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記
哲學，科學，你我，生活
今天看到媽媽發來的回憶文章，熱淚盈眶。媽媽年近古稀，依然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文字樸實流暢，記錄著時代變遷和最真切的感情。
------------------------------------------------------------------
我在山陰
1968年，我和同學們一起離開北京到山西省山陰縣山陰城公社東辛莊大隊插隊落戶，所不同的是，到文革尾聲我沒能回北京而是繼續留在山陰工作、結婚、蓋房置業、養兒育女，一直生活了38年，直到2006年才舉家回京。對山陰這片土地，我奉獻了青春，傾注了滿腔熱血，與當地老鄉完全融為一體。三十八年間，我不僅經曆了艱苦和磨難，也承載了不可想象的貧窮，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極其困難的日子。我想，插隊時的艱苦大家也都知道，之所以我們現在還眷戀著那個地方，是因為留念那個地方的人。當時，在我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候，是當地的老鄉無私地幫助了我們。現在，我把當年的一些難忘之事寫下來，以感謝山陰縣的這些最淳樸的老鄉們。
我在東辛莊
在東辛莊插隊的兩年半是我最艱苦最困難的一段經曆，其中最不適應的就是那裏的鹽堿水，因為常年喝它，我整整拉了兩年多的肚子，那個難受勁兒就別提了。我們還常同隊裏男勞力一起下地鋤田，但我們幾個女生總是落在後麵，到中午了，眼看著別人收拾工具回家，而我們才在半地，頭頂上是驕陽似火，眼前是望不盡的莊稼，看著沒鋤完的莊稼真發愁啊！每到這時總有人來幫助我們，首先是我們二隊的正、副兩位隊長穀玉芬和章貴山，在他們影響下還有一群年輕的後生也常來幫忙，穀玉芬的兒子穀多存來接我們的次數最多，還有豐昌喜、豐昌紀、趙玉家、寶安等也都多次幫助我們鋤田。每到此時，總有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我當時負責知青的夥食，遇到過許多困難，時常得到周圍幾家老鄉的幫助。生不著火去找大娘幫忙，不會做的飯又去找大娘幫忙，他們家中的水桶、擦子、麵盆等我也常去借用，幾乎成了他們家中的常客。大嬸大娘們的熱情幫助，使我們解決了很多生活難題。再就是村裏的姑娘小夥也時常幫助我們，冬天小夥們幫我們通炕洞、倒煙筒灰，姑娘們幫我們壓碾，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們知青第一次吃油糕壓黃米麵時，村裏的女兒（當地對姑娘的習稱）張金蓮、梁桂蘭、趙梅英等來幫我們推碾，趙丙忠的妹妹幫著羅麵，碾房中歡聲笑語。雖都是小事，卻給了我們無限溫暖，伴隨我們度過了那些最難熬的日子。
最感謝的是穀玉芬一家和劉德仁老人。穀玉芬是我們二隊隊長，家有六個孩子，大兒子穀多存（小名蘭蘭）和我們同齡，最愛幫助我們，蘭蘭的媽媽善良、溫和，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做八口人的飯，家務繁重，但是隻要有點好吃的總惦記著叫上知青，我們是他家的常客。
最難忘的是1971年春我從北京回村，其他同學還沒有回來，知青宿舍沒法住，也沒地方吃飯，見此情況穀玉芬主動讓我去他家吃飯，並安排我在劉德仁老人家住下。穀玉芬的女人（當地人對妻子的習稱）熱情地接待我，還經常變著花樣做飯，記得一天中午我剛下工正饑腸轆轆，她就給我盛了一碗羊油燴菜，味道真是好極了，至今想起還覺得口有餘香。就這樣，我在隊長家吃了二十多天飯直到知青們陸續返村夥房開夥。遺憾的是我還沒回報這位恩人，她就仙逝了。隊長穀玉芬身體倒是挺好，去年秋天我們回村時還見到他，88歲的高齡身體依舊健朗，記憶力和精神頭也挺好，祝願他健康、平安！
另一個恩人就是劉德仁老人。這位普通的農村婦女雖沒有文化，卻給了我母親般的愛。隊長穀玉芬安排我住到她家時，她老漢剛剛去世，老人的三個兒子都在外邊工作，我住過去即可給老人做伴又可幫她擔水。起初我還顧慮老人是否願意，但她很爽快地接受了我這個與她無任何親屬關係的北京知青。
