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52）

 

6 ．批鬥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時候，清華大學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兒出“車禍”的謊言，搞了一個“智擒王光美”事件。這件事情是他們自己搞的。總理知道以後，馬上派他的秘書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後來知道了說，共產黨講究光明正大，不準再搞這種騙人的事情。對這件事情，我們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他們很可能是受到葉向真智擒彭真的啟發，也想幹出點驚人的壯舉來。那個時候確實有這樣的風氣，好像誰批鬥的人級別高，就越能證明自己革命性更強。

 

   到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見報以後，清華大學又提出要召開30萬人的大會來鬥爭王光美。蒯大富來跟我說。我說，這事我 決定不了，你得請示總理。後來經過中央開會討論決定，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整個批鬥王光美都是在總理的指導下進行，由我協助總理掌握全局。我和批鬥現場一直保持著電話聯係，他們每隔十幾分鍾都要給總理和我一個電話，匯報現場的情況，基本都是說，一切正常。

 

   在批鬥大會上，他們給王光美披上旗袍，掛上一串乒乓球項鏈，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並不是上麵要搞的。蒯大富下麵有個女孩子， 來向總理要王光美出國時穿過的衣服、項鏈什麽的，說要把她打扮起來，跟她出國時候一樣。總理不讚成，江青支持總理意見，也不讚成。江青還特別跟我說，不能讓學生們亂來，否則，出了事情，沒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鬥會上回答了紅衛兵學生提出的問題。她的回答都很得體、很巧妙。我都沒有想到，一個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這樣的才能。 隻是可惜她這個才能用錯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認識很早。我進中南海政治秘書室工作以後，王光美就和我是一個黨小組的。她經常來一起參加組織生活。那時過組織生活是很嚴格的，有時她不來，開會的時候就會有人提出意見，她也得在會上作檢討的。因為我是秘書室黨支部委員和黨小組長，所以有時她還會來主動向我談一些問題。 王光美是輔仁大學物理係畢業的高材生。她給我講過什麽叫核裂變，什麽叫核聚變。講得頭頭是道。我總覺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銳， 她也很會團結人。

 

   王力是首先執行毛主席指示，支持了王光美的對立麵蒯大富的人，她心裏對王力的怨恨不會小。但是，文革後，王力見了她，向她致歉時，她對王力說，你也是受害者，過去的事就不要說了。一句話就把王力給拉過去了。

 

   王光美曆史上有過一段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人員關係比較密切的記錄。建國初審幹的時候，我、王文、張維誠、沈棟年是中南海秘書室審幹小組的，負責審查她。那時她說，抗戰結朿後，自己一邊同共產黨的同誌們好，一邊卻又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個情報官員很好，但隻是私人來往，從來沒談過情報工作。我們討論後，認為她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員隻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當時受共產黨影 響，在國共和談時給共產黨當翻譯，當時表現很好，所以她是個思想進步的青年。

 

   她們家是個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產黨， 一部分加入國民黨。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為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審查。 但她的胸懷不是很寬厚。我從秦城出獄以後，聽說就是因為她向當時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往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離開北京，南下謀生。不過，也有人告訴我，她晚年曾對采訪她的記者說，看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現實，毛主席當年發動文革也許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這麽說的，那要比王力、穆欣等當年左得出奇、而現在又不遺餘力地全麵否定文革這些人要磊落的多。

 

7 ．圍困中南海與批鬥“ 劉、鄧、陶 ”

 

   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錢的時候，建工學院的八一戰鬥隊等造反派組織，要求劉少奇到他們學校去作檢查。劉少奇寫信向 毛主席請示，毛主席不同意劉少奇去檢查，並在1967年1月6日將劉少奇的信批轉總理，讓總理給學生做工作。不久，又有學生組織提供材料，說劉少奇曆史上被捕叛變過。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建議，成立審查劉少奇的專案組。但毛主席認為證據不足，不同意成立專案組。後來總理說，不管有沒有問題，總要調查一下吧！於是把對劉少奇曆史問題的調查，放在王光美專案組裏做。查出一些問題後再請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設立劉少奇專案組。

 

   1967年4月以後，天津南開大學、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了“揪劉聯絡站”，後來又聯合其他組織成立了“揪劉火線指揮部”，要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 當時學生的情況也是很複雜的，到中南海門口來楸劉少奇的有反工作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學生本來都是劉少奇（和工作組）的擁護者， 現在他們卻要表現得比誰都激進，最早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的，主要就是這兩批學生。

 

