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7）

 

第二十章 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賓館事件

 

   在上海發動“一月革命”期間，江青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對陳丕顯的評價問題時，她以開玩笑的方式對主席說，“這次要造主席一個反”。譚震林就在一邊指責江青說，你還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這是膽大妄為。當時主席聽了也隻是笑笑，並沒有去理會譚震林。

 

   當看到主席真的為陶鑄的事情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一些人就起勁了，認為毛主席是要“糾正”中央文革的“錯誤”了。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央文革小組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我那段時間大都請假在家裏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沒有去參加會議。江青也隻是偶爾去參加一下。後來聽關鋒回來跟我說，當陳伯達在會上批評肖華對軍隊文革運動領導不力的時候，葉劍英、聶榮臻就跳起來了，他們指責陳伯達是想把軍隊也搞亂。這時，徐向前出來講話了，他說肖華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對。但葉劍英不買賬，對著徐向前拍桌子，反駁陳伯達。拍的時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著的一個茶杯蓋上，又用力過猛，據說他的手掌骨折了。

 

   這件事情發生後，葉劍英又到林彪那兒去告狀。他列舉了軍隊院校造反派的學員，批判軍隊幹部的種種“罪狀”，特別講到肖華被鬥的事情。肖華是林彪的舊部，林彪要保肖華。其實肖華在軍隊中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張保肖華的。葉劍英告狀以後，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去大發了一頓脾氣，把一個小茶幾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辯白，林彪就是不聽。到後來林彪要和江青一起到毛主席那裏去評理，後來據說是葉群跪下來哭求，才勸住林彪。江青回來之後跟我說，他一個病夫，我又不怕他。我是照顧大局才讓他的。

 

   其實，在當時一些中央領導人之間，這種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鬧得這麽大的並不多見。這件事情不久就被傳了出去，並很快被一些人故意給渲染和誇大了。其中最惡意的是說林彪當場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槍斃！這種訛傳，其實也是有曆史根源的。事後葉群多次來找江青，有時我也在場，葉群說，林總對葉劍英一直是很警惕的。她說，盡管葉劍英積極地反賀龍，反羅瑞卿，林總還是不看好他，說他這個人不會打仗，就會無事生非。林彪還關照葉群，叫她以後在葉劍英麵前說話要小心點。江青也跟我說，在肖華的問題上，她上了葉劍英的當。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林彪並不是像後來一些人所說那種兩麵三刀的人，他有什麽不同的意見，是會當麵跟你幹的。隻是他對他自已部下保護的很厲害。 後來在這次中央軍委的會議上，就搞了一個“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於1967年1月28日發出。毛主席批準了這個命令。這個八條命令強調了擁軍，也嚴格限製了軍隊造反派的行動。但總的來看，它對穩定軍隊，防止軍隊出現混亂局麵起了一定作用。

 

2 ．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和批“ 二月逆流 ”

 

   毛主席對陳伯達和江青的批評，林彪和江青之間發生的爭吵，在一些人中間產生了錯覺。他們以為攻擊中央文革的時機到了。而此時在上海發生的“一月革命”，則成了陳毅、譚震林、葉劍英等人大鬧懷仁堂的一根導火索。這中間陳丕顯是個很關鍵的人物。

 

   陳丕（pī）顯（偉大而顯明）是紅小鬼出身，原來一直是在新四軍工作的，陳毅、譚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級。華東的許多將領，包括許世友、葉飛，都是陳丕顯的老戰友。新四軍的這些人，和八路軍還不一樣，由於他們的力量不如八路軍大，又經常受到國民黨的圍攻，為了集中兵力對敵，經常相互支持，所以各部之間團抱得很緊。

   

   建國以後，陳丕顯是柯老（柯慶施）重視的人物。原先陳毅、譚震林都在華東局工作過，他們跟柯老的關係也挺好，他們都是聽柯老的。柯老當時在黨內的威信很高，毛主席也喜歡他。柯老就是與劉少奇的關係不好。 陳丕顯在批《海瑞罷官》這件事情上是支持江青的。文革初，江青和總理都親自找他談話，做過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站出來，支持群眾的革命造反行動。但實際上，他根據自己所處地位，他還是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對待文化大革命，他的態度和陳毅、譚震林他們是一致的。

 

