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
1 、大躍進中的中南海煉鋼爐
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中南海裏也不例外。剛剛從“八司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來的 我們,那更是熱情高漲,幹勁衝天。我們響應黨中央大煉鋼鐵的號召,夜以繼日地在中南海裏壘起了煉鋼的“小高爐”。那個時候,在中南海裏麵一共壘起了三座小高爐,一座是機要室的,一座是我們秘書室的,還有一座是後樓研究室的。
老實說,那時我們對如何煉鋼,實際上是一點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的,就是衝著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一定要把鋼煉出來。我們一麵看書,按照中國古代的方法去煉鋼;一麵請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誌來跟我們上課。煉出了一塊鋼之後,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驗,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來的,當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給我們化驗。而當時我們是連一點成本的概念都沒有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領導人都到我們小髙爐旁邊來看過。他們都豎起大拇指,讚揚我們幹得好。
毛主席也來看了。但我發現主席看了之後就隻是朝我們笑了笑,什麽話也沒有說。我心裏就想,主席對我們這樣的做法明顯的是不讚成的,不然他一定會表揚我們的。可他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有批評我們,他這是不願意打擊我們的積極性。主席對群眾的積極性從來都是很注意保護的。說實話,我很能理解後來廬山會議上人們對彭德懷的憤怒心情:別人都在沒日沒夜、拚死拚活地出力,你是旁觀沒事人,到頭了卻過來說風涼話。
白天,我們仍在秘書室上班,處理各地的來信。那時我們所收到的信件中,最多的就是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喜的捷報。而在來信中提出反對意見的很少。
我記得很清楚,上海的一家工廠製造出了我國第一輛小轎車,把它開到中南海來展覽。那是了不得的事啊,解放前我們中國連一輛完整的自行車都造不出來,現在不但生產出來解放牌大卡車,而且連小轎車都造出來了。中南海的人都去圍著看了。我看那轎車的外殼好像還是人工打造出來的。楊尚昆也來看了,經過了“八司馬事件”,他和我們的關係明顯地改善了,他也時常到我們中間來走走了。他對我們說,將來你們也可以去買—輛,開著車來上班多好。這事當時我連想都不敢想的。可他說,你看人家蘇聯,青年人都是自己開著車去上班的。我說,要買那也是楊主任這樣的才能買。他笑著說,我不用買,我有公車。除非等我退休了,才會去買。
應該說,大躍進所激發起的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在曆史上是罕見的。它也確確實實的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成就。雖然說那時有好 些事情在今天看來是很幼稚的,甚至是錯誤的。但在當時它確實是鼓舞著人們,在很多領域裏創造出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奇跡出來。我們國家好多東西〔包括原子弾、導弾事業)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起步的。
現在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是大部分都為了找些可以用來攻擊毛主席、攻擊共產黨的東西。真正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地 評述曆史的卻不多,即使有也多是不讓發表的。
群眾的熱情中帶有肓目性,這是不奇怪的。問題是在這種群眾熱情的背後,卻隱藏著由一些領導幹部為了自己的“政績”而刮起來的“浮 誇風”。這才真正是要命的。
2 、從“共產”、“浮誇”到“高指標、高征收”
從劉少奇這個人的曆史來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解放初期,他對合作化所持的消極反對的態度,和提出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都被毛主席批評為右傾思想,並且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劉少奇卻又表現得非常起勁。這可能與他即將就任國家主席有關係,新官上任,總要做點成績出來。他一下子從右傾跳到了極左。 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和他在大躍進期間到各地的講話,好多簡直就是在說胡話。
從1958年的下半年開始,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處理“炮轟金門”這件事上麵去了。所以劉少奇那時實際上已經是在第一線主持工作 了,因為他即將就任國家主席,所以跟著他後麵的人,上上下下都有一大堆。
在那個時候,劉少奇講了很多過頭話,例如,“大踏步地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就是劉少奇的原話,由於他是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這些話到 了下麵,就成了刮“共產風”的源頭了。他還異想天開地提出了什麽“男女分營”,要把一個個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倆隻有在星期六 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時間都要分開住。好些地方都已經按照他說的去實施了,可這樣一來,就弄得怨聲載道,嚴重地影響了群眾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也極大地削弱了群眾對黨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這種東西誰會擁護?事實上,這連他自己都不會真正擁護的。陳秉忱告訴我,毛主席對劉少奇的這個主張是很反感的,說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開。根據劉少奇說的,在中南海裏一度也醞釀起了要取消家庭。說中南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這裏,女的住到那裏。這樣一來,搞得我們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擔心著自己的小屋會不會給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東西放在那兒啊。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那可能大家還不會太在意,可那是劉少奇的講話,你能不把它當回事?
