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6）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奪權風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參加毛主席的簡樸家宴兩天後，上海發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滿意，可是毛主席已經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他們又不好公開地去反對。當時在“工總司”成立先後，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衛隊。曹荻秋等人心裏也是支持赤衛隊的，可以此來與已經得到承認的上海“工總司” 相抗衡。但這時毛主席、中央已表態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聲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簽字同意的赤衛隊的八項要求。赤衛隊有被上海市委拋棄的感受，反過來，有過萬的赤衛隊員擁進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這個關鍵時刻，張春橋顯示了他把握政治形勢走向的能力，他及時、果斷地告訴“工總司”，應調集隊伍，把赤衛隊從康平路市委機關驅趕出去。這一事件期間也發生了一些肢體衝突，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主席決定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調查員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奪了《文匯報》的權，緊接 著《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於5日奪了《解放日報》的權。 這兩次奪權行動都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張春橋事先並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兩報奪權的批示後，馬上通過紅機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張春橋，把主席批示的內容告訴了他。從電話中聽得出來， 張春橋有些驚訝。

 

   毛主席支持並完全肯定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行動，並且認為“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一場大革命，是一個階級 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然而，張春橋在上海所麵臨的局麵是嚴峻的。一方麵，感到被上海市委拋棄的大批“赤衛隊”工人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告狀，使得許多單位的生產陷於癱瘓並造成京、滬鐵路的中斷；另一方麵，此時又現出了一股“經濟主義”的浪潮。麵對洶湧的經濟要求，抵擋不住的上海市各級領導向群眾批條子，發鈔票。他們中有些人所以這樣做，其在政治上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施加壓力。

 

   毛主席在那段時間裏對上海的情況非常關心，他讓徐業夫來跟我說，上海方麵有什麽報告，要馬上給他送去。張春橋那時也常和我聯係，不過他和我聯係大多是通過電話，沒有書麵的報告，他當時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機要部門，要發電報也不太容易。我從他那裏知道了情況就馬上報告給江青，然後江青就去報告給主席。主席在那段時間經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釣魚台，經常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到他住的小樓去開會。毛主席對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會上說了：“我就不信，死了張屠夫，就得吃混毛豬”。

 

   張春橋意氣風發，他一方麵緊緊地依靠了“工總司”王洪文這些工人造反派，讓他們到“赤衛隊”工人群眾中去作路線交底，勸說他們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產崗位去。另一方麵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來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一些機關幹部起來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後院”著了火。這時，他又支持由“工總司”聯合各個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這個由上海工人和學生群眾組織自發組織起來、後來又有機關幹部參加的“火線指揮部”，擔負起了領導全市的生產、生活正常運行的職責。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邊站”了。

 

2 ．毛主席提出向走資派奪權

 

   1967年1月8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幾十個群眾造反組織，向全市人民發布了一個“緊急通告”，號召全市人民抵製“經濟主義”妖 風，堅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戰鬥崗位，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攻。 毛主席是在報紙上看到這個“緊急通告”的，他立即給這個“通告”以高度的評價。認為它寫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報》 全文轉載這個“緊急通告”，並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於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發出 了“賀電”。而且這個“賀電”在1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

 

   正是這個“賀電”，開啟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向黨內走資派奪權，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權力係統的新階段。 關於奪權這件事，中央文革小組的所有成員，包括去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盡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裏麵都講到了要奪回被走資派所篡奪的那部分的權力。但是，這在當時都是被理解為主要是個別的組織人事調整。陳伯達那時總跟我們說， 那些老幹部，毛主席還是要用的啦。他說，解放後，連國民黨的大員，毛主席都還是用他們，更何況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幹部呢。他說，主席老講，對犯了錯誤的老幹部“火燒”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們給“燒焦”了。這說明主席還是要用他們的。咱們看不清楚，就別瞎摻乎。他說，造反派最多隻能起個監督的作用，他們不是專家，沒有管理經驗。管理國家還是要靠專家的。所以他對奪權的問題一直是持觀望態度。那時陳伯達的這個思想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江青也從來沒有和我們講起過“奪權”的想法。所以說，這個奪權的決定完全是毛主席經過他獨立的觀察和思考以後，作出的重大的戰略決策。

 

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當時就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上海工人的覺悟高，聽毛主席的話。由於毛主席支持“工總司”造反，那些原來參加了“赤衛隊”的工人很快就轉變立場，反過來支持並加入了“工總司”。而王洪文他們也采取了正確的政策方針，敲鑼打鼓地歡迎“赤衛隊”的工人回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並規定對他們不得采取歧視的態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製了局麵。

 

   上海的“奪權”過程進行得很順利。從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才一個多月就把原來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權力都奪了過來。可以說，整個上海的“奪權”過程，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和指導下進行的。

 

   鬥爭是複雜的。1967年1月下旬，上海發生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炮打張春橋”的事件。當時毛主席是明確支持張春橋主持掌控上海正在進行的奪權鬥爭。根據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陳伯達的名義及時表態，發去了“緊急電報”，很快就把這件事平息下來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很快就在全國興起一個從下而上的革命奪權運動，山東、山西、黑龍江、貴州等地方最先起來響應，緊接著是全國各省市都開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在全國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與此同時，隨著“奪權”運動的展開，黨內的矛盾更加也尖銳起來了。一些原來勉強支持打倒劉少奇的人，看到文革損害到了他們原有的權力、地位、名譽和經濟利益，從這個時候就開始站到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對立麵去了。黨內的鬥爭也進人到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