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水月
原筆名秋月冬雪。記錄生活，記錄心情。
飯統戴老板 的公眾號很多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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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是我家？一個美國華人家族的百年漂泊(圖)
14歲的鄺（Kuàng）泗收拾好行李，向身邊的親戚，還有故鄉點頭村倉促又鄭重的道別。
和1871年絕大多數中國山村一樣，點頭村安靜又貧窮，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玻璃窗，寺廟裏的鍾聲是唯一能讓人們察覺時光流逝的東西，以至於鄺泗日後回憶起來，也記不太清離家的年份。
他要先徒步半天到達佛山，接著是廣州。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十三行是閉關鎖國政策下唯一幸存的商貿樞紐。不過鄺泗不能在這裏停留太久，他得馬不停蹄的乘舢舨趕到香港，在那裏搭上輪船。
鄺泗的目的地叫金山，得名於彼時還未褪去的淘金熱潮。後來，淘金客在墨爾本發現了“新金山”，金山就成了“舊金山”。
四年前，他的父親鄺當沿著同樣的路線，去往大洋彼岸的異國陌土。身後，兩次鴉片戰爭轟開了天朝上國最後一塊遮羞布，緊接著降臨的便是腐敗、饑饉和戰亂，潦倒的人們湧向美國西海岸——那個傳說中的樂土。
去美國，與其說是去追求新生活，倒不如說是為了養活家人，為了活下去。正如《申報》日後的撰文：“中國人安土重遷，但人們卻不顧千難萬險，一心出國闖蕩。背井離鄉，亦是為了改變悲慘的命運。”
從1840年英國軍艦封鎖廣州，到1945年侵華日軍南京投降，這是古老中國最黑暗曲折的一百年，也是美國華人受盡屈辱與苦難的一百年。
01. 黃金與鐵路
活著到達舊金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十七世紀的黑人奴隸一樣，華人勞工會被挨個裝進用木條釘死的船艙，在一個多月的航程裏，他們每天隻能得到一小桶用來洗漱和飲用的淡水，食物相當緊缺，自然也談不上幹淨。隻有8成船員能夠挺過暈船、發黴的食物和壞血病，抵達港口。
盡管如此，鄺當在1867年到達舊金山的時候，還是對這座城市產生了些許好感。他認為座依山傍海的舊金山是個風水不錯的地方，碼頭上熟悉的鄉音也讓他倍感親切。同去的還有鄺泗的兩個哥哥：鄺禮和鄺忠，他們很快找到了代表中國的燈籠和杏黃色旗幟，那是舊金山最早的唐人街。
1848年，戰敗的墨西哥將加利福尼亞割讓給美國，那年3月，發現金子的消息登上了報紙的頭條，也傳到了墨西哥、南美和在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的中國口岸。香港和廣州開始出現美國的船務公司，加利福尼亞被描繪成了一個安居致富的樂土，沒有起義軍，沒有滿大人，也沒有英國的軍艦。
第一批華人礦工抵達加州時，內華達山脈的崇山峻嶺已經擠滿了前來淘金的南美人、歐洲人和美國人，衝突的種子就此埋下。當地政府與媒體從一開始就對華人沒有什麽好印象，他們相信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把其中的渣滓送來了西海岸，而自己有責任把留著奇怪辮子的劣等民族趕走。
金子越采越少，衝突愈演愈烈。零星的暴亂後，加州議會開始要求移民船主為每個中國移民交500美元的稅，而“外國礦工稅”則強製華人每月繳納3美元來換取采礦權。最荒誕的無疑是“警務稅”，它要求“不從事稻穀、甘蔗和茶葉生產”的華人，每月繳稅2.5美元——但加州從不出產這些作物。
各種各樣的稅款不單單是壓榨和驅逐的手段，也是暴力的合法憑證。把華人的辮子綁在一起已經是相對友好的娛樂，當地的白人時常會冒充征稅官員大肆斂財，並把折磨華人礦工作為閑暇時的談資。
一本來自1855年的日記裏曾有這些記載：“我沒有錢過聖誕節，所以我隻好用假收據向中國佬收錢”、“遺憾的是，我不得不用刀捅死這個可憐人，因為他不肯交稅”。
盡管艱難如斯，還是有大把的華人不堪忍受清廷的腐敗和家鄉的戰亂遠渡重洋。少數中國商人通過移民和勞務中介獲利頗豐，並在舊金山陸續組建了六家以鄉籍和宗族為紐帶的公司，被華人勞工稱為“中華總會館（SixCompanies）”。之後的很長時間裏，會館成了華人礦工們的庇護所。
到1855年，會館已經有近4萬華人移民登記在冊，享受代理船票、工作中介和醫療服務。
