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曆史記實故事，以我家四代為中心，在中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甚至世界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希望讓後人知到也可作為曆史的側影，供寫這段曆史的人參考。也是一為老人在離開世界之前想說出的話。
媽媽在哪？
兩天爸媽都沒回來，全由保姆照顧。第三天下午放學回家保姆說爸爸一個人回來了一下，說是聯係燕京墳地。司徒校長的夫人就葬在那裏。這個墳地是在東門外燕京牛奶廠旁。解放後，學校要大發展，奶場，墳地都沒有了，每個人可自己移走墳墓，或深埋，我外婆就深埋在那裏了。
那天父親辦好墳地就回去接棺材。安葬完畢，很晚爸爸一人回來，顯得疲憊不堪。
我們問：媽媽在哪？
他說：住院了。
那天坐小汽車進城的途中媽媽說心絞痛，痛不欲生，支持不了，沒有去看外婆，就住進了城裏的一家醫院。安頓好媽媽再去看外婆，人已去世。就與姨，外婆的幹兒子等親友商量安葬問題，最方便和省錢是葬在燕京墓地。然後就到醫院陪媽媽，在那裏過夜。由於是法學院的院長白天騎車上了班，沒時間回家，又騎車反回醫院陪媽媽，現在外婆安葬完，媽媽病情穩定，他才可喘口氣，回來睡覺。
我們問：媽媽什麽時間可出院？
他說：要一段時間，不會很快回來。
從這天開始爸爸早出晚歸，白天忙著上班，教課，然後騎車進城陪媽媽，再回來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三人突然都長大了，有事情讓保姆幫助，盡可能不打攪爸爸。這時我家隻一個保姆，洗衣，買菜，做飯，收拾屋子，已經很忙了。我們三人呆在樓上，自已念書，做事情，玩耍。我和妹妹一屋，總有伴說話，姐姐一人一屋悶了就過來找我們玩。
一個周末，家裏隻我們三人。吃了午飯，實在無事可做。姐姐又想進來和我們玩。我和妹妹商量，不讓她進來，因為她永遠比我們得到更多的特殊。現在我們住在一起成為優勢，我們應當氣一氣她，怎麽辦？我們把廁所中的小臉盆裝滿水放在門口，擺了三層。三層盆很寬她進不來，我兩高興的要命，打一打她的傲氣。
這場戰鬥很有意思，我倆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當然我們也把過道弄得很濕，給保姆增加了不少的額外工作。
這就是我有生以來作的最淘氣的事情。
怪病
過了一個多月媽媽回來了，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媽媽。她老得要命，走不穩，沒笑容，見了我們也不說什麽。保姆薛媽送媽媽到她的臥室，出來後說，我們必須保持安靜，走樓梯要掂起腳，除彈琴外都要輕輕的。後來又來了一個保姆劉淑芹專門照顧她。自從媽媽回來後，過去常來我家玩的小哥哥小姐姐再也不來了。因為他們忍受不了必須保持絕對安靜的苛刻要求。但我們必須盡快適應。
必須安靜，開始總做不到。這樣小的孩子自由的說、笑、玩、有點聲音很自然，現在不許有一點聲音。這病太奇怪了。有時我故意出一點大聲，保姆馬上出來說我。我很想知道她聽大聲有什麽不舒服，但她不召見就不許進。
我姐姐很高興，她再也不用背由媽媽特別教授的唐詩，我也慶幸我根本不用學了。但長大後才知道我丟了這麽好的學習機會。我的語文和作文一直不好，姐姐比我要好得多，媽媽對她的特殊培養是有效的。
過了一周多，我大膽問爸爸，媽媽是什麽病，爸爸說沒查清，就是要靜養。媽媽大小便都在臥室，其實廁所就在對麵，這兩步路都不能走，我不懂。但我自己的體會是高燒、頭昏想躺著，其他是可以坐和走的。沒過多久就說媽媽病得更厲害了，變成無法睡眠，要用安眠藥。後來又成天喊著心搖晃，心慌、心跳。
