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15）

 

第十章  我所知道的廬山會議的若幹情況

 

1 、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

 

   田家英在廬山會議後告訴我，毛主席把我們送上去的《關於四川新繁縣生產真相的報告》看了好幾遍，批示將它作為廬山會議的會議文件印發下去。關於我們種試驗田的報告主席也認真看了。然後主席就把李井泉找來。毛主席找李井泉談話時，田家英也在場。主席問李井泉：四川糧食食畝產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說，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兩千多斤，平均是兩千斤。主席就問他，那怎麽田家英他們小組自己下去種田，才隻有五百多斤？主席說著就把我們的報告給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報告上寫的糧食產後就說，這不可能。他們調查得不對。他們說的這些產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麵右傾保守思想的影響。他說，我都親自下去看過，的確是兩千多斤。李井泉還說，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為他們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們瞞報了產量。田家英當場否認了他的說法。這樣，當著主席的 麵，李井泉就跟田家英爭了起來，李井泉說田家英是帶著框框下去作調查的，這樣做就是否定大躍進。還說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台。主席就說：你看了他們寫的報告，他們這都是自己下去親自種的，親自打的，而且還自己親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來的。你下去種過沒 有？打過沒有？秤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主席就說，沒有，那你怎麽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說法，他說，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調查。

 

   李井泉在當時的地方領導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領導中，就他和柯慶施兩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見過他好多次，他一出來，那是前呼後擁，不得了的。我們的報告其實是說明了他向中央報告的產量是虛假的，這個他如何接受得了，這是牽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對他說的，看上去就幾句話，但其實是分量很重的。而且真正給李井泉打擊大的還不是我們所報的糧食產量，而是由他自己樹立起來的勞動模範羅世發所說的那些話。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統戰部長親自去找羅世發，核實是不是跟我們說過這些話。平時羅世發去北京或其他地方開會，省裏都是由統戰 部長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專派了這麽一個羅世發最不敢頂撞的領導去找他核實情況。 統戰部長不敢怠慢，立即帶著人下去調查了。後來大豐公社的羅書記和周書記來北京看我的時候，把當時的經過情形告訴了我。統戰部長先是去了大豐公社，他們一群人是開著好幾輛汽車去的，聲勢浩大。然後他們又去了我種糧的那個小隊，問隊裏的農民，戚本禹下來種田有沒有那回事？產量是不是500多斤？農民告訴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種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稱出來的糧食就是500多斤，600斤不到。隨後統戰部長就去找羅世發，他把我們寫的報告念給他聽。並不無暗示地說，戚本禹他們向毛主席報告的是不是真實的？戚本禹在報告裏說，是你跟他說的，你的畝產最高隻有八百多斤。你是真這麽說的，還是他們記錯了？ 羅世發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頂住了，他說了真話。羅世發對統戰部長說：戚本禹他們沒有欺騙毛主席，我是這麽跟他講的，畝產隻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說的。羅世發當時在全國的農業戰線上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這一來就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謊言給揭穿了，他的這句真話在當時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國的老百姓啊！同時也解救了我。

 

   1986年，我從秦城監獄出來的時候，頭一個想去看的人就是羅世發。可惜那時他己過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後人真應該為他建一座銅像，以紀念這位敢講真話的偉大的勞動模範。統戰部長也實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跟李井泉報告了。李井泉這才在毛主席麵前認了錯。 後來在“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李井泉還特地到會場上來找我，當麵向我道了歉。

 

2 、彭德懷的 “ 意見書 ”

 

    本來召開廬山會議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糾正在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左”的錯誤。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讓全黨都冷靜下來，通過認真的看 書、學習和討論，來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所以一開始，毛主席把這次廬山會議叫做開“神仙會”。毛主席自己就帶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而且還開了個書單給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起來學習，以引導全黨一起來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

 

   事實上，從1958年的秋天開始，毛主席就察覺到在大躍進中所表現出來的過左的錯誤傾向，並通過召開各種會議，發表了一係列的講話來 加以糾正。為了製止下麵的幹部對上隱瞞真相，對下逼迫群眾講假話的錯誤行為。毛主席甚至還用“黨內通信”的方式，親自給全國生產小隊以上的各級領導幹部寫了一封信。我記得，我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時候，中央辦公廳打電話來，在電話中把主席的信傳達給了我們。