鄺當和兩個兒子通過會館拿到過冬的衣物，還有一封鐵路公司的推薦信。1863年，中央太平洋鐵路破土動工，美國人相信，建造了萬裏長城的民族修起鐵路顯然綽綽有餘。那時加州的金沙早已淘盡，貫穿東西的軌道渴求著廉價勞動力。
最初，加州的包工頭堅持“不當中國人的老板”，但他們很快發現身材瘦小的華人勞工個個吃苦耐勞。當時，白人的月薪動輒達到50美元上下，華人則隻能拿26美元的工資，並且不用承擔食宿。
1865年2月，第一批華人開始上工。那是個殘忍又無情的冬天：在長達五個月的暴風雪中，華人被安排修建最危險的塞拉嶺通道，數百名華人勞工被雪崩卷走，但工程並沒有因此停下來。冰雪融化時，裸露出來的屍體依然矗立在山間，僵硬的臉上流露著死神將至時的恐懼。
好在鄺當和兩個孩子趕上了好時候，最艱險的路段已經竣工，營地裏滿是操著粵語的同鄉。工作雖然辛苦，但至少安全許多，收入也還過得去。大部分華人勞工每月都能存下13美元，相比之下，中國的農民每月隻有1美元左右的收入。
鄺當在國內是個小有名氣的中醫，因此在閑暇時，他會用從中國帶來的草藥熬製湯藥，幫助患了病的工友。但對那些摔下懸崖、或是被炸的血肉模糊的人，鄺當也無能為力，他隻能和幾個鄉親將工友的屍首就地掩埋並做上記號，等著工程結束，取出遺骨回國安葬。
由於鐵路建設帶來的勞動力缺口，美國人開始迫切的需要華人勞工修築鐵路，受雇於清王朝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在1868年夏天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蒲安臣條約》，規定中美間移民自由，並彼此享有最惠國國民待遇，這也為中國勞工移民美國敞開了大門。
當時，在太平洋鐵路工程中，華人的比例一度高達95%，成為美國鐵路線建設的中堅力量。但看似平等的《蒲安臣條約》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平等，華人為年輕的加州提供了稅收與大量廉價的服務，卻無權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而在施工期間，工頭的辱罵毆打更是司空見慣。
1869年5月10日，太平洋鐵路在猶他州的普羅沃打下最後一顆道釘，超過一萬名華人勞工參加了當天的竣工典禮，但在後來的照片中，沒有出現哪怕一個中國人的麵孔。
鄺當和同鄉人來不及挖出工友的遺骨，便被公司解雇。他和兩個孩子隻能沿著他們親手鋪設的鐵路，來到了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大多數華人會經過這裏前往舊金山，並在那邊踏上回中國的歸途。也有人前往東部，在俄勒岡尋找鐵路工程。
轟轟烈烈的鐵路建設偃旗息鼓，表麵的和平也戛然而止。到了1869年，美國經濟迎來衰退，而吃苦又廉價的華人，則再度成了出氣筒。
02. “趕走中國佬”
在薩克拉門托，鄺當能做的也就是他的老行當：治病，他開了一家藥房，並將它命名為“功萃昌”。
來找鄺當看病的大多是中國婦女，這些人幾乎全是妓女。《舊金山記事報》在1869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每一個從中國輪船上下來的女人，都注定要被送進窯子”。
在鄺當的故鄉廣東，潦倒的農民會以相當於五美元的價格把女兒賣到廣州，或是直接遺棄。有組織的人口販賣團夥則在廣州以五十美元的價格收購女孩，並賄賂海關和移民局官員，使得這些女孩能夠以“貨物”的身份抵達舊金山。
這是一筆利潤豐厚的買賣，每個女孩能在舊金山賣到200到500美元，有點姿色的姑娘甚至能賣到1000美元。
南北戰爭終結了蓄奴製度，人口買賣卻被保留了下來，絕大多數女孩會被妓院買走，少部分則成為有錢人家的“沒有工資的侍女”：這是“泄欲工具”的體麵說法。
住在“鴿子籠”裏的華人妓女也成為了媒體的矛頭所指，在1862年舊金山的天花疫情中，盡管華人病例占比不到5%，但調查委員會依然把天花歸咎於唐人街的妓院：“傳染病的實驗室就在我們城市的心髒，夜以繼日的排放致命毒素，汙染我們富有、聰慧的街道，必須連根拔除這個中國毒瘤”。
醫學界斷言華人妓女的到來引發了梅毒流行，因為“中國女人的陰道是橫著長的”，隻有鄺當這樣的中國醫生能給華人妓女提供醫療服務，鄺禮和鄺忠可以幫他打下手，或者在唐人街找點別的活幹。
閑下來的時候，鄺當也會在賭場裏賭錢，當作在他鄉排解寂寞的方法。後來，他娶了一位舊金山的華人妓女。
這些消息並沒有傳到廣東的點頭村，鄺泗和母親雪英隻知道鐵路已經完工，但父親卻沒回來。村裏一對年邁的夫婦願意資助鄺泗去美國尋找父親，但在出發前，鄺泗得先成家。婚事由母親安排，新娘是十歲的姑娘楊氏。