   剛開始的時候，人並不多。後來其他學校的學生聽說後，都紛紛跑來支持。學生說，毛主席說了，要到群眾中去，你劉少奇為什麽不到群 眾中來？可是劉少奇不出來是有理由的，因為毛主席有指示說，對他不搞麵對麵鬥爭，要搞背靠背鬥爭。我們中央文革和中央辦公廳也是這個意見，真要讓劉少奇到群眾中去，弄不好會出事。 周總理讓汪東興派人勸說學生們回去，並向他們保證，可以按他們提出的問題要劉少奇寫書麵檢討。可是學生們仍然不走，於是總理就讓我出麵處理。

 

   1967年7月4日淩晨，我按照總理的布置，到“揪劉火線”勸說造反派撤離中南海，同時又支持他們批判劉少奇，保證讓劉少奇寫檢查，學 生們同意了。7月8日劉少奇寫出一份檢查，汪東興把它交給了建工學院“新八一”造反團。可這一下“老八一”造反團不幹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從“老八一”分裂出來的，你劉少奇隻向“新八一”檢查、不向“老八一”檢査，那不行。另一方麵，劉少奇的檢查被他們指責是“假認罪、真反撲”，這樣就引發了更大的批劉高潮。

 

   “老八一”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到中南海的西門外安裝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這樣一來，除了學生組織，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人也紛紛前來中南海西門楸劉少奇，到後來連郊區的農民都來了。在中南海西門兩邊人行道上安營紮寨，其狀態如同我多年後去美國看到的美國工人在白宮外紮個紙板房包圍白宮有點類似。這就是當年的包圍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劉少奇的，但對圍困中南海是沒有一個人支持的。一開始我們對這事並不太重視。沒想到這個事就這麽鬧大了，真把中南海給包圍了，最多的時候起碼有幾萬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晝夜對著中南海放著。給我們中南海辦公區造成了極大的幹擾。連總理也被吵得沒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講話，陳伯達也去，都勸他們回去。但他們都不聽。接著又鬧絕食了。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們都沒法交代了。 這時，總理主持中央文革開會。總理說，包圍中南海這個事影響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緊，主席回來了，要是睡不好覺，怎麽行？主席睡覺很敏感，連烏鴉叫，他都會醒。總理叫我和謝富治去說服群眾撤離。

 

   那時，北京市革委會已經成立了，謝富治是革委會主任。 於是，我就和謝富治一起去接見他們的代表。我見了他們就說：絕食的學生先去吃飯，不然我們就不接待了。他們就去吃了碗麵什麽的。然後我就對他們說，毛主席不同意把劉少奇交給群眾鬥爭。你們開會批判可以，隻要把道理講透，從理論上認識走資派對中國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進行麵對麵的鬥爭。但不管我們怎樣費盡口舌地講，他們就是不同意，堅持一定要見到劉少奇本人，一定要批鬥他。 後來在判我“罪”的時候，審判我的人說，包圍中南海是我策動的，這是我的一大罪狀。我問他們有什麽事實根據？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就已經把那些學生找來問過，沒有一個學生說是我在暗地裏發動他們包圍中南海，他們查了我接待學生的談話記錄，我所有的講話都是勸說他們回去的。他們拿不出證據來駁我，就說這不用證據，這是“眾所周知”的。我說我反對劉少奇確實是眾所周知的，可說是我策動群眾包圍中南海，這是無根據的推測，怎麽說是眾所周知呢？他們回答不了我，隻好用沉默來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組又開會商量辦法。總理提出：一個方案，他說，8月5號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門廣場開個大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還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鑄。同時也在中南海開個批鬥會，由警衛局、秘書局的群眾參加。總理說，中南海裏的人守紀律、好掌握，讓他們開會鬥爭“劉、鄧、陶”。外麵的人不許進來。與此同時，把中南海裏開的批鬥會往天安門廣場上拉線轉播，來滿足群眾的願望。大家都表示讚成，就這樣作出了決定，並由康生、總理報告了主席。

 

   總理叫謝富治和我去向群眾傳達這個決定，並說服群眾開完大會撤離對中南海的包圍。我們從部隊調來兩部大卡車，在車上架上大喇叭， 我和謝高治站到了卡車上，用喇叭向包圍中南海的群眾講話。我們說，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中央文革決定在中南海召開一個批鬥會，同時在天安門舉行一個紀念大會。中南海裏鬥爭會的實況將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轉播。聽完廣播後，由紅衛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批判發言，作進一步的聲討。這樣內外結合，才能顯示人民的力量。紀念大會結朿後所有的群眾都撤回原單位，把帳篷小屋都拆除幹淨，以後都集中精力繼續在原單位深人進行大批判，我們問這個辦法好不好？學生、工人都高喊擁護中央的決定，歡呼毛主席萬歲。 於是我和謝富治就分頭落實，謝富治去布置天安門大會，我去布置中南海內部的批鬥會。當時叫來廣播局的技術人員研究怎樣把中南海的會和天安門的會連起來。他們說中南海和長安街原來就有線，不用拉線，接上就行。