陳伯達那個時候也跟在劉少奇的後麵,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說要取消貨幣和商品,還說通過“窮過渡”也能進入共產主義。他的 文章一出來,就馬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取消貨幣、商品,那你公社就可以共大隊的產,大隊共小隊的產,窮隊共富隊的產了。這就是所謂的“一平二調”。後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把它比作是“青搶紅偷”的“青紅幫”。
然而在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共產風”,而是“浮誇風”。後來的餓死人就是和這個“浮誇風”密切相關。
“浮誇風”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放糧食髙產的“衛星”。而那些所謂“高產田”、“畝產萬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報》上首先刊登出來的。鄧拓當年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而鄧小平則是黨內分工主管《人民日報》的。當時,劉少奇是怎麽講的,鄧小平是怎麽講的, 而毛主席又是怎麽講的,當年的《人民日報》和許多其他報紙都登出來的。劉少奇的講話當時還印成了書,在全國發行。
劉少奇到下麵去視察,說他現在不是擔心糧食少了怎麽辦,而是擔心糧食多了怎麽辦,沒有地方放了。人家報畝產已經達到上萬斤了。劉 少奇還問人家,能不能比一萬斤再多一點。這種話當時都是刊登在報紙上的。 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也浮誇得厲害。還有幾個大區的書記頭腦也都是比較熱的。河南,山東和安徽這三個省都在相互“別苗頭”。你報畝產幾千斤,我就一定要超過你,要上萬斤。你搞了上萬斤,我要不搞上萬斤,那不就是我不行了嗎?那我就要報得更高。這到後來就連一點常識都不講了。我從小是在農村長大的,你就連麥稈一起稱,也沒有那麽多的。
當時東北地區還是比較穩的,沒有怎麽瞎報產量。1958年9月鄧小平去東北視察,當地的領導匯報第二年的糧食產量計劃增產20-30%,鄧 小平就批評說:別人都是好幾倍的增產,你們才20%,簡直就像是烏龜爬。把當地的領導罵得灰頭土臉的。他這話就登在1958年10月的 《人民日報》上。
鄧小平那次去東北視察,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興安嶺時被一個不知什麽的蟲給咬了,手臂腫的很厲害。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鄧小平下令,讓醫院一定要給他治好。田家英為了這事非常感激鄧小平。不過田家英也說,鄧小平雖然是生在農村,但他家裏是大地主出身,他從來就沒種過地,農業上的事他根本就不懂。
據我知道的一些情況,當時各個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對搞浮誇的,可他們卻都被認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處分。最典型 的像安徽的省委書記曾希聖,他不但搞浮誇搞得厲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對他,誰反對他,他就說人家是右傾,反黨,就把人家打下去。換了一批人上來,還是反對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這樣幾次一打,還有誰敢再反對他?毛主席開始對他還挺相信的。山東的舒同搞浮誇出了問題,主席就讓曾希聖去把山東也管起來。可後來一了解,曾希聖的浮誇比舒同還厲窖,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麵對曾希聖的意見也反映到中央來了。劉少奇說,這個人曾經對革命有過特殊貢獻的,除了毛主席,誰對他有辦法?河南的吳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厲害,他也整了很多反對他吹牛的人。
“浮誇風”所引起的糧食生產的“高指標”,直接導致了1958年秋季糧食征購時的“髙征購”政策的推行。你報了一畝地能打兩千斤糧 食,那征購50%、就是一千斤。結果你實際上連一千斤都達不到,那征購以後,農民就顆粒不剩了。
3 、畝產萬斤放衛星,毛主席根本就不信