雪英相信，如果結了婚，那麽在遠走他鄉的歲月裏，鄺泗才能牢牢記住小小的點頭村，還有母親和妻子，盡管她自己的丈夫後來並沒有信守這些承諾。
對於十四歲的鄺泗來說，這一切都太突然、太迅速，除了父親修築的鐵路，他對大洋彼岸一無所知。他從回鄉人口中得知，白鬼不喜歡華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生活會很艱難。但話說回來，比起滿目瘡痍的大 清國，又能艱難到哪去呢？
1871年夏天，鄺泗搭乘的輪船在舊金山港口靠岸，港口的景象與父親來時別無二致，華人勞工一批又一批的走下甲板，在碼頭換上幹淨的棉布衣服，通過細微的口音差異迅速聚集成新的大大小小的組織。
當時，加州華人的處境伴隨鐵路的竣工越來越艱難，大量的勞動力被分流到鐵路沿線的油田、礦井和煉鋼廠，地主和資本家對華人勞工青睞有加，他們覺得華人勤奮、規矩，而且願意幹髒活累活，比如把布滿淤泥的薩克拉門托沼澤地變成阡陌縱橫的耕地。
但白人平民對此怒火中燒，覺得中國人搶走了本屬於自己的工作。媒體自然不會錯過這個興風作浪的機會，他們一邊聲稱華人賺走了美國的錢，卻“從不向美國國旗敬禮”，也不遵循上帝的指引，另一邊卻對華人農工開墾田地、培育作物的功勞三緘其口。
鄺泗輾轉抵達薩克拉門托的那個秋天，一場針對華人的屠殺降臨在洛杉磯。暴行的起因是兩家華人公司的商業糾紛，但洛杉磯警員非但沒有製止衝突，反而示意圍觀的白人射殺“任何敢於離家的華人”。
私刑的狂歡就此上演，華人的洗衣店和雜貨店被挨個焚燒，蜷縮在家裏的華人平民也被拖出家門，用晾衣繩吊死。事後，暴民們剪下華人的辮子，當作戰利品炫耀。當地報紙用幸災樂禍的口吻複述著，“大半個城的居民都在圍觀，看他們脖子上套著的絞索，奄奄一息的樣子。暴怒民眾狂歡、譏笑垂死的中國佬。”
在薩克拉門托輾轉幾家草藥店之後，鄺泗終於出現在了功萃昌的門口，他見到了兩個哥哥，鄺忠和鄺禮，還有陪在父親身邊的二房太太。
鄺當從沒想過能在美國遇見鄺。通過詳細詢問兒子，鄺當知道了點頭村裏雪英和其他同鄉的艱難生活。幾個月的短暫團聚後，鄺當決定回家，他把三個孩子留在了薩克拉門托，自己帶著二房太太回到了廣東。
在之後的一年裏，這個連姓名都沒留下的二房太太無數次懇求鄺當帶她回到美國。一次次收到冷漠的拒絕之後，二房太太在第二年春天吞金自盡。如同那個年代同樣悲慘的中國婦女一樣，她的死亡隻是平添了同村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你知道嗎？她是個妓女。”
鄺當在家鄉的歲月則要風光的多。盡管他在舊金山隻是個卑微的劣等華人，但在老家點頭村，他的西裝、禮帽和一同帶回的新奇物品足夠讓他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體麵人。他用攢下來的錢蓋了一間磚房，並在這房間裏沒好氣地處理兩個老婆之間的明爭暗鬥，直到其中一方死去。
在美國，鄺泗見證著加州華人的處境愈發凶險，政府對排華浪潮不再是袖手旁觀，而是變成了幫凶。盡管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賦予了黑人投票權，但加州的華人依然無權投票。洛杉磯政府同年頒布法規，禁止任何人居住在小於14平米的空間內，這條法律顯然是針對為了省錢一起租房的華人。
在長時間的相處中，美國人發現華人謙遜、溫順，似乎從不會為自己爭取政治權利，種種歧視性的法規也就愈加有恃無恐，比如“華人漁民稅”、“華人警察稅”、“洗衣送件稅”。最為荒誕的是舊金山出台的一項街道管理規定，它禁止街道上的行人用竹竿把東西挑在肩上，在當地隻有華人會這樣做。
鄺泗不懂中醫，對父親的藥房也沒有什麽興趣。在鄺當回國後，鄺泗一直混跡在當地的唐人街，幹農活、拖地板或是洗盤子，還在製衣廠當過一段時間工人。他一邊渴望能被唐人街以外的世界所接納，一邊聽著身邊人各種各樣的告誡，要提防那些不懷好意的白鬼。
慢慢的，鄺泗發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是推銷員，挨家挨戶的賣帽子、刷子這樣的小玩意，除了中國人，買家大多都是白人婦女，能夠用相對和藹的態度對待鄺泗。
在這個過程中，鄺泗慢慢意識到如果想融入富裕的白人社會——比如輪船甲板上舉辦的維多利亞式的舞會，就必須變得有錢。隻有政府官員和有錢的商人能得到警方的庇護，否則就隻能呆在甲板下麵的“中國艙”，和自己的老鄉為伍。
03. 以民主的名義排華
功萃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空蕩蕩的門麵，因為三個孩子都不懂得怎麽給別人治病。當時，鄺禮和鄺忠在製衣廠工作，每月大概能賺20美元，留下食宿和消遣的花銷，剩下的按部就班寄給家人。鄺泗有更大的野心，他發現隻有自己當老板，才能擺脫白人的擺布。