 

   田家英遠親自通過公社的有線廣播，把主席的信念給了農民聽。可是田家英的普通話不標準，農民反映說聽不清楚。田家英就特地去挑選 了一個公社廣播台的女播音員來念，那位女播音員朗讀得很好，後來田家英還想把她介紹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這封信在當時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好多群眾就把主席的信當作一個有力的武器，用來抵製上麵領導的瞎指揮。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對下麵進行傳達，封鎖了主席的聲音。

 

   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對李井泉的批評給會議的震動也很大。一些在大躍進中吹的厲害的領導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東的舒同、河南的 吳芝圃（pǔ 種植園）、安徽的曾希聖都感到心虛了，因為他們都虛報過糧食產量。特別是吳芝圃，大躍進的時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會上都沒有人願意理他，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上了他的當，受了他的騙。

 

   但是主席對這些在大躍進中犯了左的錯誤的同誌，主要是要通過讀書學習，來提高他們的認識，讓他們從所犯錯誤中吸取教訓，更好地工 作。而不是要把他們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還肯定了他們幹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毛主席說了：放假衛星當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衛星變成了真的衛星，那不就好了麽。即使對在大躍進中說了很多過頭話的劉少奇，鄧小平，主席也沒有對他們提出嚴厲的批評。隻是說劉少奇說“共產主義”是“言不及義”。他讓陳伯達他們專門編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的書，供全黨學習，以使全黨真正懂得什麽是共產主義。

 

   可是一些往大躍進中反對搞“浮誇風”的，或者因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受到批評，甚至受到錯誤打擊的同誌這時候心裏還是覺得憤憤不 平。其實，這些人的力量也是挺大的，但就是沒有人出來領頭。像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在大躍進時，因為他沒有怎麽吹，被說成是插“白旗”的；而他臨近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卻靠著虛報糧食產量，是到處插了“紅旗”的。可是到後來湖北的糧食緊張，卻開口去向湖南去借糧了。

 

   與田家英被派去四川農村作調杏的同時，毛主席還派了陳伯達去福建，派了胡喬木去江蘇的農村進行調查。結果他們兩個都因批評當地領導搞浮誇、說假話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抵製和排斥，搞得很不愉快。然而這些人當中如果沒有人出來挑頭的話，那他們也隻能在心裏麵覺得不滿，發發牢騷而己。 就是在這個時候，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一通發言，就把那些對大躍進有意見的人都匯集起來了。

 

   彭德懷當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是很髙的。 雖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為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開廬山會議之前去蘇聯和東歐訪問，赫魯曉夫就把他稱作是“國際英雄”，並且用接待元首的禮儀破格接待了他。可能當時在黨內，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沒有一個能入他的眼。而那個時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線，劉少奇剛當上國家主席不久。彭德懷又是主持軍隊工作，而且取代了粟裕當了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又是和他從“平江起義”開始就在一起的，關係特別好。所以他在這個時候的表現就顯得更加微妙了。後來毛主席中央常委會上當著麵對彭德懷說，有很多同誌擔心，我死了以後，沒有人能管得住你。這句話確是實話，並非虛言。

 

   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雖然得到許多人的擁護和響應。但會議本來還是按照原定的議程，準備在通過相關決議以後閉幕。在這個時候 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看了信，就把信作為“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批給了大會。即便像彭德懷後來自己所說的那樣，他的信主要是針對著劉少奇的。但從信的內容來講，實際上是埋著很多釕子的。他所用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是在發出路線鬥爭的信號。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戰書”。

 

   田家英後來告訴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是張聞天看後建議彭德懷加上去的。 在會議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時，張聞天黃克誠及不少同誌又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表了支持彭德懷意見的發言，使得會上的分歧與鬥爭更加尖銳起來了。

 

