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13）

 

第八章 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中南海“八司馬事件”

   序 言

 

   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始發於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期間，延續到嗣後的反右派運動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結束。這個發生在毛主席身 邊，而毛澤東直到最後階段才知情並加以解決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義。它決不隻是“八司馬”遭受何載他們的打擊報複這麽簡單，而是反映出了當年黨內整風運動的艱難曲折和反右派運動被一些人人為扭曲的複雜曆史過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樞機構搞小動作，在毛主席身邊搞小動作，企圖滲透毛主席直接領導的秘書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邊。

 

   秘書室在田家英主要負責群眾來信來訪的時候，設有三個科處理主席的信件並接待群眾來訪：一科管東北、西北、華北（三北地區）外加 北京；二科負責中南、西南；三科分管華東各省加上海。何載當權後，成立了接見科，增設了內勤與總務科【原材料沒有這一點，隻提到五個科的設立，而又說是六個科，且列出了六個科。故增加這一句以便銜接】，並把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拿出來單獨成立一個五科。這樣總共就有六個科，各科具體分管：

   一科：分管東北、西北、華北，科長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長朱固，副科長沈棟年。

   三科：分管華東（這個科的信最多），科長馬芷蓀。

   四科：負責總務、內勤、收發信件，科長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滬，科長李公綽（chuò 俏麗端正）。

   接見科：專管群眾來訪，科長呂澄（chéng 水靜而清）。

   所謂“八司馬”是指八個科級幹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為首，林克是牽頭人。

 

   林克，江蘇常州人，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學參加地下黨，1949年北京解放後進入新華社工作，1954年秋開始擔任毛主席英文秘書。李公 綽，遼寧沈陽人，比我早八九個月進秘書室，原是東北大學的學生，精通日、英兩種外語，建國初為主席翻譯過大量的日文信件。這個人很聰明，字寫得很清秀。當時毛岸青每星期來兩次教我們俄文，要求很嚴格，我是學不進，但他學得很認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譯俄文了。那個懂六國語言的韓瑞定調到中聯部去之後，他接替韓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長，後調五科科長，監管國外來信。

 

   朱固，江蘇沛縣人，也是地下黨。他原在俄文專修學校幫師哲管幹部組織工作，因對俄文沒有興趣，而古文功底很好，處理主席信件摘要 精確、複信得當，就調來出任二科科長（我1966年代田家英職務後，曾調他到我的辦公室幫助工作）。

 

   馬芷蓀，上海人，到秘書室也比我早，她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46 年在上海即參加了地下黨，後來轉到北京，領導是後來的北京市共青團書記汪家鏐（liú 成色好的金子）。（馬芷蓀是田家英的相好，後來跟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結婚。田家英出事後逄先知遭到隔離，他寫了一大摞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還說：“我和田家英是有奪妻之恨的。”可文革後，他又肉麻地說田家英是最有才華的人，是他的良師益友。）

 

   呂澄，山東泰安人，長的高大，北師大學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見科成立時，調他任科長。在“八司馬事件”中立場 堅定，不與何載、王剛妥協，被王剛稱為頑固的反黨分子。

 

   王象乾，山東青島人，解放後進華北革命大學學習，1950年初調入秘書室。工作認真、細致，收發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當選中直機關模範工作者。

 

   沈棟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學的地下黨，和我一起從中央團校分配進秘書室。這個人黨性強，工作積極，字也寫得好，特別是小楷寫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歡他，把主席的故舊、親友等的私人來往信件都交給他管。這些信統稱舊誼，與各界名人來信一樣的重要（ 有一次，我和沈棟年一起去主席家鄉韶山，幸有張伯駒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個畫家，是去韶山畫畫的。張伯駒是個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歡李白，就 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書真跡送給了主席。後來主席把這幀李白真跡送給故宮博物館收藏了。大家都隻知道李白是個大詩人，可李白還是個大書法家。我們都很尊敬張伯駒先生，對潘素也很尊敬。）。

 

   在“八司馬事件”中，楊尚昆、劉華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不和主席以外的領導人交往，連總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給楊尚昆匯報工作。江青對他很滿意，說他在中南海不結交大人物，很懂規矩。毛主席也稱讚他“不結交諸侯”。他的組織關係在秘書室裏，常來參加支部生活會，對人坦誠。

   引發“八司馬事件”的關鍵人物是何載。何載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高中文化。高中畢業生在他當時工作的西北局已經很難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給領導當秘書，提升很快。他跟劉少奇常有來往，很受劉少奇欣賞，1949年就曾作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劉少奇率領的中央組織工作代表團訪問過蘇聯。他是1950年下半年調來秘書室工作的。 一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專門去看望過他。他初來時也是一般秘書，歸彭達彰領導，協助彭達彰工作。由於他是老幹部，在他熟悉一段時間之後，彭達彰就分了一部分領導工作給他。後來，就也當了副主任，還取代彭達彰當了秘書室的支部書記。

 

  何載掌權後不久，就調來了很多老幹部。為首的叫閆草，是個地委級的幹部，到秘書室管黨支部。其餘是：張殿科、程芝到一科；劉運到二科；袁林、馬之江到三科；叢滋榮到四科；武允勝、方世鬱、張一平到五科；王明寬、張道靜到接見科。何載實際是要用這批人來取代原來的科長、副科長。這些人後來確實都是何載的依靠力量，在整風、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鬥爭我們“八司馬”的骨幹分子。

 

   何載從西北局調來秘書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麽對待下屬和群眾，我不了解。但他來秘書室，尤其當了秘書室的副主任之後，怎麽對待下屬和群眾，我很了解。這個人很驕傲，很自以為是，待人態度非常傲慢，動輒訓下級、罵群眾，會上會下，不分場合，誰要有一點小錯，他開口就罵。他不是罵髒話，而是專門挑字眼罵，侮辱人格。秘書室有位女同誌被他罵得差點自殺。我也領教過一次。我把一個報告送給田家英（那類報告以前一直是給田家英的），何載覺得該先給他，就對我罵開了：“你長著腦袋幹什麽吃的？不會幹就別幹。你的報告不經過我，就給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實說，我自參加地下黨幹革命，還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還從沒被人這麽罵過。我也沒有遇到過他這樣攬權，還蠻橫無理的領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對他的確有意見，這決不僅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為他整個的工作作風、他對待下屬和群眾的根本態度。實際上，秘書室對他有意見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個。所以，1957年3月在毛主席發表了最高國務會議講話，號召群眾幫助黨改進工作作風之後，我們就醞釀給他提意見，由此爆發 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

 

  第一階段：從毛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之後至整風運動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內部講話後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眾響應主席內部講話精神，貼出大字報，給所在單位的黨的領導提意見。當時，我在北京市委黨校接受輪訓，由於我是中辦秘書室的，秘書室我經手的事情，別人搞不清楚，無法代我處理，我就要隨時請假回秘書室處理事情。因此，秘書室同誌們對於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什麽態度，我就很清楚。我們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講話鼓舞，也受到社會上大字報的啟發，就在一起議論給領導提意見的事，主要針對的是何載。議論的結果，就是給何載寫小字報，後來寫出的小字報 （不是大字報）就貼在秘書室的會議室。

 

第二階段：從整風運動開始後到反右派運動之前

 

