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十一章 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
1 、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過困難時期
1959年下半年我還在四川農村的時候，就發現糧食的供應已經很緊張了。我發現，就是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當時的糧食供應都有了問題。 但是我覺得，四川的人民真是偉大，盡管他們自己的糧食很緊張，我親眼看見他們還是用“雞公車”，馱著糧食一車一車的往火車站運，去支援更缺糧的省份。
回到北京後，翻秘書室每天都會收到各地群眾大量的來信，反映缺糧的問題。有的還把他們吃的、用不知道什麽東西摻在一起的、一種黑咕隆咚的東西寄過來。我們把這些情況都寫成報告呈送給中央和毛主席。
毛主席也讓他的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利用他們回家探親的機會，了解一下他們所在地方的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回來向他報告。
一次，一個警衛戰士從他老家帶回了當地群眾吃的糠團，我們也都看了，那東西黑黑的硬硬的。後來這位戰士把它拿去給主席看了，毛主 席拿著這個糠團就把它硬吃了下去。一邊吃，主席還一邊流下了眼淚。那位戰士後來跟我們講了這事，我們都還怪他，不應該把這種東西拿去給主席看的。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吩咐他身邊的人，把分配給他的肉和蛋，全部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裏去，他不再吃這些東西了。並說，要到全國的農民也能吃上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才吃。總理知道以後急壞了，他怕影響到主席的健康，想了很多辦法。可是總理自己卻也把分配他的東西送去了食堂，自己也吃得很少。
那時候很多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知道國內供應緊張，就寄來很多食品、營養品到中南海來送給毛主席。那裏麵什麽樣高級的東西都有。我們秘書室收下這些東西後，就請示毛主席。毛主席就讓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去，用來招待外賓。一位印尼的華僑送來了好幾斤上等的燕窩給主席。主席也讓把它送到人民大會堂去。後來有一次主席咳嗽得很厲害。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聽說吃燕窩可以治咳嗽。就去問大會堂還有沒有燕窩，大會堂說，就留了一點了，大概二三兩的樣子。就把這些燕窩拿回來悄悄地做在湯裏麵給主席吃了。這恐怕是 毛主席一生中的最高的享受了，那還是在他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享受的。
直到1961年的春節，那時我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我讓身邊的工人把他們回家過年時、當地群眾吃的東西了解一下。他們回來後就向 我反映說，現在的情況好多了，過年的時候村裏還殺了豬，都能夠吃上餃子了。我把這個情況寫了個簡報給了辦公廳，辦公廳就把它登在 了“情況簡報”上。主席看了這個消息，在上麵劃了道道。
現在有些人一說起這三年困難時期來，就把它說得昏天黑地的。其實，正是在這個困難時期裏麵，我國的人民和他們的領袖，所表現出來 的戰勝困難的勇氣和精神，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這種情況如果是放在任何其他的國家，或者我國的其他時期的話，那才不知會鬧出怎麽樣的人間慘劇來。 當然，在困難時期，也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黨的領袖，都有毛主席周總理所表現出的那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範的。
2 、和以前整過我的人一起下廠勞動
1959年廬山會議後，黨內開始了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北京市委向中央辦公廳反映，那些因為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裏犯了 錯誤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的幹部，在背地裏牢騷很大，有的甚至還流露出了對彭徳懷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後就把他們叫回來進行了整風，並向他們傳達了廬山會議的糧神。當田家英把這次整風的結果報告給毛主席的時候，毛主席就對田家英說，你們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很好的去關心和照顧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盡管他們以前做的是錯誤的，但你們那些積極分子應該帶著他們一起下去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且要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
