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57）

 

第二十八章   伯達、康生、春橋、文元和文革組其他成員

 

1．陳伯達和康生

 

   陳伯達與康生的關係一直不好，他們兩人之間的成見很深，而且總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陳伯達、楊成武一起去上海聆聽主席的“五七指示”時，從主席那裏出來住進錦江飯店。陳伯達說，這次我還是住上次住的那個樓層，上次來時，康生就住在我樓上。我說，這次康生沒來啊。陳伯達說，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麵，整天在我的頭上拉屎拉尿。這是陳伯達向我們公開表達他對康生的不滿。

 

   這也不能全怪陳伯達，因為康生經常當著我們大家的麵給陳伯達難堪，陳伯達的口才遠不及康生，經常吃虧。 文革中，中央黨校有人貼康生的大字報，康生就懷疑是陳伯達在背後指使的。北大有人貼了陳伯達的大字報，陳伯達也懷疑是康生和聶元梓搞的。其實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眾自發搞的。那個在中央黨校寫康生大字報的，是關鋒的一個好朋友，姓李，他那時就反對康生。但這個事情絕對不是陳伯達搞的，也不是關鋒叫他寫的。那個時候已經是要打倒關鋒的時候了，而康生是保關鋒的，關鋒不可能叫人去貼康生的大字報。

 

   打倒王力、關鋒時，陳伯達表現得最積極。因為平時我們三個人常常一起揶揄（yé yú 嘲弄）他，我們為什麽要揶揄陳伯達呢？因為他老是搖搖擺擺，一 天到晚說些喪氣話。他老給我們說，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得罪的人越來越多，怎麽得了，將來很多責任都是要由我們來承擔的。 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更有政治經驗，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後就會搞到自己頭上來。我們跟他說，你幹啥這麽前怕狼，後怕虎的。跟著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就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麽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得失敗。他畢竟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可當時我們對他很反感。

 

   毛主席對陳伯達看得很透。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陳伯達：你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裏跑？康生從來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跟著毛主席會得罪什麽人的這種事。康生比陳伯達堅定。後來有人說，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在曆史上是叛徒，這很可能是誇大的誤傳。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訴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給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動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時有人揭發江、張，康生在清醒時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陳伯達原先對我還是挺好的，他把我從中南海後樓研究室調到《紅旗》雜誌社，一下子就叫我當曆史組的組長。這是越級提拔。鄧力群對我說，老夫子從來沒這樣提拔過人，你是個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後來我同陳伯達逐漸產生了一些矛盾。

 

   在劉少奇搞資反路線的時候，我去輕工學院看大字報，講了一些反對工作組“抓遊魚，反幹擾”的話。陳伯達知道了就跟我說，你少說話，輕工學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願讓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們發生矛盾和衝突。但當我向江青匯報的時候，江青卻說我說得還不夠。我說，可陳伯達叫我少說話。江青說，你別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評陳伯達，說你這個組長就像是辛亥革命時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從床底下拉出來革命的。當時陳伯達就有意識地看看我，懷疑是我給江青說了什麽。其實，我那時隻是如實地匯報，並沒有故意去說他的壞話。不過，從這以後，我總覺得陳伯達老是怕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間的疙瘩就多起來了。

 

   盡管陳伯達是組長，又是公開發表過很多文章的理論權威，但實際上他的威信並不很高。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遇到難事，就往下麵推。好多人都吃過他的虧，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經驗。 有一次，陳伯達和夫人吵架。他夫人說，我把你在背後說毛主席的壞話全都寫信給中央。陳伯達一聽急了，他馬上來找我，因為我是管群眾來信的。我說，你最好叫她不要寫。夫婦共命運，你向她講明道理，說不通，我替你去說。否則，她的信隻要一到信訪辦公室，那都是要登記的，再拿出來就難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轉”。其實，我這也是故意嚇唬他的。後來他聽了我的話，和他夫人緩和了關係，他夫人也沒有寫信。

 