   1957年4 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一次講話之後剛好兩個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在社 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大字報不再隻是像三月份那樣是局部現象了，而是一些工廠、機關、學校，都紛紛貼出了大字報，對各自單位或者機關的部分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批評。中南海內也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整風運動。我們秘書室進行一人一票的群眾選舉，選出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我得票最高，但因為不是領導，隻擔任了副組長。得票比我低的何載擔任了組長。

 

   秘書室當時有田家英、彭達彰、何載三個領導，大家對何載的意見最多。3月份，我們是在小會議室給何載貼小字報，這時我就帶頭給他貼出了大字報。由於秘書室很多人被何載罵過和粗暴對待過，都對他很不滿，我的大字報一貼，跟著貼的人就多得很。越貼越多，就把秘書室的小會議室貼滿了；繼續貼，就貼到走廊上和大門外的牆上去了，還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在內的很多人來看。那時，秘書室在中南海丙樓的一樓辦公，同一院區的甲樓住著劉少奇，乙樓住著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載兩個問題：一個是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不平等對人；另一個就是和群眾沒有感情，對群眾來信來訪反映和提出的問題不認真處理，能推就推，甚至幹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報說，何載到處吹捧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說赫魯曉夫是發展了馬列主義等等。諸如此類。我反映的問題是實事求是的。他動不動就訓人、罵人都是事實，盡人皆知；我批評他那是欺負群眾， 是不平等對人，也沒給他扣帽子，是讓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他也承認我說的是事實，隻堅持認為其他幾個人的大字報是造謠）。

 

   大字報開始都隻批評何載，後來就不點名提到“辦公廳領導”。主要原因是，有些辦公廳領導，如楊尚昆，的確是和何載一樣脫離群眾，有嚴重的官僚作風。例如，剛解放不久，有個陝北的勞動模範老楊來訪，辦公廳就沒有領導出來接待。這個老楊，在黨中央還在陝北的時候，住得離毛主席、楊尚昆都不遠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楊尚昆還常去他家裏吃飯。可是這個老楊來了，楊尚昆都不出麵接待一下。我把老楊來的事反映給主席，主席很快就出來見了他，還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見了，楊尚昆或者其他辦公廳領導還是不見；再如，有不少高級幹部的家屬來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級幹部進城後的變質行為，說一些高級幹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慣原來的老婆了，要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歡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從艱苦的革命年代過來的，資格都很老，級別也很高，還都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反映的問題又是很嚴重的，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幹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但辦公廳沒有一個領導出來接待她們。後來我寫了報告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到這麽多問題，很生氣，叫羅榮桓去調查、召開會議拿出處理意見。主席有了指示，楊尚昆他們就起勁了，說：“下次再來，你報告上來。”可這也是說說而已的，下次來了， 他們還是一個都不出來。所以，在給何載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就把這些情況也有分寸地帶出來了，而且沒有點楊尚昆的名。

 

第三階段：在 6 月中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期間

 

   反右派運動開始後，那些我們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人，實際就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楊尚昆，開始追查貼大字報的事情，矛頭對準的就是八個積極分子：林克、李公綽、呂澄、朱固、沈棟年、馬芷蓀、王象乾和我，認為我們寫大字報給何載和中央辦公廳個別領導提意見，是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是反黨，要把我們打成右派。秘書室主任田家英和副主任彭達彰，在觀點上是支持我們的，因而遭受牽連，而且彭達彰已被決定調離秘書室。具體布置追查的是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何載則唆使自己調入秘書室的那批人貼出大字報，說我們反辦公廳的領導，是想把中南海搞亂。楊尚昆、何載他們這個搞法和當時社會上搞擴大化的情形是一樣的。當時，社會各界許多單位、機關和學校，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風運動中，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向本單位的黨組織和個別領導提出意見的人（有些意見無疑是正確的），當作是資產階級右派來進行打擊。

 

   我們當然不服，因為我們大字報提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們就反抗，堅 持認為我們是根據毛主席的報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向領導提意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怎麽是反黨呢？這樣，就開始了雙方的大字報辯論。我們抓住他們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來進行反擊，堅持說真正的右派不是我們，而是何載他們。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黨演講，何載還專門派人參加。何載自己支持林希翎（líng）的一些觀點，倒可能是反黨的。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係學生，滿口新名詞，還懂法國文學，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之後，就聽她的了。王文把談的情況報告給何載，何載就說她“大膽、勇敢、有才華”。 王文後來就根據這個精神，去北京大學參加林希翎演講會，林希翎還在會上指著王文說：“今天，中央辦公廳特派了王文同誌來參加我的演講會”，讓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誰是右派？我們下麵大字報這麽爭論也不能決定，直到 1957年秋季，全國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聲了，我們中南海這個爭論卻還是懸 而未決。這就要提交給上級黨委，即中直機關黨委來解決了。

 

第四階段：  工作組進入

 

   1958年初，中央辦公廳派王剛來秘書室接替何載的工作。同時，經由楊尚昆同意，以中直機關黨委的名義，向秘書室派出劉華峰（中直黨 委副書記）、曉嵐 （中直機關人事處長） 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正是這個工作組，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集團。據何載後來講，上麵的領導在派曉嵐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何載自己提出的意見：我是老幹部，隻是有些錯誤，但不是反黨；他們八個是反黨的。這個工作組在中直機關黨委的支持下，從1958年3月到4月的兩個月的時間，發動群眾批判我們，在大會、小會 上鬥爭我們（是言論的，不是肉體的。我們後來批判他們，也是言論的，沒有肉體的。雙方都是文明的）。我這個名義上的秘書室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沒有了發言權。

 

   工作組汙蔑我們不要黨支部、不要黨總支領導、不要中直黨委、不要辦公廳的領導，名義上是促進派，實質上是取消派，是馬爾托夫。他們還從個人曆史上做手腳：說李公綽曆史上參加過國民黨；1948年國民黨平津大搜捕，許多黨員被捕，林克卻安然無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 徒）；把我們八個人打成以林、李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其實，我當時貼的大字報是最多的，但因為我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大家認為我這個人說話實在，不說假話，曆史又過硬（何載也承認我的大字報說的是事實，隻是不承認別的幾個人寫的，說那是造謠） 。所以， 他們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這次批判的來頭很大。在中南海貼大字報這個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在我們批判何載支持林希翎的大字報貼出期間，劉少奇還來看過大字報，我已經聽說了劉少奇表態說這樣搞不好。劉少奇妻子兼秘書王光美退送相關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給我的，現在都不退送給我了。我的預感在何載自己後來的說法裏得到證實，他說中南海的高級領導提出，在中南海寫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這裏麵有問題，為什麽要在中南海這麽搞？這高級領導人何載沒說是誰。但是從他的前言後語來看，是比辦公廳的領導楊尚昆還要高的，那不是劉少奇，就是鄧小平了。

 

   關於李公綽參加國民黨，那是他在東北大學讀書時，在抗戰勝利的時候集體加入的，後來他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就加入了共產黨。他這個 曆史是清白的，在當時也算不得是什麽大不了的事。1953年審幹的時候，我是審幹委員會的委員，了解他的情況（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 他這個問題，害得他想自殺，是我出來為他講了話，他才沒有出事）。林克則是地下黨的老黨員，燕京大學畢業，英語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書和正正規規的英文老師。他是專門搞“參考消息”的，經常和主席一起討論國外的事情，知道許多核心東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組把林克找回來鬥不說，還把他隔離起來。

