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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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江青
1967.04.12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麵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幹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麵的、反麵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麽一點。我對軍隊不熟悉，知道的東西很少，今天隻能和同誌們交談一下。我的意見如果不對，請同誌們批評我。我們小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誌們有什麽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嘍，他不象有些人把著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為人，我想同誌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麽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麽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麽好啦！不怎麽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什麽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再加上電報還要多哩！那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我不比同誌們好，我自己覺得學習的不夠好，特別是不夠係統。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麽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裏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麽新鮮。這篇講話強調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我就是這麽一個人。與同誌們比較起來，我是個小學生，要向同誌們學習。因為同誌們在曆史上，不管是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等等這些戰爭時期，都為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連國內國外敵人都承認的。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鬧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為這個可鬧別扭啦！當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我們把這個紅星拿掉，那個時候不明白，是鬧過別扭的。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軍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我隻在軍隊做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時候，在中央直屬大隊當政治協理員。進城後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軍籍除掉，就是說不要開除我。我心裏總是向著軍隊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誌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過一個故事。戰國時候，趙國的趙太後執政，她非常溺愛她的小兒子長安君。這時候秦國攻擊它，攻得很緊，她請齊國出兵解圍，齊國說，要把你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兒子，很多大臣進諫，要她派長安君去。她惱火了，說誰再來勸說，我就要唾他的臉。當時有個左師（官名），叫觸蜇。（音；上下結構字，上為“龍”字，下為“言”字。──編者。）他去求見太後，趙太後盛怒等著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後，他就問寒問暖，先不講政治，然後說，我快要死了，我有個小兒子，十五歲了，太後能不能給派個吃飯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趙太後就說，丈夫也愛少子嗎？他說，甚於婦人。聽了這樣的話，太後的氣消下去了。她說不見得，我看溺愛少子，還是女人比男人厲害。左師就駁她說，我看你愛燕後超過了愛長安君（燕後是燕國國君的妻子，是趙太後的女兒）。她問何以見得？左師說，燕後出嫁的時候，你抱著她哭，因為是遠別。燕後出嫁以後，每當祭祀，你都為她祈禱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要她的燕國生兒育女，世代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長久的。可是你對長安君就沒有這樣。太後說不是。左師然後就問，咱們趙國過去有名的世襲的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後代，現在還有沒有繼續世襲的啊？太後回答說，沒有了。左師又問，不但趙國，其他各國，子孫封侯的，還有沒有呢？太後說，沒聽說還有。左師說，都沒有了，那麽這是什麽原因呢？還不是由於“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嗎？“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國家權力的寶器，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權力。左師說：你給長安君那麽高的職位，給他許多肥沃的土地，給他的權力又很大，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我認為你為長安君打算的太短，你愛他不如愛燕後。左師觸蜇講了上麵的話以後，趙太後立刻下了命令，準備百輛車子，送長安君到齊國去。齊國馬上就出兵，解圍了。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在座的同誌，大概權是很多的。伯達同誌經常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麽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好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麽理解的。多年來，我一直是很欣賞這篇東西，曾多次翻閱。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
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軍的工作成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工農業生產上。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錯，對這個問題，隻要我們自己的思想明確，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來，就會大無畏，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就可以不支持他們，再來搞調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壯大起來。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就孤立他們中間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們，教育他們。這一點，同誌們已經有了許多經驗啦，其中已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參加過兩個小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誌他那裏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說，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輕易不要宣布為反動組織，而是把它的頭頭，確有證據的壞人，逮捕起來，或者讓那個組織的群眾自己改換新的領導人，這個做法，我覺得還是好的。
同誌們，對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麽自卑感。從前說是不介入，其實這個不介入，就許多單位說，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那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事實上，有的是從左的方麵介入，有的是從右的方麵介入。例如，拿從左的方麵介入來說，去年二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 ，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左的方麵介入。幾個月以來，全軍有很多好經驗。據哈爾濱的同誌說，那裏的軍隊，在去年夏天，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也有的從右的方麵介入的，做錯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數做了錯事的同誌也是會回頭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麽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這個黑風。也許我這人自信心太強，我總覺得不會那樣子的。你看，就是農業生產，夏收可能也會不錯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錯。因為革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熱情，軍隊這樣子大力地去帶頭，起模範作用，我看這是解放以來，十幾年沒有過的。進城以後，我們軍隊住在兵營裏，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些隔開了。這次不行了，要從兵營裏出來，要從機關裏出來，恢複咱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這樣，有的地方就說，老八路又來啦。可見，我們當年還是和群眾在一塊多一點，進城以後就隔離開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做了許多好事情，從最初開始，以林彪同誌為代表，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
此外，我還向同誌們呼籲一下，要看到文教戰線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認識不足，那些有問題的，能力不怎麽強的幹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戰線上去，還不是說我們包下來的幾百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泛濫。這方麵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象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希望軍隊的負責同誌，這一次能真正認真地抓一抓。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麵，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 ；在教育方麵，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隻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裏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麽，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
在這個思想領域裏，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和平共處，他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著華僑，你們隻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麽我們就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隻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呀！就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象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這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裏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 ，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章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我就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曆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曆史學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麽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係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係統，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麵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 ！兩麵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麵，同誌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 。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麽人的話，簡直捧得象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過去是個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象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誌可以證明，伯達同誌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誌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誌（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略微講這麽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麵，看出一點苗頭。我要著重地向同誌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個“文也得要認真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自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隻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麽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偽裝，很使人討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麽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誌們今後大力抓文教係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製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麵還沒有什麽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誌，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麽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誌：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隻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誌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誌，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又怎麽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誌，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誌：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誌，少數同誌，太過分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麽？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麽？自行車、照像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麵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麵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麽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麵，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麽《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嗬，是《靜靜的頓河》 。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 。我說這部書，你隻能當作蘇聯的曆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誌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隻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實行封建家長製。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麽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 “是，爸爸！”有什麽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隻是供同誌參考，說得不對，請同誌們批評。就這樣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