林克在大躍進時期,一直跟著毛主席到各地視察,他對這一時期主席的情況很了解。那次他隨主席一起從天津參觀回來,我看到報紙上登出來的那張小孩子站在麥穂上的照片,就去問林克,報紙上所說的事情,他到底實際看到過沒有。他說他沒有看到,但他說他能想象把那些麥穂堆在一起,是很匝實的,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但那並不是自然生長的,是人為地堆出來的。我問林克那是不是真有萬斤糧呢?報紙上說,主席在天津問了:真一萬斤嗎?真這麽多,吃也吃不完,怎麽辦?林克告訴我,主席這樣說,就是不信這個萬斤糧,懷疑萬斤糧的。主席說了這些話之後,就叫林克他們去把這個畝產萬斤糧的事給弄清楚。林克他們下去一了解,原來那是種試驗田的人,在糧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時候,半夜裏把好幾畝田裏的小麥、稻子都挖出來,把它們都集中到一畝田裏,然後澆上水,讓它們繼續長。 林克說,這樣一搞,稱出來的結果真有一畝地幾千斤的,但是一萬斤是沒有達到的。他把了解到的情況照實都告訴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說:原來是這樣的。林克還告訴我,當時主席特別關照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千萬不要跟著去瞎說。
毛主席不相信畝產萬斤糧,但下麵報上來的數字卻一個比一個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他的報告中就說,四川省糧食產量最高的是畝產上萬斤,平均是畝產兩千多斤。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糧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帶著秘書室的工作人員親自到農村種試驗田去。
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岸英當年從蘇聯回來的時候,我就讓他去向農民學習,拜農民為師。你們也要親自下去,要跟農民一起勞動,拜農民為師。你們下去以後,要找一塊最好的地,量好麵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的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糧食。打下的糧食,你們也要自己去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準 多一斤,也不準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
4 、到四川種試驗田
1959年,剛過完春節,田家英、逄先知、李學謙、駱文惠和我五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田家英當組長,我擔任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同去的駱文惠是來自四川重慶的一個姑娘,她是二科的科員。李學謙是三科的科員,來自河南,也是一個女同誌。我們一行來到了四川省新繁縣的大豐人民公社。
我們下去以後,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隊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隊,但因為他經常要去省裏和其他地方開會,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沒有多少時間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書,跟他一起,天天東跑西跑的。駱文惠去了另一個中隊,她幹農活比我行,但她畢竟是個女同誌,一個人搞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又在一個中隊,她倒是也搞了塊實驗田,但規模沒有到一畝。
我小時候在農村呆過,我姥姥是個貧農,那時我常幫著姥姥在田裏幹些農活。雖然那時我還小,但也知道一畝小麥能打一百多斤,頂多兩 百斤就很不錯了。現在,毛主席要我們來實地做調查,我是很高興的,我心裏也很想搞清楚,在一畝地裏究竟能生產出多少糧食來。盡管在農田裏勞動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種水稻,兩條腿泡得黑乎乎的,時常還會有螞蝗爬在你腿上吸血。
我種的試驗田是在新繁縣崇義鄉大豐公社第四中隊的第六小隊。聽說我們是中央派下來的,當地的幹部都很積極配合。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來種水稻,他們就給了我一塊最好的稻田。說是一畝,我不放心,就自己去丈量,有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差一點就是一畝。另外,我又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我交代說,這都是我的田,別人誰也不能碰的。