 

   對中南海裏麵的批鬥會，我絲毫不敢怠慢。別以為中南海幹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莽撞的，一旦展開麵對麵的批鬥，就有可能發生非理 性的情況。張霖之的死就是前車之鑒。不要說打壞了劉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兩天，我就擔當不起責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特別布置了專人來控製會場秩序。我叫文革辦公室負責人王道明、矯玉山這些人都到會場。王道明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的支部書記，挺得力的一個小夥子，是學習毛選的積極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組織幾個身強力壯的人就站在劉少奇他們的旁邊，看到有人要接 近，馬上把他隔開。我又與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衛人員，萬一發生武鬥，隨時出動，加以製止，並且馬上就提前結束會議，由警衛局的負責人把他們送回家。我當時是這麽說的，如果在會議上出現對立、衝突情況，或者“劉、鄧、陶”他們講個什麽話來刺激我們一下，那就有可能會發生群眾性的武鬥，這樣就會給運動抹黑了。這時候，你們就必須出動警衛馬上上去製止。群眾推你們也好，打你們也好，你們都不能反抗。他們如果喊“保衛毛主席”。那你們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這就是你們的任務。而且規定，不準任何解放軍戰士帶武器，也不準任何一個群眾帶棍棒。我們的這些個布置，當時的警衛團都有紀錄可查。我布置好以後，立刻向總理、陳伯達、江青都作了報告。他們都同意，總理尤其滿意由王良恩掌握警衛，防止武鬥。王良恩為此還專門打長途電話，去向身在主席身邊的汪東興做了匯報。

 

  開批鬥會時候，我在中央文革的辦公室裏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幾分鍾要給我一個電話，報告現場的情況。而在整個批鬥會的 進行過程中，總理也派人從頭到尾地在現場觀察。我們也是十幾分鍾向他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匯報一次。 中南海批鬥會，事實上是很平和的，整個會場上，沒有出現武鬥場麵。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都在現場拍攝了新聞片。在批鬥劉少奇的會上，有個青年女幹部用語錄本要往劉少奇的腦袋上拍，因為距離遠，沒拍準。馬上就有警衛上前製止了。在整個批鬥會上也就是聲色俱厲的口水仗，劉少奇也沒有講什麽話，他知道這種時候他講話也沒有用。而發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準備的提綱發言。劉少奇平時對下麵人比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書、服務員也都很起勁地參加了批鬥。 批鬥鄧小平時候，我布置讓他坐著參與。因為主席講過，劉、鄧要分開，應該把鄧與劉區別對待。所以鄧小平是一直坐著聽批判的。 在批鬥陶鑄的時候，控製就差一點了，陶鑄和群眾發生了頂撞。當時我把防範的重點都放在劉少奇那邊了。但在陶鑄那裏雖然有頂撞，也沒有進一步的武鬥情況。

 

8 ．  批鬥 “ 劉、鄧、陶 ”時陳伯達讓家屬陪鬥

 

   在中南海開劉、鄧、陶的批鬥會，是經過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討論決定的。在這個決定上，中央的領導都在上麵簽了字，劃了圈 的。但陳伯達卻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寫了讓他們的家屬也—起陪鬥的字樣。 我看了陳伯達在批示上增加的內容，心裏覺得不對勁，可我也不好反對。

 

   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夫人兼秘書，而且她在清華大學推行資反路線，鎮壓群眾，逼死了好幾個學生，她一起挨批鬥是可以的。

 

   鄧小平的夫人卻不管鄧小平的事。

 

   陶鑄夫人曾誌，她和主席是老戰友了，並岡山的時候就和主席共過事。她在資格上和陶鑄是一樣的老革命，他們之問不是誰聽誰的。陶鑄曾經為了表現自己的黨性和無私的原則，把曾誌的行政級別壓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說“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批評了陶鑄，陶鑄這才把曾誌的級別提了上來。再說曾誌也沒有參與陶鑄的那些錯誤，她一直是希望陶鑄緊跟主席的。

 

   所以我對王道明他們作了特別的交代，我說，陶鑄的事和曾誌沒有關係，不能批判她，叫她坐著聽就可以，你們要保護好她。還要跟她講清楚，今天開這個會，是要陶鑄出來答複群眾提出的問題的， 她的任務是保護陶鑄。萬一陶鑄太激動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發什麽病的話，就去護理他。

 

   這件事後來在審判我們的時候，說三個夫人陪鬥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訴他們，那是陳伯達加上去的，不是我。他們問陳伯達，陳伯達不承認。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屬陪鬥的字樣是陳伯達的筆跡，可他死也不承認是他寫的字。後來公安部請了筆跡鑒定專家，專家的一致結論，這字是陳伯達寫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複印件和專家鑒定書，陳伯達才承認是他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