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17）

 

第十二章  天津調査和主辦《群眾反映》

 

1 、隨陳伯達、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業調查

 

   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農村六十條》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由於糾正了“一平二調”、“共產 風”的錯誤，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核算製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農村的形勢逐步好起來了。這時，毛主席要著手解決工業的問題了。為了製定《工業七十條》，他叫陳伯達、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天津做工業調查。

 

   調查組出陳伯達擔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下麵設三個小組，一個小組去鋼鐵廠、一個小組去機械廠、還有一個小組去公交單位。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馬仲揚分別擔任了兩個小組的小組長。另一個小組由我擔任小組長，柴沫和馬仲揚都是抗戰時就入黨的幹部，都是正局級，跟田家英是一個級別的。而我當時還隻是個科級，是被破格重用的。

 

   我帶的小組是去了天津機床廠搞調查。剛開始調查的時候，對工廠所存在的問題，怎麽查也查不出來。從賬麵上來，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心裏有點納悶，而另外兩個小組下去後，遇到的情況也與我差不多，都查不出哪裏有什麽問題。這時我就想，應該下去和工人們一起勞 動，也許這樣能了解到一些真實的情況來。我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時當過學徒工，雖然技術要求太高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活還是可以幹的。我開過車床，也可以獨立操作磨床，但銑床的難度大，我不行。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用的還都是進口的機床，都是比較精密的，而這裏用的都還是國產的，比較簡單，我上手就能幹，而且還操作得挺麻利。工人師傅一看，哎，是行家啊！就這樣工人們一下子就跟我搞得很親近了。在二七廠的時候，還代理過車間的支部書記，知道怎麽和工人，特別是老工人打成一片。這種經驗，這時正好也派上用場了。

 

   我結交了車間裏的一個會計，不久我們兩人就親如兄弟了。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他見我一付苦惱的樣子，就問我怎麽回事。我說，我實在弄不清楚這個廠的真實情況，怕完不成調查任務。會計悄悄告訴我，你想了解工廠的真實情況，就該去找銀行。我問：找銀行幹嘛？他說，工廠的盈利、虧損是多少，銀行都一清二楚的，否則它怎麽貸款啊。

 

   聽了會計的話，我心頭豁然一亮。銀行是管著錢的，工廠上交利潤，下發工資，都是要通過銀行的。後來我知道，那時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管企、事業單位的錢的，而且一家銀行還不隻是管一、兩家工廠，它所在區域的很多單位它都管。老百姓的存款那隻是捎帶的小事。辦理老百姓的存款，手續複雜，利潤還少。而給企業貸款，把國家的撥款貸給企業，坐收利息，利潤還高。

 

   我到市裏開了張介紹信，就去銀行作調查，這一下就把問題都給搞清楚了。工廠的利潤是產生在哪裏的？工廠的虧損又是怎麽造成的？出 現了虧損以後工廠又是怎麽處理的？在賬麵上又是（怎麽）做的？銀行都跟我說了。比如某批產品的質量有問題，出了次品、廢品，工廠就和銀行商量，如何銷掉這筆帳，而把出現的虧損攤到別的地方去。可是這樣一來，其實是國家受了損失。

 

   從銀行把問題搞清楚了之後，我就去找了廠長，我問他，有一批產品你是怎麽處理的，為什麽在賬上沒有顯示？廠長聽了大吃一驚，朝我看了半天。他早就從工人那裏知道我經常和工人一起幹活，而且我還會開機床。但他以為，我是不可能從工人那裏了解到的這些情況的。我也沒跟他說我去過銀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麽查出他們的虧損的。看到事情已經瞞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從中央來的，所以幹脆就不瞞了，他把怎麽銷賬、怎麽做虛假利潤等情況，都給我講了。講完後他說，既然你都已經知道了，那我大概也幹到頭了，要被撤職了。

 