   張春橋跟我說過，柯老在去世前跟他說，讓他以後有事多向陳丕顯請示匯報，所以他對陳丕顯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可是由於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的時候，未向陳丕顯請示就簽字承認了工人造反派組織，這就跟陳丕顯對立了。加上那時上海的造反派收到一個材料，說陳丕顯在十年內戰時有次曾被國民黨俘虜，當時他才十幾歲，長得又小，就被國民黨的長官收為養子，據說還叫他指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這些材料未經核實，但張春橋由此對陳丕顯有了看法。

 

   上海的“一月革命”矛頭，實際上是對著原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的。在毛主席的支持與號召下，接著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紛起效仿展開奪權鬥爭。奪權鬥爭更擴大了對領導幹部的衝擊，擴大了打擊麵。而且這些被衝擊的領導幹部在政治上的能量又是非常大的。我覺得，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考慮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人民的政權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裏，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變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讓一些人因為當官時間長了，就權力私有，變為特權階層牟取私利的工具。

 

   然而在這一 點上，可以說反對他的人那簡直是太多了。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了黨政軍內許多領導幹部個人和小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當然要拚命抗爭。 他們對中央文革支持群眾造反奪權，簡直是恨之入骨。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江青、張春橋了。這就是發生在2月16日的陳毅、譚震林等人 大鬧懷仁堂事件的背景。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總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出麵大鬧、強烈表達不滿情結的是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等 人。王力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則因為加緊撰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請假在家。王力後來告訴我，這次會議是總理主持的，原 本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但會議還未進入主題，譚震林突然向張春橋發難，他質問春橋，上海為什麽還在批鬥陳丕顯，不讓他進北京（那時各省的第一書記，多被中央保護在北京，以免他們遭受群眾批鬥），春橋答，這個問題要與群眾溝通一下，很快可以解決。譚震林沒等春橋說完，就拍了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什麽群眾呀群眾，別拿這個來搪塞我們，除了群眾，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你們就會利用群眾來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倒，老幹部革命幾十年，現在被弄得妻離子散。幾個中學生，喊個老子英雄兒好漢，就變成了反動血統論， 你們才反動呢！蒯大富什麽東西！搞了個“百醜圖”醜化我們黨，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們怎麽不管了！這個文革是黨史上最殘酷的整革命幹部的運動，就一個出海捕魚問題，你們就鬥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麵跟我說的。

 

   譚震林說到這裏，參加會議的謝富治出來講話了，他麵對著譚震林說，譚老板你也要實事求是呀！我在會上幾次聽江青說譚老板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譚老板要保！從來沒聽她說你是反革命。譚震林一聽更火了，說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稀罕她來保我！他越說越激動。突然間，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呼喊：“我不幹了，讓他們幹吧！但我要與他們鬥到底！開除黨籍，坐監獄，砍腦殼，也要與他們鬥！”這時總理把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譚震林，譚震林嚇了一跳，撲通一聲，坐下了。

 

   這時，坐在他旁邊的陳毅說：不能走，要在這裏跟他們鬥！”陳毅又說，這些家夥（指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上台，就是修正主義上台，與他們鬥！陳毅繼續說：“延安整風時，我們這些人，有總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時整我們最凶的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們擁護毛主席最起勁，最吃得開，挨整的是我們，經常挨鬥。結果怎麽樣？今天的曆史證明，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不就是當初最擁護毛主席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這些人嗎？今後的曆史還會證明，究竟誰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結果是修正主義上 台。”

 

   陳毅講話後，李先念插話，從1966年《紅旗》十三期社論，號召群眾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被打倒！李先念講後，總理當場問康生、陳伯達，十三期社論這麽大的事，怎麽沒給我們看看，康、陳沒回答。 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會議記錄，先向江青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江青覺得問題挺大，當晚即找主席匯報。主席聽他們匯報，開始沒怎麽重視，聽到譚震林發脾氣，抱起大衣要走，他隻是笑笑。但講到陳毅對延安整風的不滿時，主席嚴肅起來，特別是陳毅講到總理和他在延安整風挨整時，主席很不高興，但當晚，主席未表態而在張、王、姚整理的懷仁堂會議記錄上批示：“退陳伯達同誌。”

 

   懷仁堂會議的第二天，譚震林又給林彪寫信，大罵江青是武則天，挑唆林彪同他們一起反對中央文革，這封信我們當時和後來都未見到， 文革以後，才在中央文獻出版編輯的《毛澤東傳》中看到，全文如下：

 

   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他們根本不做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誌堅、唐平鑄等等，一係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錯誤批評過嗎？隻批評陶鑄，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陶鑄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誌就是如此。我們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

 