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這個指示。然後田家英就問：你們誰願意帶他們下去勞動？可是好一會沒有人應聲。本來田家英並沒有考慮讓我下去。因為我差不多下去了整個1959年，剛從農村回來。但我覺得主席稱我們是積極分子，叫我們帶犯錯誤的人一起下去勞動，如果大家都不報名，這不太丟人了麽。於是我就報了名，田家英很高興。田家英叫我再選一個人做我的助手一起下去。我選了五科的薑徳久。
安排去哪裏勞動，田家英覺得現在的農村的糧食很緊張，一些農民情緒不高，怨言較多，容易給犯錯誤人的思想造成負麵影響，工廠的生活條件要比農村穏定，工人的覺悟也高，這樣比較有利於犯錯誤同誌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我們選工廠，有人提出到首鋼或北京機器廠，而我選了北京郊區的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這個廠以前叫長辛店鐵路工廠，為紀念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而改名的。這個工廠的工人富有革命傳統。毛主席在他的青年時代也去過這個廠，蔡和森，鄧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輩當年都在這個廠工作過。大家都覺得好， 最終就選了去這個廠。
1960年夏天，我和薑德久就帶著王剛、程之、張道靜、張一平、馬之江、袁西林、張萬祥、張殿科、武允勝等一共十幾個人去了二七機車 車輛工廠，田家英指定由我擔任支部書記。
到工廠後，和工人師傅一接觸，那個感覺可真好。工人們對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卻很少有什麽牢騷和怨言。他們工作積極，不分白天黑夜地幹。他們可能是聽說了我們都是犯了錯誤下來的，開始以為我也是犯錯誤的，就跟我講，吃一虧、長一智嘛，犯了錯誤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可以改嘛！他們很會講道理，怎麽認識錯誤，怎麽改造自己，都能講出一套來。
在生活上他們也挺照顧我們的。所以我們都感覺到心情很舒暢。工人師傅帶著我們一起勞勵，我們就老老實實的給他們當“學徒工”，看到自己勞動馬上能出成果，加工好的零件馬上就能派上用場，那心裏就別提有多高興了，覺得自己真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盡了一份力了。而且工人們都很直爽，互相之間勾心鬥角的事很少，不像在機關裏那樣。
到了熱情豪放的工人中間，那些犯錯誤同誌的鬱悶情緒很快就沒有了，大家整天都在一起勞動，晚上又都睡在一個宿舍裏頭，有說有笑 的。過去那些你是我非的事，個人受到什麽委屈的事，就都放到腦後去了。
王剛在“八司馬事件”時是秘書室主任，因為執行“何載路線”，受到了主席當麵的批評。下去勞動的時候情緒一直很低落。他的身體不好，我就安排他去幹一些檢驗之類的比較輕的活。他對我挺感激，覺得我不但沒有報複他，還很照顧他。
就在王剛下放勞動的時候，他聽說劉華峰（原來是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處書記）調任西北局辦公廳副主任；李東冶（原來是中南海機關 的黨總支書記）調去遼寧省當了省委書記處書記。他就很有意見了，他跟我說，當初都是這些人派我去秘書室的，我也都是按照他們的意見 來整你們的，犯了錯誤，結果我下來勞動，而這些人怎麽反倒升官了？我把王剛的意見匯報給了田家英，田家英對這事也很有意見，他就匯報給主席。主席當時也從報紙上看到李東冶為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報道。這樣主席就批了，怎麽犯了錯誤反而升官，是怎麽回事，要鄧小平去查。後來就把那兩個人都被降了級。所以那兩個人後來對田家英都恨得要命。
漸漸地王剛和我的關係就逐步改善了。他把當時他們怎麽商量整我們的事都跟我講了。文革後，鄧小平把楊尚昆的原班人馬都召回到中南 海，劉華峰還是當中直黨委書記，王剛重新做秘書室的主任。那時我的妻子仍在秘書室工作。我出獄後，聽我妻子說，王剛對她不錯，並沒有反過來報複她。相反對她還挺照顧，還悄悄地問過她要不要到秦城監獄去看我。
我出獄的時候，張萬祥第一個跑來看我，他也不管別人會說什麽。武允勝後來在遼辦省委辦公廳當處長。他知道我要去東北，大老遠的派車子來接我，給我安排好吃好住的，每天陪著我玩。我問他們，當初你們不埋怨我嗎？他們說，開始挺埋怨的，可看到你整天都跟我們一起勞動，我們心裏知道你這也是受了我們累的。而且那時你對我們都挺好，以前我們整了你，開始還怕你會報複，可你一點也沒有。所以我們的怨氣也就慢慢地消了，對你沒有意見了。
