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代：親曆美國大蕭條

2017-01-10 14:01:32

101人評論

作者斯特茲·特克爾

美國口述史權威、著名作家、廣播節目製作人。

大衛·J. 羅斯曼醫生（Dr. David J. Rossman）

心理醫生。曾師從弗洛伊德，病人都來自中上階層。從二十年代開始執業。

百萬富翁因為焦慮到我這兒尋求治療。1933年，其中一個人告訴我：“我來這兒是因為錢都虧光了，隻剩下長島的一棟房子，價值七十五萬。我不知道賣掉它能換回什麽。”他渾身上下透著一股貴族氣派，“我常常因為自己賺的那些錢心懷愧疚。”

我問他：“為什麽覺得愧疚？”

他說他是股市的場內交易人，當他看到股市下挫，就開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每天交易結束的時候，他能賺5萬到7萬5千美元不等。這種狀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說：“我一直覺得自己好像是從那些孤兒寡母的手裏搶錢。” 而華爾街股災之後，他開始嚐到沒錢的滋味。

告訴你一件事，你就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他在摩根大通參加了一個秘密會議，希望股市能止跌企穩。他本來和我預約的是五點，結果來電話說：“我今天來不了。不過下次見你的時候，會告訴你一個重要的消息。”

如果我在1933年3月買進了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股票，一萬塊的投資足以讓我賺上好幾百萬。不過，這不是他給我帶來的消息。他說：“ 我們打算關閉美利堅銀行，因為總統想維持極端膨脹的股價。”這不過是紐約一家規模極小的銀行，他們決定讓總統去碰壁。銀行倒閉了。

這個人讓我去銀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來，換成黃金券。黃金券的背麵寫著：可在美國財政部兌換成金條。我換了一萬塊的黃金。我想：“我拿著這些東西怎麽辦呢？”沉得要命，全是金條，我把它們放在一個保險箱裏。兩天之後，我又不得不把它們拿出來，因為總統宣布持有黃金是違法的。我把黃金帶回銀行，他們給了我一萬塊。

我聽說，早在1929年股災之前，我們的經濟就千瘡百孔了。我的一個病人是美國最大的廚具經銷商，他的工廠規模極大。他說：“沒有任何事先通知，突然之間就沒有訂單了。”那是 1929 年五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認為金融“ 新時代”已經來到。從1926 年到 1929 年，炒股使我的資產翻了倍。我還記得曾經買過的一些股票，像是電氣債券及股份公司的股票，買的時候100塊一股，賣出時465塊一股。那是你能賺到大錢的唯一方式，工資收入都不值一提。

醫生是這個世界上最高明的業餘投資客，因為他們的一些病人來自金融界的高層，這些病人會告訴醫生買進哪些股票。好多醫生就是這樣走上了不歸路。

1926年，我開始往股市投錢。那個時候，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工作，那裏的醫生多少都買了些股票。有的賺得多，有的賺得少。我膽子太小了，直到幾年之後，我得到消息買了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十天之內就賺了1000塊。

1929年5月，我退出股市。把錢從證券交易所拿出來，委托給了這麽一個人，他為美國最富有的一些人理財。我想，他總該萬無一失吧。他開始買進股票，佳斯邁威是其中一隻，當時它的價格是112塊，他買得比較便宜，105塊，買了100股。最後，我以50塊的價格賣掉了。

1929年春天，他盜用了價值三百萬的股票。他陷入了大麻煩，最後死於冠心病。

他為之管理資產的雇主身家大約一個億，那個人在股災中毫發無損，並通過交易歐洲的貶值貨幣賺取了巨額財富。他向自己的朋友提供內幕消息，使其中很多人賺了六百萬到八百萬。

 

艾琳·巴斯（Eileen Barth）

1933年，大學畢業，專業是社會服務管理。很快就成了縣裏的一名社會工作者。

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二十歲，一點兒經驗都沒有。學校裏學的東西根本不管用，當時我們還在研究流動家庭，而不是大規模的失業。學校沒有跟上時代，我可以肯定。

那時候大家都很依賴社會工作者。一個年輕的小姑娘為他們做主，他們會怎麽想？他們還能指望誰弄到吃的，雖然隻是很少的一點點？他們總是擔心可能跟我們講錯了話，因為我們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

