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2）

 

第十六章  張春橋處理上海“安亭事件”和中央召開工交座談會

 

1．文革運動從學校向工廠和農村的發展

 

   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布“十六條”以後，一些工廠的工人也都紛紛投入到文革運動中。按照當時原有的規定，除學校以外，工礦企業等係統 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都以原來城鄉“四清”運動的部署來進行。並且規定，學校的學生不要到工廠、農村去串聯。但是在許多工廠 裏麵，一些工人因為在運動中給黨委和領導提出了意見，而被單位的領導或者是派到那裏的“四清”工作隊，打成了“反革命”和“壞分子”，還有些人甚至遭到了非法關押和拷打。從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這些受到單位領導和“四清”工作隊鎮壓的工人們，就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來了申訴信，有些外地的群眾還來到北京上訪申訴。那時，我們接待了很多這樣的人。

 

   1960—1961年我曾在北京的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和天津的機床廠呆過。1966年9月至10月就有二七廠的工人不斷寫信給我，有的還跑到釣魚台來找我，向我反映廠裏文革運動的情況。我聽到當時國務院的一些主管工業的領導說，現在工廠也亂了，工人們都不幹活了。他 們說，工廠可不能亂，工廠的生產一停，國家怎麽辦啊。 於是，我就去長辛店二七廠裏看了一下。我在那裏看到的情況跟他們說的並不一樣。工人們照常在工作，各車間的機器也沒有停。因為大家知道，工業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一環扣一環的，你一個環節停下來，其餘的也都得受影響或者一起停下來的。所以，工廠的運動多是在下班後的時間裏搞的。一些工人去外麵參加社會上的運動，也都是在業餘的時間裏去的。不然的話，他的工資也會受到影響。

 

   經過了解，二七廠有些工人確實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壞分子、“反革命”或者是“反黨小集團”。他們中間有些人還跟我挺熟的，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所以，我就表了態，認為這樣整工人是錯誤的。工人向領導提意見是合法的。廠領導應當聽取工人提出的意 見，而不可以整工人。 我在長辛店工廠的表態，馬上就在工廠和工人中間傳開了。好多工廠，像首鋼的工人都來找我，向我控訴工廠領導，要我支持他們。 這些情況我也都向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匯報。

 

2 ．處理 “ 安亭事件 ” 與張春橋的政治膽略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發了“安亭事件”。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紅衛兵和上海的紅衛兵的幫助下，聯合起來成立全市 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請示陶鑄以後，對“工總司”的成立決定采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三不”方針。曹的這一決定得到了當時正在養病的陳丕顯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據“三不”方針處理“工總司”成立大會，結果激怒了工人， 於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國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領導人的帶領下，擠上火車進京告狀，結果火車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離市中心30來公裏的安亭車站上。工人們非常憤怒，攔車抗議，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態，承認和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是革命行動。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主持開會討論。陶鑄主張堅決要把工人的這種“不聽話”的勢頭打下去。國務院負責工業的幾個領導把難題 交給中央文革，有人還有點看中央文革笑話的味道，這從他們打來的電話中就感覺得到。京滬鐵路當時是南北經濟大動脈。其實當時上海工人並沒有全線阻斷鐵路，但是他們攔車抗議影響了好些北上列車的班次，其中還有幾趟國際列車。所以國務院管工業的同誌的意思是， 你們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麽大的事，你們去處理吧。如果我們處理不了，那麽他們就可以到主席那裏告中央文革的狀了。

 

   這件事我也立即匯集了情況向陳伯達匯報，會議決定請他出麵來處理。他先以中央的名義給華東局的韓哲一發了一份電報；後又起草發了 一個給工人的電報。陳伯達在電報中雖然表示同情工人，但並沒有承認他們是革命行動，也沒有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隻是希望工人從大局出發，回去搞生產。陳伯達起草完電報就拉著我和他一起簽字。我說，你是組長，你簽字就行了，幹嗎要我也簽呢，我算啥？他說，不行，有人說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簽字，免得人家再說你什麽。所以他硬是替我把名字也寫在了電報上麵。現在如能査到當時電報的原件，上麵應該還有陳伯達代我簽的名。但我堅持我不能與組長共簽，最後，電報還是以陳伯達一個人的名義發出。

 

   陳伯達為什麽說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呢？那是因為1966年4月初，我到上海組織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的時候，曹荻秋專門宴請了我，他還 問我在上海地下黨時熟識的同誌的情況。我有很多地下黨時的戰友在上海工作，他們跟我的關係都很好。我就向他提到顧誌剛和張效浚， 並說過這兩個人很有能力。顧誌剛是我的人黨介紹人，張效浚是我在地下黨時的領導人。顧誌剛當時已是市委機關的領導人，與曹荻秋關係很好。10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曹荻秋還請我幫他修改過他寫的檢討。所以陳伯達就說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

