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發布，北大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全國大、中學校的學生首先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積 極投入文革運動，起來造反。但那時候學生對“造反”的理解是比較模糊的，他們隻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批“三家村”，揪黑幫。好多學生把鬥爭的矛頭對著自己學校裏的教師和個別領導，有好些學生甚至把平時管他們的班主任當作了“造反”對象。學生們的這些鬥爭造反行動，多少是和當時的一些中央與地方領導有關係的。後來他們還有意把學生們的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 資”，甚至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而他們這麽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避免群眾運動搞到自己的頭上來。
所以，那個時候盡管各個學校的大字報很多，但還不能說是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是要整黨內走資派這一鬥爭方向的造反。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它的矛頭就不僅是指向學校的領導，而且是對準舊北京市委、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揭開了這些長期以來被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統治的單位和部門的階級鬥爭蓋子。所以毛主席稱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當時在一線指導運動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卻反其道而行。 劉少奇、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各個學校派出工作組的。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由於是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工作組一時還不能對他們怎麽樣。但其他學校的類似聶元梓那樣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學生，像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等很大一批人，則被工作組以及學校領導打成了“反動學生”和“反黨分子”。工作組和一些地方的領導，根據劉、鄧批發的《關於轉發北京大學第九號簡報》 等中央文件和“指示”，對這些學生進行了批鬥，審查，甚至拘押。而且他們還在學生和教師中層層進行排隊摸底，準備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按照人數比例劃出“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劉少奇還派王光美掌控清華工作組，要抓一個“反幹擾、抓遊魚”的典型，抓出一 個文革運動中的“桃園經驗”。
在這個時候，江青通過電話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到各個學校去了解情況，並向主席報告。江青還多次在電話裏指示我，要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去公開表態，反對工作組把鬥爭矛頭對著學生的做法，支持那些受到工作組錯誤打擊的學生。我和王力、關鋒等人都分頭去了各個學校，支持那些受工作組錯誤打擊的學生。當這些學生知道有中央文革在支持他們的時候，深受感動。他們貼出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的大標語，唱起了“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並由此同我們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關係。
與此同時，各地的學生和群眾也紛紛通過來信或來訪，向我們反映他們所受到的壓製和打擊的情況。我們一方麵向各地派出了中央文革快報組的記者去了解情況，一麵通過中央文革接待站和信訪辦，接待和接受了群眾的訪問和信件，並很快作了相應的處理。所以，各地的受壓製群眾，也對中央文革小組產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依靠。
但是，在當時許多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的眼裏，卻並不把中央文革小組當作一回事。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八屆十一中 全會前也都不過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而其他的人則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不要說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不把中央文革當回事，恐怕連譚震 林、葉劍英他們也是如此。葉劍英領導著“首都工作組”，他多次講要爭取運動的“指導權”，就是針對著中央文革小組而言的。後來主要由高幹子弟與革幹子弟等組成的“西糾”、“聯動”等組織，之所以敢公開與中央文革小組對抗，就是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是受到了“首都工作組”和國務院一些人強有力的支持。