社會工作者代表的是救濟機構，看上去權力很大，事實上，我們能做的非常少。

而且，我覺得特別內疚。我生活得相當不錯，和另外兩個姑娘合住一套漂亮的公寓，最高工資是每個月135塊，手頭很寬裕。但是，那個時候失業是常態。我經常想，如果我丟了工作，我還可以領救濟。所以說，我從未失去過安全感。

我想大部分社會工作者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不過還是有很多人自以為是，覺得有些人找工作不夠努力，或者說是他們很懶。他們有時候會讓自己的救助對象特別為難。這些社工相信報紙上登出來的東西，即便是在那個時候。

我的工作對象有白人，也有黑人。有人可能覺得黑人更習慣過窮日子，但他們仍然會說：“如果我有工作，是不會上這兒來的。”

在救濟辦事處常常需要等待。他們去領食品救濟券的地方，大多是舊倉庫，非常陰沉，這很讓人泄氣。坐在那裏無所事事，等待，等待……

失去工作的人們坐在路邊無所事事，等待救濟。

社會工作者通常是他們發泄怒氣的對象。他們把氣撒在我們身上。他們不知道自己問題的根源在哪裏。當然，氣氛有時會很緊張。我的工作範圍覆蓋了全城，經常到了晚上還在工作。我總發現自己身在一個非常陌生的社區，我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當這些人感覺自己受了騙，會出現什麽情況。

1934 年，一個社會工作者被她的救助對象殺害，當時她正坐在這家人的椅子上。這個年輕的白人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社工答應幫他找份工作，那個時候，土木工程署就要成立了。但失業的狀態把他壓垮了，他徹底瘋了，把社工殺了，還把他媽媽拖到我們地區的辦事處，殺了負責人、一個職員，又殺了他的媽媽，然後自殺。

我們都很害怕。各個辦事處都接到了公告：社會工作者可以暫停家訪。人人都跟我們說不要去家訪，但我決定無論如何還是要去。我年輕，覺得我的救助對象都需要我。如果那事兒發生在現在，我還會去嗎？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在那之後有一段時間，按門鈴之前我都會從窗戶往裏看一看。有一戶人家對我說：“這事很可怕，不過有些社會工作者確實該死。”他看著我，笑著說，“不過你不是那種人，巴斯小姐。”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家訪過的第一戶人家。那家的父親之前在鐵路上工作，後來失業了。我的上司告訴我，得檢查對方是不是真窮。如果這家人需要衣服，就得看看他們手頭有多少衣服，所以，我去看了這個人的衣櫃。

他個子很高，頭發花白，年紀還不是特別大。他讓我看了衣櫃，可他覺得這是種侮辱。他說：“你為什麽要這樣做？我真的沒什麽東西好藏著的，不過如果你真的要看……”我看得出，他自尊心很強，深感受辱。我也是……

 

沃德·詹姆斯（Ward James）

七十三歲，在東部上流社會的一家私立男校教書。出生在威斯康星，也是在那裏上的學。

華爾街股災之前，我在紐約的一家小出版社負責內容編輯和大部分的印刷工作。

這份工作不錯，公司的業務也在不斷發展，它看上去像是可以長久幹下去。我特別有安全感。我意識到出版界的人是沒有安全感可言的——沒有終身職位。我的第一步就是在紐約組織了書籍與雜誌出版工會。

直到1935年，我還在這家出版社工作。一開始，他們堅持讓我不帶薪休一個月的假，還有一些別的要求，但這還不算真正讓我惱火的。

情況開始變得越來越糟，最後我被解雇了，什麽理由也沒說。我覺得這和我在工會做的事有很大關係，但我也沒辦法證明這一點。讓我覺得難受的是，我特別擅長給男孩子們寫科普書，已經出版了三本，可是現在資金緊張，如果書成不了暢銷書，就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我已經六個月沒工作了。我的工作合同沒了，精氣神也沒了。我不斷地從一家出版社跑到另一家，但我從來也沒接到過錄用電話。後來我幹脆跑到圖書館去，拿一本雜誌到房間裏讀，我試著想寫點兒東西，但精神完全集中不起來。

日子無聊而漫長。晚上沒有事情可做，我就在屋裏轉圈兒，這種感覺真是太可怕了。

我認識的一些人開始表現出冷淡和回避：我現在不想看到你，可能我自己下周就沒工作了。另一方麵，我也收獲了一些很親密的朋友，過去他們不過是熟人而已。

如果我必須借五塊錢交房租，總能借到。我有個很好的朋友，他把紅利債券兌成了現金來交房租，我沒有床，他就讓我睡他那兒。我還記得我隻剩下最後一條褲子，破到不行，另一個朋友剛剛找到工作，他還有一條褲子，我穿很合身，那條褲子就成了我的。