白人們覺得華人賺走了美元，卻不在這個國家消費，而是把錢寄給中國的家人，這是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各種各樣的工人聯合會在這一時期誕生，隻不過他們的敵人不是資本家，而是華人。
在加州北部的奧羅維爾，失業白人組建的“白人會”一邊呼籲公司“隻雇傭白人”，威脅要消滅向華人提供工作的公司；一邊放火焚燒當地的華人聚居區。當地的《奧羅維爾信使報》就曾幸災樂禍的撰文，“唐人街被燒毀了一半，那是卑賤中最卑賤的地方，如果能再燒毀幾家，我們將更高興的予以報道。”
更多荒謬的稅收和法案也在加州各地頒布，而它們出現的原因，恰恰是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製度。
政客們發現，若想得到廣大白人工人的選票，就必須要反對華人，讓一切針對華人的立法能夠盡快通過。一些煽動性的奇怪理論往往能讓政客在選舉中穩操勝券，比如“華人正在竊取我們的工作機會”、“我們不會把國家讓給中國人”、“華人總喜歡把屍骨運回中國，莫非美利堅的黃土埋不了他們？”
1876年，在南北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就任美國總統，他義正辭嚴的在演說中宣誓自己的立場：“我們對付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經驗也可以用在華人身上，我會優先考慮用任何合適的手段，阻止中國人抵達我們的海岸。”
在薩克拉門托大大小小的妓院裏，鄺泗發現了商機，他決定開始向妓女售賣絲質的情趣內衣。兩個哥哥都有在製衣廠的工作經驗，鄺泗則是個優秀的銷售員，他的英語更好，也更機靈，懂得如何對付難纏的白人暴民和警察，確實有些生意人的天資。
與普通婦女不同，妓女們喜歡看起來更昂貴、奢侈的麵料，這讓鄺泗想到了中國的絲綢，比起人參、竹筍和醬油這些東西，絲綢已經成功證明了自己在西方國家有不小的市場。同時，這也是一種能夠從中國廉價買進，在美國賣出高價的東西。
三兄弟存夠了錢，內衣作坊開了起來，鄺禮和鄺忠負責生產，鄺泗穿梭在聲色場所推銷。一家日本雜貨店的老板為鄺泗供應絲綢和其他布料，作坊的工人大多是來自澳門、中山或廣州的華人，相比美國人，他們更願意為鄺泗打工。
雖然有利可圖，但生意從一開始就注定艱難，尤其是當政府也開始主動對付華人時。對華人的限製已經蔓延到了鞭炮、銅鑼和辮子，清廷也曾就美國迫害華人提出抗議，但美國政府並沒有理會這個正在潰爛的封建帝國。
鄺泗以為自己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美國的生活讓他看盡了白人對華人的種種壓迫和暴行。但當他聽到作坊的工人談論政府正在籌劃的排華法案時，還是有些不敢相信。作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像隨時會坍塌的城堡，工人開始向鄺泗求助，希望他能趕在法案頒布前幫忙把中國的親人帶到美國來。
1882年5月6日，鄺泗和工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發生了，總統阿瑟（ChesterA. Authur）簽署了《關於執行有關華人條約諸規定的法律》。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人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排華法案》。
法案禁止華人勞工及其親屬入境、禁止境內華人成為美國公民、禁止回國探親的華人再返回美國，毫無死角的排斥華人融入美國社會。同時規定，隻有持有中國政府的英文證件的商人、政府官員，方可進入美國，而非法入境的華人，將在法案頒布後被驅逐出境。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惡法。
兩年後，國會通過修正案，將排華法案內容適用於全體華人，哪怕他們已經獲得了美國國籍。在鄺泗最壞的設想裏，也沒料想到這般境地。
《排華法案》給接下來暴力和凶殘的大驅逐開了綠燈，在亞利桑那，牛仔把華人綁在牛背上，再把牛趕往沙漠。在阿拉斯加，牛背變成了小船，載著被捆起來的華人在大洋上漂流。槍手和亡命徒差不多是唯一反對法案的群體，他們大聲嚷嚷著：“你們把中國佬都趕走了，誰他媽來給我洗衣服？”