 

   發完電報，陳伯達還打算派人到上海去。他就找了我，說，我們要把工人勸回去。你在鐵路的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工作過，有點經驗，你去 跑一趟吧。我說，我去不行。北京的工人，二七廠有問題我還可以去，首鋼我都不見得行，他們與北京老市委關係好，他們不見得會聽我的。上海工人我更不了解了，我恐怕處理不好。我建議說，張春橋原來當過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又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領導，對上海情況他最了解，為什麽舍近求遠呢。 最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決定由張春橋去處理“安亭事件”。

 

   張春橋一到上海就直接趕到了安亭車站現場，而沒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談判，勸工人讓開鐵路，保證交通暢通。工人通情達理地讓開了鐵路。到11月12日，不到兩天的時間，鐵路交通就完全恢複正常。 然後他又勸工人們回去，但工人們卻堅持要張春橋答應，為他們在資反路線期間受到的冤屈平反，恢複他們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工人們還當著張春橋的麵控訴了上海市委執行資反路線，鎮壓和迫害工人的事實。工人們的控訴使張春橋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但是，他並沒有在 安亭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隻是堅持要工人們回上海去解決問題。但他向工人們承諾，不處理好這件事情，他決不回北京。

 

   這時，張春橋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給他的任務，隻是勸工人回廠，恢複鐵路交通。此外並沒有給他任何的授權。況且，上海市 委在批判《海瑞罷官》中態度是積極的，與江青的關係很融洽。怎樣處理這件事，關係到中央文革與上海市委的關係，頗費躊躇。 張春橋從安亭回到上海就跟我通了電話。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我知道他一方麵可能是顧忌我跟上海市委的關係；另一方麵，他更想知道江青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我就在電話裏對他說，咱們也沒有什麽別的武器，不就是一分為二，辯證法麽？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罷官》，那是正確的，我們不否認它；但是它執行資反路線，鎮壓群眾，那是錯誤的，就得檢查。他聽我這麽說，也放心了。我又跟他建 議，這事你不要去和陳伯達多說，跟他說半天也說不清楚的。你應該直接找江青去說。後來張春橋給江青打了電話，江青在電話裏叫他不要有顧慮，怎麽有利於工人，怎麽有利於工人造反派的成長，你就怎麽做。

 

   最後張春橋簽字同意了上海“工總司”提出的“五點要求”，承認他們是革命行動，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群眾組織。這是文化大革命 中，中央文革第一次與一個大省市的工人階級簽訂的第一個支持工人群眾革命造反的革命協議書。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曆史意義的重大事件。 張春橋回到北京以後，總理還表揚了他。總理當著我們的麵對國務院負責生產的那些領導說，這事你們就處理不了。張春橋去，就把問題給解決了。不過，等總理轉身走開時，我聽到那幾個人就在嘀咕，我們算什麽呀，現在我們說話誰聽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啊。

 

   可是上海市委對張春橋的意見就很大了，陳丕顯從上海打來電話，質問陳伯達： 張春橋作為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有沒有這麽大的權力，繞過華東局，繞過上海市委就和工總司簽字承認“五條”？陶鑄等一些中央的領導，甚至陳伯達也都認為張春橋這樣做，是違反了中央關於在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所以說，張春橋的簽字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的。但這件事不隻是表現了他的魄力和膽識，也說明他對主席思想，對主席要把文革運動發展到工廠、農村，是有認識、有思想準備的。

 

   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見北航紅旗的戰士時，就支持他們去工廠串聯，與工人相結合。張春橋還說：搞工廠是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 後來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親自主持了中央常委會議，主席說，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有概念的。沒有事實，怎麽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並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的，這件事張春橋是對的，是應該根據現實改變過去的政策。過去限製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規定脫離了群眾。

 

3 ．在全國工交企業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發生的爭論

 

   1966年11月16日開始，中央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會議平時都是由陶鑄主持的，總理參加時則由總理主持。餘秋裏、穀牧這些當時管國家 經濟的人、國務院各部部長、各省市管工業的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首先討論了由陳伯達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這個文件是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的。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指出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力量和最積極的因素，他們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負有重大的責任，工礦企業的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好得很，是不可阻擋的。同時指出，當前的問題，是有些單位的負責人，錯誤地把文化革命運動跟生產對立起來，有的以抓生產為借口，來壓製革命派，保護自己；有的則以不管生產，來為文化大革命運動製造困難。這兩種錯誤都是不顧大局， 違背黨的方針，嚴重違反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廠的工人群眾可以建立文革組織，可以串聯，可以與學生交流文革經驗。但必須堅持“八小時工作製”，文化革命必須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每天三至四小時，不得占用生產時間，同時又要讓工人同誌得到必要的休息。

 