馬之江是個三八式的幹部，原來是彭德懷“一野”的。調來秘書室之前他是在部隊搞情報工作的。廬山會議後，開始他還同情彭德懷。我們在勞動中熟悉了以後，他也跟我說些心裏話，他說彭德懷這個人其實他自己也是很蠻幹的。打寶雞的時候，都是彭德懷在指揮，那時已經收複了延安，主席過了黃河了。當時我們的傷亡很大，底下向他反映，說這樣打不行。可他還是堅持一定要這樣打下去，結果不知死了多少人。
3 、和工人打成一片
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是個萬人大廠。主要是修理火車頭和研製內燃機火車。廠裏的設備很齊全，從煉鋼、鍛造一直到研製開發出新的產品出 來。
我是在工具車間勞動。工具車間是廠裏比較重要的一個車間，很多新的技術設備都在這個車間。那裏幾個老師傅都對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我學習掌握各種技術和手藝。時間一長，我都和他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每逢休息日，我還常騎著自行車到他們家裏去。但是那時正是糧食供應最緊張的時候，所以我去工人家裏的時候都是自己帶著吃的，或者帶著糧票給他們。
1960年正是最困難的時期。農村農民的口糧不足，中央決定，要減少城市的口糧標準，支持農村。幹部、工人都要減少，各人自報，大家 評議。工廠裏的情況就複雜，工種不一樣，勞動強度就不一樣，像煉鋼的、翻砂的，體力消耗很大。我試著幹過幾天鍛壓，那幹活時是滿頭大汗，幹完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了，肚子不吃東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時吃一碗飯，這時吃五碗飯都不夠。
工人的總體糧食平均是40多斤，輕體力勞動三十五斤，重體力勞動的四十幾斤，最多的有五、六十斤。除了考慮工種還要考慮個人情況，有個人天生就是大肚子， 他們的飯量比普通人要大一兩倍，吃不飽就叫喚，這種人即使是在一般的工種，也得按重體力工種照顧。而女同誌呢，就要讓一讓。按照我的工種（機器工人），可以報三十五斤，但我隻報了二十八斤，因為我並不是每天都參加勞動。其實即使是三十五斤也是不夠吃的。但是如果我們每人每月能節省下五、六斤糧，拿到農村就能夠養活很多人了。
我們中的馬之江，他身高體壯，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時就是吃五、六十斤，可按工種定量是五十斤。他問我該報多少，我說你是中央來的人，帶個頭，就減兩斤吧。他減了兩斤後，老是叫肚子餓。我 在四川農村種地時得到一個經驗，飯吃不飽，喝點糖水就過得去，我就叫馬之江餓了去喝點糖水，就這麽對付過去。
後來我們想辦法自救，節假日去荒山中摘點可以食用的野菜樹葉，晚上回來把這些野菜樹葉洗幹淨，蒸一蒸當飯吃。在公路邊上有很多苦 菜葉、蒲公英什麽的，我們都挖回來吃。苦菜葉洗幹淨，揉一揉，拌點鹽，吃到嘴裏有點苦，但別有味道。
盡管生活很艱苦，但工人們的勞動幹勁並不減弱。赫魯曉夫跟我們鬧翻後，把蘇聯專家全部撤回去了。二七廠那時正在試製三千馬力的內 燃機，之前都是蘇聯專家在幫著搞的。有些蘇聯專家和我們的關係還挺好，走的時候就故意的把內燃機的設計圖紙留了下來，回去就說， 是早給了他們的，現在要不回來了。後來二七廠的工人和幹部就硬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內燃機火車給製造出來了。我把這個喜訊也報告給了中南海。
自在工廠時間久，慢慢的我也發現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基層幹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搞一些特權。那時一個基層的支部書記權力還挺大的，他領導的車間就是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車間所有的人和事都得聽他的命令，書記叫幹啥就得幹啥。諸如調換工作崗 位、增加工資，這些都是書記最後拍板的。而且經過了反右運動以後，誰如果給書記提意見，那嚴重的他就可以說你是反黨了。
我知道有 個車間的支部書記，長期壓製一個給他提過意見的工人，同樣條件的人都提級了，可就是不給他提級，也不給他長工資。大家都看到，這個人勞動最好，成分也好，可大家都提了，就是不給他提，別人也不敢說什麽。還有個車間書記，車間裏的漂亮姑娘有好幾個都給他霸占 了，其中有兩個姑娘分別被工人們戲稱為東宮、西宮。這兩個姑娘，沒做出過什麽突出成績，但級別卻是工人裏麵最高的。這事是一個老工人跟我講的，老工人還說：你們總在上麵呆著，不知道下麵的事。老百姓的反映你聽聽就是了，不能說沒有，沒有的事老百姓不會隨便說。但到底有沒有我也沒看見。這個老工人的意思是明確的，但話說得非常圓通。我說，你這樣說不等於沒說嗎？他說：那你就自己捉摸去吧。
