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支書走馬燈

 

大隊支書走馬燈

白繼周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語錄），中國政府曆來不越雷池。從我記事起，家鄉農村生產大隊的“支書”（中國共產黨支部書記的簡稱）都穩定在一人身上。在風起雲湧的文革中雖有團支書強力覬覦，但也隻是激起傾斜的漣漪而已，權力的航船最終還是循規前行。

    公元1978年的改革開放，改推黨政分家，經濟大權轉由村主任掌握，大隊支書徹底失去了權力重心，從”土皇帝“的寶座上重重跌落。

   權力在基層的核心是經濟。沒有了經濟大權，黨支部淪落成一個輕飄飄的基層組織，老百姓愛理不理，釀成大隊支書的權力欲落差強力反彈。

    讓我終生難忘的，是師範畢業分配的時候，主任專門找我，說家鄉村委舉報我“作風不正”、“經濟不清”，是欲將我拉回“穿草鞋”階層的架勢。這種無中生有的伎倆當然不會得逞。我氣憤找當時的村委會主任崔澤端澄清事實，他竟莫名其妙；我提出舉報信戳有村委會大紅公章時，他如夢初醒：那你得去問支書，他每天都把村委會的公章當寶貝揣在自己懷中。可以看出，作為村委主任，他不但淺知權責對等的利害，更與支書的權欲熏心形成鮮明的對比。

    待中共意識到政治根基鬆軟時，原先的老支書因年齡、理念等明顯落伍，被另一個朝氣蓬勃退伍軍人取代了。

    這個新上任的支書頗有特色：

    他原任我們生產（小）隊會計，記得他給每家每戶分柿子樹時，曾用“坐落”一詞讓我耳目一新。“坐落”就是“位置”、“地點”的意思，但“位置”、“地點”更通俗大眾化，更便於讓老實巴交的農民接受。但這個小隊會計竟能跳出窠臼，用新穎的“坐落”來替代，其進取創新意識鋒芒初露。

    果不其然，他在和平年代的軍營中淬煉兩年，未經任何殘酷戰事，竟斬獲兩個“二等功”榮譽證書。他因此告訴我，自己並沒有過人之處，隻是深信“平淡瑣事見真功”。他舉例連隊喂豬說，一般人都是把豬喂飽，把豬圈清掃幹淨就行。而他卻注意觀察欄豬的飲食習性，因而及時增減草料，能讓小豬仔歡歡實實，能把大欄豬喂養得膘肥體壯、滾瓜溜圓。

    他附帶告訴過我軍旅的一些趣聞逸事，說老撾的女性有穿長裙而不穿內褲的習俗（他們的部隊大概在老撾境內駐紮過），如需方便就地旋轉，待長裙蕩開後當場下蹲排汙解難。

    他對從軍幾年屢屢獲獎未掛軍階少有怨言，而在退伍後的集體勞動中仍舊不氣餒、不惜力，常常用汗流浹背贏得眾人的推崇。

    機遇對有準備者總是無私的。時代跌宕向前，老支書觀念落伍，軍營淬煉的新黨員朝氣蓬勃，不需要二次文革，基層權力自然而然地就改換門庭了。

    支書改朝換代，又遇社會取消唯成份論，貧下中農（無產階級專政的依靠對象）、可教育子女（二等公民）、甚至地主富農（專政對象）等統稱社員。在這輪解放思想的新氣象中，新支書身邊一時蜂飛蝶舞、桃紅柳綠。

    沒過幾年，就有緋聞從支書身上傳出，涉事家長要麽上門指責，要麽書信上告。下台的老支書看熱鬧不嫌事大，甚至樂謀其中。

    最後的結局是將現任支書降為副職使用（至今如此），而重新提拔的支書仍舊是一位退伍軍人。巧的是前任、繼任兩人同姓，並且繼任者的大號與前任的小名類同，特色是繼任者入伍時曾上演過“地頭蛇”與“強龍”“較勁兒”的奇觀。

    新支書的父親是我們省軍區的一名大廚，平常和省部級高官多有照麵，故平時沒有打點家鄉這些基層政要的意識，尤其是在兒子體檢、政審等一係列過程中忽視地方“諸侯”的存在，甚至入伍時都沒和家鄉的一幫土皇帝通氣。兒子經省軍區直接入伍後，支書代表大隊級地方政府拒不承認，動用行政力量停發一家人的口糧，甚至連家中僅有的存糧也一並抄走。大隊雖“硬氣”地刷了一番“存在感”，但被老百姓認定是“忘記了自己幾斤幾兩”！

    可惜新支書並沒有因履曆坎坷而多有建樹，而當史學家沒來得及研墨展宣之時，就因為違犯了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被免職了。

    現在的支書出身地主家庭，用特定時代的語言叫“可教育子女”。我和他父親因牧羊故在荒郊野嶺多有相遇，整體印象是這位父親能稱“專政對象”中的智者，因為他即便罵人也精心設計圈套，獨具苦中尋樂的幽默感。還有，這位父親膝下育有“五男二女”，達到儒家推崇的“積德行善”的標準，在百姓的認知深處是“祖宗功德”所致。

    我和新支書有一定的年齡差距，沒和他打過交道，不知其人品如何。隻知道大集體時他有大隊耐火材料廠銷售員的經曆，在耐火材料的對口企業有一定的路數。幸遇改革開放春風，鬥膽承包了大集體的耐火材料廠，在“先富起來”際遇裏一騎絕塵。他趁財大腰粗之機，推孔方兄打頭陣，努力擠進“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徹底扭轉了二等公民的低賤身份，乾坤倒轉，掌權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