我是在北方長大的,對水稻不懂,隻是小時候在地裏勞動過,對真正農活還是一竅不通。於是我就從耕田開始學起,農民教我怎麽套牛、牽牛、架犁、扶犁。一開始我覺得這挺容易的,比我寫文章找材料容易多了。可實際一幹,就出了洋相。那農田下麵的土層其實是不平的,不同地方泥土的硬度也不一樣,因而是有深有淺的。所以扶犁的時候是有講究的,碰到硬一點的地方,要把犁尾壓一壓,把犁尖翹起來一點,或者把整個犁往上抬一下,就能過去,否則就拉不動。可我開始並不知道,看到前麵的牛停下來不走了,還以為是牛偷懶,我揮動鞭子就往它身上甩,想嚇唬它,讓它快走。那牛被嚇了之後,就一個使勁往前衝,一下把犁都弄斷了。前麵我嘴裏還哼著小調,一付很得意的樣子,忽的就叭嗒一下摔到在田裏,弄了個嘴啃泥。田邊上看著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非常狼狽。邊上的老農看 見了就趕緊上來把我拉起來,看我全身都是泥,趕緊帶我去附近河裏洗了洗。再回來一看,犁也壞了。那犁可是農民的寶貝,當時這樣一副犁要四十多塊錢。我忙說由我來賠,當時我的工資也就一百來塊,這差不多是我半個月的工資了。可是一位公社來的幹部說,上級有規 定,你們幹部下來勞動,損壞的農具都由公社負責來賠。我現在想起這事來還是覺得挺內疚的。
換了一副犁,我想再給牛套上繼續去犁田。可那牛是會記仇的,它死活也不讓我套了。這時老農民對我說:你要拍拍它的馬屁才行。我問,怎麽拍牛的馬屁呢?他就教我,你去弄點它喜歡吃的嫩草來喂它,喂的時候要讓它看見是你喂的。你一邊喂還要一邊向它作檢討,說牛啊,對不起,我讓你受驚了。我照著樣做了,果然有效。沒多少時間,那牛又聽我使喚了。不過,打那以後,隊裏幹部就不怎麽讓我犁 了,怕我再弄出事情來。
耕完田還要停幾天,讓太陽曬一曬,然後再用耙來把整塊田粑平整了,這樣放上水以後,泥塊在水裏就變得細膩鬆軟了,這時才可以在田 裏插上秧苗。
那時的報紙上整天都在宣傅要密植,說隻有密植才會髙產。而且(四川)省裏還規定,要用什麽“螞蟻出洞”、“雙龍出海”的方法進行 密植,也就是把秧苗插得越密越好。可當我去征求農民意見的時候,農民卻對我說,老戚啊,你要信了報上說的那套,那你的試驗田就打不出多少糧食來了。農民講,他們聽了那些宣傳是已經吃過虧的。
“螞蟻出洞”、“雙龍出海”,秧苗對著秧苗,密得不得了,可等秧苗長起來的時候就倒伏了。農民講種地的學問,可能是講不過教授、學者的,但是講實際知識,講通風,講稻苗授粉與蜜蜂的關係、與風力的關係,土壤深耕與密植的關係,土壤肥力和收成的關係,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們說不能硬性規定行距間距,你要根據具體情況來看的。我覺得,這就跟毛主席常講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是一個意思了。我就說:聽你們的, 你們平時怎麽做我就怎麽做。後來關於這個密植的問題,我還按照農民跟我講的意見,把各種情況作了匯總,給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
接下來,農民又告訴我,要想增產,就得到城裏去拉人糞。對莊稼來說,人糞是最好的。他們還說,我們去拉,人家不會給我們。你是從中央來的,你到城裏去拉,哪裏都會給的。人糞不值錢,但拉回來就是糧食。於是,我就找了幾個年輕人跟我一起拉著板車到成都市裏去拉糞。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
從新繁縣崇義鄉到成都市區,大概有20多公裏路。有時在路上遇到下雨,我們就躲在板車底下躺一會,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我們剛從城裏拉著糞出發,就下起了大雨。雨太大,回不去了。我就想到省裏的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省委的招待所在老皇城裏,那裏過去是個軍閥的公館。招待所的門衛一看我們是拉糞的,說什麽都不讓我們進去。一起去的農民指著我跟他們說,他是中央下來的人。人家不相信,哪有中央下來的人拉糞車的。我告訴他們打省委某個處長的電話,他們打了電話,知道我確實是“北京來的”,馬上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安排我們洗了熱水澡,換了衣服。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們離開了招待所,回到了新繁。但從這以後就是再遇到大雨,我也不去招待所了,因為我覺得這怪麻煩人家的。
我們老祖宗種地,是沒有化肥的,都是用人畜的雜便來當肥料的。那時四川還有種苕(tiáo 俗稱野豌豆的草本植物)子作肥料的。苕子的學名叫紫雲英,它的嫩葉和苗尖還可以吃。但是你把苕子翻倒在田裏爛了,那就是肥料了。我看到當時報上都登著,施肥越多越好,這樣產量才會上去。我就想把拉來的人糞都澆到我的地裏去。老農看見了就對我說, 老戚,你貪心了。實際上並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夠了,多了,莊稼反而長不好,幹不好還會把莊稼弄死。不信,你拿幾棵秋苗回家去做個試驗就知道了。我照老農說的去試,果然到了第二天,秧苗就枯萎了,沒兩天,秧苗就死了。拔起來一看,底下根都爛了。泥 土太肥了,把秧苗的根燒死了。
等插下去的秧苗長起來後,老農告訴我要去間苗,就是要把長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說,拔掉後不是苗就少了嗎?老農就說,這種長得弱的 苗以後是不會結果實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會爭肥,這樣就影響了好苗的生長,就會影響收成。老農還教我看什麽樣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