 

   工作組甚至布置人跟蹤、盯梢我們。有一天，我去彭達彰家，剛就被暗處跳出的人一把揪住，帶到工作組。這個人叫方世鬱，原來是青島公安局的。這就是說，他們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有準備的從外地的公安部門調來了人手。我當時就提出了抗議，說這是搞非法監視，但曉嵐不敢承認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們宣布我們為“反黨小集團”的結論都已經寫好了，還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經說好了，叫王震準備接受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我們心裏也都很清楚這些，都做好了離開中南海去新疆勞改的準備。

 

第五階段：毛主席知情並親自解決問題

 

   就在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去新疆勞改的時候，整個事情突然發生了逆轉。當時在廣州毛主席要找英文秘書林克，怎麽都找不到，就有人說這個人犯了錯誤，是“反黨小集團”分子，正在接受隔離審查。主席大吃一驚。他信任的英文秘書成了“反黨小集團”分子，在受審查，還隔離了，連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驚嗎？主席一直和林克談得很多很好，對林克很了解，說林克反黨，主席當然不能相 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廣州去。這樣林克就在隔離中被放出來，趕到廣州。林克見到主席後嚎啕大哭，把中南海發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分子，要下放新疆勞改的事情都給主席說了。毛主席熟通曆史。我們受到工作組打擊的人正好是八個科級幹部，田家英和彭達彰兩個人級別比我們高得多，在觀點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所以，毛主席在聽了林克的申訴後就聯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還說：“現在我們這個中南海又出現了新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我不允許這種曆史上的反動事件在我身邊重演”。這是林克後來跟我說的。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過林克的匯報了解到秘書室存在兩派的爭論和我們這些人遭到鬥爭的具體情況之後，就讓秘書徐業夫、高智，去把兩派的大字報抄寫來看看，凡是說林克他們是反黨的和林克他們申辯的都抄來。徐業夫、高智連夜就來抄了，抄的很認真。主席身邊的秘書來抄大字報了，這是一個特別的信號。工作組本來已經準備要宣布我們為反黨集團了，還給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讓他準備接收我們去新疆勞動改造，一看主席過問這件事起來了，就馬上停下來看風向，連開會鬥爭也暫時不搞了，都等著毛主席那裏的消息。

 

   毛主席5月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來之前，就已經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來後也不馬上表態，而是親自作調查，當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書屋親自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副書記曾三、劉華峰，中直機關人事處處長曉嵐；秘書室領導田家英、彭達彰；林克、李公綽等涉事的八個科長；還有鄧力群（中央辦公廳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東冶（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王剛、閻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會議成員的身份參加主席親自召開的會議，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組定為是“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心裏是七上八下的，很緊 張。正式開會之前，毛主席對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問一下情況。他先問李公綽是哪裏來的？什麽學校畢業？李公綽說他是東北大學畢業 的。然後就問我。我有點不好意思，回答說：“我沒上過大學，是個中學生”。不料，主席竟高興地說：“我和你一樣，也是中學生。師範畢業，還當過小學教員呢！”聽了主席的話，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穩下來了，就覺得事情可能沒有那麽嚴重了。因為主席不會跟一個反黨集團的人這麽說話的。

 

   主席讓工作組的人先講，王剛不吭聲，曉嵐就出來說話，她講述了我們如何進行非組織活動，如何揪住老幹部不放，如何寫大字報攻擊黨的領導等等。她講完了，主席接下來就叫我們講。我知道他們在抓李公綽曆史上的把柄，李公綽講話可能底氣不硬，田家英、彭達璋又不便講，林克已經都跟主席講過了，不用再講了，剩下隻有我講了。我就站起來說，我們是響應主席的號召，主席的二月講話（指毛主席 1957年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怎麽怎麽講的。毛主席一邊聽一邊點頭說：“我是這麽講的”。這樣一來，我就更有勇氣申辯 了。我說，我們是響應黨的號召才給領導提意見的，目的是幫助領導改進作風，搞好工作。秘書室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些領導高高在上，不肯接見群眾，就是官僚主義，肯接見群眾的是彭達璋。田家英那麽忙，可也接見過群眾（這時，田家英接過話頭，說自己也是有官僚主義 的）。我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就把我們說成是右派，是反黨，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們倒不反對，還說她是“大膽、勇敢、有才華”，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講，他們還派了王文去參加。林希翎當場就炫耀，中央辦公廳今天派了人來聽我的報告。這不是長右派誌氣，滅左派威風麽（主席聽了頻頻點頭）？所以，他們右派不反對，倒把反右派的人誣成右派，打成反黨小集團。

 

   主席聽了我講的這些，就問他們：“那麽，他們（指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麽反黨的事嗎？”楊尚昆、王剛他們都沒有說什麽。這時，曉嵐又講話了：“他們攻擊中直黨委，他們的大字報就是對著楊尚昆的，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是反黨嗎？”主席一聽，就 說：“噢，反對楊尚昆就是反黨？”楊尚昆連忙說：“不對，不能這麽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的，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才叫反黨”。 主席接著說：“你們代表兩派，對立的兩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紅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邊，是支持左派，反對右派的，主張拔黑旗，插紅旗”。毛主席又問：“誰是王剛？”王剛站起來，主席看了看他說：“久仰大名！”，緊接著就毫不客氣批評說： “你是一派領袖，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幹盡了壞事。上邊還有人支持你，總支、中直黨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興不起那麽大的風浪。你們的錯誤，不是一般性錯誤，而是方針路線的錯誤。你們繼續執行了何載的路線，按照何載的《建議書》辦事。你們插的是什麽旗？是紅旗、灰旗還是黑旗？我看不是紅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見，今天立即召開秘書室全體工作人員大 會，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展開討論，揭蓋子。”——“八司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據主席這一番講話來的。主席這裏所說的何載建議書，是指前麵交代過的何載曾向王剛、曉嵐工作組建議，說他自己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而我們這些人則是反黨。我們這些 人是利用他的認識上的錯誤來企圖打倒老幹部，反對黨的領導。所以建議王剛、曉嵐對我們開展鬥爭。

 

   主席還問楊尚昆知不知情。楊尚昆這個人相當事故，一看到這個架勢，知道氣候不對，就說：“這個事情，我一直忙於工作，沒有時間， 所以也沒抓，沒有很好了解”。彭達璋把方世鬱盯梢的事說了，主席聽了勃然大怒，說：“把對付敵人的手段拿來對付人民群眾，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貝利亞，決不允許。”說完他拿眼睛看著楊尚昆，楊尚昆低頭不語。

 

   看到局麵有些僵，鄧力群就出來打圓場。他先說了把青年積極分子打成反黨集團是不對的，接著又說青年人容易偏激，貼大字報，有點類似延安時代的輕騎隊。他認為兩方麵都有缺點，兩方麵應該團結起來搞好整風和反右派。主席聽了後說：“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有什麽錯？如果給領導提意見就要挨板子，那麽這樣，他們都還年輕，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風的”。聽主席這麽講，鄧力群就馬上起來作檢討（後來我調到《紅旗》雜誌社時，已在《紅旗》雜誌社擔任副總編的他還熱情地對我說：“當年‘八司馬事件’，我說應該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評，那是我錯了。青年人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整風，何錯之有！”）。