   我對他說，我雖然隻是個小幹部，但既然你都跟我講了老實話，那我可以保證至少在我工作期間不會撤你的職。就是將來你因此而被撤了職的話，我也會向市委書記去替你說情的。 後來我知道了，那時有很多工業企業都是在瞎報成績的。它的帳麵上都做得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賬。我查了相關的資料，當時我們的廢品率是較高的，就是跟蘇聯和東歐國家相比，我們也是沒法比的。很多產品報廢了，國家損失了大量資金，但這些在賬麵上卻並沒有反映出來，報上去的還都是取得的很大成績。這種情況並不隻是個別工廠的問題。 我把我所調查到的情況，匯報給了陳伯達。陳伯達聽到我們調查出了真實的情況，就表揚了我們。他問我是怎麽調查出來的，我把前後過程都講了。柴沫說，你怎麽不早告訴我們，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調查啊。我說，咱們沒有在一起開過會，所以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們講，再說我去銀行調查之前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問題來。他說，那你也該先通報一下呀。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們在哪裏啊。實際上，我當時認為他們都是老幹部、而且還是大幹部，肯定比我有經驗、有辦法的。我隻是發愁我自己調查不出問題來怎麽辦，根本沒有想到要通報他們。陳伯達認為我這個從銀行找突破的辦法很好，之後他自己去調查工廠也都要找銀行。這事現往都已經不新鮮了，都知道銀行重要了，可在當時企業和銀行的關係確實還不大有人知道的。

 

   天津調查前後曆時幾個月，到1961年底，我們結束調查，回到中南海。陳伯達叫我起草了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我就把調查到的各種問 題都寫了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作了批示了。後來製定的《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我們的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薄一波說，我們調查 出的許多內容是別人都沒有調查出來的，他承認那時在工交口所發布的一些成績中是有誇大成分的。 不過我那時感覺到，毛主席往製定《工業七十條》的時候，他最關心的問題是怎麽才能讓工人真正當家作主的問題。而絕不是要製定出一套什麽方法，來監管工人。他不希望把工人的勞動搞得太緊張的，就像他後來在作“五七指示”時所說的那樣的。

 

   當時華東局有個幹部給主席寫信，說工廠應該建立起有工人參與的監察的製度和相應的機構，而且工廠如果搞得好就應該和工人的利益掛起鉤來。主席很重視他的意見，批示要找人研究。當時陳伯達還曾經發起過批判“計件工資”，他認為那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工人的“泰羅製”（19至20世紀盛行於美國的一種標準化的企業管理體係）。這曾引起過一些爭論，但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2 、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之間的關係

 

   這一時期我和陳伯達的直接接觸多起來了，因為他是三個小組的總負責，經常要我去向他匯報工作。但我在無意中卻發現，隻要我去向陳伯達匯報工作，田家英就不高興。那時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大了。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不好處理。田家英以前對我一直都很好，可在這次調查中卻老挑我毛病，隻要是被陳伯達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說我辦得不好。

 

   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作為毛主席的秘書，在廬山會議上，因為都和彭德懷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枇評，但是主席都把他們保了下來。

 

   陳伯達當時就馬上轉了過來，他在廬山上就寫了批判彭德懷的文章，還被主席引用過。胡喬木也寫了批判彭德懷的文章。可是從廬山會議以後，胡喬木的身體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為受到了驚嚇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覺。本來他寫東西筆頭很快的，可那時哪怕讓他寫點小的東西，他都覺得吃力了。這一直到文革發生以後，他一直都是處於這種狀態。主席倒是很關心他，還專門寫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 安心養病，好好休息。胡喬木和田家英的關係很好。他們兩個和陳伯達的關係卻都不好，他們碰在一起就老要說陳伯達的不是。

 

  陳伯達這個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為主席原來讓陳伯達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閉幕詞，可陳伯達引經據典，長篇大論 的，寫了幾次主席看了都不滿意。作為閉幕詞，提綱挈領的就可以了。後來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寫，主席對田家英起草的閉幕詞很滿意。 這樣一來，陳伯達對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說，陳伯達對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對奴隸一樣。陳伯達的秘書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罵。到最後他們給調走的時候，陳伯達把他們的鑒定都寫得很壞。柴沫也是屬於陳伯達領導的，可是他和陳伯達的關係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這裏跑，他和田家英談得來。陳伯達因此也對柴沫記恨在心。

 

   3 、主辦《群眾反映》

 