我去申請失業保險，這玩意兒才剛剛實施。我連著去了三個星期都沒申請成功。後來，我發現了問題所在。當時，如果一個人的年收入超過三千塊，他就拿不到失業保險，除非他的雇主表示同意，不然失業保險就有可能被扣留。而我的雇主行使了他的否決權，報複了我一把。我再也不相信法律了。

我最終領上了救濟金，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經曆這樣的事情，那種感覺就像被釘在十字架上。你坐在一間禮堂裏，有人給你一個號，麵談的內容莫名其妙，讓你顏麵掃地。在我麵談的過程當中，一個家夥很誇張地從二樓的樓梯上跳了下去，頭先著地。

他們問的問題包括：“你的朋友都有誰？你住在什麽地方？你的家人在哪兒？我把老婆和孩子送到了娘家，在俄亥俄州，她們在那裏能生活得好一點兒。為什麽有人會給你錢？為什麽有人會給你睡覺的地方？這是什麽樣的朋友……”類似這樣的問題，能問上半小時。

我生氣地說道：“ 你知道什麽叫朋友嗎？”他很快就改變了態度。一段時間之後，審核通過了，一個月給我9塊錢。

離開那裏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活著也沒什麽意義了。我像個寄生蟲，依附在別人身上，依附在一個偉大的社會身上。

隨著一封從芝加哥發來的電報，這一切才告一段落。

電報是伊利諾伊州作家計劃發來的，我曾為那個負責人編輯過一本書，他了解我的工作，他需要一名總編為正在出版的書做最後的編輯工作。

 

本·艾薩克斯（Ben Isaacs）

這是一棟有花園和露台的房子，位於芝加哥郊外的中產階級住宅區。

我自己做生意，挨家挨戶地賒銷衣服，按周收款。大蕭條之前，人們舍得花錢買東西，還款也及時。但是，他們開始投機，我的生意從 1928 年初開始下滑。我的客戶主要是中產階級，他們不是太有錢，但也不太窮。

突然之間，1929年10月的一個下午，我在做我的生意，聽到報童在喊。他們滿大街地跑，把新聞嚷嚷出來：“股市崩盤啦，股市崩盤啦。”

這個消息就像晴天霹靂。

當時我正在路上，準備去見客戶。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不是太大，我沒有在股市投機。當然，我投資了地產和金券，當時叫金券。因為我對金券比對股市更有信心，股市上上下下，銀行告訴我金券跟黃金一樣，永遠不會貶值。

後來，我們傷心地發現這不是真的。它們變得一文不值。

我懷疑銀行家是知情的，他們這麽做是為了私利，如果不是華爾街股災，這種騙局還會繼續上演。很多這樣的銀行，一夜之間就倒閉了。我們變得一無所有。

之前，我一個星期可以收到四五千塊。在那之後，每周就隻能收到十到十五塊。我到處跑，尋摸賺些養家糊口的錢，卻找不到。很少有人能拿得出錢來，如果他們同情你，可能還會給你一塊錢。

我們一天天掙紮著活下去。接著，我就交不出房租了，我有一輛小車，但買不起執照，我把它開到法院，賣了五塊錢，好給家裏人買點兒吃的。我有三個孩子，都還小。那個時候，我連買包煙的錢都沒有，而我是個老煙槍。我口袋裏一個子兒都沒有了。

最後，大家開始說服我去領救濟。艾爾·卡彭就在市區設了一個施粥處，人們在那兒排長隊。你得走過兩個街區，站在那兒，就在街拐角，就為了領一碗湯。

免費的湯，是窮人們的希望。

很多人自殺，跳樓，因為他們受不了這份屈辱。最後，我也受不了了。

我是那麽地消沉，什麽都不去想。我當時的那個年紀，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除了賣東西，我沒有謀生的手段。我到處求職，想找一份做銷售的工作，但因為年紀的緣故，他們都不願意要我。

我簡直走投無路。每一扇門都關上了，每條路都沒有出口，即便我有金子，它們也會變成土。黴運似乎牢牢纏住了我。不管我怎麽努力，都沒有用。甚至我的錢也沒了。

當時，我口袋裏還有兩百塊錢，我打算去買輛出租車。那個時候，你得有自己的車才能去開出租。那個人說：你得從我們這裏買出租車。柴克出租車公司。

於是，我拿了兩百塊去了辦公室，打算付錢買車。我拿出了兩百塊，結果那個人說他們沒有那種車了，下個星期可能會有。我離開了辦公室，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那兩百塊錢不見了。我打電話回去：“你們看到桌上有錢嗎？”他說沒有，沒有錢。