   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林彪當然看懂了這封信，他把信轉送主席並附信批評譚震林糊塗和墮落。主席看了後批示：“已閱，恩來同誌閱，退林彪同誌。”懷仁堂碰頭會後，17日淩晨，周總理、李先念即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財貿係統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周總理當場下令逮捕了支持財政部造反派組織、支持財政部奪權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發表了批評造反派對老幹部不講政策，殘酷鬥爭的講話，並以煤炭部長張霖之之死為例。

 

   18日，周總理、李先念又接見了財貿係統各部局的司局級以上全體幹部，並發表講話。 周總理這兩次接見，更有當場逮捕一個副部長，周總理這樣的處置與態度，直接的後果是財政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垮掉，財政部的奪權及造反派組織頭頭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與批判。

 

   這些情況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匯報材料，對我們說：這事牽涉到周總理， 你們不要亂說話，我去向主席匯報。 毛主席應是聽了江青的匯報，看到了譚震林寫給林彪的信。1967年2月19日淩晨，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謝富治、李先念等。 這次會上，毛主席嚴厲批評了陳毅、譚震林，大發雷霆之怒。據康生說，他很少看到毛主席這樣憤慨。

 

   主席說： 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持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 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周恩來安慰主席，要他不要生氣，主席又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懷仁堂事件，以辯明是非。解決不了，就召開代表大會，發動全黨來討論 。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主席的提議，從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七次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列 席了此次會議。在批判會議上，懷仁堂事件被稱為“二月逆流”。1967年2月28日陳伯達給主席送了天津小站反對文革運動的《快報》，主席批示：“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現象，值得注意。”

 

   1971年“九一三”林彪逃亡事件之後，“二月逆流”事件被重新評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了毛主席在1971 年11月14日的一段講話：“談話開始後，葉劍英到會，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 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但這段話，在《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都沒有，是葉劍英傳達的。他的傳達是否準確，尚待核對。即使屬實，我認為，主席這話也是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後，為了緩和黨內的矛盾，才這麽說的。陳毅、譚震林和葉劍英當時根本就沒有反對林彪，從譚震林給林彪寫的信來看，他還是想把林彪和他們拉在一起來反對江青的，怎麽說他們是對付林彪的呢？而且“王、關、戚”什麽時候，跟誰說過要“打倒一切”，甚至要打倒總理和老帥呢？發生“二月逆流”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親自支持和領導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毛主席自己也知道呀！ 其實毛主席一直是要保護譚震林他們的。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那時也排除了種種阻礙，到農林口對造反派講話，去為譚震林說話。講話中我特別強調了譚震林1962年反對“包產到戶”的事。對我的講話，連譚震林自己都表示認可的。1967年初財貿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總理跟我說，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確說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見中央財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告訴了他們，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團結的人，不能打倒。總理說，告訴紅衛兵可以批判陳雲，陳雲這個人一貫右傾。在困難時期 鼓吹“包產到戶”，他是最積極的。他其實就是鄧子恢的後台。他就是個小農，“包產到戶”實際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劉少奇還早呢。

 

   1967年初，國務院財貿口的吳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寫了批判陳雲的大字報和材料。陳雲的秘書周太和還有一些副部長，把當時的工作筆記都拿出來交給了財貿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陳雲的材料，組織批判。所以說，文革運動中，黨內最早提出批判陳雲的是總理，從決策到具體布置的都是總理。 批“二月逆流”後，總理還要保李先念。我跟總理說，那讓李先念先高姿態做個檢討，我們到學生裏麵給他去做工作。財金學院的造反派，根據中組部提供的鄭位三、陳少敏寫的材料，說李先念在中原突圍的時候，也支持一個“46”決定，說如果被敵人打散了，抓住了， 戰士可以投降做俘虜，黨員也可以投降，以保存革命力量。學生們認為這一決定，與劉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可登“反共啟事”自首出獄一 樣，也是叛徒行為。

 

   毛主席是不同意學生們對李先念的這個看法的，還是保李先念的。總理當然也是保李先念的。為了取得學生們的諒 解，李先念寫了份檢討，對資反路線與“二月逆流”的事認錯，叫他的蔣秘書送來給我，讓我幫他修改。他秘書送來的時候連信封上的漿糊都還沒幹呢。可文革以後，李先念卻說，戚本禹那小子，狂妄得不得了，竟然逼我做檢討，我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了。李先念秘書的夫人叫陳慧君，她和我的夫人是好朋友。她後來向人講了這些事。我覺得李先念在這方麵很不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