市(包括四大直轄市)由社保部門征收。在24個稅務征收的省份中,也隻有少數幾個省是稅務部門全責征收,即由稅務部門核定社保費的征收基數並負責征收,其他省份則是由社保部門核定基數並委托稅務部門代征。
社保費的征收基數是企業的工資,征收基數實不實直接關係到社保費的收入規模。由於稅務部門對企業的工資、薪金發放情況比較了解,所以人們擔心一旦明年稅務部門接手全責征收社會保險費,征收基數就會進一步做實,社保費負擔也會因此而提高,我認為這種情況有可能會發生。
麻辣財經:請說說您如此判斷的理由?
朱青:之所以會作出上述判斷,是因為根據我們的了解,一些地區社保實際繳費基數並沒有完全按照國家的製度來執行,從實際繳費工資占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看,有的地區還不到60%。
稅務部門由於本職工作,能夠全麵掌握企業的工薪水平:一是個人所得稅以工資、薪金為課稅對象;二是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項目之一是工資、薪金。特別是企業在繳納所得稅時往往要如實申報工資、薪金,以達到在稅前充分扣除的目的。這樣,如果企業在繳納社保費時虛報工資、薪金總額,稅務部門通過內部數據比對分析是很容易察覺的。
麻辣財經:您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研究社保問題,您認為當前我國的社保費率是否合適,還有沒有下調的空間?
朱青: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社保費的征收是“以支定收”,而“收”又包括繳費收入和財政補貼收入兩部分。例如,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目前除了東部七個省市沒有財政補貼外,其他省市都有一定的財政補貼。這個金額2017年達到了4600多億元,而2005年時才500多億元。
現在很多人呼籲降低社保繳費率,目前企業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全國並不統一。例如,廈門最低,為12%,廣東平均大約14%,福建和山東為18%,大約有10個省(包括北京)是19%,剩下的地區是20%。社保繳費率有沒有下調的空間,關鍵看繳費率調低後會不會導致入不敷出。
這裏麵有三個考慮的因素:一是稅務征收後,繳費基數能夠進一步做實的程度,如果繳費基數增加較多,費率當然就有下調的餘地;二是當地社保基金累計(滾存)結餘的程度,像廣東、四川、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餘較多的省市,如果適當下調企業養老保險的繳費率,短期內不會影響當地的養老金的支出;三是當地一般公共預算補貼的力度,如果一般公共預算能夠拿出更多的財力補貼社會保險計劃,那麽降低繳費率就有空間。
各地區上述三個因素都不盡相同,所以很難說各地下調社保繳費率的空間有多大。但總的來說,目前繳費基數不實、社保基金結餘較多、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比較充裕的地區,其下調社保繳費率的空間比較大。
麻辣財經:社會公眾對社保費征收這麽關注,你認為背後暴露出的問題是什麽?
朱青:社保費是按工薪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就像工薪個人所得稅一樣,是對勞動的一種課征,它無疑會是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一部分。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企業的日子不好過,如果再增加勞動力成本,企業的經營會麵臨更多困難。
但另一方麵,經濟再困難國家也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待遇,退休金不能降,甚至還要隨物價的上漲有所提高。這樣,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製度就麵臨著較大的收支矛盾。
麻辣財經:那您認為怎樣才能緩解這個矛盾?
朱青:造成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的“未富先老”。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研究中國的養老保障製度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發達國家是“邊富邊老”,等人口老化時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以及國家的財政收入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較充足的經濟能力給老年人提供經濟保障。而我們國家人均GDP還不到9000美元,60歲以上人口就達到了17%以上,而且未來一二十年內老年人口還要大幅度增長。老年人退休前創造財富,退休後不再創造財富但要消耗財富,而財富主要是年輕人創造的,這就會造成代際之間的矛盾。即使是發達國家,麵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也都出現了國家財力不足的問題。
從當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務狀況看,全國收支總體是結餘的,但地區之間收支平衡狀況差距較大:有的省不僅當年收不抵支,而且曆年結餘也所剩無幾;有的省市(往往是勞動力流入的地區)則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結餘”。
造成各地養老負擔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流動造成各地退休職工的撫養比參差不齊。目前,全國平均是2.7,即2.7個在職職工繳費養1個退休職工,但在經濟發達的廣東撫養比接近9,而勞動力大量流出的黑龍江和吉林,其撫養比分別為1.3和1.4。撫養比較低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矛盾都比較突出。
解決養老基金這種“苦樂不均”,最徹底的手段就是實現全國統籌,但又一時半會兒很難做到。從今年開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省際調劑製度可以起到“抽肥補瘦”的作用,對緩解養老保險基金“苦樂不均”會起到一定的幫助作用,今後還要不斷加以完善。
未來應對老齡化、解決養老保險基金的繳費問題,除了完善省際之間的調劑製度外,恐怕還是要增加一般公共預算對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的補貼。因為一般公共預算80%以上的收入來自於稅收,它們的征收不僅是對勞動的課稅,而且還包括對資本和消費的課稅(如增值稅)。增加一般公共預算的補貼,可以避免隨著人口老化而不斷加重對勞動力的課稅,從而讓社保費的負擔在勞動力、資本和消費三大稅基之間進行合理的分攤。
另外,中央已經決定,要劃撥一部分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這項工作如果落實到位,對緩解未來社保基金收支缺口的矛盾也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上麵都是從資金角度分析的。從經濟角度看,未來解決我國養老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勞動生產率,正像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為隻有這樣,年輕職工創造的物質財富在充分滿足自己消費的同時,才能滿足退休職工的養老需求。
(記者 李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