說實在的，與“首都工作組”相比，中央文革小組雖說是直接隸屬中央常委會的，但在當時它實際上並沒有什麽大權力，它既沒有行政權，更沒有軍權，甚至連一點財務權都沒有。 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後，撤銷了工作組，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製定並通過了“十六條”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江青指示我們支持過去受到工作組鎮壓的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聯合起來，成立首都紅衛兵“三司”。同時，我們也支持了反對劉、鄧路線的“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等當時真正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這才真正在北京形成了一個有力量的文革造反派。然後，這些造反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聯，動員和組織起了各地的造反派組織。可以說，中央文革小組除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還得到了各地造反群眾的擁護，這才有了權威和力量。
然而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群眾組織，包括那些由各級黨委組織成立起來的群眾組織，都聲稱自己是“造反派”。直到1966年中央工作會議提 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才有了一條區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我們也就是根據各個群眾組織對劉、鄧的資反路線的態度，來決定是否承認其為造反派組織的。
1966年11月發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和同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交座談會，對全國造反派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安亭事件中，毛主席 支持了張春橋，承認上海工人的造反組織為革命的合法的群眾組織。而在工交座談會上經過激烈的鬥爭，最後通過了工人群眾有權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組織，工人群眾和工人組織之間以及與學生組織可以進行串聯的《工業十條》。各地工人造反派這才迅速地發展和壯大起來， 逐漸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
最早組織起工人造反組織的也都是一些在文革運動開始時受到劉、鄧資反路線迫害的普通工人。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回來後跟我說 過，他到安亭去的時候，開始也隻是極力想勸說工人群眾回到本單位去參加文化大革命，以保證京滬鐵路的安全暢通。可是他在聽了工人群眾向他控訴了他們如何在文革運動中受到本單位和上海市委當權派的壓製和迫害之後，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動。而且他跟我說，工人為什麽堅持要得到中央文革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以後才肯回去，就是擔心回去之後會受到進一步的更嚴重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他下了決心，支持工人。 所以，文革造反派的產生還是像毛主席經常說的那樣，是被“逼上梁山”的。
後來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鄧小平他們汙蔑成是社會上的“流氓阿飛”、“打砸搶分子”。這跟當年國民黨汙蔑工農紅軍是“強盜”、“赤匪”差不多是一個道理。其實，當年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大多數都是很有頭腦，也很正直的人。毛主席對這一點是有親身體會的，當年他領導紅軍“打土豪”的時候，就有這方而的經驗。他好幾次跟我們說，一場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首先起來的總是一些有缺點的勇敢分子，這些人如果能得到正確的引導，接受黨的教育，那也可以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當然，毛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這些“勇敢分子”中間，不僅是有缺點的人而且有作風惡劣的不良分子。他說，有些人起來造反，總像阿Q—樣，眼晴老是盯著人家家裏的女人，以至小姐的牙床。對這些人要隨著運動的發展，逐漸清理出去。
2 ．中央文革小組對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在文革中，認定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單位，哪些群眾組織是造反派組織是件很嚴肅的事情。要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研究討論之後，然後 由總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他們幾個拍板，才能確定下來。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通常先是把文革辦公室匯集後報上來的，和通過其他各種途徑得到的材料分發紿大家研究討論。然後由大家發言談自己的觀點。
其實在中央文革小組裏麵，起先並沒有明確的分工，由誰來負責哪一個地區的運動。而是誰對某個地區的事務關心的比較多，那以後有關這個地區的事情就由他先來說。陳伯達比較關心河北、天津，內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負責，關鋒對山東的運動關心得多， 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對山東也關心，所以山東的事就由關鋒和王力來管；關鋒對東北也很關心，關鋒的女兒在東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窮那一派的。東北的事後來是毛遠新參與了，毛遠新是支持陳錫聯、潘複生的。有一次，關鋒要去東北，毛主席讓他緩一緩再去，主席說， 還要再看一看。雲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負責的。上海、浙江、江蘇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主席對上海特別關心，他對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們都多。我主要是負責北京。後來湖南出了“湘江風雷”的事情以後，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貴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肅我參與得也比較多。