這時校醫院主任吳大夫，和協和醫院的護士長二包子的媽媽蔡伯母，常來給媽媽看病。
有一天我盼望見到媽媽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保姆叫我進去見媽媽，我高高興興的走進去，把我嚇了一大跳，媽媽越養越壞，頭帶個頭圈，比剛回家還老，眼神無光。我都嚇了一跳。
媽媽說：她得了怪病，也治不了，快死了。
我說：不會的。
她接著說：她死後爸爸一人是照顧不了我們的，讓他給我們找一個新媽媽。她覺得那位丈夫已去世多年的阿姨和我們很熟，會對我們很好，是合適人選，我們要好好的對她。
我非常沮喪的聽了這些，也不懂該怎樣和她說話，就默默的走出來。我覺得媽媽瞎想，都變瘋了。我沒敢和家裏任何人說。
直到文革後的一次計算數學會議在長春舉行，這位護士長蔡伯母全家正住在那裏。會議主席徐伯伯是他們燕京老友，她請我們吃飯。席間她提到媽媽。
她說：媽媽隻想自己，其實沒有什麽大病，就是稍微嚴重的神經衰弱。
接著又說：爸爸太照顧媽媽了，真耐心。要是在別的人家會如何？！如果在脖哥家又會怎樣？我告訴她媽媽當時和我說的那段話。
她說：媽媽總往壞處想，總想她自己，如果多想想丈夫，孩子，就沒病了。
她每次都勸媽媽，但沒用。當時燕京很多人很同情爸爸，許多人議論媽媽，說她是當時的燕京一怪。她是以極大的耐心來幫助媽媽的。
聽了這些我很後悔。如果我把對媽媽的看法與她和醫生商量，也許我們全家齊心協力用科學的方法對待她，而不是一切順從她，她的病會早好。她可以寫出更多的小說，教出更多的學生 ，包括我。
文革之後媽媽搬到我校，一天她讓我去民族學院去看她的老師冰心太師母，我與太師母聊天，她回憶1947年曾到燕京看朋友，也來看媽媽。她看到媽媽的病樣，很為媽媽難過。並勸媽媽，要起來多活動，要繼續寫作，寫作會使精神有所寄托，對身體會很有好處。過去她是非常看好媽媽的，現在的樣子讓她很失望。她多次提到媽媽是很有才華的，但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疾病，使得自己埋沒了自己的才華，沒有寫出更多的作品，也沒在文學方麵作更多的研究，實在可惜。
媽媽太固執了，連她最崇敬、最愛戴老師說的話也聽不進去。回家後我告訴媽媽冰心太師母所說。媽媽也很後悔，說她認為抗日前，開夜車寫小說、散文使生活沒規律，過度疲勞而得病，她自作主張應當完全靜養，不動腦筋，才會好。沒想越來越壞，自己浪費了寶貴時間。抗日勝利後媽媽沒做什麽事，而其她人家的媽媽抓緊時間寫文章，做研究，很多人碩果累累。原來領先的媽媽落到了最後。
理解
現在的我，經過曆史，現實，社會，國內外的洗禮，可以很好的理解當時的媽媽的情感。大約在抗日時外婆已經得了婦科的癌症，但沒有認真對待。直到轉移，全身痛，靠打嗎啡度日。我見過她給自已打針，打在她的骨瘦如柴的腿上。媽媽認為外婆抽大煙、打馬啡是用毒品解愁，沒有思想準備，她會很快去世。
抗日勝利我們搬走了，媽媽住燕京，騎車技術差，又沒有公交車，不方便經常進城去看外婆，就交給了姨和保姆。她自己沒有好好照料，很是自責。
她的父親甩掉她母親後，她與母親相依為命，精神和經濟都受到很大的打擊。她們痛苦的掙紮，奮鬥。直到媽媽大學畢業、工作、結婚，有了爸爸的支持、幫助，才有一點好轉。
日本入侵，又生活在痛苦的環境了。剛抗日勝利，可以有好日子過了，外婆就去世，實在太悲慘了。
在聽到外婆的去世後精神上的打擊太大，再加上從不鍛煉，不會疏解自己的精神痛苦。當時的治療手段，采用吃藥、靜養的方法，使媽媽越養越壞。