那個一直在幫我的老農叫老宋,他跟我非常要好,我很相信他。從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間苗,整個田間管理,我都是跟他學 了,然後自己來做。那農民可真好,你隻要跟他們交了朋友,他們什麽都跟你講。老宋叫宋德成,他後來當了大隊書記,2012年我到四川時,去看他,他還健在,居然也還記得我。他說他從來沒有把我當壞人看過。我問他,我當年種的田呢?他指著一群樓房說,都蓋了樓房 了。我順著他指向看過去,那裏已經變成了一片住宅區,已經沒有耕地了。
我那時種的是早稻。過了幾個月,到了收割的時候,我就讓隊裏安排了民兵,叫他們扛著槍日夜在我的試驗田四周把守著,不許有一粒糧 食帶進來或若帶出去。收割起來的稻子,一個稻穗都不許落下,全部都要收起來。然後就放到打穀場上,在一個方桶形狀的摔墊上把稻粒摔下來。那摔墊很好使,一摔稻粒就下來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等到過秤的時候,我眼晴就一直盯著秤杆,高一點、低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後得到的產盤是500多斤,不到600斤。老農們說我的產量是不低的,能超過它的人並不多。現打的稻穀裏還含有水分,曬幹入庫的時候還要掉秤,到底會掉多少,我不知道。我就根據老農告訴我的經驗比例值來做調整。那個時候我的腦子裏想的就是,這是要報告給毛主席的數字,必須搞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
5 、與勞動模範羅世發的談話
在大豐公社種水稻,前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間苗、其他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脫 粒、過磅。整個過程我都是在經驗豐富的老農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而且可以說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最後得到的水稻單產也就是500多斤。
另外,我劃出的一塊麥田,那是人家已經在種了的。我沒去參加管理。但到了收割的時候,我也像對水稻那樣的一斤一斤地把它稱出來,共計是三百來斤。老農們也說我的產量不低了,能超過的農民不多。我就問他們:那你們的報告不是說平均有二千斤嗎?農民回答我:那都是幹部讓報的。你不多報點,他們怎麽升官呢?我又問:那畝產萬斤又是怎麽回事? 他們就告訴我:那所謂的萬斤糧,是把快熟的稲子從其他的地裏挖出來,然後把它們集中到一畝地上去,這就是衛星試驗田。那麽多稻子塞得田裏都滿滿的了,小孩子都可以站上去踩。這情況與當初林克跟我說的他在天津所看到的幾乎是一樣的。
當時,在農業戰線上有兩個聞名全國的勞動模範,一個是江蘇的陳永康,還有一個是四川的羅世發。可是之前,在羅世發給主席的報告裏,也說他種的地畝產是兩千斤。但我聽當地的農民講,本來人家是要他報一萬斤的,他堅決不肯,隻報了兩千斤。我就想,我得到的產量隻能代表我這個地方的糧食產量,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當地農民說的話也不能全部相信。我應該親自聽聽羅世發他自己是怎麽說的,才能下結論。於是,我就決定親自去拜訪羅世發。
羅世發當時有一大堆頭銜:四川省勞模、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等等。各地去找他的人很多,他都應付不過來。他不是我所在的這個公 社的,我要是一個人自己過去,恐怕還見不到他。所以,我就聯係了新繁縣縣委的曹書記,曹書記是個地道的農民出身的老幹部,可他對知識分子很尊重。我也算是個小知識分子了,又從中央來的,他對我也很尊重。我和他很談得來,在談話中我覺得,他也希望國家做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麵的實際情況。我跟他說,我這次下來就是因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實情況。他跟我說,那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負毛主席的委托。從我下來以後跟他的幾次接觸中,我覺得他是個蠻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來,他是願意讓我調查到真實情況的。盡管他往上報的也是畝產兩千斤,但他實際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說,他要不這麽報告,他這個書記也就當不了。就是這樣報了,他還挨批評呢。因為他報上去的產量在各縣的報告中還是最低的。
我把想去和羅世發見麵談談的想法說了,曹書記一聽,就說他陪我去。我說,不行,你是人家的父母官,人家見了你可能就不敢說話了, 還是我自己去談吧。你給他打個招呼就行了。就說我是個不懂農業的知識分子,想跟他請教點有關農業的知識。曹書記爽快答應了,馬上通過電話和羅世發打好了招呼,還叫了崇義鄉的周書記陪我同去,給我領路。