春季正是耕地播種農忙季節，恰值我在拉動軲轆，幹上一天真是腰酸背疼，每到我疲憊地回到老人家，總有一碗玉米麵滴溜、涼粉或是拿糕在等著我，很多次我從知青夥房吃飯回來老人還給我留著飯，老人家來客人要吃好的時定會把我叫上。老人以偉大的母愛溫暖著我，使我有了家的感覺，所以同學們從北京回來後我也沒有住到知青點去，依舊陪伴老人住了近半年，直到去山陰城供銷社工作時才離開那裏。
我那時經濟很困難，沒有錢給老人買東西，但老人從無埋怨。到1974年知青陸續走了不少，隊裏又安排老人給剩下的五六個知青做飯，當下工回來知青們坐在老人溫暖的炕上，聽著老人講幽默笑話與故事，吃著老人花樣翻新的粗糧細作美食：豆麵條、蓧麵窩窩、壓餄烙、玉米麵發糕、土豆泥摻白麵的饅頭，粉幹燴白菜豆腐、蓧麵菜餃，再沾上老人自釀的米醋、配上老人用茴子白、胡蘿卜絲醃製的酸菜…，那段日子成了知青們最難以忘懷的苦中有樂、有滋有味、有家的感覺的插隊生活。
我和劉德仁老人的母女之情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知青們全部走後，我在供銷社工作期間老人經常來，我結婚以及大女兒出生時老人都來祝賀，我在山陰城蓋新房後也曾多次接老人來小住，老人熱情地幫我做家務，親如一家人。
多年後我常想，倘若現在一個陌生人住到我家且不付房租，我能答應嗎？可當年老人接納和照顧了我，以偉大的母愛幫助了一個北京知青。老人在89歲時仙逝了，願她在天堂快樂! 感謝東辛莊的老鄉，他們都是我的恩人，永遠忘不了。
我在山陰城
我在山陰城生活了25年。1971年在公社婦聯主任劉桂蓮的幫助下，我被招工到山陰城供銷社當售貨員。我急於在當地找工作也實屬無奈。因父親早逝，母親隻有臨時工作，在插隊報名時就遭到姐姐的反對，理由是那地方太苦養不活自己。但我信心滿滿，表示到農村後一定好好勞動，年底分紅一定帶回錢來。但兩年多過去了，我雖然拚命幹活掙工分，主動要求幹拉動軲轆等當地後生們的活，所掙得工分也是全村婦女最高的，但因工分值太低，每年隻結餘十幾元，不用說給媽媽錢了，連自己的零用也要姐妹接濟，因此經常鬧矛盾，所以我必須找一個掙錢的地方了。我被分配到生產門市，和我的師傅——洪濟屯的複轉軍人韓信岐一起工作，負責全公社的農資供應，那時正值農業學大寨運動，社員是一出勤三送飯，我們是從早到黑沒休息日，還經常下鄉送貨，艱辛是可想而知的。我很快就熟悉了業務，熟記住商品的價格、性能，每天進貨、卸貨、擺貨、賣貨，月底還要盤點貨品，整日很忙很累。當年商品十分緊缺，三大件要公社領導批準，火柴燈泡等一般日用品也同樣緊缺，普通社員很難買到。我工作態度好，童叟無欺貨真價實，從不缺斤短兩，盡量把緊缺貨品賣給普通社員，很快就同各村的幹部、社員熟絡起來，山陰城、馬營莊、黑疙瘩鄉的老鄉幾乎都認識我，買東西時親切地叫著我的名字，並互相介紹說：看，這是北京知青。1975年後同學們陸續離開山陰回京了，隻留下我一個人，許多村幹部還是經常同我聊起知青們的故事，使我不感孤單並也樂在其中。
我在山陰城工作15年，盡我所能為山陰城服務。記得一年我回北京時費盡周折搞到電視票，買了一台16吋黑白電視機，這是山陰城的第一台電視機，引得許多村民前來觀看“小電影”，第二天人們在門市裏熱烈地討論著電視裏的新鮮事，既有國家大事也有各地風景，還有各種科普小知識，聊得興高采烈。一直封閉的農民通過電視了解到外麵的世界，開闊了眼界，也改變著觀念。大家都說我辦了件好事，我也與他們同樂。
還記得那年我從北京帶回一輛兒童自行車，引得孩子們高興地排著隊每人一圈輪流騎車。每次回京的一件重要事就是給當地的姑娘小夥捎衣服。我在北京轉遍各大商場，把北京的新潮衣服帶回山陰城，姑娘小夥們穿著北京流行的新潮服裝走在街上，儼然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我在北京與山陰城之間來往，無意中成了城市與農村文化生活交流的媒介。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在山陰城紮下根來，山陰城的曆任書記冠德仁、王尚明、馬貢元都很照顧我，1981年大隊破例給我批了宅基地，1984年，在山陰城的土地上，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住宅，一座三明三暗的瓦房院。在此我居住了13年，兩個女兒也讀完初中。期間和街坊鄰居互相幫助、和睦相處，老鄉們把我當作本地人，我也把山陰城當作第二故鄉。