現代治療精神不正常的觀點和方法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非常多樣：以體育鍛煉、心理疏導、改變環境、音樂療法等非藥物治療為主、配合一點藥物。因為這些藥都有極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心，腎的損傷。一般心臟病大夫是不主張用的，除非迫不得已。現在更不主張用靜養的方法。所以媽媽越躺越睡不著，吃安眠藥是雪上加霜，心慌，心晃，心跳，全身大出虛汗都是副作用。
媽媽的這種狀態一直到解放後見了蘇聯專家，才得到更正。
榜樣
解放前在中國三妻六妾是常事。但在燕京就不是常事，校長司徒雷登就是大家的好榜樣。剛在西郊建好燕京不久，他心愛的夫人就去世了。把夫人葬在燕京墓地，而不是送回美國夫人的家鄉，放在身邊，據說他隻要住在燕京，每天早起去看她，坐在夫人墓旁，禱告說話。
他那時也不過50歲左右，可以結婚，周圍有那麽多的女工作人員，女大學生，也經常返回美國，但從不心動。更不會亂搞男女關係。燕京教授，教師，及工作人員，從沒傳說有亂搞男女關係的。但別的大學是有點小傳聞的。
媽媽病成這樣，爸爸一直愛著她，從沒見他們吵架，或不耐煩。從來沒有晚歸或不歸。根本不會想著去搞外遇，他的道德水準是極高的。小時我認為是受美國教育的結果。但到美國後知道他們亂搞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我有時想當時的教會可能比較好，對人們‘愛’的教育很高尚。現在我認為是燕京有一個好校長，好校風。道德水準非常高。
現在國內外，教會內外，道德水準都在下降。各國最大領導人都亂搞男女關係，說是小節問題，這樣的國家怎能治理得好。現在中國對亂搞男女關係給了許多新名詞：劈腿，小三，帶綠帽子等。這說明絕大多數人是痛恨的，所以在反腐敗，在電視，電影中都在批判這個問題，但總也解決不了。最後可能會由老天爺來給這道德敗壞的世界以應有的懲罰。
陪伴
一個夏天的早上，我剛下樓，就見爸爸一個人在藤蘿架下喝咖啡。一把藤椅，一張小藤桌，一杯黑咖啡，一個小碟上有一塊抹有黃油果子醬的麵包，看上去很孤單。當然說的好聽就是極其寂靜。我一向好動，好熱鬧，我去是可以打破這個寂靜的。姐妹都在甜蜜的夢中，就我一人也可得到這少有的父愛。
爸爸穿著他夏天的絲綢長睡袍。我走過去，他告訴我在美國學習時他的教授夏天喜歡喝冰咖啡，他也學會喝，不放糖和牛奶。我也向保姆要了一杯陪爸爸喝了起來。是挺好喝的。現在我也常喝。當然從中醫觀點喝冰水是毀胃的。但是這清爽的早晨和爸爸在一起，真開心。
我長大後就懂得父親多一點了。媽媽成天哀聲歎氣，要死要活的。爸爸沒人可談他的苦惱，回想他自己年輕時的留學生活，肯定有許多值得留戀的事情。所以想獨自一人呆一會。
終於病倒
夏末初秋在媽媽生病很嚴重情況下，爸爸親自帶學生到社會學試驗基地去實習，做調研。爸爸在美國這個花草繁多的國家得了草熱病。
抗日時期住城裏花草極少，所以幾年沒犯。現在燕京的花草如此之多，加之內外的勞累，草熱病又犯了。由於對花粉嚴重過敏，開始是吃藥，仍然堅持帶學生到農村基地。每次調研回來，爸爸病情加重，媽媽心痛的勸爸爸休息幾天。他沒有聽從，繼續吃一點藥，又出發了。
爸爸認為到農村基地去調研是非常重要的，是理論聯係實際，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最好時機。數十位學生在基地調研中完成畢業論文。
最後爸爸終於累倒了，整日打涕如狗叫，他怕吵著媽媽，就鋪個行軍床住在樓下他的書房。躺在床上休息了幾天，又繼續帶學生到基地調研。直到過了這個野草叢生的季節，病好後才搬回樓上。後來他每年都犯，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