盡管鄺泗的身份是商人，但他也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中國公司必須每年上報兩次“公司合夥人”的數量，防止有華人勞工冒充“商人”身份入境。
政府領導的排華行動並沒有在十年期限後終止，1892年，《排華法案》失效之際，國會通過了加州議員吉爾裏提交的新法案，除了把排華期限又延長了十年，《吉爾裏法案》還增加了更嚴苛的要求：
1.取消對華人的人身保護令，華人不得申請保釋；2.華人無權在法庭上作證；3.在美華人必須得到“有威望的”美國白人的擔保，才能登記留美（其他國家移民不需要登記）；4.華人必須將居住許可證黏貼在身上，違反者將被立即驅逐出境——這條規定也被稱作“狗牌法”。
“狗牌法”是個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侮辱，中華總會館發出公告，號召全美11萬華人發起不服從運動，他們在公告中稱，“除了美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這樣對待華人。我們要向我國使節申訴，請他們幫助我們反抗這樣的不義。 ”
隻是，當時大清國的使節，又能做些什麽呢？
04. 愛情與家庭
1893年8月，一個85人的使團代表清政府到達美國，在一係列談判後，使團向美國發出了最後通牒：如果國會不能立刻廢除《吉爾裏法案》並保護加州華人，那麽清廷就將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
但強硬的通牒卻變成了一個笑話，雙方最終簽訂了一個《葛遜陽條約》，美國人將為洋務運動中的工廠提供機器和鐵路，作為交換，清政府把《排華法案》升級為國際條約， 明確表示美國有權要求華人進行登記，並佩戴“狗牌”。
事情到這裏就再清楚不過了：大清國拋棄了他的人民。
兩年後，北洋水師在渤海灣全軍覆沒，甲午戰爭的失敗讓鄺泗意識到，美國人不會停止對華人的欺壓，清廷也永遠不會維護同胞的權利。他能夠依靠的，隻有他自己。
1894年，鄺泗把公司名改成了“萃安”，相比父親留下的“功萃昌”，這是個看起來“不那麽中國”的名字。商人的身份是一個脆弱卻實用的保護傘，暴民一般不會找華人商人的麻煩。
公司變成了合股企業，鄺禮、鄺忠，還有遠在中國的鄺當和弟弟鄺庸都被列為合夥人，這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獲得“商人”身份，合法的出入美國。後來，幾個堂兄弟和鄺氏族親也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合法身份。
那年秋天，鄺泗遇見了比自己小十九歲的白人女孩蒂茜，他不明白為什麽這個白人姑娘會愛上一個被排擠的中國老板。盡管蒂茜知道鄺泗在中國還有個隻見過一麵的妻子，但她覺得自己能理解中國的傳統。
1897年1月15日，鄺泗與蒂茜結為夫妻，由於加州禁止白人與華人通婚，兩人隻能找了一位律師，起草了一份“合約”，代表他們的婚姻。蒂茜把自己和中國人結婚消息寫信告訴了幾個哥哥，但她明白，當親人們知道她成為中國人的妻子時，自己就不再屬於那個家了，也不會再見到他們了。
蒂茜對丈夫的情趣內衣生意頗有微詞，她希望鄺泗能做些更體麵的買賣。與此同時，薩克拉門托的唐人街越來越不安全，在蒂茜的提議下，夫妻倆帶著工人搬到了南邊的洛杉磯，這裏的華人數量更多，已經有了同鄉會、華人聯合會這樣的組織，為當地華人提供庇護。
鄺泗把家安在離唐人街不遠的百老匯大街，在那裏開了一間古董店。和鄺泗打交道的大多是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雖然還是被歧視，但他至少不必擔心自己的商店會被一把火燒幹淨了。
1898年5月22日，鄺泗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蒂茜給孩子起名叫“米爾頓”，鄺泗同意了，但他內心依然堅持兒子應該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給孩子取名為“明福”，寓意“幸福的明朝”。雖然鄺泗沒經曆過那個王朝，但他相信比起大清國，那一定是個政治清明、生活安穩的年代。
兩年後，第二個兒子“雷”也出生了，鄺泗給他取名叫“明洪”。他聽從蒂茜的建議，做起了工藝品生意，綢緞、屏風、栗木家具和日本細瓷在當時頗受歡迎。正如蒂茜所說，白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真正價格，往往願意支付高的離譜的價錢。
此時的中國一片混亂：八國聯軍的入侵、義和團、辛醜條約，這讓鄺泗感到擔憂。雖然他每月都往國內寄錢，但家裏的情況究竟如何，有沒有被戰亂和災禍波及，他一無所知。1901年9月，聽到了義和團被平定的消息，鄺泗決定不再久留，他帶著妻子和孩子前往舊金山，在那裏搭船回國。