 

   當晚八時多，秘書室召開全體人員大會，楊尚昆這次還是很實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講話向全體人員作了傳達。許多 人聽了以後熱淚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聲，直至午夜仍不肯離去。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眾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後，就返回北京主持了群眾和學生的平反。在全國各地平反會上，很多人也是在獲得平反後痛哭流淚，齊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離開會場。

 

尾 聲

 

   因為毛主席的及時介入，我們“八司馬”獲得平反，最終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小集團”。“八司馬事件”就此告終。

 

   在5月3號晚 上的會議之後，中南海又召開了有中央辦公廳各部門的幹部參加旁聽的揭批大會，會議一連開了七、八天。這些會議是在春藕齋開的，雖是由“八司馬事件”引出，但從性質上講是肅清“八司馬事件”的不良影響，已經不屬於“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了。

 

   當然，我們八個 人都參加了這些會議，而且我們得到平反後，是處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來整我們的人成了批判、鬥爭的對象。批判、鬥爭，都不是肉體的，而是辯論觀點，跟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是一樣性質的。他們當時批判我們很文明，我們這時候批判他們也很文明。

 

   在“八司馬事件”中犯錯誤的人是包括楊尚昆在內的一批人。在這一係列會議結束後，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何載、王文等四 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個是支持“八司馬”的，叫×××，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是在黨校因為其他事情被定為右派的——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著）。開除黨籍，降級下放。王剛、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等八人也受到了黨紀處分。

 

   在“八司馬事件”之後，他們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他們都對毛主席都有些不滿，都同情彭 德懷。北京市委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上來，又把他們調回來整風，傳達廬山會議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關於他們的情況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說：“你們看，讓犯錯誤的人自己下去勞動，也沒有照顧和關心他們，他們當然會有情緒。他們以前做的事是錯誤的，你們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應該帶著他們下去勞動，一起勞動鍛煉，一起改造思想，並以身作則，做他們的榜樣，讓他們慢慢認識自己的錯誤，把思想轉變過來，轉變為黨的好幹部。”

 

   田家英傳達了主席這個指示之後，我就主動報名去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從徒工做起，一邊勞動，一邊了解工業，並帶上他們十來個犯了錯誤的人一起去（閆草請病假沒去）。我們在一起勞動了一年多，回來後我就向毛主席報告撤銷對他們的處分，都安排了合適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還有繼續留在秘書室的。何載是老革命，他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確實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對的，因為打成右派就是敵我矛盾了，那時候也還沒有毛主席與劉少奇的“兩條路線”。楊尚昆將何載的問題定性為“內部矛盾”後，何載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庫勞動。

 

   王文原來是北京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的一個支部領導，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還是不錯的。他是從北京市委辦公廳副 主任任上，調來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裏當我的副手。這個人工作很勤懇，就是在整風運動時有點迷裏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響，被她說服了，又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認為斯大林搞法西斯專政，殺了那麽多人。在當時來講，王文這個錯誤就很大了。

 

   王剛隻是秉承了上麵的意見，執行的是楊尚昆路線。毛主席說了那是”拔紅旗插黑旗”，那總要找幾個責任人，既然王剛是接替何載的， 那就要找王剛了，給了他一個留黨察看的處分。同樣，拋開政治見解，路線問題不談，我覺得這個人也是不錯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機車廠的人就包括王剛。從二七機車廠回來後，我給主席打報告，撤銷了對他的處分。

 

   曉嵐其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紡織廠出身的黨員，對黨有深厚感情，後來當了紡織廠廠長，再後來調到中直機關當人事處處長。在“八司馬事件”中，她是中直黨委派來的工作組的副組長，可以說是奉命來整我們的。她堅決站在楊尚昆那邊，她的概念很天真：誰反對中央辦公廳的領導，誰就是反黨。所以，她犯錯誤隻是認識問題。5月3號她“頂撞”了毛主席，中直機關黨委就準備拿她當替罪羊，說她犯了大錯誤，準備把她劃成犯了右傾路線錯誤的人。我不同意這樣處理她，站出來為她說話。我說：“曉嵐處長隻是執行了中直黨委的意見，不了解更多的情況。她就跟主席講了那麽一句話，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這種認識，一般人都能理解。她隻是工作方法上有錯誤，不是一個拔紅旗插黑旗的人”。曉嵐和王剛一樣是執行楊尚昆路線的，楊尚昆這個中直黨委書記沒事，倒要搞底下的人，這個理不順啊！

 

   還有其他同誌和我一樣，也認為曉嵐隻是在毛主席調查的時候講了自己的觀點，算不得頂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觀點，也沒有批評她。所以，我們不建議給曉嵐處分。但中直黨委最後還是把她處分了。

 

   1960年我帶他們犯錯誤的人去二七機車廠，考慮到曉嵐對黨有感情，犯錯誤隻是認識問題，而且對待錯誤的態度也好，又是一個女同誌，與我們十幾個男的一起勞動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領導鄧典桃講了我的意見，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勞動了。曉嵐原來是鄧典桃的秘書，鄧典桃當時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長征幹部，他聽了我的意見很高興，就把她繼續留在人事處工作。文革中，曉嵐變成造反派了，因為她對在“八司馬事件”中的經曆有深刻的教訓和體會，就告訴其他人，說毛主席對待給領導提意見是有區別的，給黨的領導提意見是可以的，隻要提得對，還是好同誌，就是提錯了，也不能劃成右派。這樣群眾就很擁護她，她在單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領袖了。

 

   後來我聽說，1968年我被打成反黨進了秦城之後，在江青、總理批判我的時候，曉嵐站出來說：“據我了解，戚本禹是個好同誌，不是反黨，可能這裏有誤會。”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聽說因為這個事有人要整她，但沒有整倒。曉嵐年紀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還活著。

 

   李東冶是老幹部，在“八司馬事件”之前就是部級，後下放當了個縣委書記那樣的官，那是困難時期，他雖然沒有怎麽勞動，但也沒有餓 飯。1961年我給主席打報告，請求給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廠的人取消處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楊尚昆順著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機 關整過我們“八司馬”的人，包括劉國峰、李東冶的處分，也都取消了，還給李東冶恢複了部級，讓他當了遼寧省委書記，再後來當了冶金部長。

 

   毛主席記憶好，一次在一個報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說這不是那個搞黑旗事件的人嗎？怎麽升這麽大官了？我說不給處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錯誤怎麽還升官呢？主席這麽一說，楊尚昆又把李東冶擼下去了。其實說他升官也談不上，他原來就是省部級的。他的那些人也跟著下去了，他們就埋怨我，說你這個戚本禹報複起來也太厲害了。跟你勞動的人，都取消處分，分配工作了。我們也下放好幾年了，我們也不歸你管，你怎麽跟主席報告，又把我們的職務撤銷了呢？

 

   我跟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合得來，我跟他說，我真冤枉，那哪是我報告給主席的呀！【之前來的材料說法是：王剛他們見到《人民日報》的報道，就有意見了。他說是他們派我去秘書室的，我是按照他們的意見辦事的，結果犯了錯誤，下來勞動，可他們倒反而升官了。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不能這樣不平等吧！這不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我把王剛的意見報給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給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錯誤反而升官，是怎麽回事？要鄧小平去查。後來就把他們降了級。所以他們對田家英和我的意見都很大】