   可是在陶鑄的主持下，會議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 “十二條”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參加會議的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情緒很大。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為了發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竟大聲喧嘩，離席哄鬧，說到最後許多人都站了起來。這樣就在陶鑄的主持下，由餘秋裏、穀牧具體組織有關部門的人，草擬了一個與“十二條”相對立的文件：《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 若幹規定》（簡稱“十五條”）。規定要求：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分期分批，正麵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連，堅持八小時生產。

 

   我那時因為事情很多，所以沒怎麽去參加這個會議，可是總理好幾次都叫我去參加會議，他說，你對工業的情況比較了解，你應該去參加。我在私底下聽到陳伯達抱怨說，我們這些寫文章的人，隻是小小老百姓，無權無勢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看不起我們，現在這些部長們也同樣瞧不起我們。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全部推翻，他們自已另起爐灶。 事情匯報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條”。他叫穀牧等帶人先去幾個大城市，去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然後再回來討論。 接下來的會議就由總理來主持了。總理讓國務院和中央文革小組一起坐下來進行討論，以陳伯達提出的“十二條”為基礎，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八條意見》。經討論後補充為十條。 然後主席又讓林彪主持中央常委會來討論這個“十條”。林彪在會上講了話，他講得挺厲害，他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說，我們不應該是被動地、而應該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廠、農村，進入到社會。文化大革命是“勢不可擋”的，我們不應該去擋，而應該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車，而是要擴大。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林彪對工業 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認為，工礦企業要加強政治領導。林彪對薄一波的意見特別大，他專門批判了薄一波以前在工業戰線上的一些做法。而這個時候，薄一波已經因為“六十一人叛徒案”而被審査了，沒有參加這次座談會。 總理也在會上講了話。總理說，總的來說，多數同誌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發生抵觸情緒、埋怨情緒。他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時可以坐大牢、下煉獄，現在還有什麽舍不得的？他還針對一些幹部害怕群眾的思想狀態說，要有思想準備，要經受得住考驗。過去因為工作錯誤所造成的惡果要接受教訓，受到教育，要準備接受考驗。把毛主席思想樹起來，準備吃苦，掉肉。這些懲罰是我們過去的工作錯誤造成的，我們不承受誰承受？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沒有一種精神準備不行。這個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準備，領導好了，也不至於那麽嚴重。

 

   總理的這段話，後來經常被引證來說明總理對文革是抱著反對和抵製的態度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忍辱負重，這不符合事實。事實上，以我的了解，當時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與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絕不是曲意奉承。在一些具體的做法上，由於所麵對的問題不同，或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他和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是，一般在他知道了主席的意圖之後，他會馬上調整自己的看法。

 

   總理當時在說完“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這句話之後，還對著一個領導幹部說，你當年是怎樣鬧革命的？當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獄，死都不怕，現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麽可怕？最多是掉點肉，生點病，罷個官嘛！大家要從整體來考慮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覺得總理對文革的態度是積極的。

 

4 ．工交座談會的重要意義

 

   在工交座談會上出現的這場爭論，對當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工交戰線是決定文革成敗的生死戰場。文革運動光靠 紅衛兵是不行的，國民經濟、國家大局還在工礦企業。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階級能不能行動起來，行動起來後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那邊？所以，這並不是製定個“十條”或“十五條”的問題，而是我們要不要團結起工人階級，組織起工人階級，來同走資派以及他們推行的資反路線作鬥爭。

 

   其實，拋開對文革的態度，我認為古牧、餘秋裏這些人也都是好人。王力和穀牧的私人關係挺好的，在後來王力被審查後，康生提出，說 王力以前參加過國民黨。這時，穀牧就出來說，王力參加國民黨是我們地下黨派他去的。穀牧那時是北方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穀牧在王力失勢時候還出來替他說公道話，我對他印象就非常好。

 

   我和餘秋裏關係也很好。我崇拜英雄，餘秋裏是獨臂將軍，我覺得他很了不起。 所以，我到外麵去講話總喜歡拉著他一起去。這些總理都看到了，總理對我說，你崇拜英雄，尊重老幹部，這點很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生產是一刻都不能停頓的。工廠、鐵路、煤礦、電廠，隨時都有大量的問題要處理。我記得恩格斯在哪裏講過，生產停頓兩天，一個社會就會混亂，就會維持不下去了。這是個常識性問題。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也知道，中央文革這幾個人並不能掌管好生產的。所以毛主席總是讓總理管生產，要中央文革和總理配合好，提出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革命、生產兩不誤。我們一直都是努力配合總理工作的。

 

   當時的根本問題，並不是像一些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指責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以抓革命來破壞生產。恰恰相反，是一些反對和抵製文革 的人總是在千方百計地以抓生產來壓革命。而當文革運動直接影響到了這些人的切身利益的時候，他們就不惜以破壞生產來壓製革命了。 工交座談會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這以後，工人階級作為主力軍的地位，參加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來了。文革運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