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50）

 

第二十三章   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

 

1．關於電影《清宮秘史》的一段舊事

 

    電影《清宮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電影公司攝製的，主要講述了清朝末年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後在戊戌變法期間宮廷內的爭鬥。 電影對支持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給予了肯定，對慈禧則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態度。在影片中通過珍妃之口，說出了要光緒依靠洋人、奪取慈禧的權力。同時影片又對義和團運動充滿了仇視，有許多誣蔑與不實的描述。

 

   影片完成後，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這個電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時我很年輕，看不出影片的賣國主義錯誤，隻是覺得它把光緒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極力美化。而其實光緒在曆史上沒有做出很大的貢獻，不值得那麽美化。而且有一點我也看不大慣，就是影片醜化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

 

   我老家山東是義和團的發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嶗村聽老人們講，義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國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們都被描繪成迷信、無知、醜陋、可笑的群氓。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講話之前的感覺。聽到主席評論，開始也是不懂，後來還是胡喬木的秘書商愷給我解釋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緒依靠帝國主義勢力，通過與洋人的內應外合，把權力從慈禧手中奪取過來。這是一種賣國主義行為。

 

   然而，在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主席和劉少奇對這部影片分歧嚴重。對《清宮秘史》的主旨，主席認為是賣國主義。但不是公開講的，是胡喬木反映“少奇同誌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以後，主席說給胡喬木聽的，當然主席也跟江青說過。那時主席的幾個秘書，包括陳伯達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讚成這個電影。我首先是從田家英那裏知道這些情況的。

 

   那時候，我在幫田家英做《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一次，學部有一個人打電話給田家英。過後田家英對我說，這個人叫黎澍，是學部近代曆史所的負責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宮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對江青的稱呼）叫黎澍他們找人寫的。黎澍布置了曆史所一個叫榮孟源的專家去寫了，可黎澍說文章寫的不行。江青說那你們就給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難改，所以打電話來問田家英怎麽辦？田家英對他說，那你就先印出來給江青看看再說吧！我看田家英對這事也不大積極，因為這不是他份內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後來也向我說過，當時批判《清宮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當時是電影局的處長， 她若去布置，是要經過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過胡喬木去布置的，胡喬木是中宣部的常務副部長；或者就是經過中宣部，由電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聽說這個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訓傳》之後了。1951年，《武訓傳》剛開始放映的時候，黨史專家繆（多音字，姓發 miào）楚黃剛拿到了一筆稿費， 請我和逄（páng）先知去看了《武訓傳》。那還是在《武訓傳》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後，在回機關路上三個人議論了一下，我說把一個乞丐搞成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歡這個影片。繆楚黃說，你這個人有點吹毛求疵呀。三個人在路上爭論了一番，逄先知是支持繆楚黃的。不久，主席說要批《武訓傳》，繆楚黃對我說，哎呦，還是你有先見之明，讓你說對了。就是這次，繆楚黃把他從曆史所聽說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訓傳》，還要批《清宮秘史》的指示告訴了我。他說這事比批《武訓傳》還大呢！可是，《清宮秘史》一直沒批判起來。 那時候，繆楚黃在做《毛澤東選集》的注釋工作。

 

   《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相當一部分是繆楚黃起草的，有些經陳伯達修改過，有些是胡喬木、田家英修改過。還有些是各方麵專家寫的，如曆史部分，大多是範文瀾寫的。有人說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當時就糾正了這種誤傳，他說那不是事實，他隻寫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主義思想時，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宮秘史》的問題。主席寫道：“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這以後，主席又一次說過：“《清宮秘史》五年來沒有批評，如果再不批評，欠債越來越多了。”但這部影片仍然遲遲沒有受到批評。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他們談曆史和哲學問題時，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宮秘史》，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從這時候，我才弄清楚了關於批判影片《清宮秘史》是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黨內有一些人，總是存在著要依靠外國勢力，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的思想傾向。

 

   上麵說過，胡喬木的秘書商愷，一位老新聞記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為事情牽扯到胡喬木，我就去問商愷。他告訴了我事情的原委：當年主席看過《清宮秘史》後，曾問胡喬木，你看了沒有？胡喬木說看了，那時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麽意思，就跟主席說，少奇同誌也看了，說是愛國主義的。主席當時就說，什麽愛國主義，是賣國主義！後來，主席叫批判這部電影。胡喬木就覺得不好辦了。兩個都是黨的高層領導，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批判當然可以不點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觀點，這怎麽向別人交待？別人會說我在破壞黨中央的團結！ 胡喬木當時是中央宣傳部的常務副部長，負責審讀《人民日報》。他顧慮主席和副主席的團結關係，就悄悄把這事拖了下去，沒有批判。但是另一方而，胡喬木跟劉少奇的關係的確比較好，在“一二•九運動”的時候，他就和劉少奇認識，劉少奇是他的領導。後來他在延安參加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就把劉少奇列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當然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喬木不願批判《清宮秘史》，也與他和劉少奇這麽一段特別的感情有關係。