 

   劉華峰原是中直黨委書記，在“八司馬事件”之後，調到陝西省當了書記【此一說法也是國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確切？是之後立即調去的，還是跟李東冶一樣是1961年楊尚昆借機恢複他們的級別後調過去的？】

 

   那個跟蹤監視過我的方世鬱，是被劃了右派的。他當時態度很不好，亂講話，群眾意見很大，劃他右派時，全室的群眾百分之百的讚成。但現在看， 他也隻是亂講話，並不是右派。

 

   我們“八司馬”在這個事件之後的人生際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樣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後，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借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餘黨，但沒有成功。再後來，汪東興插手秘書室（當時秘書室已改組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秘書處了），也把“八司馬”中的六個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餘黨”，送進了學習班。

 

   林克擔任毛主席的英文秘書一直到1966年夏，1970年後在新華社和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

 

   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這個“八司馬事件”來教育黨內幹部，不要壓製群眾意見，要讓群眾說話。事件剛一結束，毛主席就把它作為一個冤案批給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各部委的領導人，但未得到響應。在1958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會議前夕，毛主席還讓林克和我準備個發言稿，就這個“八司馬事件”到八大二次會議上去做個發言。可後來鄧小平以會議議程安排太緊為由，取消了這個發言。如果我們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或可能對當時阻止反右派進一步擴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處，或者對錯劃右派的甄別摘帽會有很多幫助。可是鄧小平耍了手腕，把這事給壓下去了。

 

   此後，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種場合提到了“八司馬事件”，在一次給華東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馬事件”時，還用了“看了催人淚下”的詞句。

 

   1976年，毛主席逝世。又過了三年，即1979年，“八司馬事件”就被翻了過來，說“八司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製造了何載、王文、曉嵐等人的冤案，中央對於當年“強加”在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撤銷，恢複他們的名譽。

 

附文一

 

容全堂的 “ 曆史真相 ” 在哪裏？

 

   何載的兒子容全堂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文革預演和試驗：中南海“黑旗事件”的曆史真相》一文。該文是根據1979年平反“八司馬事件”的調子寫出的，對很多人的口味，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轉載或者部分內容的引用。

 

   容全堂為自己的父親樹碑立傳，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30多年來一貫流行的“稀釋事實，扭曲事實，改裝事實，傾瀉個人主觀觀點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現實政治需要，有意挪動骨幹事情的實際發生時間以建立某些事實之間本不存在的邏輯關聯或者顛倒它們的邏輯關聯”等手法，將猜測、臆想、以訛傳訛、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現實政治觀念雜糅起來，就把一個真相本來清清楚楚的事件，寫得毫無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裏說：“何載以負責人的身份對好的給予表揚，對不合時宜的提出批評，難免有時方式方法比較簡單，有時顯得急躁 一些，尤其是對幾位年輕幹部要求嚴，批評多了點，個別同誌由此結下了思想疙瘩”，“趁著整風運動的勢頭，戚本禹等人貼出大字報， 羅列了何載子虛烏有的三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把一些同誌在會議上的發言，向組織的思想匯報……采取無中生有、斷章義，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麵和不實之詞張貼大字報”，“除大字報外，還多次召開對何載、王文的批鬥會，會上居然出現過推搡、 打人等現象。更為嚴重的是還發生了幾起查抄事件”。“1957年整風期間，社會上有人因寫大字報進行大鳴大放，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則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寫大字報開展大鳴大放，把其他同誌定為‘右派’分子”，“受一麵之詞和片麵匯報的影響，最高領導人一邊倒的態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實施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有70多人的中秘室， 王文、何載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王剛（已故）等18位同誌做了‘反黨錯誤’的結論和處分”，“中南海‘黑旗事 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帶著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預演所取得的經驗，8年後榮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在容全堂寫出的“曆史真相”裏，何載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不尊重下屬、不平等待人，變成了既表揚人，也批評人，隻是批評人“顯得急躁一些，“多了一 些”；我們給何載提出的“三條意見”，都變成了“子虛烏有”的誣陷；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借故對我們搞斷章取義、上綱上線、 扣上罪名，變成了我們對他們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扣他們帽子。1957年我們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變成了何載被我們打成右派，而我們在繼1957年被何載他們打成右派之後，又在1958年，被何載的支持者楊尚昆操縱的工作組打成“反黨小集團”，變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領導人”派人把爭論雙方的大字報都抄去看、抄去分析，並和爭論雙方和相關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做現場調查，自由聽取雙方的陳述，最後根據雙方實際所為做判定、做結論，變成了最高領導人“受一麵之詞和片麵匯報的影響……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也是我們這些小科長們就可以“加以利用”的麽？實際上，毛主席總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現場調查中得知有人對我們搞跟蹤、盯梢， 就批評“是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革命群眾”。

 

   在八年後發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樣堅持這個原則，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擊的清華學生“智擒”王光美之後，也嚴厲批評學生不能 用對待敵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對待黨內同誌，而且在周恩來、林彪簽字的王光美專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證據”，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擊。這都說明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這樣一個革命領袖、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受（幾個小科長）一麵之詞和片麵匯報的影響，對黨內同誌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容全堂還完全不負責任地說我們在批判何載的時候對何載“推搡、打人”，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事實是，何載他們起初批判我們，上午，下午，有時晚上，都是文明的，沒有推搡、打人的事。後來事件翻過來，大家發言，指出他們的錯誤，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沒有什麽“推搡、打人”， 更沒有進而發展到“幾起查抄”。就是說，在整個事件前後，無論哪一方占了上風，都沒有向對方搞肉體批判。

 

   在春藕齋開會辯論，他們都是坐著的，從來沒叫他們站起來過。當時是曾三作的記錄，記到後來，他就寫條子給我，那條子現在都還在。上麵寫：“主席（當時我是會議主席），現在我頭痛的厲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讓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還是其他什麽人也好，凡是說有“推搡、打人”，或者說“抓臉、揪頭發”之類，都是備有用心的胡說八道。那個時候，就是社會上的辯論也沒有推搡、打人的，遑論中南海裏麵？說“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後來人對當時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證據，搞有罪推定。

 

   容全堂還暗示“戚本禹進入中央文革，就是因為在這起事件中獲得了汙蔑陷害別人的經驗，被毛澤東看中了，8年後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我戚本禹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即使是“帶著這個事件的經驗”，也和這個事件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要是有的話，那其 他也有這個“經驗”的人怎麽就沒有“榮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呢？我進中央文革是因為我此後八年的綜合政治表現和學術成就，而不是什麽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經驗，具體說是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毫不動搖的堅持和我繼1963年寫出《評李秀成》一文之後，又寫出 了多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設想和建社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現實要求。

 

   引用到這裏的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曆史事實，還隻是容全堂“曆史真相”裏的部分內容。他的整篇文字表達的東西，簡直就是在講天方 夜譚的故事，而不是在寫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說“毛澤東主席餘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3次以秘書室整風為話題，引申出要‘插紅旗、標 新立異’，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而且還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移花接木， 把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學界的爭鳴與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掛起鉤來，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間的聯係，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預演和試驗”的立論。

 