我沒辦法心平氣和。一般來說，我是不會丟錢的。不過在那個時候，我擔心家裏人，擔心這個那個。我走在大街上，看起來就像個無憂無慮的人，其實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不想領救濟，當我被迫去領救濟的辦事處時，眼淚都出來了。我沒法忍受自己什麽都不幹就從別人那裏拿錢。我不隻一次想到自殺，如果不是為了孩子們，我死都不願意領救濟，但孩子總得有人管……

我去了領救濟的地方，經過一番煩瑣的程序和盤問之後，他們決定一個月給我四十五塊。四十五塊能堅持多久呢？我要交三十塊的房租。於是我找了另外一處便宜的地方住，燒爐子取暖，一個月十五塊。現在就是一條狗都不會住在那種地方，一個又髒又臭又黑的地方。

我一個星期隻能買一次肉，一兩磅的肉，留在周六吃。其它的日子裏，我們隻能靠半磅紅腸過日子。

月租十五塊的房子對孩子們來說太涼了，也太不健康。我找到一套有六間房的公寓，一個月二十五塊。它本該有暖氣，還有熱水，可我們搬進去之後就沒了。洗澡太冷了，我們不得不用爐子燒水，兩個月之後，突然沒水了。因為不交水費，市政不再供水。

我妻子隻能從隔壁樓的鄰居那裏提兩桶水上來，給孩子們洗澡，衝廁所，洗手洗臉，衝茶什麽的，全靠那兩桶水。我們過了兩個月沒水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兒找工作，都不會被錄用。我四處轉悠，賣剃須刀和鞋帶。有一天，我每條街都跑遍了，隻做成了一筆買賣，口袋裏裝著五毛錢回家。事實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40年。

1939年，戰爭爆發，情況稍有起色。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館找到了工作，一個星期掙二十塊。我馬上給救濟辦事處的人寫了封信：“我覺得我們不再需要幫助了。救濟讓我不舒服，覺得慚愧，我沒法再忍下去。”

隔壁鄰居幫我在他工作的工廠裏找工作。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已經五十歲了。工廠的人說：“我們不能錄用你。”他們不雇用超過四十五歲的人。

兩星期之後，還是這個人對我說：“去跟比爾（工頭）說是我讓你來的，他會雇你的。”最後他們雇了我，一個小時給我六毛錢。他們缺人，所以才會雇我。

我看報紙上說，有個地方的薪水不錯，一個小時給一塊。我就坐上電車去找那個工作。我還在路上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麽了，決定要幹回老本行。當時人們都過得不錯了，大家都在軍工廠裏上班。於是，我下了電車，走進我之前打過交道的那家商店。

我告訴他們，我要幹回老本行。他們嘲笑我：“你要賣什麽？你找不到東西賣。”我說：“你們賣什麽東西，我一樣賣。”

我把我和妻子工作的這段時間，節衣縮食存下的四百塊錢全投了進去，開始幹回老本行。老天保佑，世道總算是變了。

我又回來了，那是在 1944 年底。

 

霍華德·沃辛頓（Howard Worthington）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挺過來的。

我在拉塞爾街上的一家專做外國證券的債券公司上班，令人欣慰的是，我們沒趟股市那灘渾水。老天保佑，股災對我沒什麽影響，不過，公司還是倒閉了。我們公司的頭卷走七百萬資產，消失了。

我的一個朋友一年賺兩萬五，他們將他的年薪減到了五千塊。他徑直跑到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樓的頂層，跳了下去。那個時候，我還賺不到五塊錢。

後來，我在庫克縣公共福利委員會找到一份工作，工資一個月95塊。我的上司是一個黑人婦女，人很好。

我的頭銜是職業援助與自助主任，為伊利諾伊州緊急救助委員會工作並沒有什麽大不了，比起我，我老婆更覺得這挺了不起。她添油加醋，經常在朋友中顯擺。我真的很喜歡在那裏工作時的經曆，真的喜歡。