我在山陰城生活25年，把青春和汗水撒在這裏。這座古城有著悠久的曆史，在明朝就有記載，古城牆內擁有當時的縣衙、學校，還有二十多座古寺廟。聽說山陰城正在申辦曆史文化名鎮，祝願申辦成功，願這座古城煥發青春，放出異彩。
我們愛學生，學生愛我們
1986年，國家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在市場經濟衝擊下，供銷社已很難生存。恰逢此時，山陰縣政府辦主任劉海清來看我，我喜出望外，由衷感謝政府還惦記著我。我提出希望調到學校工作。當時人事調動是很難的，但對我這個北京知青卻是一路綠燈。縣教育局崔滿章局長接納了我，並得到縣委書記李滿田和副縣長劉政國的批準。特別要感謝劉海清主任，他為我的調動不辭辛苦，跑前跑後，終於辦成了。
我到山陰城中學當了老師，教過初中政治、曆史、地理，當過會計，並參加了繼續教育學習，通過三年自學順利畢業，拿到了大專文憑，評上了職稱。
我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在農村，中學的地理、曆史是副課，升學不考試，所以上課老師多是照本宣科，學生也沒人聽，課時常被主課占用。我想既然我是任課老師，就必須認真教好課，讓學生多學知識。於是我認真備課，找了許多資料，還自製了教具。一定保證每節課按時上，盡量讓課堂內容生動豐富。課堂上我給學生們講了很多成語典故，講了長江、黃河流域的風土人情，講了魯迅的小說《祝福》，講了夏衍的《包身工》，領著學生們開唐詩朗誦會，作曆史地理小報。漸漸地一些學生比較喜歡上這兩節課了，還能和我進行交流，我有了成就感，覺得很高興。
當時學校的條件很艱苦，學生每天的夥食是煮土豆，每個房間要住宿二十多人，人均鋪位寬度不足一尺，就這樣，有些學生還住不上。我把家中的房子騰出來無償讓學生們居住，照顧他們的起居，像我的孩子一樣。
當時學生輟學現象很嚴重，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有的學生學費、夥食費都交不起。我和我的先生一起耐心地勸阻了許多準備輟學的學生。有一個學生父母雙亡家境十分貧寒，幾次要求退學，我們幾次找他談話，鼓勵他克服困難堅持學業，學校給他免了學費，我們幫他配備了桌凳（當時學生上學需自帶桌凳），生活上也盡量幫助他一直堅持到初中畢業。後來他考上岱嶽一中，同樣在老師幫助下讀完高中並考上大學，現在已是某單位中層領導了。他總是說：我是在老師家長大的。我覺得當年我們學校上至校長、班主任，下到各科老師，都對學生有一種真摯的愛，幫助的學生都是家庭極其困難，也沒想到要有回報，和現在有些老師隻盯著學生的錢包和家長的地位有很大的區別。
記得當年為了給貧困學生減免學費，在校長支持下，我騎車轉遍了周圍村子，憑著一些老關係給學校籌集經費，奶牛場、山陰城、北鹽池、王村、西小河等村子都給與熱情支持，這樣既保證了學校經費，又得以讓困難學生完成學業。
現在學生們都長大成人、成家立業了，許多人事業有成，有的還走上領導崗位。學生們沒有忘記我們，如今我們到大同、朔州、右玉、山陰都會受到學生們的熱情招待。去年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們在朔州買了一套小公寓，夏天在此避暑，走在街上總能遇到些已經叫不出名字的學生，他們問長問短，關心備至。也有許多來北京工作的學生，總是從百忙中抽出時間來看我們，有的學生的孩子在北京工作，也不忘來看師爺、師奶。我先生曾動情地說：我教了一輩子書，別的沒本事，就是傾盡愛心、竭盡全力，三十八年教出了五六千學生。現在學生們給予我如此厚重的回報，這是我的財富，我的驕傲，我的光榮。
我們愛學生，學生愛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