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劫夫是誰？
由於年代，也許，你已不知道他是誰。但，你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會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
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
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灸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則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竟就寫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無疑，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說，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
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見。
但是，劫夫則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這是一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
有人總主張藝術要遠離政治脫離政治，認為有政治就會沒有藝術。
其實，這是一種偏見。
我們之所以不喜歡政治介入藝術，是因為往往這種“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塞入，就是以強暴藝術、壓製藝術為前提，活活地扼殺了藝術。
我們平日多見的所謂藝術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親！》之類，其實隻是體現了宣傳。
而宣傳僅是政治需要本身，僅是目的，卻還不是藝術。很遺憾，對此，許多的宣傳人員與仁者智者，都沒能看到想明。
其實，具有政治意義的藝術，常常最能釋放人性的情懷，展現人性美的高度，最能使人努力奮進，讓人始終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戰爭時的《鬆花江上》，好不好聽？
對越反擊戰時的《血染的風采》，動不動人？
反映二戰的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讓你久久不會忘懷？
當然，真正要讓藝術體現政冶，並非容易的事，並非簡單的事。
情況往往是這樣：藝術真要進入政治，不是出傳世之作，就是大量製造垃圾。
風花雪月，固然也是藝術需要表現的範圍，因為她們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隻是，政治往往顯現了人性的剛，而風花雪月則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純剛易折，純柔易溶。唯剛柔相濟，一張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麵，也是藝術的全麵。
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讓人記得，這應該已表明，他的音樂創作藝術，確已達到一種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台中，還是電視裏，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麽原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流傳的隻有小道消息：與林彪的事有關。
（二）
李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繪畫與音樂，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卻並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劫夫”一名，則自此起。
1937年5月，24歲之際，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
1938年9月，加入 同時，由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沈陽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時，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
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沈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
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
——這個“林主席”是誰？
是“林副統帥”、林彪啊！
為何會這樣？下文將一一說明。
上述這三件事，從劫夫一生的經曆中看，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對當官，他的確曆來無什麽興趣；對政治，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他想做的，就隻是專業醉心於音樂創作。頂多，隻想用音樂，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然而，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且英華之年，便斷了他的創作，也斷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幫”後兩個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髒病發作，猝逝於尚在辦他的那個專案“學習班”中，終年 63 歲。
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一個音樂人，一個作曲家，怎麽會陷到那個嚇人的槍杆子集團中去的呢？
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開始後，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麵，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麵，則常顯幼稚。尤其，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他從延安時期起，卻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無端整到自己頭上來。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在那運動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
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了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沈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沒載正式的右傾帽子，隻需作撿討。
文革開始後，象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劫夫隻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們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及文革後的日子，無非就是撿討撿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
沈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院長，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麵接見了劫夫與沈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沈陽安然無恙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麵，還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隻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後進入了政治局的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對此事就作過證：“這件事是上麵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時，劫夫便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整肅。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沈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沈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沈之間，來來往往，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文革領導人的重視，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
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複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沈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幹兒子。
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時間，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隻是星期日，則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讓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開始後，黃春躍離開了學校，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
有了這層關係，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由於兩家的這層關係，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更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的“做媒”、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團”要犯色彩，愈加濃重。
“做媒”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托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沈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麽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為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髒病的藥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裏，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沈陽時，帶給了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10月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象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麽，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麽？趕快別寫了。
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照講，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無影無蹤，怎麽日後卻能讓人家弄成了罪證呢？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裏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 頭蓋骨變得象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麽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製不住了，什麽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裏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也許，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
但是，凡經曆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卻都能明白那專案“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是大大強過正式的監獄的。
為什麽？
你想想，不讓你好好睡覺，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車輪戰”，連番來上陣對付你；還有精神戰，拿你的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你，沒日沒夜。不怕你是個多麽堅強的人，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專業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有過的想法，會長期守住的，都會一一吐出來的——隻要是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
那種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的“專案組”作法，在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高層領導，之所以都一致認為必須永遠廢除它，就是因都大吃過那玩意兒的苦頭。
因此，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
隻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歌一事，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因為，當1971年10月20日，上麵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也許僅僅還隻是因他們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隻要確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因為，畢竟劫夫並沒有參入林彪集團的什麽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一般工作與生活往來的人，也不是僅他劫夫一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台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
你劫夫說你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從狹隘的邏輯上，你還能說清楚？誰還能為你劫夫說話辯解？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全麵的邏輯上講，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曆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麽《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一則，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的確沒有他劫夫參入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專隻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麽投靠。
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劫夫的這些問題，都不應算什麽的。
然而，按現行的體製，能有人為他擔這個擔子嗎？
（四）
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沈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沈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
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終於，老天來喚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髒病發作，李劫夫不幸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 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
“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曆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
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
不過對這結論，不服者眾，認為有文革“左風”餘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
他說：“劫夫同誌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
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從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開始響徹於歌廳，進入到錄音歌帶、歌碟之中，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裏。
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等，同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齊聲高歌《我們走在大路上》。
1999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樂曲。
1994年3月，當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樓需要遷移時，劫夫的親屬提出：為一直沒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個墓。然而，學院經請示後，省委意見卻是：可以將劫夫骨灰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但是，遼寧暨全國文藝界等方麵人士，還是在當年4月1日，在沈陽回龍崗公墓，為劫夫舉行了一個有數百人自發參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4月3日，《人民日報》則在新聞版上，刊發了新華社記者為此采寫的文章《深深的懷念》，文章說：人民送英靈，英靈垂千古！
劫夫原名雲龍，終於，他安息於“回龍崗”了。
原載《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