蒂茜對這趟旅程滿懷期待，她一直想看看丈夫長大的村莊，還有中國的親人。鄺泗專門帶上了做內衣生意時使用的縫紉機，準備送給母親和點頭村的其他人。當一家人在10月到達點頭村，轎夫們從車上卸下縫紉機時，幾乎全村人都來圍觀。
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衣錦還鄉，隻不過點頭村的一切和鄺泗期待的有所不同：他的大哥死於吸食鴉片，早先回來的鄺禮和鄺忠也陸續結婚生子。鄺泗在14歲時娶的妻子楊氏，已經變成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他還找到了當年資助他去美國的那對夫婦，給了他們兩千美元作為答謝。
唯一的驚喜來自弟弟鄺庸，雖然他沒有如鄺泗希望的那樣考上狀元，但他卻擁有和鄺泗一樣的生意天賦。他很快就記住了美國海關署的各種稅率，以及如何用英文去討價還價。鄺泗大喜過望，他一直想要一個聰明又受過教育的合夥人，更何況鄺庸還是自己的家人。
1902年9月，在家鄉平靜的生活了一年後，鄺泗帶著家人回到了舊金山，他們在富人聚集的帕薩迪納開了一家新店。兩年後，鄺庸和鄺忠也來到了帕薩迪納，他們早已取得了商人身份，所以在港口沒遇到太多麻煩。
緊接著，鄺泗又開了第二家、第三家分店，萃安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另外兩個孩子也陸續降生。雖然華人的處境沒有太大改善，但鄺泗已經成為了一個在白人群體中有頭有臉的商人：他在拉哈布拉有四十四英畝土地，在長灘附近也有些地產，就像朋友所說，他是個“十足的美國化的中國佬”。
但在鄺泗心裏，他依然為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感到自豪，他覺得自己用古老中國的智慧和精明戰勝了白人——加州禁止華人購買和擁有土地，但他的土地使用商品直接換來的，並置於美國老婆的名下。他的員工都有正兒八經的“商人”身份，讓移民官無可奈何。
這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自己的打拚，與大清國沒有任何關係。所以當蒂茜告訴鄺泗“你在美國，而不是在大清國的統治下”的時候，鄺泗毫不猶豫的剪掉了自己的辮子，換成了幹練的短發。
05. 反抗與鬥爭
1903年8月13日，清廷駐美公使譚錦鏞赴美出差，在舊金山，一個美國警察將不顧譚錦鏞的公使身份，稱他為“黃豬”，並將他的辮子比作豬尾巴。譚錦鏞忍無可忍，便回應說，“中國人也是人！”
這句“中國人也是人”讓譚錦鏞遭到了警察和同事的毒打，緊接著，警察們又用他的辮子把他綁在籬笆上示眾。譚錦鏞出示證件表明公使身份，但換來的卻是“隻要是中國人都得挨打”的回應，和更加凶狠的毆打。
遭此侮辱，譚錦鏞最終投河自盡。消息傳到中國，民情憤慨，之後的《葛遜陽條約》事件則進一步加深了華人的憤恨。
1904年，《葛遜陽條約》到期，美國希望將條約再度續期十年，並將華人勞工的禁區擴展到夏威夷和菲律賓這樣的海外屬地。這項提議遭到了駐美欽差大臣梁誠的堅決反對，美國政府隨即命令駐華公使洛克希爾（Rockhill，也譯為柔克義）前往紫禁城，直接跟清政府談判。
加州華人早已預感清廷會再度屈服，便決定先發製人。1905年4月底，北美華商向上海總商會發送電報，稱希望發動國內群眾抵製美貨，逼迫美國改變排華政策。上海總商會在五月發出號召，包括禁用美國機器、拒絕美國商船運輸、不擔任美國商行翻譯等內容。
這場運動得到了商界、學術界與媒體的全力配合，廣州也在6月成立了“抵製條約不用美貨公所”，甚至連廣州兒童也成立了“中國童子抵製美貨會”。
但清政府並沒有借這個機會與美國展開談判，反而在八月與美國達成協議，同意出麵鎮壓這場抵製運動。11月初，廣州爆發了“連州教案”，5名傳教士被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隨即下令海軍艦隊在中國沿海集結，並繼續對清廷施壓。
1906年2月13日，迫於美國的壓力，清政府宣布嚴厲鎮壓抵製運動。盡管沒能逼迫美國在排華政策上做出讓步，但華人的怒火已經被徹底點燃了。
此後，華人團體在美國各地組織起零星的反排華行動。對鄺泗來說，雖然他已躋身中產階層，但在內心深處，他依然把白人當作“番鬼”，他同時也清楚，無論再怎麽有錢，白人都不會真正尊重自己。
這種觀念最終影響了他和蒂茜的婚姻，他希望自己的女兒西茜去上唐人街上的中文學校，但蒂茜堅持讓孩子學英語、接受美國教育。她告訴鄺泗，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是美國人，必須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