   “八司馬事件”，表現形式上的確就像是一場“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預演和試驗”。因為當時毛主席和黨內其他同誌，都沒有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八司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沒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時搞“文革預演和試驗”。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預演和試驗”，那麽，不同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的人，就會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樣，從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階級立場去看待和理解這場“預演和試 驗”，得到的政治和階級含義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裏，林希翎來秘書室不是在整風運動之中，而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後，而且是來請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沒有在整風運動中接待過她，更沒有到北大去聽去支持她那些導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講——林希翎是因為她在整風運動時期在北大發表講話，散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公開的直接的反社會主義言論，而在反右派運動開始後被劉少奇親自確定為右派的。這是眾所周知的。

 

   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實，而是故意錯置時間順序，罔顧事實。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親何載在“八司馬事件”中，就沒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說他被打成了右派，還說他是第一個被加上“黨內”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據是什麽？何載、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馬事件”之後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為在“八司馬事件”中的表現和做法違背了黨內民主原則，混淆了敵我矛盾等錯誤，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馬事件”本身的內容。我們“八司馬”是何載的下級，都是沒有權力給他們帶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 （田家英、彭達彰），也沒有這樣的權力。可是，容全堂為了掩蓋何載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打擊迫害我們的曆史真相，同時製造一個何載他們被我們打擊迫害的“曆史真相”，就說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比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慢了半拍”——社會上反右派運動結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運動才開始。可是，無論容全堂怎麽製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運動都是和當時全社會的運動完全合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正是在這個基本事實下，是何載作為秘書室的領導，要把我們這些給他提意見的下級打成右派，而不是我們這些下級要把他這個上級打成右派。請問容全堂，黨內生活中，下級可以給上級做組織處理的結論嗎？容全堂連這樣的常識都不能麵對，就隻好製造一個毛主席被我們小科長“利用”了的“真相”出來。

 

   夠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對“八司馬”的對立麵盡情頌揚，對毛主席和我本人公開地用“春秋筆法”進行“筆則筆，削則削”，而且還對另一位當事人林克堅守自己的觀點表現出很不尊重，他寫道：林克在香港回歸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人間相》一書的說明中提到， 當此書成稿時，經再三考慮還是加上了“中辦秘書室整風——‘黑旗事件’始末”一個章節，依然堅持用1958年盛行的極“左”觀點 寫“黑旗事件”。 為什麽林克就不能堅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堅持1958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須按照後來的政治觀點來寫“黑旗事件”？後來給出的所謂“極左”，具有特定的含義，與當時的“黑旗事件”根本掛不上鉤。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極左”，那顯然是何載及其背後的支持者是“極左”，是“極左”給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進而打成“反黨小集團”，這不是“極左”，是什麽呢？毛主席是及時製止了他們“極左”行為，把一起何載等“極左”分子對“八司馬”製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

 

   現在的曆史寫作，濫用“極左”一詞，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說成是“極左”，還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過的任何事情，都要說成是“極左”。所以，“八司馬”就成了“極左”分子，毛主席給“八司馬”平反也成了“極左”行為。照這個邏輯，1949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打小日本，打國民黨，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也是“極左”了。這真是荒謬之極！

 

   我是“八司馬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而且，就給何載寫大字報而言，我的確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於何載等人對我們搞 打擊報複，後來的事情都脫離了我個人和我們八個人的控製。這正是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轉，我們才獲得解放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後，這個事件再次翻轉過去了。現在，我已經把知道的都寫在這裏了，對曆史做了一個完整的交代，算是向曆史作一次證。這個作證等於是為那些曾經遭受何載和工作組打擊，後被毛澤東主席解救出來，現在又重新遭受汙蔑卻不能再做申辯的逝者說幾句公道話，也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貫的黨內民主作風提供一點證明。

 

   容全堂可以繼續抹黑我本人，繼續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繼續抹黑毛主席。但是，處理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敬請還是下筆謹慎一些，留給後人一些真正的曆史真相，不要為現實政治主導下的主觀觀念所支 配，留給後人一堆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曆史垃圾。畢竟，曆史和嚴肅的曆史研究者對於這樣重大的事件終歸是自有判斷的。

 

附文二

 

“ 文革 ” 預演和試驗：中南海 “ 黑旗事件 ” 的曆史真相

榮全堂發表在2007年第12期《炎黃春秋》上的全文

 

   《楊尚昆生平紀事》一書記載：“1958年春，毛澤東認為中辦秘書室在整風反右中‘扶右反左’，楊尚昆因此受到批評。”據當年在中 南海經曆過這段曆史的同誌回顧，該書所說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評”是指撤銷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 (簡稱：中直機關黨委)及楊尚昆擔任的黨委書記。筆者通過翻閱資料及走訪一些當事者，以“回歸”當年的事實真相。

 

   中辦秘書室的整風是“文革”的預演

 

   1956年黨的八大以後，何載同誌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簡稱：中秘室）負責人、兼任中南海黨總支書記（下屬：居仁堂後樓支部、機要室 支部、秘書室支部），主持秘書室的全麵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員70多人，從閱曆來講，主要有兩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從各地、各部門選拔的經曆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老同誌，一部分是建國初期從高等院校選調的青年學生，戚本禹和林克（毛主席的英語導讀)就屬於這類幹部。

 

   同任何社會單位一樣，中秘室毫無例外的要加強管理工作，何載以負責人的身份對好的給予表揚，對不合時宜的提出批評，難免有時方式方法比較簡單，有時顯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對幾位年輕幹部要求嚴，批評多了點，個別同誌由此結下了思想疙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廣大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全國迅速掀起了整風運動的熱潮，普遍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5月4日中秘室開始整風運動，曾受到何載批評過的幾位年輕幹部，在中秘室整風運動動員會後，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言詞尖刻，語氣強硬的提出要大鳴大放，由遠及近地聯係中秘室的情況，對何載同誌開始了揭發批判。

   

   趁著整風運動的勢頭，戚本禹等人貼出大字報，羅列了何載子虛烏有的三個問題：

   向中辦領導做了假匯報，說秘書室人員對本單位整風不 感興趣，對社會上整風有興趣；

   有人攻擊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何載利用他們為骨幹，把整風中的積極分子打成右派；

   在整風運動中，何 載、王文（時任中秘室科長兼黨支部書記）接見了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鬥爭時定為右派），對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除此之外，還把一些同誌在會議上的發言，向組織的思想匯報……采取無中生有、斷章取義，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麵和不實之詞張貼大字報。 王文因接待過林希翎的上訪，首當其衝地成為批鬥的重點。戚本禹等人以“拖觀點”的方式對王文進行批鬥，王文如實談了對林希翎的看法。然後又在批判中無限拔高、上綱上線。他的發言被篡改為反動言論，變成被大字報批判的材料，也成為後來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據。

 

   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簡稱：“四大”），多數同誌認為大字報鳴放的問題與事實不符，多次反映無人理睬，也不許當事人申辯。大鳴大放一浪高過一浪，羅列的問題混淆視聽地占據了上風，好像真有其事。大字報鋪天蓋地誣陷何載是“野心家”、“階級異己分子”、“政治扒手”、“騙子李萬銘”……除大字報外，還多次召開對何載、王文的批鬥會，會上居然出現過推搡、打人等現象。更為嚴重的是還發生了幾起查抄事件。

 