   在1961年底，我參加天津調查結束以後，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書室。在討論我的工作安排時，田家英說，戚本禹農村也去過了，工廠也 了解了，毛主席又說他是個好同誌，那就應該讓他做些重一點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龔子榮的部下鞏若英告訴 我，龔子榮也提出來，戚本禹這個人很優秀，要給他加擔子。

 

   那時的秘書室還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後寫成報告呈給主席。以往我在秘書室的時候，匯總的工作通常是由我來做了。可那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主席在看了我們送去的報告後，經常會直接在上麵作出批示。我們送得多了， 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這樣一來，不僅劉少奇、楊尚昆他們有意見，連周總理有時也會有意見。因為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一旦作了批示，這讓他們就感到很被動。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線之後。這個矛盾就更明顯了。

 

   這個時候，田家英他們就商量了，幹脆我們秘書室就搞個刊物，把群眾來信來訪所提出的意見都集中在這個刊物上，把它們綜合地反映出 來，然後把刊物分送給主要的中央領導。 田家英把他這個辦刊物的設想，以及他提出的負責辦刊的人選，向毛主席作了匯報，立即得到了主席的同意。

 

   田家英他們幾個秘書室的領導經過討論，決定刊物的名稱叫《群眾反映》，並決定讓我來負責辦這個刊物。

 

   那時中央辦公廳還有另外兩個刊物，一個叫《情況簡報》，它主要是摘編各地和中央各部給中央的報告中的重要內容的。那是由後樓研究室負責編的；另外一個刊物是由機要室編的《機要簡報》，它的內容主要是羅列出每天收到和發出的重要電文。他們都有一個專門的班子，有專門的人員來搞刊物的。可田家英讓我辦這個《群眾反映》，卻從頭到尾就是我一個人，又做主編，又做編輯，又做記者，甚至連校對都是我自己來做。至於刊登什麽內容，田家英也讓我來決定的。他和我有個默契，他說，重要的事情你得給我打個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簽發好了。他對我說，你現在已經是秘書室的重要人物了。因為一個“八司馬事件”，一個主席稱你是好同誌，你在中南海裏的名氣很大了。

 

   其實，我心裏明白，他之所以讓我來簽發，是萬一出了什麽問題，他還可以有回旋的餘地。果然，後來楊尚昆為了《群眾反 映》的事批評了田家英好幾次（在楊尚昆的日記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頭上推。而我在那時又是被楊尚昆看作是個“刺頭”的人，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和他頂過，所以他對我也有點頭痛，加上我不是他直接的下屬，所以他也不好直接來找我。楊尚昆曾經多次提出要由他來審稿，可他也隻是往口頭說說，並沒有作出正式的決定，所以我都沒有去加以理會。因為如果經過他的審稿，那還能刊登什麽內容呢。

 

   我請陳秉忱（那時他已擔任了秘書室副主任）來題寫刊名，可他說，這是給中央主要領導看的刊物，由他來題寫刊名不妥當，他建議采用 從古代的碑帖上集字辦法。結果他集選了隸書體的字樣做了刊名。 《群眾反映》這個刊物是不定期的，一般就是四頁紙，內容滿了就出版。有時內容沒有滿，我就編上一些“零訊”，內容就是一句話，兩 句話的。有時內容多了也有增加到八頁的。而遇到有重要情況的時候則可以即時出版。所以通常都是三天出一期，也有的時候是一個禮拜出一期。如果收到的群眾來信比較集中，那也有一兩天就出一期，甚至一天就出幾期的。

 

   刊物是由機要室的“機要印刷廠”印製的，這個廠就往中南海的邊上。田家英和印刷廠打了招呼，隻要有我的簽字，工廠就開印。工廠印 製好了，就交由機要室發送。 刊物分為有編號的和不編號的兩種：

   有編號的上麵寫有主送（主席、劉少奇、朱德、總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員）等字樣。中央書記處書記不是全部都送的，而是送給分管的書記。

   沒編號的，有的是隻送給主席，有的是隻送給主席、劉少奇和總理等人。

 