 

   主席說《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他特別對影片中珍妃說的幾句話反感。珍妃對光緒說：“現在外國人都支持你這個皇帝，反對她（慈禧太後），你不要跟著她走，外國人打進北京來，會讓你來收拾這個攤子，外國人支持你，他們可以幫你把權力奪回來。”毛主席認為這個不行，不管我們中國人內部有什麽糾紛，都不能依靠外國人。毛主席的愛國主義思想是非常強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時還沒有公開批劉、鄧的資反路線），中央文革在北沙灘紅樓開會準備批判劉、鄧路線，會後我們討論時，就把批判帝國主義也提到了日程上。

 

2 ．文章的寫作經過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們搞大枇判，叫我們文革小組的人都要寫文章。主席對我說，你也要寫。那時我就已經在考慮對影片《清宮秘史》的批判，而且從電影資料館調來《清宮秘史》的拷貝，看了兩遍。我就向主席說，我已在準備批判影片《清宮秘史》，想把這部影片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問題講清楚。我說，主席講了那麽多年，講了那麽多次，可至今仍沒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係統地講清楚。毛主席聽了說好，很支持。我又說我對義和團這一段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說，你先寫，寫了之後就拿來給我，我給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寫了《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宮秘史》的問題，但我覺得得他仍然沒把“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實質講明白。要批判《清宮秘史》，得講出個道理。要把問題的實質講明白，這就要研究這個東西。那時候，我跟穆欣打電話，說我想寫《清宮秘史》的文章，但記不住電影中的對白，要他幫我找《清宮秘史》的電影劇本。穆欣說，這好辦，我馬上給你搞來。不到兩天的功夫，他就從電影館資料室弄來了電影劇本，叫司機給我送了過來。電影劇本弄來以後，我想，這是人家的檔案，別丟了，還得還給人家的。那時候還沒有複印機，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劇本排版，並讓他們多印幾份，不要光我一個人看，送給中央文革的成員都看看。穆欣很願意承擔這項任務，後來他在《光明日報》上獨家全文發表了那個劇本。

 

   拿到劇本以後，我翻來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說的沒錯呀，這影片確實是賣國主義，電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緒依靠外國人來推翻慈禧太後，把政權奪過來。主席說過，盡管慈禧是個很反動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場上，她比光緒要好。這麽多年，主席說了多次《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的，我和許多人一樣，都不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看了劇本，我明白了。 劇本所寫的依靠外國人推翻慈禧太後的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個思潮。主席很敏銳，說這樣做就會變成徹底的賣國主義。另外，劇本把義和團那麽一個大規模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醜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術士的迷信活動，這也是非常錯誤的。義和團的戰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國主義的先鋒。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關戊戍變法和義和團的曆史資料，在這個基礎上，並在我的秘書程理嘉等人的幫助下，用了兩、三個月的功夫，寫成 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3 ．毛主席對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號那天，我把寫好的稿子送給了主席。主席看了、改過之後，又直接退給了我。為這事陳伯達還批評過我，說沒有經過文革小組討論就直接交給主席不妥，我說因為是主席讓我寫了以後就交給他看的，總理和王力、關鋒也都對我有意見。 主席對我寫的內容是比較滿意的，說我寫得很好，但把裏邊一個大臣的名字寫錯了。我查了一下，《清宮秘史》的劇本上沒寫錯， 是我寫錯了。主席還在好幾個地方補寫了大段的話，例如，駁斥了義和團是暴民的胡作非為；表揚愛國女青年“紅燈照”等。主席還駁斥影片對義和團是迷信，是暴民，暴亂，駁道：“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主席的這段話寫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筆，幾句話就把義和團反帝這個複雜的事情講清楚了，把文章的氣勢提起來了。

 

   文革結束後，有文章批判我，可那麽多文章也沒批出名堂來。你既然說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觀點，你能批得倒嗎？

 