   中直黨委、中辦及中南海黨總支對這些行為持反對態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開支部、總支、中直黨委和中央辦公廳鬧革命”口號。發生在中南海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打人、查抄等一係列非常規的做法，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踐踏黨紀國法、破壞黨內民主。時隔8年後的“文化大革命”與此有著驚人的相似，人們評論中秘室的整風運動是“文革”預演 和試驗是恰如其分。

 

   中央文件規定整風提意見建議要：“和風細雨，與人為善，治病救人”，何載感到一些人的做法與中央精神不符，請示楊尚昆同誌怎麽 辦，他答複：認真聽取意見，虛心接受。從6月下旬開始，何載專事寫檢查、反省材料，接受批鬥，不許參加任何工作會議，導致他難以開展正常工作。

 

   也就在全國反右鬥爭告一段落的9月份，領導決定調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的王剛（己故）、李東冶兩同誌分別接替何載擔任的秘書室負責人和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的職務，9月底，派何載同誌到十三陵水庫參加水利建設。

 

   1957年整風期間，社會上有人因寫大字報進行大鳴大放，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則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寫大字報開展大鳴大放，把其他同誌定為“右派”分子。實踐證明，處理敵我矛盾不能用“四大”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

 

   1980年1月中旬，鄧小平同誌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虛烏有

 

   中秘室的運動比全國慢“半拍”，全國範圍的反右鬥爭在1957年夏末己經結束，而中秘室的整風才剛剛結束，從9月份開始了一場持續達 一年的爭論，焦點是圍繞著何載的問題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右派”性質的問題。

 

   戚本禹等人認為何載被調離中秘室，是整風和反右鬥爭的成績，積極性愈來愈高，更加活躍，四處聯絡，多方活動，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 一輪大字報浪潮。針對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對意見的同誌也開始寫大字報，質問：“戚本禹究竟要幹什麽？” 據說，劉少奇同誌看到中南海四處貼著大字報，便找中秘室的整風小組的同誌談話，明確指出：在中南海張貼大字報影響不好（當時國際友人常來中南海），不利於領導機關辦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聯，毛主席常去那裏散步，會幹擾和影響他的工作。對領導同誌有看 法、有意見，屬正常現象，可以寫小字報，也可利用晚間或節假日時間，在西門政治局會議室開會提意見反映問題，不要在中南海貼大字 報，這種方式不妥當。

 

   中直機關黨委看到少奇同誌出麵過問此事，從領導整風運動的角度考慮，經黨委書記楊尚昆同誌同意，以機關黨委的名義向中辦秘書室派 出劉華峰(中直黨委副書記)、曉嵐(中直機關人事處長)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黨委對何載問題作了認真研究，提出“問題嚴重，內部性 質，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針。盡管這個提法不夠科學嚴謹且打著“左”的印痕，但黨委還是明確指出何載問題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屬於右派性質的錯誤。

 

   工作組遵循黨委的指示，協助中秘室繼任領導組織、引導整風運動。秘書室多數同誌認為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辦秘書室的實際，符合對何載同誌的客觀評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各條戰線迅速掀起“雙反”運動的高潮，中秘室貫徹落實文件精神時，大家 自覺不自覺地聯係秘書室整風運動的實際。絕大多數同誌擁護中直機關黨委的指示和做法，認為何載在工作上的錯誤，可以批評教育，但不是敵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則始終堅持羅列的三個問題，不僅無限上綱上線，而且堅持要把何載定為右派分子。 爭論意見此起彼伏，形成涇渭分明的兩種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兩種不同意見比喻成兩種不同的旗幟，主張定右派的，他們認為舉的 是“紅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們認為舉的是“黑旗”，何載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稱是舉“紅旗”的，置中直機關黨委的指示而不顧，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書室的整風動態，說他們8個人被人跟蹤、 信件被檢查、個人曆史受到審查，認為中直黨委、中辦及秘書室領導是在袒護和包庇何載。他們越部門串科室，以串聯的方式鼓動群眾不要聽機關黨委的，散布要撤換領導的言論。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眾的憤懣，也引起了組織和領導高度重視。4月14日中直黨委副書記曾三和秘書室負責人王剛兩同誌遵照楊尚昆同誌的指示，專門召集秘書室工作人員會議，組織大家學習列寧的《左派幼稚病》。繼任的黨總支書記李東冶同誌，召集居仁堂後樓黨支部、機要室黨支部、秘書室黨支部黨員會議，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批評的主要內容是，歡迎他們對領導提出批評或建議，但不要誇大事實，不要無限上綱，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稱是舉“紅旗”的人不承認錯誤，認為領導上壓製批評，反對“左派”，扶助右派。

 

   戚本禹後來回憶說：“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都認為青年人批評中央辦公廳領導是反黨，唯有毛澤東說，青年人可以批評中央辦公廳的領 導，如果這就叫反黨，那麽我也反黨，我願意同他們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會議期間，有人把中秘室的情況反映給毛澤東，毛聽後說：“想不到我的身邊也發生了新的‘八司馬事件’。 唐肅宗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王叔文等8個人實行變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擊，被罷官、撤職，形成了曆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件’。戚本禹這些人因為對中央辦公廳和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右傾錯誤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評，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黨’，簡直是豈有此理！依我看，中直黨委應該撤銷，政治秘書室也要撤銷，真正受到處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這些人，而是整他們的人！”

 

   返回北京後，毛澤東在5月3日，召見了楊尚昆、劉華峰、王剛（已故）、曉嵐、李鑒、戚本禹、林克等人，聽取兩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匯報會上，毛澤東批評了中直機關黨委和中南海黨總支的幹部，說他們壓製批評，一些年輕人提點批評意見，不是反黨嘛！一位曾參加匯報會的同誌回憶說：在毛主席批評後，如果中直機關黨委和中南海黨總支的同誌當場承認錯誤並做出自我批評，這件事也就算過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評後，中直機關黨委幹部曉嵐不服氣，正麵頂撞了毛主席，她說：他們攻擊中直機關黨委，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算反黨嗎？毛主席聽後勃然大怒，說：喲！反對楊尚昆就算反對黨嗎！我看需要成立一個調查組，查清後再處理。 在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時代，雖說是查清後作處理，但他對此事傾向性的態度已決定了調查了解隻是走個形式。

 

   1958年7月中南海黨總支在春藕齋召集居仁堂後樓黨支部、機要室、秘書室黨支部黨員會議，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中辦秘書室運動“拔紅旗、插黑旗”的指示。據當年參加會議的同誌回憶，黨總支負責人在會上講：“原來黨總支批評教育的同誌中有一位秘書室的幹部林克，他同時又是毛主席辦公室的秘書，幫助毛主席學習英文。當時毛主席南下視察，幾次問到為何林克沒有隨行，主席秘書葉子龍找各種理由來解釋，最後主席要林克立即趕到南方（長沙）。”總支負責人還說：“林克‘挨整’過程中也沒有剪發剃胡須，一副狼狽樣子，一向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毛主席見了十分痛心，問他出了什麽事，林克忍不住流淚向毛主席哭訴了他們‘受迫害’的經過，說領導派人對他們進行盯梢，檢查他們的信件，審查他們的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聽了林克的匯報，認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紅旗，不是黑旗。”

 