   陳伯達在理論上的確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體係。不像康生，康生係統地學過馬列主義，理論上是成體係的，講起來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臨機反映也很快，但他的處事能力不如總理，思想方法片麵，決定問題不夠謹慎，甚至對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據幾點未經核實的材料輕率作決定，所以他辦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陳伯達在主席那兒開會，說到現在有些人參加會議，大會小會都不講話。主席就說，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嗎？息夫人是息國（春秋時期的一個小國）的絕代美人，嫁給了國君，後來息國被晉國所滅，息國國君被殺。息夫人沒自殺，也沒殉葬。因為她太美了，晉國的國君就把她收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願意怎麽就怎麽，她溫順地伺候晉國國君，但就是不講話。晉國國君也允許她不講話。這時候，陳伯達插話說，息夫人是嫁給晉獻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兒子。這事有點新鮮了。主席說，哦，我還不知道這事呢，陳伯達真是個曆史學家。陳伯達聽了很得意。 回來以後，我覺得，公子重耳的母親是息夫人？這麽大的事，怎麽我從來就不知道呢？於是我就去查書，可不知翻了多少書，都沒查到有這事。這事整整耗了我一個晚上時間，但我基本上也肯定這是沒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陳伯達見麵時就說，老夫子，你說的那個息夫人是晉文公母親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資料都沒查到。你是在哪兒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陳伯達看著我，半天沒說話，然後他就叫他的秘書去找《史記》、《左傳》等書。書拿來以後，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沒有查到。我說，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傳了，都沒有。他相信了， 說，哎喲，這怎麽辦呢？我說，你別著急，你馬上給主席寫個說明。他說，對。那你給我寫一個吧。我說，這不行，這個必須是你的親筆。他說，你寫，寫完我來抄。我就給他寫了：主席，昨天開會我曾說，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親。回來我核對了許多書都沒有查到，這件事怕是我記憶失誤了。幹擾了主席。陳伯達抄完就趕緊給主席送了過去。主席後來也沒有再提這個事。

 

   陳伯達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倒陶鑄的事受到主席的嚴厲批評，他想不通。他來跟我說，我都不想活了，主席罵我罵得那麽凶！我說，你可不能自殺，那是叛黨啊。他說，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殺的，也沒人說他叛黨。我看他認真了，就勸他，主席罵你，那是對你抱有希望，是為你好，他對你不好就不這麽罵了呢！你看他後來罵過田家英嗎？他琢磨了半天，說，是啊，主席倒沒罵過田家英呢。 我後來想，陳伯達有時在一些問題上確實是有點投機心理，但他隻是在共產黨內的這一派和那一派中間搞投機，是黨內投機。而並不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搞投機。

 

   我們和陳伯達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影響到了中央文革的團結。盡管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責任也很大。對此我也是應該反省的。 陳伯達平時的生活比較奢侈。他嘴上也講為人民，還專門寫了幅字送給我，但社會主義關不容易過。要過社會主義的關，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淩駕於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否則就不要侈談什麽“為人民”。

 

   田家英到處收購清人字畫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寫的“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對聯，他看了喜歡， 就硬要人家賣給他。人家說，那是國家的東西，是我們的鎮店之寶，非賣品，不能賣。田家英不依，硬是要買。人家沒有辦法，就請示浙江省委，結果上麵說，那你們就讓他寫個借條，允許他先借去看看吧。這一借，就沒有還了。田家英死後，這對聯都在他家屬的手裏。人家拿著田家英的借條去要，不知他的家屬還人家沒有？據說現在這副對聯的價值上億。當時陳伯達知道了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說田家英能借，為什麽我不能借。人家隻好找了另一件鄧石如的作品“借”給他。所以說他們兩個都沒過好社會主義關。

 

   然而這種事情康生就沒有。康生是個公認的文物鑒定大家。在文革的時候，也低價收購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護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這些文物全部捐贈給了國家，一件也沒有留給自己家裏人。

 

2 ．張春橋和姚文元

 

   張春橋當過柯老（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他在1957年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視。可是，對他的文章，陳伯達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們就去查所謂狄克的事件來中傷他，說他是反魯迅的。那個時候，誰反魯迅，誰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橋在北京不怎麽受歡迎。對此，張春橋有點氣憤。 在中央文革小組裏，春橋和我算是比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處理工人造反運動的時候，他和我的聯係特別多。但是春橋和王力、關鋒的關係不是太好，我曾試圖調解過他們的關係，但他們之間總有點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橋和姚文元開始也很生疏，但他們兩個之間投緣，後來的關係就很好了。

 

   姚文元這個人非常穩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時候，該他講的話他都不講。 姚文元在其父親的影響下，下功夫研究過魯迅。他寫過一本《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的書。書中引述魯迅說，他自己的許多文字“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先驅者的命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姚文元的許多文章，包括正確的和有缺點的，大體也是“遵命文學”，他所遵的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獄，出獄之後他仍然沒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兒來看我。我請她代我去向她父親問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麽要抓我？不久，他女兒來跟我說，她父親很真誠地跟她說，在處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橋兩個都一句話也沒有說。

 

   姚文元的女兒還跟我說，她父親告訴她，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他們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發起進攻，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一次毛主席與姚文元談話時，對姚文元說，清朝末年，章太炎與那位“革命軍中的馬前卒”鄒容，因為“蘇報案”被關押、審判。章太炎在監獄裏給年方二十歲的鄒容寫了 一首互相勉勵的詩：