對全局的情況掌握得多的還是總理。相對來說，江青、陳伯達、康生都比較缺乏全局觀念，缺乏對全國運動的戰略思考，他們整天都忙於事務，沒有整體的規劃和布局。這樣就逐漸形成了由總理來主持全局的局麵了。 早先國務院這一攤和中央文革小組這一攤，是分頭開會討論各自負責運行的，當牽涉到相互有關聯的事情的時候，就召開聯席會議。後來 這種聯席會議就變成了“中央常委碰頭會”，通常都是在懷仁堂舉行，由總理主持。
“二月逆流”後，國務院的好多人都靠邊了，總理就把會議搬到釣魚台來開了，會議的名稱也改作“中央文革碰頭會”了，但還是由總理主持。 但是由於總理和造反派在如何對待各地領導的問題上，總有認識上的差異，所以，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對總理也有時不大買帳。有些事情光是總理去講話，中央文革不講話，造反派往往就不聽。因此總理對造反派提出批評時，中央文革一般也要跟著批評他們。
但我們的批評有時不像總理批得那麽厲害。造反派就認為中央文革與總理有分歧，因而就對總理不尊重，弄得中央文革很難辦。有一次，我和總理一起接見湖南的造反派，那個造反派的頭頭人稱“雷司令”。他見到總理，也不站起來，而是把身體塌在椅子上，裝作沒看見。我坐下後，見他對總理不禮貌，就把腳伸過去踢了他一下，他懂得肢體語言，得瑟了一下，趕緊坐好了。
總理去接見造反派的時候，總要叫上我們文革小組的人一起去。誰對那個地區關心的比較多，總理就叫上誰一起去，這樣無形地好像就形 成了文革小組的分工。 我那時的工作非常繁忙。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都交給了我來處理，並由我直接向她報告。加上1967年開始的幾個月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寫文章。所以除了北京的造反派，我與其他地方的造反派聯係不多。
文革中，我除了去過一次山東、一次天津，基本沒有離開過北京。 各地的造反派當然都是聽中央文革的，他們有什麽事情都來找中央文革反映，匯報。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們的。北京的造反派學生一直都和我保持著經常的聯係，江青和文革小組有什麽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們說的。他們遇到了什麽問題，也經常會來找我商量。出於我1960年到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勞動過，那裏的工人都跟我熟，文革的時候他們來找我，我也去了廠裏支持工人造廠裏的走資派的反。文革前我還去過幾次首鋼，所以首鋼的造反派遇到什麽事情，也願意來找我。 北京的造反派與其他地方有個區別，由於彭真領導的舊北京市委，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打倒了。李雪峰領導的新北京市委主要是向學校派工作組，對學生搞資反路線，所以學生們對他反得比較厲害。而北京工人的造反派主要是針對本單位的當權派的。 隨著工作組被撤銷，李雪峰實際上也靠邊了，中央調了劉建勳來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劉建勳是個很好的同誌，我曾和謝富治商量，讓劉建勳擔任北京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可是後來河南發生了問題，河南人民要他回去領導全省工作，中央就又把他調回河南去了。北京的事情主要是吳德和馬力、丁國鈺在管。他們幫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些學生和工人的造反派，有時還是抓住吳德和馬力他們的一些錯誤不放，中央文革常讓我出麵做工作。
主席對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事很關心。他說，先要召開紅衛兵的代表大會（大學紅代會和中學紅代會），工人的代表大會（工代會），和農民代表大舍（農代會），在這個基礎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 北京市革委會成立的籌備工作主要是謝富治和我兩個負責。但是我們兩個都非常忙，當時有個叫周景芳的，他是關鋒的老戰友，原來是在學部哲學研究所工作的。這個人的能力很強，很多事情我們都叫他出麵去辦。後來北京市革會成立後，周景芳擔任了市革會的秘書長、核心組副組長，很多事情都是他在處理。 聶元梓擔任了北京市革委會的副主任，但是這個人一心就想要當主任，她處處作梗，拚命排擠謝富治和周景芳。我對她很看不慣，我與謝富治商量對她怎麽辦？謝富治說，不要緊，讓她去鬧，我對付得了她。其實，毛主席對聶元梓的情況很清楚，因為李訥是北大畢業的，她把聶元梓為人處事不足之處都告訴主席。主席後來對聶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後，也派了軍宣隊、工宣隊去管北大。
3 ．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現的問題
在湖南的“湘江風雷”事情上，我們中央文革犯了個很大錯誤。“湘江風雷”是一個很大的造反派組織，成員眾多，幾乎覆蓋了湖南全省，高峰時據說達百萬之眾。1967年1月，“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傳達後，湖南省軍區在2月3日來了報告，說“湘江風雷”衝擊省軍區， 根據“軍委八條”文件，應當按反革命處理。當時葉群也來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說，湖南省軍區司令龍書金是林彪的一員戰將，說這個人會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們支他。於是，2月4號中央文革就發了一個關於“湘江風雷”的批示。這個批示是王力和關鋒起草的，我也看過，陳伯達、江青也看過。 在這個批示上說了，“對‘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應采取專政措施”。湖南省軍區一拿到這個批示，就馬上把“湘江風雷”打成了反革命組織，並迅速將它取締了。他們出動部隊把這個組織的大小頭頭都抓了起來，在全省抓了上萬名的造反派。
