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人 我的自述101：媽媽受“老妖奢侈展”“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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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媽媽

 

 

      爸爸定成右派後，媽媽教研室要求媽媽下放到豐台農村勞動鍛煉。走前校領導要求大家安心勞動，做出定居的決心。

       從不做體力勞動的媽媽勇敢地接受這個大的挑戰，首先需坐四趟不同的長途汽車，市內公交車，下車走1小時的農村小路，一次需4個多小時。每四周回城過一個周末。

      媽媽到了農村白天和農村老年婦女一起幹活，搓棒子粒。還擔任食堂會計，一幹就到深夜，人家都睡了她還在打算盤算賬，數糧票，數飯票，每天累的要死。有時也盡力幫助農民提高文化水平，教他們識字，讀報。幫他們出板報，寫稿子。利用回城機會，自己掏錢買生產隊需要的科技雜誌、書報。由於她的努力和為人，農民喜歡和她接近，村幹部也很關心她。

       她發現爸爸真正病倒了，請假回來陪爸爸看病，然後又回生產隊。直到下放人員全部返回她才回來。這一年的下放對於一直嬌生慣養住大城市的她實在太不容易了。

     爸爸去世後，媽媽繼續在人大教中文，沒有職稱，工資是最低的副教授級。因為抗日勝利後她一直沒在大學工作，這是根據學曆、作品，給她定的工資。媽媽努力備課，經常因為一點有爭論的地方給不同專家打電話討教，她購買、收藏了國內外名著、詩詞、史料、詞典、名人注解，經常翻閱、參考，使課講得生動活潑。

     由於長期躺著身體極虛，上45分鍾的課全身衣服濕透，課間趕快換掉，然後繼續講課。兩堂課後又濕透了，有時懶得換，趕快回家去換，結果路上招風受涼而經常病倒。1961年底到處精簡、下放。她的領導認為媽媽經濟條件不成問題就讓她退休，這時還不到55歲。那時大學教師退休年齡是55歲。這就是說迫使她提前退，幫助國家解決困難。

   1963年妹妹北大畢業留校，和媽媽一起住在人大。從困難時期開始，那時糧食、油、糖、肉、黃豆、棉花、布等全定量、發各種票，媽媽的糧食定量太低，經常餓昏。過去的大家閨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切由保姆買菜做飯。這時沒吃食，隻要有不限量的土豆、白薯、大白菜等，媽媽見到也和大家一起排長隊等幾個小時，然後慢慢扛回家。這漫長的困難時期媽媽浮腫的要命。周末為了我們回來改善生活隻好去黑市買昂貴的魚肉青菜等，就這樣慢慢熬了過來。

    姐姐婚後仍在北醫工作，但定居在五棵鬆姐夫的工作單位，小孩身體極弱，放在城裏較好的托兒所，離姐姐、姐夫都遠，從沒自己帶過如此之小幼兒的媽媽，這時挑起接送幼兒去托兒所的重任，北京公共汽車是擠得有名的，她推著兒童車，需別人幫忙才上得去，很多次沒人幫不說，還把她扒拉開，有時把她推倒。低工資製的那個時代我們是雇不起保姆的。媽媽想盡力多幫助，讓我們好好工作，一直堅持下來。

       突然文化大革命來臨，已經退休五年的媽媽被保姆趙老太帶著紅衛兵抄了三次家。把所有家具，錢財，皮子，毛線箱子等，甚至我們的東西、我們結婚的禮物都抄走。我放在家裏的琴書也全被抄走，連姐姐孩子的玩具也抄走，幾乎是寸草不留。把她的唯一生活來源退休金也斷掉了，多次挨批鬥。

       更有甚者他們在一塊空地上，搭了大蓬子，把媽媽的東西全擺在裏麵，門上寫“老妖奢侈生活展”，我去看了這個展覽，真是歪曲、添油加醋、嘩眾取寵。也真慶幸媽媽賣了鋼琴，否則放在這大蓬裏都弄壞了。也想如果爸爸活著，把右派問題加上，比媽媽要受更多的罪。

       他們來鬥媽媽，說什麽司徒雷登的徒子徒女，幹兒子幹女兒。還要把已去世的爸爸再數落一遍，全算在媽媽頭上。

       媽媽連基本生活費也沒了，幸虧我們都工作，可以幫助，特別是妹妹幫助最多。

       最後退文革的抄家物資時 ，媽媽的 許多東西都不見了。最有意思的媽媽最喜歡的飯廳四聯玻璃櫃隻找到立著放的一聯，其它都沒影子。抄走的東西是一片混亂，沒有登記，所以任何東西也不會寫去向，等於創造機會讓人偷走。幸虧在銀行的錢是被凍結的，不許人拿走，這就保證媽媽後來的生活。

      文革時一天，媽媽對我說，他們抄走東西，又使勁批鬥，遭受謾罵、侮辱，展覽，幾次想自殺，但一想這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年代，爸爸是右派，已讓我們成份很糟，如果她再自殺，弄個“畏罪自殺”的“美名“ 加在我們頭上這壓力該是多大，這成份該多糟。她說寧可自已頂著這壓力，也不能讓我們的成份變得更壞。媽媽就這樣堅持活下來。

 

[群思]

往事不能如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