   這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蘇之間關係出現的變化。在廬山會議召開前，赫魯曉夫貿然向中國提出，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核 潛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製，使得赫魯曉夫對毛主席大為不滿。而彭徳懷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卻是很暖昧的。彭徳懷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把解放軍的服裝一律改為了蘇式的軍服。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敵視和攻擊的態度。但他對彭德懷卻是大加讚揚，就是在舉行廬山會議的期問，赫魯曉夫正在美國訪問，他在美國發表的演講中也公開地讚楊了彭徳懷。而就在彭德懷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剛回來，蘇聯就宣布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弾樣品，和停止在核領域與中國的合作。這顯然是一種向中共施加壓力的表示。此外與彭德懷一起去訪問蘇聯的同誌向毛主席反映，在訪問期間，蘇聯曾撇開中方的翻譯，而與彭德懷單獨進行了會談。這明顯是不正常的。

 

   廬山會議期間還有一件陳毅匯報的事。當時陳毅留守北京，相當於看守內閣，有臨時處置權，可以調動軍隊。期間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去見陳毅，並要求與他單獨談話，陳毅就叫開秘書，隻留下翻譯。蘇聯武官開門見山說，你們中央在廬山開會，你在北京可以乘機把權力拿到手裏。陳毅一聽，火冒三丈，立即把這個武官請走了。陳毅馬上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說，你讓他多講幾句嘛，蘇聯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蘇共領導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層，想支持反對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後來賀龍訪蘇時，也企圖策反賀龍，說他們一個元帥就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賀龍當場發脾氣，並報告總理。總理立即向蘇方提出抗議，不再出席會議，回國了。

 

   彭德懷後來被指責為“裏通外國”，應該是事出有因的。在後來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說，別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懷不能平反，因為彭德懷“裏通外國”。文革運動中，我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闡述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珍妃對光緒皇帝說出的主張：借助外國人的力量八國聯軍，幫助光緒皇帝廢掉慈禧，重掌政權。這種思想，也是現在國內一些人的想法。到今天我愈加理解了毛主席為什麽這麽重視對《清宮秘史》的批判。毛主席對外部勢力時時企圖尋找機會幹涉中國內政是異常警惕的。

 

   田家英後來還告訴我，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厄運，還與李銳在山上的表現有著很大的關係。

 

3 、李銳的揭發交代與廬山會議的轉向

 

   廬山會議結束後，在會議期間一直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林克，告訴了我在廬山舍議上發生的這樣一個情況。在廬山上，彭徳懷、張聞天、黃 克誠、周小舟、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崗的警衛戰士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情況，就是等他們這些人都進了屋子以後，就把屋子裏麵的燈都關上了，別人還以為裏麵沒有人。等過了幾個小時以後，人又一個一個地從屋子裏麵走出來了。警衛戰士把這個情況都作了記錄，把他們幾點關的燈、幾點開的燈、都有什麽人進去、出來等等，都做了詳細的值班記錄。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是羅瑞卿。羅瑞卿當時不僅是公安部長，而且他還是中央的“防止突發事件委員會”的負責人。羅瑞卿看到了值班戰士的記錄，也覺得很奇怪。他就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麵的一個小樹林裏觀察。直到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從屋子裏走出來。走在最後的一個就是李銳。李銳這個人走路和別人不一樣，別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卻是老往後麵看。大概就跟小說裏說的司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恰好同從小樹林裏走出來的羅瑞卿對上了眼。這一下就把李銳給嚇壞了。以為他們的事情都已經被羅瑞卿發現了。

 

   李銳就一個人連夜跑到主席那裏去，要求見主席。見到主席以後，他把他們在一起開會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在李銳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 的時候，林克都在場。 主席聽了李銳的坦白交代以後，就馬上找來羅瑞卿問了情況。然後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來談話。李銳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談話，生怕他們說的要比他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補充的交代和揭發。把他們在一起說的，什麽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要壞等等的話都說了出來。李銳甚至還揭發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他親耳聴到彭德懷給部隊打了電話。所以當李銳說他們是裴多菲倶樂部時，毛主席說，什麽裴多菲俱樂部，是軍事俱樂部。前些年，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周惠寫的回憶錄裏，第一次把這件事說了出來。周惠所寫的情況和當時林克跟我說的差不多是一樣的。

 

   李銳所揭發和交代出來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大家一聽，原來彭德懷他們不隻是對大躍進中所發生的一些錯誤有意見， 而是把矛頭針對著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的。彭徳懷是國防部長，黃克誠是總參謀長，問題的嚴重性是顯而易見的。 會議馬上從克服大躍進中的錯誤，轉到了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批判。這樣一來，廬山會議就徹底轉向了。不僅彭德懷等領頭的幾個人受到了批判。連田家英也在小組會上受到了批判。