鄒容吾小弟，被（pī 同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hóu 幹糧）。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shǎn 執）手，乾坤（天地）隻兩頭（顱）。

   念完之後，毛主席還拍著姚文元的手說，我們現在亦是“臨命須摻手”了。但我們要努力奮爭，扭轉乾坤。 聽了姚文元女兒的轉述，我感慨萬分。黨內鬥爭驚心動魄，連毛主席都做好了“臨命須摻手”的思想準備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後，他女兒常來看我。她把他父親生前的親筆手跡拿給我看。我對她說，這是你父親留下的珍貴遺物，你們要好好保存，作為紀念。後來，我隻要了姚文元同誌親筆書寫的一份讀書筆記的複印件，和他親筆寫給他女兒們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從他留下的讀書筆記來看，他的讀書學習是非常刻苦認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讀書計劃批轉給了大家去看。

 

   3 ．尹達

 

   尹達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曆史研究所的所長，1964年寫了―篇《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沒有讓他發表。1965年12 月，尹達把這篇文章送到了《紅旗》雜誌曆史組，曆史組經請示領導後，組織範若愚、關鋒、戚本禹和杜敬四人與尹達一起討論修改，後 在1966年《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我還保存著他在文章發表前寫給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這篇文章，感到滿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尹達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了，寫得好。尹達是曆史 所所長，他是趙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寫出來的，壓了一年半才發表。對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壞的都不要壓。不要怕觸及了羅爾 綱、翦伯讚。反正不剝奪他們的吃飯權，有什麽關係。不要怕觸及權威。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能溶化誰？現在 還沒有解決。”毛主席的這段話在《建國以來毛澤東（主席）文稿》和《毛澤東（主席）年譜》中均被刪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達在曆史所裏卻也執行了劉少奇搞的資反路線，整了不少人。所以曆史所裏的人對他反得很厲害。加上他又與陳伯達有矛盾。文革開始後不久，曆史學界批判侯外廬，陳伯達就乘機也發動了對尹達的批判。我和關鋒幾次去曆史所為他說好話，但也沒有 用。他後來就不來釣魚台上班了，自動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並沒有發文撤銷他的文革成員。

 

4 ．文革小組的其他幾位成員

 

   本來，毛主席對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為文革出力，但結果他卻積極支持 了劉少奇、鄧小平搞資反路線。陶鑄也是如此。那時陶鑄、王任重、劉誌堅在中央文革小組裏麵是三位一體，互相呼應。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和副組長，卻專門在路線上與毛主席對抗。這三人先後於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報》很不得人心。他總是把《光明日報》的同誌當下人來使喚，他的夫人張卉中更 是報社的一霸，欺壓群眾。報社的群眾說，有張卉中在，《光明日報》全社都不得安寧。文革開始後，她在報社的日子不好過， 我們把她調到中央文革文藝組上班，但實際上文藝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報》社裏積極執行劉少奇的資反路線，極力鎮壓群眾，群眾對他強烈不滿。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 報》的副總編輯，哪個都比他水平高。我看過他們的一個副總編輯改過的東西。我一看就說：“你這個副總編輯不錯嘛。”他說：“是。 但整天給我搗亂就是這個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沒有人家高，還說人家給你搗亂！”。

 

   1967年1月，中央財金［經］學院八八戰鬥隊去《光明日報》社造反，把穆欣從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報》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關鋒還是去《光明日報》講話，保過他。慢慢地我發現他這個人有問題，誰上台，他就捧誰；誰落難，他給誰下藥。我當時就想，也許哪天我落難了，他也會同樣給我也下藥。後來果然如此，連當初我保他的講話在他那裏都變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後他還在魯迅手稿問題上對我中傷。 盡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實際離開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們被抓了以後，不知為什麽他也被關進了秦城。

 

   當年有一個原國民黨的軍統老特務，解放後一直是受公安部門監控的。這個人在文革中給我和關鋒寫來了一封信，說你們保的穆欣就是我 們當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後，鄧小平一上台，穆欣給鄧小平寫信申訴，並揭發誰誰誰當年如何反對鄧小平，鄧小平就把穆欣從秦城放出來了。放出去後中紀委的人為了給他做結論，就派人來問我關於他的一些問題，我就說當時有那麽個材料。中紀委的人馬上說，那些材料都是派性鬥爭的產物，不足為信，你們作過調查嗎？我說，那個寫信的人可是一個軍統的老特務，他跟派性有什麽關係？他們說，那個老特務已經死了。 後來穆欣和喬石結成了兒女親家，穆欣就更加神氣了。有時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麽多氣，就讓他神氣幾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