4 、《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査》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重新印發了毛主席早年寫的一篇《反對本本主義》文章，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幹部深入到工廠、農村，幫助群眾克服困難，解決群眾所遇到的問題。中央連續召開了幾次工作會議來落實這件事情。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也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帶一個小組下去了，各中央機關和各個部委也都聞風而動，一時間調查之風真興起來了。
當時二七機車車輛工廠也來了好多調查組，因為它是個大廠，上麵的主管部門多。有鐵道部的、國家計委的、北京市委的和總工會的，都來了。但是有些調查組下來，並不是為了解決問題的。他們是因為都不願意去農村，因為農村苦。所以就都到工廠來。可他們來了工廠以後也不參加勞動，廠裏還得請他們的客。一些工廠的領導也都樂意陪著這些下來調查的人一起大吃大喝。
那時國家供應雖然十分緊張，可為了保障一線工人的需要，國家還是規定要給在第一線的工人保證供給一定量的油、肉和雞蛋。比如對高溫作業的工人每天有半斤肉，重體力勞動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幾斤肉，還有油、雞蛋、大豆、花生等。此外，對技術工人和身體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特供。 現在為了招待上麵下來的調查組，就把這些國家規定給一線工人的東西扣了下來，給調查組的人吃了。工人們對這種做法意見很大。
我們一起下來的有兩個同誌是在食堂幹活的，他們就把食堂每天都招待了些什麽人來吃，吃了什麽，吃了多少，都記下賬來。誰來食堂開小 灶，他們都記了賬。當時食堂有個像現在飯店的包房一樣的小客廳，每次廠裏幹部來陪調查組吃飯都有肉、有魚、還有酒。而調查組一下來，也就開個會，開完會就吃，一吃就一兩個小時。然後再在廠裏的招待所住兩天，寫個報告，就算完成調查了。如果有個部長或副部長下來，那就更不得了了，吃吃喝喝要到晚上十點多。那兩個在食堂工作的幹部告訴我，那些給重體力工人和技術工人等的特供和專供，至少有一半是這樣給吃掉的。那時二七廠的黨委書記姓吳，是個抗日幹部，他倒還好，不怎麽陪著去吃。可廠長就不管那麽多了，廠長姓關，是個長征幹部，在戰爭中斷了一隻胳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經常陪上麵來的人來食堂小客廳裏吃吃喝喝。
這些事情聽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了個想法，你們是來調查的，卻不深入到基層去，不和工人搞“三同”，就這麽吃吃喝喝的，道算是什 麽調查研究啊？我決定把這個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於是我就寫了一篇《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的報告。我在報告裏寫道，毛主席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家都說好，都紛紛起來響應。但是，有些調査組下來以後並不好好深入下層，也不找工人、幹部談話，就是聽了 幾個領導的匯報就寫了調查報告，也不管其中的內容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下麵的實際情況。現在是調查成了災，十幾個上級部門都派人下來搞調查，把工廠招待所都住滿了，整天都在那裏吃吃喝喝，把相當大一部分配給工人的肉、魚都吃了。
在報告裏，我把問題總結為“十多十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勞動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勞動的少（其實不是少，是根本就沒有）”等等。 這個報告是在1961年5月上旬寫好的，然後就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了報告以後，覺得這個報告寫得很好，他對我在報告中所反映的情況也感到很氣憤，再好的政策到了底下就都歪了。他在報告前麵還附了一個他寫的短信。 報告到了毛主席那裏。