那時陳伯達的秘書史敬棠正好來四川辦事,他順便過來著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來看我。他也想順便了解一下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已 經約好要去看羅世發,我就讓他跟我一起去。我又叫李學謙也跟我們一起去。 去找羅世發談話,我還是很有信心的。我覺得,他是個黨員,又是人民代表。隻要我能講清利害,他是會說實話的。我也沒有別的要求, 隻想知道他真實的產量究竟是多少。
我們幾個人同羅世發見了麵以後,我就感覺出來這個勞動模範是一個很實在的人,他沒有脫離農民的本色,他和有些整天隻想吃吃喝喝的 幹部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讚揚他這個農業專家對四川、對國家作出的貢獻,然後我就介紹了我自己種試驗田的詳細經過,還說自己並沒有按照報上說的那樣去做密植。他聽了就說:老戚啊,你不用多說了,其實在你剛開始種試驗田的時候,我就已經去看過了。聽他這樣說我倒覺得驚訝了,問:你這個勞模,真去看了我的試驗田?啥時候去的呀?我一點都不知道啊。他說:你插秧的時候,我就過去看了。上麵派下來種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說田家英帶了個工作隊來種莊稼,我就想去看看是不是又是下來做做樣子, 來瞎胡鬧還是幹啥的。我還帶了幾個公社裏的人一起去的。我看了以後就跟他們說,這個工作隊看來真是毛主席派來的,他這個試驗田種的是內行的。我一看就曉得,你那個插秧不是根據上麵規定的‘雙龍出海’,是按我們農民的意見插的。他又說:我們實際上也沒有照省裏的密植要求做,但在我們的報告上還是要寫是按照上級的要求做的。真要搞那個密植的話,那是要死苗的。我們都是7、8寸的距離,都不是雙龍出海,雙龍出海太密了,苗長不大就倒了。你們是按老百姓的搞法來做的。毛主席派來的人就該這個搞法。
聽他這樣一說,我就問:那你的產量為什麽那麽高呢?我卻才這麽一點兒?才500多斤?他聽了就顯出了有點為難的樣子,瞪大眼晴看著 我,不說話。不過我看得出,他並不是對我的話有反感,而是不知道該怎麽回答。我就說,老羅啊,你別看毛主席地位那麽高,他的計劃,他的指示,可都要根據下麵真實情況來定的。下麵報告上去的情況如果不真實,他的指示就會脫離實際了。毛主席就好比是一個加工廠,如果材料不好,那出來的產品也就不好了。所以,你可要說真話啊。要都是假材料,叫毛主席怎麽領導啊?你看,我來了這麽長時間了,我種的試驗田,用的方法都跟你的一樣,可產量也就幾百斤,哪有幾千斤。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到這個時候,羅世發才說:老戚啊,你別問了。我就實話告訴你吧。哪有什麽兩千斤啊?連兩千斤都沒有,又哪來的一萬斤呀?我這個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的種子也是最好的,結果也就打了八百斤。
他們省裏派來的幹部整天都在這裏,都知道真實情況的。但讓我到各個地方去做報告,人家都是幾千,幾萬的,我這個勞動模範隻打了幾百斤,那不是給領導抹黑嗎?為了不給領導抹黑,我就隻能說兩千斤了。其實根本就沒有兩千斤,就是八百斤。
我又問他,那別的地方也都是瞎說的?他說,別人我不敢說,江蘇的陳永康,他報了最高四千斤。我問他,你是怎麽打的?我們都是種地的,都知道的,誰也騙不了誰的。陳永康就跟我說,老羅啊,別問了,你都知道,還來問我,哪裏有四千斤。我問他,那你去年到底打了多少?他說,也就八百來斤。 這就是當時四川糧食產量的真相,從中也反映出了全國糧食產量的真相。我們是幾個人一起去的,在現場聽羅世發說出這些真相的並不是我一個人。
跟羅世發談完回來,我把談的情況跟縣委的曹書記說了。曹書記說:羅世發報的這個產量,下來的幹部都不敢去推翻它的,也推翻不動 的。你是用了什麽法子啊?我說:沒用什麽法子呀,就是實話實說,我告訴他,你這個勞動模範的糧食產量,牽涉到國家製訂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決策。可能是我的誠懇打動了他,他才跟我講了實話的。我又問曹書記:我把情況報告上去。將來,你要是為這事挨批評怎麽辦? 他說:你的調査跟我沒有關係。你在報告上別提我就可以了。一個多好的幹部啊,可在那個時候也不得不說點瞎話。
6 、給毛主席寫《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和羅世發交談之後,我就把我種試驗田的結果,和從羅世發那裏所了解到情況分別寫了一個報告。在關於試驗田糧食產量的報告中,我如 實地寫上了自己所種的試驗田的產量,我還特別強調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和最精心的護理。關於和羅世發談話情況的調查報告,我把我怎麽講的,羅世發怎麽說的,羅世發說話的時候是什麽表情,都詳細寫進去了。因為史敬棠也參加了和羅世發談話的全過程,而且他還當場做了筆記。我把報告寫好後,就跟他說,你也聽了羅世發說的,這是給主席的報告,你也看看。他看了以後表示同意報告的內容。我說,那你也一起簽個名吧。