 

4 、田家英叫我們從四川連夜撤回北京

 

   那還是在廬山會議期間，我還在四川農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陳秉忱在電話裏對我說：國慶節快要到了，你們趕緊收拾一下馬上回北京來參加籌備工作。而且還有別的重要任務，你們一天也不能耽擱，馬上啟程回北京。我說，這麽急，火車票都不好買，怎麽辦？他說，你們說是中央的，還買不到火車票？我告訴他，火車站人擠人，票真的很難買。他說，那你們就坐軟臥回來，坐軟臥的錢就從我的工資裏出。因為我當時隻是個科長，按規定是不能坐軟臥的。 我放下電話就馬上通知了逄先知、李學謙。那時駱文惠己回四川老家探親去了。然後我就連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他們幫我把行李運到火車站。在火車站碰到了逄先知。李學謙卻沒能來得及過來，她說，最快也隻能明天才走。我們也不能等她了。我們趕了當晚的火車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才知道原來是廬山出事了。陳秉忱告訴我，田家英打電話來，說他在廬山挨了批判。他怕你們繼續留在四川，也會挨鬥。所以叫 你們趕緊撤回來。果然，後來大豐公社的周書記和羅書記到北京來看我也對我說過，幸好你們走得快，否則，廬山會議的精神一下來那你也是右傾了，你恐怕就走不了。像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記者就挨了整。羅書記和周書記都挨了鬥，說他們是跟著田家英搞右傾的。可是後來也鬥不下去了，因為我在那裏種試驗田，周書記、羅書記都沒有直接參與。我去找羅世發談話，周書記也就是帶個路。最後是讓周書記為給我帶路的事寫了檢查。

 

   田家英從廬山會議回到北京之後，就在我麵前連聲地大罵李銳，說他是小人！小人！卑鄙無恥的小人！胡喬木也說，李銳怎麽可以把我們在私下裏聊天所說的話，都斷章取義地說出去呢。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宣布從此與李銳斷絕往來。

 

   李銳有記筆記的習慣，陳伯達一直擔心李銳把他說過的話都記在筆記上。在文革的時候，他叫我去抄李銳的家，把他的筆記本抄出來。我 說，由中央文革組織人去抄李銳的家怕不大合適。後來他就讓葉群布置吳法憲，派人去抄了李銳的家。陳伯達拿到李銳的筆記本後，當即就把它撕得粉碎。

 

5 、關於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

 

   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都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議”。這是為什麽呢，主席讓田家英帶著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調查糧食產量，也讓陳伯 達，胡喬木下去搞調查了。他們一下去調查，就會發現問題，就要把真實情況匯報給主席。這就都要和地方領導發生衝突。田家英是因為把我在四川做的調查報告給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糧食產量浮誇，使李並泉受到主席的批評，從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時當然會想：你田家英來四川調查，我對你那麽好，什麽會都請你參加，奉你若上賓，本來四川是工作上的模範，向國家交了多少糧，結果你一個調查報告，把四川說成是搞假的，這不是在主席那裏捅我一刀嗎？李井泉是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打擊的。可想而知，這件事之後，李井泉對田家英的態度會怎樣。田家英還罵了王任重搞浮誇風，當時各路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厲害的，柯慶施也算一個。三個大諸侯，田家英得罪了兩個，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胡喬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處批評指責人家，日子當然也一樣不好過。陳伯達在福建，也都是因為類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領導歡迎的。他們這三個人拿李井泉、王任重這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在彭德懷站出來掛帥反對李井泉他們，向浮誇派發起批判的時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懷一邊去了，但對於彭德懷的本意可能是並不知道的。

 

   他們在“小會議”上到底說過毛主席哪些壞話，現在也是眾說紛紜。當時，李井泉說田家英罵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聽到就很吃驚，他以為是李井泉瞎說，就問他“你怎麽知道？”還辯白說“我沒有”。李井泉就說是李銳說的。田家英這才知道李銳把什麽都坦白 了。李銳後來改口：“是我講錯了，不是田家英說的，是我說的”。李銳是看到情形不對了，想把事情都承擔下來，但這時候誰也不相信他了。