“不行，她是一個中國人的女兒，要學做女紅，學會三從，才能成為好的妻子。”鄺泗這麽回答。同樣的爭吵也逐漸蔓延到財務的規劃，蒂茜希望鄺泗能花錢打理打理長灘或拉哈布拉的地產，但鄺泗堅持把錢寄回點頭村，在那裏給村民修建學校，為自己置地築房。
“我是中國人。”鄺泗心裏這麽想，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風風光光的回國頤養天年，並在故土落葉歸根，他不能讓自己死在美國的土地上。
鄺泗每天通過報紙關心著同胞的生存，在報紙上，華人的蔬菜車被掀翻、辮子被隨意撕扯、因為種種微不足道的原因被殺死。他也讀到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大清國總算咽氣了。鄺泗決定等到時局穩定下來，就回中國看看。
這一等便是九年：美國在一戰中發了大財，白人們花了快一個世紀終於弄明白，給他們帶來艱難和貧困的不是華人，而是洛克菲勒、J·P·摩根與貪婪的華爾街，華人的處境總算有了些改善。中國則是一片混亂，北洋複辟、軍閥混戰、主權淪喪。
1919年7月17日，鄺泗一家登上了南京號汽輪，二十九天的航程後，汽輪在香港靠岸。距離他們上一次回到中國，已經過去了十九年。
這些年間，鄺泗的父親鄺當、妹妹鄺琳和第一任妻子楊氏相繼去世。香港已是生機勃勃，但點頭村依然窮困，依然沒有電、自來水和玻璃窗，隻有一道環繞村子的圍牆，保護村民們免遭軍閥和土匪的侵襲。
鄺泗宴請了全村人，並按照廣東的傳統給村民分發了“利是”，他拿出了一萬美元，準備幫村民開辦一間農場。之後，鄺泗在佛山購買了房產，準備開一間酒店，這再度引起了蒂茜的不滿。
“鄺泗，我們住在洛杉磯，為什麽要在這裏建一座樓房？”蒂茜質問著，她不理解為什麽鄺泗執意要在中國購置如此多的地產，而且從不考慮自己的意見。更讓她驚訝的是，鄺泗準備把他們的第四個兒子埃迪留在中國，按照當地的傳統，照顧年過九旬的母親。
“埃迪？他才14歲！”蒂茜明白，鄺泗是想讓埃迪在中國照顧新近購置的地產和工廠。
“14歲不小了，我14歲的時候，已經去加利福尼亞了。”鄺泗回答說，“埃迪留在這裏，上學，學中文。”
爭論無疾而終，1920年1月，失望的蒂茜決定帶著孩子們先返回美國，鄺泗則留在中國照顧生意，他的佛山大酒店在那年年初竣工，浴缸、馬桶和自來水在當時的中國都是稀奇玩意。
他依然沒有原諒蒂茜，他覺得妻子應該服從自己的決定，並成為得力的助手。蒂茜則愈發不能忍受鄺泗的故土情結，她不希望丈夫一邊在美國享受生意和家庭生活，一邊卻總想著回到祖國的懷抱。
1921年初，65歲的鄺泗在家鄉迎娶了16歲的姑娘顏紅，並生下了一個女孩。在埃迪走後，鄺泗需要一個合夥人照顧中國的生意，而這個人必須是他的血親。這樁婚事讓蒂茜徹底絕望，1922年，鄺泗回到美國後，兩人在律師的見證下正式離婚。
鄺泗全家福
（左二鄺泗、右二蒂茜，其餘為兩人的孩子）
當然，“離婚”隻不過是宣布當初的合約無效罷了。在禁止異族通婚的加州，鄺泗和蒂茜的婚姻從未被這個國家承認過。
06. 何處是我家
回到美國處理完那一團麻的家事，鄺泗得以騰出精力審視自己在美國的努力和拚搏：他一直試圖融入美國，但在這裏，他真的很富有嗎？美國人在乎過他想什麽嗎？美國人有沒有真正尊重過他，還是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有趣的中國佬”？
答案在他的腦海裏盤旋著——沒有，沒有，沒有。隻有在故鄉、那個小小的點頭村，他才能得到真正的讚許和尊重。但他又沒辦法在故鄉生活，從鴉片戰爭，到辛醜條約，再到辛亥革命，中國一直充斥著炮火和混亂。現在，日本人又占領了東北，戰爭打響了，錢再多又有什麽用呢？
這種彷徨和矛盾困擾著鄺泗，還有美國各地的華人商人，正如《洛杉磯時報》的華裔記者露易絲·梁的那篇文章一樣：《請告訴我，我是誰？華人還是美國人？》
經濟危機和大蕭條讓唐人街又一次陷入坎坷，每天能掙到一美元就算得上高薪了，就連鄺泗的古董店第一次出現了大幅虧損。不少中國人把所有積蓄寄回國，再跨過邊境故意讓移民署抓住，這樣就能免費回家了。
1937年7月，侵華日軍發動了全麵進攻。麵對孱弱的中國軍隊，日本人節節勝利。鄺泗知道這次日本人的進攻來頭不小，但他沒想到會是這般劇烈。不久後，他便得知佛山大酒店成為了日軍的戰時司令部，還有那些鄉親們的悲慘命運。
戰爭打響後，聯邦政府慢慢改變了對待華人的方式。當時，美國華人正聯手抵製日貨，圍攻日本人的工廠和公司，小部分華人開始上街遊行，抗議美國公司向日本銷售鋼鐵和原油。為了避免矛盾激化，政府承諾將對各地的唐人街進行改造和翻修。
