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曆史記實故事，以我家四代為中心，在中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甚至世界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希望讓後人知到也可作為曆史的側影，供寫這段曆史的人參考。也是一為老人在離開世界之前想說出的話。
對比爸爸兩次大危難
對比1958年反右複查成為右派和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鬼子抓入獄這兩個爸爸一生的逆境和危難，不難看到是完全的不同：
在日本獄中燕京人團結一致，互相鼓勵和日本鬼子作鬥爭，在獄外的家屬積極幫助在獄中度過困難，其他燕京人和親友都在各方麵思想和物質上給予支持。
但解放後曆次運動采用各個擊破法，一個人犯錯或有罪，領導的手上已端著各種帽子隨時可給他人扣上，這些帽子是：劃不清界限、思想共鳴、對敵人負有同情心，敵我不分，認敵為友，審查，最後也扣上同一帽子等。這樣每個人都害怕什麽帽子什麽時候扣到自己頭上，或整到自己頭上，都想法遠離挨整的人。有人想來看望也由上麵給擋在外麵，不讓見。使每一個挨整的人感到孤立無援。
爸爸這時就是這樣，在獄中的好朋友來看不許進，很多人也怕被扣上黑串聯，不敢沾邊。爭取進步的我們，都忙著在班上表態要和他劃清界限，為表明自己劃清界限就不回家、少回家。做為他子女沒有更多的關心他，讓他感覺不到還有個溫暖的家作為支撐 。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
文革後的一次數學會議，我的同屋是蘇州某大學教師。她說文革開始整她父親後，她再也不去單位，在家裏照顧父親，讓他感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我說我做的太不好了，就怕人家說我與父親劃不清界限。她說父親關入牛棚，她在家盡量做父親喜歡的食物送去，讓他充滿活著、要回家的願望。最後挺了下來。文革後又恢複為教研室主任。我說她太棒了，真是好樣的，保護了中國的一位精英。
在日本監獄裏不能讀書，工作，但爸爸明白這是短時的，出獄後就可以搞自己的業務；但 成為右派後給的工作是打掃樓道和廁所，這是讓人失去人格的懲罰。爸爸一生為之奮鬥的社會學已不能再繼續努力投入，似乎沒有希望再回到這門學科的研究。希望在何處？自己成為敵人一切要服從人家的安排，失去自己選擇的自由。
當聽說爸爸成為右派後的工作是掃樓道和廁所，讓我聯想許多往事。從我懂事起我從沒看爸爸拿過掃把，包括搬家時他搬過東西但所有清掃工作是保姆和我們作。後來讀他的大作“獄中雜記”，在日本監獄裏他每天要用掃把清掃自己的房間，因為吃喝拉撒睡全在屋裏，每天必捉跳蚤、臭蟲，虱子，要掃幾次，這種拿掃把是為自已搞衛生。
當被劃為右派重新拿起掃把是什麽滋味？這是自己的“工作”，今後自己靠掃把來吃飯！一肚子的學問無處可用。感慨萬分：從沒想過在自己一向支持的政黨和國家裏自己原本有很多本領來為人民服務，而現在掃地竟是自己後半生的工作！年輕時代樹立著救國救民的雄心壯誌，從現在開始隻能用掃把來“完成”。一種被人侮辱、被人欺淩、上當受騙的感情全部湧到心頭，揮之不去。
在日本監獄爸爸被虱子咬後傳上了危險的傳染病斑疹傷寒，高燒攝氏40度以上兩周多，幾乎要死，日本憲兵不原意這些著名教授死於日本監獄，在世界引起反日浪潮，所以認真看病，對症下藥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
而一個右派得病誰會考慮他的死活，死一個少一個正是某些人所需。爸爸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生病了，對於著名右派，哪位醫生敢好好盡心看病，誰不怕給扣上對右派同情，有立場問題的帽子？！
爸爸這兩次得病的態度也是絕然不同：在日本監獄，爸爸想過會死，要去見上帝。但他相信中國必勝，日本必敗，自己一定會出獄，自己救國的理想才開始，要活著，要好好工作；一想到自己的愛妻帶著三個年幼的女兒，沒有經濟支持，是多麽不易。自己必須活著出去，要有一個完整的家，要培養女兒成才。一種身為人父的責任感悠然而生。
爸爸是右派後心情極壞，非常複雜：共產黨是自己擁護的，新中國是自己多年盼望的。解放後一直想盡快適應，為國家貢獻力量。現在成為敵人，還能上哪去？去找自己認為腐敗的國民黨？不可能！去美國？不能去當遊子。在美國已沒有錢，帶著一大家人去嗎？不可能。心甘情願當人民的敵人嗎？不。自己是右派使子女的成分變壞，拖了家人的後腿，連累了家人。
活著的意義在哪？一生病就想到活不長了。在人間不能呆，不能再和自己的妻女在一起，女兒已長大成人，已盡了做為父親的責任，可以離開這美好的世界了。在“獄中雜記”中他寫道：一個人的生存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人。自己已完成活著的意義。還是聽從上帝的召喚到天堂去照顧自己的爹媽吧。年輕時忙於救國沒好好孝敬老人，現在去盡責吧。
把這樣家庭出生的作者都變得失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