 

   說“鐵托殺了許多反對他的人”，說“毛主席還不如斯大林，是和鐵托是一樣專製”。這個話應該是有的，因為有好幾個材料相互印證，但到底是誰第一個說出來的，現在已經無法搞清楚了。

 

   其實主席沒有殺過一個反對他的人，連王明這樣的也沒有殺。有人造謠說王明吃了藥，遭人毒害，一大堆醫生出來證明說那是胡說八道。

 

   張國燾看不起主席，張國燾要走人，主席連他的老婆也不為難，也送出去。張國燾要回來，主席也同意，隻要他做一個檢討就可以，張國燾檢討也不願意，就沒有回來。所以，王明都罵說主席厲害。主席曆來主張，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在這方麵，主席是最開明的，曆史上也無人可比，怎麽能把他和鐵托相提並論？

 

   田家英恨死李銳了，從廬山回來後，在我的麵前大罵李銳是“小人、小人，無恥的小人”；說李銳上串下跳，小會上講的最多，卻把什麽 都推給別人；說李銳向主席坦白，不講他自己的，專講別人的，還亂咬人，誣告。李銳說田家英在什麽地方當麵給主席說過“主席百年以後會留下罵名”這樣的話。但是，就我對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絕對不敢這樣講的。他平時見了主席很害怕，很謹慎，哪來的膽量講這樣的話？李銳的這個話不可信。

 

   田家英和李銳一起背後罵主席，田家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什麽時候離開主席，就死給主席看。他這是發牢騷，發不指名的牢騷。陳伯達也恨李銳，說他當叛徙。胡喬木也罵李銳，因為李銳把他也出賣了。

 

   前幾年，周惠把李銳當年的表現都講出來了，李銳反駁周惠。我可以作證，當時田家英他們都認為李銳這個人是小人。那些罵主席的話私 下講講，就好比是對領導有意見，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樣的。他到主席那裏去坦白，就變性質了。我們是不敢講的，事實上我們對主席很尊重，也不曾那樣講的。毛主席後來批判彭德懷，引用他們小組會上的幾句話，有些不是彭德懷講的，而是張聞天說的。張聞天在裏麵起的作用很大。據他們後來自己說，誰在小組會上講話、講什麽、怎麽講，都是張聞天事先和他們打好招呼的。他們還說開會關燈是因為怕熱。 不管他們三個到底說了什麽，主席也沒有讓田家英寫檢查，也沒把胡喬木、陳伯達如何。

 

   各個省市對他們三個攻擊得很厲害，主席就 說“他們都是我們的秀才”，就把他們解救出來了。其實，當時根本不是這幾個人的事。彭德懷軍隊裏是有支持的，這幾個大秘書和彭德懷搞在一起，要不把他們和彭德懷分開，就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什麽程度。

 

   當年曹操官渡之戰後，從袁紹那裏收繳了很多圖書文冊，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軍中和許都的人給袁紹的私密書信，是一些動搖分子在兩軍勝負未見分曉的時候，拉關係、留後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見證。就在那些寫信人忐忑不安的時候，曹操出人意料把這些書信全部當眾焚燒了，曹營軍心、政心頓時安定。主席絲毫不輸曹操，一句話就讓幾大秘書的事情過去了，那才是鬥爭的藝術、團結的藝術。

 

   所以，在廬山會議後，田家英回來給我們作報告，傳達廬山會議指示精神，批判彭徳懷就很激烈。那個報告記錄我現在還有的。他說彭德懷怎麽怎麽反黨，怎麽怎麽野心家，必須要把彭徳懷打倒，要在黨內批 判。他講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說劉少奇的大字報還厲害。 應該遭到嚴重處理的是李銳，主席把李銳看透了，說他是蔣幹。蔣幹為曹操服務，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說李銳是彭德懷派來的，結果給看穿了。這是聽林克說的。主席連對李銳的處理都是寬大的，他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沒有把李銳列入“軍事俱樂部”裏，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隻給一個黨內處分。

 