   然後主席就叫我把改過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組去討論。小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見。然後我抓緊時間重新修改，印出來後，我又拿去交給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後交代說，戚本禹這篇文章可用，請總理主持文革小組討論修改後正式發表。 在主席指示後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就開會討論修改《愛國主義還是資國主義》這篇文章，小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會議由總理主持。在會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讀出來，讀一段討論一段。開始我讀，讀累了，王力接著讀，王力口齒清楚，讀得鏗鏘有力。以前討論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見記錄下來然後作修改的，但這篇文章是總理邊主持會議，邊親自在稿紙上記錄，一個字，乃至一個標點用得合適不合適，都要斟酌討論。第三天上午才把討論修改過的稿子拿去改版印刷。當天下午再拿回來進行討論和修改，前後討論了幾次。有一次，陳伯達、江青下午兩點就來了，一直改到吃晚飯。 最後定稿以後，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進行廣播，然後一式幾份，交給《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新華社。

 

   這時王力問總理，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紅旗》雜誌，還是《人民日報》或《解放軍報》評論員，還是同時用幾家名義？總理說，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點名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是以個人署名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義。 我覺得這個事太大了！這是第一次公開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文章形成的過程又不同尋常，我覺得以我個人的名義發稿不大合適。所以我說，這個文章涉及的問題很大，而且經主席和大家集體討論修改的，是不是還是用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可總理講，正因為這篇文章會引起全國以及全世界的關注，按照國際上通常的做法，社論或評論員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個人署名文章，再怎麽說，也是個人文章，這是有區別的。把劉少奇的問題突然一下子作為官方文件提出來不好。還是作為個人的文章為好。總理說出這麽一番道理以後，陳伯達、江青都沒說話，康生點頭稱是。這樣就決定了文章以戚本禹個人署名發表。到關鋒起草的批劉少奇“黑修養”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就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名義了。

 

   總理又親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著名的播音員夏青、葛蘭來朗讀。在製作廣播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負責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長，朗讀的時候讀不出氣勢來，要我改短一點。

 

   3月31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也發了通稿，全國各大報紙也都刊登了。 5月間，毛主席在與外賓的談話中，把這篇文章的發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一個重要階段的標誌。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四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算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發表後，這可以算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 是主題，是正題。”

 

4 ．  發文後的反響

 

   從4月2號開始，各地群眾就開始上街遊行示威，表示他們對走資派的憤慨，一連遊行了好幾天，而且規模越來越大，這些都是群眾自發組織的，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進行任何部署。到1968年初要隔離審查我的時候，據陳伯達等人的回憶說，康生還提出，是不是再考慮一下，戚本禹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影響是很大的。 多年後，我碰到朱永嘉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的文章出來了，我們有點被動。我問，被動什麽？他說，張春橋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們麵前，說，你們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所以那以後，朱永嘉他們就拚命寫批判文章，一下子寫了三篇東西。主席看了之後說，你們不要光搞數量，質量要搞好。數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東西寫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幾篇都好。 主席曾與江青說，他提出批《清宮秘史》那麽多年來，沒有一個人寫出文章來，現往戚本禹寫出來了，所以要鼓勵他一下。

 

   江青本來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過的蔡斯照相機。我說我不會用。江青說，那你要什麽？我說我很喜歡主席寫的字，哪怕就幾個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說，主席就把他過去寫的一幅《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送給了我，而且江青叫汪東興當著中央文革小組所有的人的麵送給我的。主席的詞寫在信箋上，一張紙寫不了幾個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來以後，沒喝酒，卻覺得像喝了酒似的，捧著毛主席的手書，翻來覆去地看，一個字一個字看。從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幾次了。每次看完，都要把它鎖在小保險櫃裏。 我曾請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詞也寫了一幅字給我。我把它們放在了一起。

 

   我一被抓起來，我那個小保險櫃就被他們抄了。那個小保險櫃裏東西很多。有毛主席給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對貴州省李再含的來信的批示、主席對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檢討上的批示等等。 那些批示，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裏而收入了幾篇，但有的沒有登。在“審判”江青的時候，鄧小平他們派人到秦城監獄來審問我，來的人跟我說，你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是在全國掀起了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浪潮的。這件事是你的責任，你不能講毛主席，也不能講周總理。我說這行，反正講不講都一樣。他們又說此文章引用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假的，是誣陷劉少奇，說劉少奇是中央的領導人，怎麽可能說那種話呢？在這一點上我給了他們堅決的反駁，我說，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從天律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裏抄來的材料，這能造假嗎？如果你們能證明這些檔案是假的，你們再來找我吧！他們又與我談了要照顧大局的話，我說，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大局。後來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大地很多領域裏複辟了，他們的禦用理論家又說，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真的了，而且是“發展”了馬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