   主席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領導看了之後，如果在上麵作出了批示的，中央辦公廳就馬上會把批示連同刊物上發表的報道，一起抄送給相應的部委或省、市。各部委，各省、市收到以後都會很快去處理，把問題解決。

 

   頭幾期出來之後，我就找了林克，讓他去跟主席說，現在群眾來信不送了，改成送《群眾反映》了。沒想到，開頭的幾期《群眾反映》 上麵，主席就一連作了三次批示。這一下子就把這個刊物搞得影響很大了。後來，我問林克，主席是不是經常看《群眾反映》？林克說， 你不用問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來催問的。

 

   在文革的時候，葉群也跟我說過，林彪對《群眾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群眾反映》呢？ 自《群眾反映》出來之後，秘書室各個科室都會把他們收到的、並認為是重要的群眾來信送來給我；有時田家英也會把他認為重要的一些信件轉給我；甚至連楊尚昆也常叫他的秘書送來材料，讓我在《群眾反映》上登出來。盡管楊尚昆對我辦的這個刊物是很有意見的。但是當他看到毛主席常在刊物上麵作出批示，他知道通過這個渠道解決問題比其他的要快一點。 那時我也經常到秘書室的各個科裏去走走，看看有什麽重要的東西。有時為了更好地了解群眾在信中所反映的問題，我還獨自一個人到反映問題的群眾那裏去，實地了解情況。

 

   有一次，來自本溪地區的皮匠寫來了信，反映現在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得很厲害，可是有關部門卻對皮革製品的價格控製的很嚴，使得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遇到了困難。我了解到他們都居住在一家旅店裏。我就一個人跑去那家旅店，跟他們住在一起，了解他們的情況。後來我把這個情況在《群眾反映》上登了出來，很快問題就得到了解決。那些皮匠都對我表示非常感謝。

 

4 、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刊物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

 

   前麵說了，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後樓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的《群眾反映》的報告送交上去後，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眾反映》出來後，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份小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譚震林的老婆葛慧敏很潑辣，誰都不敢惹。譚震林當時是管農業的副總理，享受首長特供，可是葛慧敏對特供還不滿意，還用首長專用的軍用飛機去農村采購活雞。帶活雞是沒法上飛機的，葛慧敏就很強硬說是首長要的，非讓人家運。活雞是放在一個筐裏運的，下了飛機，要把筐還給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雞從筐裏拿出來的時候，一失手，那雞在機場裏到處飛。這下問題大了，飛機場最怕會飛的，雞萬一鑽到飛機的發動機裏麵去，飛機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衛趕緊去抓，結果一大群人就在機場裏麵抓雞，鬧了個大笑話。

 

   機場寫信把這事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來了。信到了我這裏，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譚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這個人很小氣，在家裏把好東西藏起來不讓服務員碰，好吃的也不讓服務員吃，還罵服務員。服務員就給毛主席寫信，秘書也寫了信，都告這個葛慧敏，說她跟毛主席講的艱苦奮鬥、幹部要做榜樣距離太遠了。其實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領導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說過“譚震林是夫人專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綜合起來，寫了兩張紙，做了一個標題叫做“群眾對葛慧敏同誌的意見”。我對譚震林實際也是有意見的，他把農 業管成什麽樣子了！搞浮誇，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不都是他寫的報告嗎？首先他應該出來承擔責任。有困難了，他自己又不艱苦奮鬥。恐怕他夫人去搞雞鴨，也是他同意的。這象話嗎？即便沒有經過他同意，也該主動管一管的。

 

   因為牽涉到具體的人了，登載前需要上級審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說，這個東西要登出來，譚老板可能會對你有意見（那時候一般 不叫譚震林，叫譚老板）。田家英說他也有這個擔心，但他對葛慧敏也是意見很大，她搞出這麽多不象樣的事，他也是願意登出來的。我說，那就登了？他猶豫了一陣，說是不是再找一下龔子榮，他不批不好。龔子榮當時是辦公廳的黨委書記，是總理那裏調來的。辦公廳大事是楊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龔子榮管。龔子榮跟譚震林沒有什麽特別關係，不會報複我們。我一想，算了，不問了，登就是了。

 