到1941年底，珍珠港的空襲促使美國也加入了戰爭，中美變成了盟友，美國人的矛頭在一夜之間轉到了日本人麵前。
為了避免被搞混，中華總會管開始向華人派發印著中美兩國國旗的注冊證件，以證明持證者是中國人。《洛杉磯觀察報》也撰文提醒分不清亞裔麵孔的美國人，“別看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不是小日本”。
借著戰時同盟的關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在1943年前往美國國會，在演講中呼籲美國協助抗日的同時，也要求國會廢止早已不合時宜的《排華法案》。演講結束後，宋美齡登上了《時代周刊》3月份的封麵。
1943年12月17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公共法199號》，廢除了實施長達61年的《排華法案》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
這一年的一月，鄺泗的白人前妻蒂茜死於動脈硬化與高血壓。而在預感到身體每況愈下後，鄺泗與一直陪伴他的小老婆顏紅在美國登記結婚，以便她能合法分到遺產。
他一直沒有放棄回到中國的念頭，國共內戰結束後，鄺泗最後一次回到了點頭村，等待他的卻是滿目瘡痍。家具被毀、房屋倒塌、土地荒蕪，佛山大酒店變成了新政權的辦公場所，賬上隻剩下了三百美元。
但他依然不介意在這裏頤養天年——子孫們在美國的事業扶搖直上，明福和明洪開設了泗氏製造廠，生產精致家具、鏡子和裝飾品，之後又組建了加州泗馬公司，專門生產燈具。埃迪則開辦了龍岩飯店，一度讓好萊塢的明星們趨之若鶩。
他自己則經曆了太多，從點頭村、到薩克拉門托再到洛杉磯，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再到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他見證了這個國家最黑暗曲折、也最波瀾壯闊的曆史，哪怕在這段曆史中，他是如此的渺小脆弱。現在，是時候讓自己安靜下來，埋葬在故鄉的土地上了。
但曆史似乎是有意捉弄這個已經年過九旬的老人，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鄺泗的計劃又被打斷了。
07. 遲來的正義
伴隨朝鮮半島的戰事，美國政府又開始緊鑼密鼓的進行反華與反共宣傳，在美國讀書的新中國留學生與學者被禁止返回，恐怖在唐人街四處彌漫。
鄺泗擔心他會再也見不到身在美國的親人，隻能又一次回到美國。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鄺泗仍然關心大洋彼岸的故土，他寄錢回國、接濟鄉親，也從未放棄那個卑微的念頭——落葉歸根。但鄺泗自己知道，隔著千山萬水，他再也沒辦法回到那個小小的、貧窮的、令他魂牽夢縈的點頭村了。
1957年3月9日，鄺泗在蒂茜去世的蒙特薩諾醫院離世。當地報紙的標題是“唐人街年紀最大的居民謝世”，“最傑出的華人商人去世”，但報道沒有提及鄺泗和家族所遭受的種種磨難，隻把他描述為“好幾代洛杉磯人都認識的、可敬的老人”。
盡管《排華法案》被廢止，但眾多針對華人的法案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陸續終結。1964年，《民權法案》正式規定禁止所有公共場所的種族歧視，而美國各地的“禁止異族通婚法”直到1967年才完全廢除。直到2012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才正式對過去所製定的排華法案表示歉意。
此時，距離那份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簽發，已經過去了整整130年。
130年後，美國依然是那個揚威耀武的世界大國，中國則從東亞病夫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平等互利的表皮下，終究還是綜合國力的比拚。當然，盡管境遇已經有了地覆天翻的變化，但時至今日，華裔在美國遭受的歧視，依然屢見不鮮。
1991年，中國台灣歌手羅大佑將他在1986年創作的《東方之珠》粵語版重新填詞，並收錄進了《皇後大道東》這張專輯。雖唱的是香港，但從歌裏摘出兩句，獻給百年間閱盡苦難的美國華人，也恰好合適：
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