我得感謝我老婆。她在埃文斯頓管理一棟大樓，我們在那兒住一套有六個房間的公寓，不用交房租。我還搞到一些小玩意，花五毛錢買來，一塊錢賣出去，我用這些錢來買午飯、坐車。我的朋友都快讓我搞瘋了，我每次搞到一些新玩意兒，就會賣給他們，他們都有工作。

有個家夥發明了一種叫“ 白淨來”的東西，展示起來很神奇。你把手伸進裝滿它的罐子裏浸一下，是無色的，然後你再用手去摸最髒的油脂，用冷水衝一下，雙手又幹淨如初。

我有六罐“白淨來”。出門賣它們之前，我把手在罐子裏浸了一下。我走進一間車庫，跑到隔油池那兒，把手伸了進去，然後走到水龍頭那兒擰出水來。結果我的手越洗越髒，越洗越髒——我在家洗過手，忘了再把手放進“白淨來”泡一下。我現在還記得車庫裏的那個人看著我搖頭。

大蕭條那年的複活節，我兒子才四歲。我花了一毛還是一毛五買了些雞蛋。那麽點兒錢，買不到幾個蛋。

那個時候我們很窮，瑪格麗特說：“ 這麽幾個蛋，他五分鍾就找到了。”我藏了兩個蛋在鋼琴裏，還有幾個在其它地方。湯米拿著他的複活節小籃子，在他找雞蛋的時候，我就把蛋從籃子裏偷出來，換個地方再藏起來。他花了三個小時找複活節彩蛋，卻沒發現有什麽不對勁。這是他過得最開心的一個複活節。

現在我兒子三十九歲了，每年複活節我都會給他講這個故事。

 

斯坦利·凱爾（Stanley Kell）

這個中產階級住宅區位於芝加哥西北部，裏麵住的全是白人。

“這裏大部分房子的價值在一萬七到兩萬四之間。”他是一個組織的頭頭，他們的主張就是把黑人排除在社區之外。“我的基督教白人鄰居怎麽看？他們在種族融合問題上立場跟我是一樣的。不過，他們覺得我太強硬，太激進。”

他的家是轉角處的一個獨戶住宅。家裏除了一台二十三英寸的彩色電視機，還有一套音響，一架哈蒙德牌的電風琴以及他爺爺留下來的一台鬧鍾。

晚飯過後，他的妻子去參加社區會議了，今晚的主題是校車接送危機。他們的兩個小兒子，興奮地滿屋子亂跑，開心地笑著……

他四十二歲。

這裏離麥克斯韋街的露天市場很遠，我曾在那兒為了一條麵包拚命幹活。當年的小孩子要幹活能掙口吃的，活下去。

第一個讓我感受到大蕭條的人是我爸爸。他是做瓶蓋生意的，為奶瓶生產瓶蓋。我記得他從樓下上來說：“ 唉，生意沒了。我們破產了，銀行沒錢了。”

我的媽媽有波蘭血統，她知道怎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我記得好幾個星期裏，她一直給我們喝湯。湯裏的主要材料就是一條麵包。

以前一直是我出去買麵包。但從現在開始，這成了我每天的冒險。

那麵包隻要五分錢一條。我得拿著五分錢，走到麥克斯韋街上。那裏有一條很長的高架橋，我得彎腰鑽過去，把那五分錢省下來。拿麵包回來的路上也充滿了危險，總有人等著搶我的麵包。也是些可憐的黑人孩子，他們一定很餓。還好我跑得快，後來應當去做田徑運動員的。

我還記得爸爸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裏麵的人都是倒閉銀行的儲戶。他每個月、每年都要開很多次會。

爸爸不得不賣掉車間裏的機器來償債，他從不欠錢。他破產的時候，把欠人家的錢都還了。跟你現在在報紙上看到的不一樣。一個家夥欠人家六百萬到八百萬，還一笑了之。那時候，如果你欠錢，是醜聞。

走上街頭的人們，抗議經濟危機和失業。

那時候，芝加哥有個大日子，那就是“五一”。它跟共產主義沒什麽瓜葛，在芝加哥，五一就是人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日子。就算是流浪漢，也可以參加遊行。這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社會聯盟。

我在大蕭條期間一直帶著一塊牌子，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塊牌子上的字：我是個小男孩，你拿走了我的錢。存在你銀行的錢對你來說和對我而言一樣重要嗎？如果你需要這些錢，拿上這家銀行的鑰匙，把它們扔進湖裏，在監獄裏待著吧。

蹲監獄的是那個銀行家，他後來被埋在聖阿德伯特教堂，是自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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