湖南省委有個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說“湘江風雷”是省裏最早起來造反的造反派，怎麽 說它是“反動組織”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讓我們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們弄錯了。“湘江風 雷”的的確確是一個革命造反的群眾組織。到五月後，中央文革給它平了反。為了這件事，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受到了毛主席嚴厲的批評。 這件事發生以後，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觸多了。
我非常重視章伯森，可是下麵反對他的人也很多，盡管我們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這樣我就把舊省委中雖犯有資反路線錯誤，但與群眾關係尚好的華國鋒提了上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我講話保護了華國鋒， 要他站出來工作。會後，他留了下來，對我表示感謝，並表示一定改正錯誤，緊跟毛主席。華國鋒一轉變，就減少了與造反派對抗的對立麵。再加上龍書金被調走，把47軍的黎原調去湖南，湖南的局麵就穩定了。
我一直覺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個信念，他很想讓建國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鑄、譚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陳丕顯、劉瀾 濤、陶魯笳（jiā 北方民族的一種像笛子的樂器）、宋任窮、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夠讓他們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來。可是他的願望卻沒能實現。一方麵是這些人不知怎麽，對造反派總是很對立；另一方麵，造反派也堅決反對他們。 毛主席還特別重視那些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但仍能正確對待造反派的老幹部。像華國鋒、紀登奎都是因為這樣而被重用的。
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紀登奎鬥得很厲害，可後來紀登上去之後，不但沒有報複他們，還主動和他們搞好了關係，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揚。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後，他們中一些人又倒向了反對文革的對立麵去了。
毛主席對上海的馬天水也讚賞有加，多次要調他來中央工作，隻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馬天水還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後，馬天水仍然堅持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場，這在老幹部中是很可貴的。
處理四川的問題後來我參加了，李井泉搞資反路線很厲害，四川的造反派都反對他。但四川省省長李大章這個人很不錯，不少群眾擁護他。江青也跟我說，李大章還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我是很想支持李大章站出來工作的。可是另一些群眾不同意。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盡管造反派是造劉、鄧資反路線反的，但是劉、鄧是在中央的，他們的資反路線是通過地方的領導去執行的，所以各地造反派都把這些與他們直接對抗的地方的領導，看作是自己的對立麵。李大章也是因為執行過劉、鄧的資反路線，沒有少挨鬥。但他能正確對待群眾，後來結合做了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毛主席是非常重視工人造反派的。可以說沒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學生隻是先鋒隊，光靠他們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有些知識分子當年也起來造反，而且他們總要處處顯示，唯有他們才是最革命的。可在文革後，不少人又都一個個成了反對甚至是堅決反對文革的人了。當年毛主席跟我們說，在知識分子中，左派最多不超過10%，我心裏還覺得主席是不是估計得太悲觀了。但曆史證明，還是毛主席正確。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有個很大的弱點，大多數人都不了解工人，所以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學生的身上。如果我們都能像張春橋那樣，與工人們建立更多的聯係，那當時的局麵就會大不一樣了。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階級，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在這方麵卻做得不夠。 從1967年年初，毛主席就批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群眾。於是，大量的解放軍參加了地方的支左工作。可是由於解放軍各軍區的領導與地方的當權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解放軍到了地方以後，所支持的是往往都是保守派，真正支持文革造反派的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