   登出來後沒幾天，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中南海都知道群眾告了葛慧敏的狀了，都拍手稱快，見到我就舉大拇指，意思是說：你敢碰 葛慧敏，好樣的！那時候，哪個省委書記有個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報告反映，都登出來都不稀奇的。但這個葛慧敏的丈夫是譚老板，比省委書記都大，中南海群眾對她有意見，但沒有人敢碰她。譚震林是書記處書記，自己也有一份《群眾反映》。據他們說，葛慧敏看到後嚎啕大哭，在院子裏大鬧，說《群眾反映》登的都不實。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髙興，連給她家送飯的、打掃衛生的都知道 了，都感到出氣了。

 

   當時，工交口的一些很高級別的領導經常大吃大喝，喝醉了還亂講話，群眾就寫信反映給毛主席，我們也是把它全登出來了。有些省級的 領導賭博，輸了錢還向秘書借錢，群眾反映上來，我們也把它登了。這些反映特權、反特殊化的內容特別能震撼大家。看了這些例子，就知道為什麽中央高層都要急著看《群眾反映》了，像林彪這樣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 龔子榮那時候是支持反對特權腐敗的，對我也很好，要我學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鐵麵無私。他說，我們現在這個國家， 就是少這麽一個機構，把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辦的這個東西就取到了這麽一個作用。因為這些，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

 

   不過，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龔子榮與劉少奇的來往頗多，打倒劉少奇很多事情牽涉到他。汪東興要打倒龔子榮，他就下台了。 習仲勵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專門調他來主管中宣部。習仲勳也是支持我大膽辦 《群眾反映》的，不但支持，還派了人來我這裏學習經驗。

 

   在我的工作日記上還記載著這樣兩件事： 1962年5月9日，許（許明，當時是國務院副秘書長）電告：習仲勳同誌認為《群眾反映》辦得很好，他每期都看。傳閱範圍正副秘書長。上次給總理的報告，總理已閱，並在中央同誌間傳閱了。……下午國務院電話：他們要派三個主任來了解我們辦 《群眾反映》的情況。……5月11日國務院秘書廳來副主任陳等三人，了解我們辦《群眾反映》的情況，談了五點。 毛主席把習仲勳專門調去管中宣部也是眼光獨到，當時《劉誌丹》小說事情還沒有發生，習仲勳把中宣部管得很好，連胡喬木都佩服他， 在底下跟田家英說，習仲勳的水平比別人要高一個檔次了。在文化戰線上，他是個帥才，我們隻是將才。

 

   毛主席更是痛恨黨內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毛主席看到譚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飛機買活雞的簡報，馬上在上麵 做了批示，大意是：譚震林同誌閱，請譚震林同誌注意影響。毛主席是要譚震林自己對葛慧敏進行教育。沒幾天譚震林就打電話給田家英 了，叫田家英“有意見好好說嘛，不能這麽整人”。田家英推說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譚震林從此也和我結下梁子了。後來在文 革中出現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譚震林罵我、罵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報我這個仇的，就是罵中央文革的話裏他也帶著罵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敗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為什麽要支持辦《群眾反映》這個刊物，還每期必讀，還經常批示一些文章。現在 大家都知道，1949年進城之前，中央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樸素的作 風”（“兩個務必”）。毛主席還提出不許以個人名義祝壽、命名。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曆代中國農民革命最後都失敗了，就是因為革命成功之後農民領袖蛻變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很典型的。這支農民革命軍進了北京城，就把自己變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統治階級了。李自成自己沒有腐敗，但是他沒有約束好大將牛金星、劉宗敏這些人。這些人都腐敗了，到處搶美女、搶金銀財寶。據說陳圓圓就是劉宗敏搶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轎，這就是當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來還就是個地主階級。

 

   蔣介石的國民黨高官，雖然好像都是資產階級，好像有文化、有教養、知書達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戰結束後，國民黨進了上海、南京，所到之處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車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結果民心喪盡，被廉潔、自律的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所以，毛主席講，到北京是趕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萬不能走李自成和蔣介石的老路。

 