   主席一貫是這樣，你坦白了，匯報了，承認錯誤了，他就從寬了。主席要是把李銳和彭德懷一樣處理， 那李銳就嚴重了。劉少奇說，他又不是中央委員，算不了什麽。其實，不是中央委員，卻是一個起了很壞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麽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也該嚴重處理。現在攻擊毛主席最厲害的，而且篡改廬山會議事實真相最起勁的，居然也是這個李銳。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6 、廬山會議真正的教訓

 

   廬山會議後，黨內就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原來因為在大躍進中搞“浮誇風”、虛報產量而受到批評的一些人，這個時候也起勁地反起右來了。結果不但是一些支持彭德懷的人受到了批判，而且一些對大躍進中的錯誤做法提出了正確意見的同誌，也被說成是同情彭德懷的觀點而受到了打擊。當時胡喬木總結出了一句話，犯左的錯誤總比犯右的錯誤好。因為前者隻是個方法問題，而後者則是立場問題。這在黨內流行一時。

 

   然而，實際上由大躍進時期搞的“共產風”、“浮誇風”所產生的一些嚴重後果，在1959年的時候就已經顯現出來了。由“虛報糧食產 量”而導致的“高征購”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斷了糧。中央那時就已經在想方設法向斷糧的地區回調糧食了。而所謂的“共產風”， 搞“一平二調”也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緊接著連續三年的在全國大範囤的自然災害使得情況更加糟糕了。而蘇聯又在這個時候停止了對中國的一切援助，並要中國向它歸還因抗美援朝而向它所借的債務。全國進入了困難時期。

 

  有好些人把所出現的困難的主要原因，說成是因為批判了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的背景的。試想，如果當時不批判彭德懷，而是完全采納彭徳懷的意見，那將會出現怎樣的一種情形呢。恐怕黨就會分裂，全國也將要陷入到一片混亂中去了。把彭德懷說成是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的代表，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就說了，你彭德懷所提出的“意見”，有哪一點是超過了我們當時已經在進行著的對“左”的錯誤的糾正和批評呢？一點都沒有。彭德懷隻不過是要利用這些在大躍進中所犯的 錯誤，來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

 

   但是，在批判彭德懷的右傾錯誤的時候，也確實把“左”的錯誤的批判掩蓋過去了，甚至是把“左”的錯誤說成正確的東西，使得這些錯誤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從而造成了進一步的危害。這正是毛主席後來在文革的時候所講的，是“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而這種情況在我們黨的曆史上也是多次地重複的出現的。

 

   1962年我在秘書室主編《群眾反映》的時候，就曾根據當時群眾來信中所反映的意見，整理了一個報告。報告的主題是，彭德懷在廬山會 議上的行為事實上是嚴重幹擾了黨對在大躍進時所犯的“左”的錯誤的批評和糾正。所以彭德懷對後來出現的困難局麵是負有很大的責任的。報告是給周總理的。總理看了以後，同意我在報告中說的意見，把我整理的報告批發了下去。在我現在還保留著的我的“日記殘頁”中，還記載著這件事情。隻是報告的原文後來被抄走後就不知下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帶頭搞“左”的東西的人，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也是最起勁的人，到後來卻漸漸地改變腔調了。他 們把通過各種方法把彭德懷塑造成了一個“大義懍然”，“為民請命”的悲情人物。現在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們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錯誤都推到毛主席的頭上，作為否定毛主席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有關“廬山會議”的文章和書籍也不計其數了，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數的文章和書籍，都是置曆史事實和真實文獻於不顧，竟然是把那個 在廬山上有著拙劣表現的李銳的所謂的筆記當作了最權威的依據。 還有一個流行很廣的傳說是來自楊尚昆的日記，他說毛主席在讓彭徳懷重新出來工作的時候，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是在你這裏。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毛主席從來沒有在其他任何場合說過類似意思的話。而在彭德懷也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主席曾經和他說過這個話。而且那個時侯，毛主席已經下定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了，正在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了，所以我認為是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的。我當時聽到傳達的是，主席對彭德懷說，我當初反對你是真心實意的，現在支持你出來工作也同樣是真心實意的。這個話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對待犯錯誤的同誌所釆取的一貫的態度和做法的。它反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度和膽魄。這是其他的人所學不來的。

 

   看來，雖然都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了，但在“廬山會議”這件曆史事件上卻還一直是雲遮霧罩的，相信後代的曆史學家是一定會還“廬山 會議”真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