毛主席對這個報告一連寫了三次批語： （以下是摘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的內容） 5月28日閱田家英報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寫的材料《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和田家英報送這個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說：秘書室工作人員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給我，反映一些機關、學校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這個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間值得注意的問題。戚本禹的材料說，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摸了一下各級領導機關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認為在二十幾個調查組的工作裏，比較普遍地存在著“十多十少”的問題。毛澤東為戚本禹的材料擬了一個題 目《調查成災的一例》。批示：“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誌。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誌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30 日，毛澤東對這個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請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一直發到縣、社兩級黨委， 城市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基層黨委，財貿基層黨委，文教基層黨委，軍隊團級黨委，予以討論，引起他們注意，幫助下去調查的人們， 增強十少，避免十多。如果還是如同下去長辛店鐵道機車車輛製造工廠做調查的那些人們，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同時，請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之一”。
可是中央文獻出版社的編輯卻故意遺漏了毛主席寫下的下麵的一段批示： “現將戚本禹的報告發給你們。戚本禹是好同誌，他是抵製中直黨委扶右反左的一個中央辦公應的幹部。他給我的報告，你們看看，現在的調查研究弄成了什麽情況。”
5 、共同勞動結成的友誼
1961年6月，我們結束了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勞動鍛煉，我仍回到秘書室工作。一回到秘書室。我就給田家英打了個報告，說跟我們一 起下工廠去的王剛等人在勞動中表現得都很積極，他們的思想也都有轉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從工廠勞動回來以後應該給他們分配工作，而且對他們以前所犯的錯誤，也可以取消或者減輕原來的處分了。 原來對王剛的處分是開除黨籍。通過在二七廠一起勞動，我們彼此都增進了了解，相互之間產生了感情，他也認識到了自己以前的錯誤。
從二七廠回來後，我們就提出能不能把對他的處分改為“緩期執行”。田家英給主席匯報，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主席說這是個成功的經驗。主席還說，“緩期執行”這一條可以試試看，如果效果確實好，可以寫進黨章。王剛高興極了，說多虧了戚本禹，否則誰替我們去跟主席說話啊！
文革中，我們中央文革小組還討論過，想把這條用來處理犯走資派錯誤的一些幹部。1976年10月以後，王剛又被調回到秘書室當主任。 其他的人也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繼續留在秘書室。張一平原來是從中央警衛局調來秘書室的，就又回了中央警衛局。後來他當了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的局長。我出獄後去看過他，我們一起談起了汪東興。他很蔑視地說，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他還告訴我，1968年我被捕審查以後，汪東興為了整我的材料，把他們這些人都找去，要他們揭發、批判我。汪東興原以為他們都因為“八司馬事件”而受到了處分， 所以是都對我有仇的。結果他們幾個除了說我有些自高自大、批評人太厲害之類的小事，其他的什麽東西都弄不出來。倒是原來在“八司馬事件”中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幾個人，後來我進中央文革後又加以重用，在我被捕後，可能是為了撇淸自己，和我劃淸界線，而亂說我一氣。 通過在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勞動鍛煉，我深深地體會了毛主席關於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和正確對待犯錯誤同誌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偉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