   那時候，他在很多會議上都反複強調這個問題的。 毛主席是不斷地號召，但總有幹部一進城就都忘掉了，或者主動放鬆要求腐化變質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弾了。第四章說過，毛主席責令羅榮桓處理過一批已經變成了“牛金星”、“劉宗敏”的軍隊將領。不久，毛主席又在1951年底、1952年初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是在黨內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 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直接反映資產階級的不法行為。

 

   在三反中，毛主席頂住各種壓力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幹部、兩個功臣。在五反中，群眾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各種不法行為受到一次嚴厲打擊，一些罪行重 大的還遭到處決。這兩次運動的確純潔了黨的組織，但黨內腐敗並沒有就此絕跡。1954年暴露出來的高崗腐敗變質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 子，當然那隻是高崗案附帶揭露出來的，不是高崗案的核心。 其實黨內的“高崗”不止一個，而是很多。這些“高崗”也沒有因為高崗搞腐敗身敗名裂就自己主動收斂。

 

   據我所知，葉劍英也有“高 崗”的毛病。高崗功勞很大，主席很器重他；葉劍英救過中央，功勞也很大，主席也感謝他。但葉劍英是公子哥兒，風花雪月不斷，換老婆太多，比高崗還厲害。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純道德問題；而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問題遮蓋起來了。葉劍英離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記不清。1957年黨校輪訓，他愛人也在黨校，是我的同學，她姓吳，那時還很漂亮，就被拋棄了。葉向真就是她生的， 她那時就大罵葉劍英“老不死的，老東西，玩弄婦女，老不正經，好話說盡，他很會……”。還有很多難聽的話！毛主席不會聽不到一點 葉劍英的事，但沒有人出來揭發，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麽樣。否則，在現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葉劍英家裏沒有全家福， 後來離婚，也亂搞，大概是糊塗了。總理總是支持葉劍英的，這是為什麽，我是有點不理解。

 

   在困難的時候，社會和人的陰暗麵更容易暴露出來。現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難時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這本來是一種示範行為，要 求黨的領導幹部嚴於律己，要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1960年底毛主席就大興調查之風，一個目的也是要黨的幹部更加關心人民群眾的 生活。但是，即使主席示範了，調查之風也起來了，很多人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權，拚命想辦法來享受。像《群眾反映》登載出來的工交口幹部大吃大喝、省委書記賭博輸錢後要秘書向公家開銷賬目、譚震林和他夫人用飛機運活雞這些事，都還隻是被群眾檢舉出來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比這些要多，甚至還要嚴重。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由於毛主席一直是堅決反對黨內腐敗，並且進城後就在不斷對腐敗問題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當時黨內的腐敗、特殊化，總體看的確還不是很嚴重。譚震林夫人葛慧敏利用特權，搞幾隻雞，用飛機帶回的事情，和今天共產黨內許多大小官員貪汙腐敗的嚴重性比起來，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樁。但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在老百姓的眼裏，就和現在貪汙幾千萬是差不多嚴重了，就是很大的事兒。

 

   防微杜漸，所以毛主席對這類事情是不姑息的。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是秘書室機要室主任。他那時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用主席的名義搞女人，他要搞哪個女人，就對人家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談話”，把人家女的騙走。這是李銀橋告訴我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但根據當時的各種事情來看，我相信李銀橋沒有瞎說。

 

   後來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醜事都暴露出來了。他的機要室調來一個很美麗的女孩，他就占為己有。他私自調車，也沒有請假，把女孩帶到天津去偷偷過兩天，回來的時候車壞在路上，他要路過的卡車拉他，又不敢說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車隊用車記錄，他調車走了，說是去天律送文件。中央電話打到天津，天津說葉子龍沒有來送文件。葉子龍是主席機要室的主任，失蹤了。這事就大了。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幹的？中央和天津那邊就都警惕起來，天津那邊就派出大量警力，從天津搜索到北京這邊來，結果在一個路口發現一輛壞車，一個司機，另外一男一女共三個人。經核實就是葉子龍他們。他沒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沒有任 務，事情就這麽敗露了。後來主席要求整他的風，其他人揭發，就整出了葉子龍很多男女方麵的事情。

 