史敬棠也是讚成要對毛主席講實話的,所以就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他的級別比我高,是抗曰戰爭時期的老幹部,又是陳伯達的秘書,影響力比我大,我就讓他把名字簽在前麵。李學謙也參加了談話,我讓她也簽了字。所以最後這個報 告是三個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學謙。報告的題目就叫做《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報告寫好後,我就立即派人把報告直接送給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後在報告上加了一句: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們親 自調查得來的報告。把報告呈交給了毛主席。
附錄: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田家英同誌:
我們在6月7日到四川新繁縣禾登鄉羅世發所在公社訪問。參觀了他們的莊稼、食堂,並和羅世發(他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農業勞動模範)談了一陣。 羅世發所在公社原來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隊,權力下放以後,改為公社。羅世發現在具體來到這個公社的第一管理區。第一管理區共 有土地5600多畝,人口3400多人(862戶),勞動力1800多個。我們在訪問中,著重了解了這個管理區取得糧食產量和並田、密植等問題。現將我們了解到的一些問題和羅世發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報告如下:
一、去年的產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縣委整理的關於選派羅世發出席全國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的材料上說,跟世發領導的那個管理區水稻平均畝產量是1929斤 (以稻穀計算,市斤製,下同)比1957年增產214%。 今年3月,羅世發在省萬人生產動員大會上說,他們管理區,去年水稻平均畝產量經過地委、縣委反複查倉核對的結果是1304斤,比1957 年增產112%(見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報》) 但是,這些數字都不真實。實際上,去年水稻平均產量遠遠沒有這麽高。今天他談出真心話。他說,就他自己在小隊裏參加收打的情況計算,水稻的平均畝產並沒有突破千斤關。
真實情況是:
雙季稻:兩季加起來,平均畝產有1000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畝產量有700多斤;
三四等田,平均畝產量隻有五六百斤;
有一塊最好的上等白鱔泥田,畝產量是900多斤。
他們去年雙季稻的麵積占水稻麵積的30%。這樣,早、中、晚三季加起來拉平計算,平均畝產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
羅世發認為“就按上述真實產量數字,去年的農業產生還是大躍進,成績是很大的,是誰也推不翻的。 羅世發還談到他們這個管理區幾年來水稻平均畝產的情況,現列表如下:
年代 1955 1956 1957 1958
產量(市斤) 605 608 613 750
根據這個增產數字,1955到1957兩年水稻增產率隻有1.32%,而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間,水稻增產就達到22.34%-32.12%之間,這個管理區增產速度是很快的。
羅世發說,“毛主席講得硬是對,一畝田能增產個二三百斤就算成績很大了。不講去年躍進數字,今年誰真正做到平均畝產800斤,都是應該得到金牌獎章的。” 他又說,“事實上去年真正能產上個八九百斤,都是不簡單的,我們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農民在一起講私房話,全國最有名的勞動模範陳永康的水稻,平均畝產隻有八百斤,報的卻是二千斤。這是私房話,不能追究,追究起來,開起會來會要整死人。”
總的來說,羅世發是一位風格相當高的農民黨員。但是他和我們談水稻真實產量時,思想上還是有矛盾的。他說:“產量問題是個大問題,是兩條道路鬥爭,說不對,否定了大躍進。右派才否定成績,我怎麽能否定成績!”
有時他又說:“我是共產黨員,當不當全國代表不要緊,要緊的是國家。你畝產七八百斤,卻上報二千斤,國家說打個折扣吧:一千四,征購四百斤,給你們剩一千斤,幾百斤做口糧,幾百斤做牲畜糧, 留幾十斤做種子,幾十斤儲備糧,多餘的還可以再賣點給國家。這個賬不是很對嗎?好!四百斤征購糧真交了,就露相。”
“我在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上聽了很多報告,你虛報個躍進數字,國家計劃就要受影響,更嚴重的是社員吃飯問題,這是個大事情,如果交了糧吃不上飯 了,怎麽辦?我著急啊!”