   受一麵之詞和片麵匯報的影響，最高領導人一邊倒的態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實施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 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載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王剛（已故）等18位同誌做了“反黨錯誤”的結論和處分， 還給張希曾、程之、張殿克、景文煥等50多位同誌做了“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鑒定，裝入本人檔案。

 

   受“黑旗事件”錯誤處理的人， 占中辦秘書室80％左右人員。中直機關黨委、警衛局、中辦直屬單位受牽連的同誌也不在少數。受處分、受牽連的同誌調走的調走，下放的下放。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同誌，曆經磨難，飽嚐了階下囚的苦楚，有的妻離子散，有的致病致殘，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離開了人世。有一位雲南大學畢業在中辦秘書室工作的同誌，被下放到雲南偏僻山村任小學教師，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都未平反，原因是檔案中裝著中秘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鑒定。

 

   戚本禹、林克擅自將“立場不穩、思想右傾”材料裝入同誌的檔案，猶如給這些同誌政治生命壓上一座大山，將他們置於長期超“負荷”的重壓之下。 中秘室人員構成是經過嚴密的組織程序，不應該有右派、“反黨錯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人，實際上確實也沒有右派、“反黨錯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人。經過曆史的見證和考驗，被打成右派的4位同誌、定為“反黨錯誤”的18位同誌、鑒定為“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50多位同誌，是經得住風雨洗禮和艱苦磨練的好黨員、好幹部。盡管他們明明知道“黑旗事件”是一宗冤案而深感委屈，但由於對毛主席的敬愛和從大局考慮而無怨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勞動之中，這充分體現了因“黑旗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具有堅定的黨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帶著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預演所取得的經驗，8年後榮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由於“王關戚事件”，1968年戚本禹被判18年徒刑進入秦城監獄，成為極“左”思潮的犧牲品。林克在香港回歸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 《毛澤東人間相》一書的說明中提到，當此書成稿時，經再三考慮還是加上了“中辦秘書室整風——‘黑旗事件’始末”一個章節，依然 堅持用1958年盛行的極“左”觀點寫“黑旗事件”，書籍出版發行不久，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不難看出40年前的中南海“黑旗事件”是他心頭的“鬱結”。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錯案，予以徹底平反；為王文、何載等4位被錯劃右派的同誌徹底平反；推倒強 加在王剛（已故）以及18位同誌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對張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處理的同誌恢複名譽。1980年經中央批準，恢複中共 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建製，後更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一個局級幹部怎麽能製造出一個“路線” 在兩種不同看法爭執中，戚本禹等人把中直黨委、中辦及秘書室認為何載問題屬於人民內部性質的意見，無限上綱到是“執行了一條沒有何載的何載路線”。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路線”是黨在一定時期確定的目標和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總的方針政策，它與黨的重大會議及黨內代表人物密切相關，一名區區的局級幹部是談不上有一條“路線”的。這種提法的用意就是給何載扣上“路線”之名，可以起 到一箭雙雕之目的，既能加重何載問題的性質，又可以打擊同情和支持何載的領導和幹部。

 

   在這種上綱上線的思想驅使下，戚本禹等人控製的中秘室領導小組，1958年8月形成了長達5000多字的“關於何載錯誤結論”。結論給何 載定了4個罪名：

   1、“詆毀毛主席”。有一來信反映一木匠製做神龕供奉著主席像，每日燒香跪拜三次，要求給予表揚。何載同誌對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楊尚昆、鄧小平同誌，小平批示：“請河北省製止。”這原本是一件維護領袖形象的事竟被結論為“詆毀毛主 席”。

   2、“汙蔑1942年整風，說‘搶救運動’中製造‘紅旗黨’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個晚上，戚本禹幾位年輕人問何載當年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是怎麽回事，何載以親曆者的身份講了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情況，明確說明這是兩回事，特意強調“紅旗黨”是康生一手在搶救運動中釀成的事件。6年後的他們把兩件事混為一談，卻硬生生結論何載是“汙蔑1942年整風”。

   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 何載、王文兩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門接待過林希翎；何載按規定將石油學院教授羅偉之（1957年反右鬥爭時定為右派）建議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的來信批轉給高教部。這是工作人員正常履行公職的行為，竟被結論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

   4、“陷害積極分 子，抗拒整風和反右鬥爭”。從整風運動一開始（1957年5月）何載就是被鳴放的對象，受到了批判，9月離開中秘室，被定為“黑旗”代 表人物，整風和反右鬥爭中已無權、無力，既沒有發言權，也無申辯權，有何權力“陷害”別人，有何力量“抗拒”運動。恰恰是中秘室領導小組的這一結論，通篇體現著對何載的“汙蔑”和“陷害”。

 

   透過“中秘室領導小組關於何載錯誤結論”，絲毫也看不出與“路線”關聯的人和事，其手法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強行將何載同誌定 為全國唯一的黨內右派分子（當時右派分子之前沒有“黨內”兩字），開除黨籍，降六級，搬出中南海，下放勞動。

 

   上綱上線的做法，也運用到對黨組織的評定

 

   1958年8月26日，中秘室整風小組在戚本禹的控製下，對秘書室的運動作了總結：“秘書室支部的‘資產階級黑旗路線’是得到中南海總支、中直黨委負責人的直接指示和支持”，這三級黨組織犯了“方針路線上反黨錯誤”，製造了 “扶右反左黑旗反黨事件”。中央根據這一總結，撤銷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和楊尚昆擔任的書記職務。中辦秘書室負責人繼任者王剛（已故）和一些堅持何載問題是內部問題的同誌，受到嚴厲的批評，認為他們“扶右反左”，“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是“黑旗反黨”。

 

“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源自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澤東主席餘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3次以秘書室整風為話題，引申出要“插紅旗、標新立異”，他要求各個 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 5月8日下午，毛主席講：“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 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後，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在農業、工業、科技、教育、 文化、軍隊等領域，對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被作為“白旗”拔掉，反之就是“紅旗”，要予以支持。

 

   在工業領域，以完成產品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產品銷量大就是“紅旗”，產品銷量少就是“白旗”，促使工礦企業弄虛作 假、虛報浮誇風盛行。在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把著名教授、學者及“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知識分子作為“白旗”拔掉；“插紅旗”就是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資源”和“教材神秘論”，教學改成開會，搞紅專辯論。

 

   在軍隊係統，普遍開展“反教條主義”，軍事院校，整肅了一批知識分子幹部。在史學領域，刮起了“史學革命”之風，隻講階級鬥爭、農民戰爭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史學研究喪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討。

 

   在農業領域，把反對“密植”及按傳統耕作方式進行生產的幹部，視為“白旗”拔掉； 對學習“密植”一畝耕地播幾百斤種子的幹部看作“紅旗”予以樹立。

 

   “插紅旗、拔白旗”在許多地方造成人為緊張，有的地方和單位刻意在未被打成“右派”的人員中搜索“白旗”對象，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據1978年落實政策的同誌提供，僅以山西、湖南、河北、甘 肅、陝西等省的不完全統計，在農村竟然有20多萬鄉鎮黨委成員及農村黨支部書記被拔了“白旗”，不是打倒就是開除黨籍。這場離奇的運動由於違背經濟社會基本規律，來勢雖然迅猛，但暴露出嚴重的問題，隨著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中央糾“左”開始，“插紅旗， 拔白旗”運動便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