   主席對這些事當然是很不高興的， 就把葉子龍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銀橋、徐業夫。 葉子龍還曾偷賣一架蔡斯髙級相機，那是一個外賓送給主席的禮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葉子龍送給新華社，葉子龍沒有送給新華社， 而是把它拿出去賣給了拍賣行。那個時候，拍賣行的手續登記是很嚴格的，誰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級攝影家看上了這款相 機，或許他以為主人也是一位攝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誰，結果查到是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葉子龍。葉子龍不是攝影家，怎麽會有這麽高檔的相機？他把這事反映到楊尚昆那裏。楊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葉子龍卻從來都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裏，楊尚昆就利用這個機會搞葉子龍的名堂。

 

   這個葉子龍也真是不檢點到極點。1962年開春，毛主席派他帶人到河南信陽調查那裏的餓死人情況。他去了，調查工作是敷衍塞責，大吃 大喝卻是每場必到，更加惡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興致勃勃，找姑娘，開舞會，不亦樂乎。這些情況林克反映給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葉子龍光是搞女人，還隻是一個生活作風問題，他也沒有強迫人家，都是人家自願。而在信陽搞的那些事情則是很典型的官僚主義特殊化，是大問題了；把公家的東西拿出去賣錢，則屬於嚴重的貪汙行為，在當時也是大問題，若是一般人最起碼是要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甚至被拘留起來的。但他畢竟是長征幹部，老資格，主席又很念舊情的，就隻是把他從身邊調離了事。

 

   葉子龍也有回憶錄出版，他光寫別人怎麽怎麽，可他自己的這些事一樣都不提。現在還有人說葉子龍1962年被調離機要室是受到迫害，這哪裏是迫害？要說迫害，那就是楊尚昆迫害他。葉子龍從來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裏，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趕出機要室，他去找中辦楊尚昆，想謀個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或者某個部委部長的位子，楊尚昆一麵當麵應著，一麵轉過臉就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結果給他弄了一個北京輕工業局的副局長。葉子龍嫌官小了，楊尚昆就說，沒有處理你就不錯了，你還嫌官小。要說誰迫害葉子龍，那就是楊尚昆，沒有別人。

 

   譚震林、葉劍英、葉子龍他們這些人的這些事，我當時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還不知道多少。即使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裏蓋一個小別墅， 他還說不行；第三次在懷仁堂後麵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裏高興得很，每天要換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講究。

 

   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隻好扔掉了。”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時期啊！

 

   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許多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麵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因傳說的原因，離家出走了。據說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共產黨“講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麽樣呢？張雲逸揭發，右江起義危急關頭，不打招呼就離隊，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現在自我辯解說是去找中央匯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麽可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調“五馬”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我也是懷疑的，但參加過一次他的會議之後，我就發現這個人是很厲害的，能抓問題的綱要。

 

   那次會議，李富春主持，我是會議記錄，會上要解決的問題一團亂麻，我都無法記錄，可鄧小平提綱挈領抓了幾個問題，就全部把問題解決了，這讓我大吃一驚。他是剛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是剪刀差問題：他說，他知道農民吃虧了，但現在問題還不能解決，還因此講出了為什麽不能解決的道理。那次會議之後，我對他的印象就改變了。哪裏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麽厲害。1959年國家進人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在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絕，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如搓、摸、洗、泡什麽都有，改革後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

 

   毛主席在1962年9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旗鼓搞社會主席教育運動（四清）、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幹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係的。主席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來了防止腐化的問題，而且在進城的時候就再三講，連警衛都知道，都記住了：我們進城是趕考，不要當李自成、劉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趕出來的。李自成的軍隊進城搶美女，搶金銀財寶，被人趕出來。這段曆史我後來也研究過，郭沫若其實沒有怎麽詳細講。主席是借他的題目發揮，未雨綢繆。但懂得主席深意的黨內幹部不多。

 

   那時主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是主席是按照這個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主席曾說黨內沒有幾個懂馬列的人，我那時覺得主席講得過分，不以為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那麽多其他中央委員，那麽多人，怎麽就沒有懂馬列 的呢？是後來經過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這番教導的深刻。這也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