“主席講得對,要說老實話,農民聽了都讚成(按:他們公社向農民講述了毛主席要講真話通信的精神,但沒有詳細傳達毛主席的通信),去年報這麽多,今年怎麽辦?我們當幹部的心焦啊!”
“當然我們這個隊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許有先進的。”
“剛才說的這些話別人來了我不能說,參觀團,記者來,領著他轉,什麽也看不出來。報二千斤,我也能報,抽查也抽查不出來。 你們來了我得說真話,說真話,對黨有好處。”
“別人來我也不敢說,說了背時,開會一追,是否定大躍進!”
新繁縣今年和去年的糧食產量,現在還沒有最後算出來,羅世發說,黨委也沒有做研究,不敢說。一種估計是400斤左右。但從今年春季麥子收交帳上看,似乎不夠這個數目。羅世發這個管理區今年小春麥子是880畝,完成征收人任務22萬斤,留麥種17000斤,還有3萬斤沒打的麥泡泡。照這樣算,產量有340至350斤。究竟實際有多少,還摸不很準。
這個管理區有一塊1畝多田的麥子,長得最好,原來計劃是畝產1萬斤,專家評定是2000斤。生長後期李井泉同誌來參觀過,說起碼能打2500斤,實際收的結果是畝產788斤半。
這塊麥田高產的經驗是:
肥料足(泥巴肥1萬斤,商品肥100斤,尿水100挑);
深耕1尺,種子35斤;
密植規格3×7寸。
二、衛星田造成的浪費很大
去年這裏也刮了一陣並田放衛星的風,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整個管理區並了40多畝田,動員了600多個勞動力,搞了三四 天。結果並的秧子都漚爛了,臭氣四溢,顆粒未收。按照平均產量計算,這40畝田少收穀子3萬多斤,可以供給全管理區社員吃半個月。
此外,為了並田還吹了許多竹子做搬運工具。群眾到現在還對這件事情不高興。
三、密植問題
羅世發對現在推廣的密植規格有很多意見。 去年這裏總結和推廣的水稻密植規格是3×7寸。但實際上農民栽下去的大多數是4×7寸、5×7寸,有一小部分是4×8寸、5×8寸,或者 是“7寸、7×7寸的。真正栽下3×7寸的並不是很多。此外,他們去年還試驗栽了一些1×2寸、3×3寸,2×5寸和3×3×7寸的雙行條栽 (即雙龍出海〕。
從收貨的結果看,過分密植的1×2寸產童最低,畝產隻有幾十斤。3×3寸、2×5寸和3×3×7寸的產量也不高。產最高 的是4×8寸,畝產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級全麵推廣3×3×7寸、3×7寸的密植經驗,而且規格質量要求很高。許多社員和幹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講。現在秧子長起來了,又開始返黃,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別是3×3×7寸的早稻,莊稼樣子長得雖然很好看,但實際上質量最差。
羅世發領我們參觀時,用手撥開田佘(shē)中的禾苗給我們看,許多禾苗莖部細弱,子母秧枯萎,吊短小,有效穗隻占三四成。羅世發說:“如果記者專家來參觀,站在田坎上看看,數數田邊上的吊吊,敲敲算盤子,保險能敲出個一二千斤。但是最後打起穀子來,沒幾百斤。”
羅世發說“密植還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規格才栽了一年,還不能就做結論。有些規格栽下去後,減了產,也不能都怪密植,因為還 有其他方麵的原因。不過根據目前條件,大麵積的密植規格還是4×8寸、5×7寸、7×8寸,為好。
羅世發聽說我們所在的大豐公社今年栽了很多6×7寸、7×8寸的秧子,他說:“現在6×7寸、7×8寸的抬不起頭來,將來收穀子倒可能翹 尾巴。”
他的理由是6×7寸、7×8寸雖然每畝的窩數比較少,但是沒窩兒率強,一窩秧子可以頂3×7寸的好幾窩。算起賬來,總穗數不一 定比3×7寸的少。而且節省種秋苗,遊秧子、追肥都方便,隻要田間管理好,增產還是有把握的。
此致
敬禮
史敬裳 戚本禹 李學謙
195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