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0）

 

第十四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國慶講話中，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這個概念。這個講話稿是張春橋起草、陳伯達參與修改的。在事先中央開會討論的時候，王力曽經提出過“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主席說，反對革命不等於就是反革命。總理說，主席說得對，要把反對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區別。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講話中用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但是，當天對外發稿時，翻譯反映，“反對革命”和“反革命”在外文中沒有區別。所以當天晩上江青就讓我們開會討論研究一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關鋒就在小組討論時首次提出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講法，在當時就引起人們很大的關注。不過在會議發表的公報上麵沒有采用關鋒的提法。關鋒的這個講法顯然是從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裏所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裏引申過來的。毛主席在這段時間裏，曾經反複多次跟我們講，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

 

   毛主席的這些話就是針對黨內那些老是想著動用軍隊， 來鎮壓造反群眾的當權派講的。不過，毛主席在當時還沒有把它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講。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許多群眾就在大字報中提到了路線問題。 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討論的時候，陳伯達說，還是關鋒的提法好，“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家對陳伯達的說法都表示讚成。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這個問題時，總理有事沒有參加。會上江青讓關鋒就此提法給主席寫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 並把這信批給其他中央同誌。這個提法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江青後來講，我們中央文革小組還真不缺哲學家，在那時就提到了路線問題。後來在關鋒被審查的時候，江青還說，關鋒對文革是有功勞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這篇社論是關鋒、王力起草，陳伯達 簽批的。在這篇社論中，根據文革小組討論確定，報主席同意，第一次公開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來簡稱“資反路線”）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義的。在當時看來，它是指從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向全 國廣播後，到7月26日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這個時期，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鎮壓學生起來參加文革運動，對群眾搞白色恐怖，企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向，改變為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鎮壓。然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5年的“四清”運動中就早已反複出現過。二十多年後，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過是這個路線徹底、完整的暴露罷了。

 

   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的1966年8月、9月這個階段，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原來一些工作組領導和黨內一些高層人 物支持下，原來支持工作組路線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站到前台，繼續堅持與維護工作組實行的打壓造反派群眾的路線。這期間，尤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組織，更是打出“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實行保爹保媽、保護“走資派”免受造反派群眾批判、衝擊，而有意將文革運動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亂打亂殺，隨意抄家，製造所謂“紅色恐怖”。

 

   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當時的運動形勢時，關鋒就說，它 是“劉、鄧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這個座談會開了3天，我都參加了。座談會上，就有人發言提出，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改選了中央的常委會，結束了劉、鄧對運動的領導。但是並沒有著手係統批判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從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黨內長期來確實存在一條與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相對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運動，應發動群眾公開批判這條右傾路線，讓廣大群眾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發表的《紅旗》第十三期的社論，實際上是確認了這條路線的存在，從而將黨內的路線鬥爭公開化了。毛主席在群眾發動起來後，為了扭轉文革運動過往偏離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方向，而明確地提出了批判“資反路線”，把文革運動正確的鬥爭方向更加清楚鮮明地告訴全黨與廣大群眾。這也是毛主席、黨中央對反對工作組路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鮮明的、堅定的支持。各地起來參加造反的群眾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從而對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的領導形成了更大的壓力。

 

2 ．毛主席主持召開 1 0 月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毛主席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門的領導之外，全 國各大區、各省市的主要領導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共產黨是靠著人民群眾的支持才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從而奪取了國家政權。而且，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與以往剝削階級所建立的統 治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它是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是為人民服務的，而絕不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為個人或某個集團謀取利益的。 但是實際上在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後，在共產黨的一些幹部中就發生了變化。一開始的時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聽不得下麵群眾提意見了。對向他們提出意見的群眾往往就采取壓製態度，甚至是進行打擊報複。1957年，從共產黨給自己進行整風的運動，發展變成了 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當然，這其中確實是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向新當政的共產黨所發動的進攻。但是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候，許多部門和單位的領導，把一些向他們善意提出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擴大化就是這麽來的。 他們把自己看作是黨的化身，反對他們就是反黨。我在中南海親身經曆了“八司馬事件”，對此的感受尤為深刻。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一些幹部更進一步的嚐到手中掌握權力的滋味了，他們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權 力來為自己謀取經濟上的利益。當時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麵上看是為了擺脫經濟建設上所出現的困難，可是如果真的搞起來了，真正得利的還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權力的人？正是針對當時已在上層領導及一些幹部中出現的這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針對一些上層領導與幹部從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腐化變質，演變成特權官僚階級的傾向，毛主席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

 

   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劉少奇在具體指導這場運動的時候，又把它改變成了整肅下麵廣大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所謂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矛盾的運動了。由此，劉少奇與毛主席在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後，劉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發動起來的，從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反的學生和群眾，又一次打成是向黨發動進攻的“右派”。而且，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絕不僅僅是劉少奇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想法，它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股頗大的勢力了。 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他的檢討雖然很長，可是通篇都隻是在重複毛主席曆次對他所作的批評，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誠意。所以被認為是“假檢討”。 鄧小平也在大會上作了長篇的檢討，他的態度要比劉少奇要好，可是還是有很多人對他的檢討不滿意。

 

3 ．我所知道的劉少奇

 

   我進中南海後，在中南海舉辦的舞會上第一次見到劉少奇。那時在我的眼裏，他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所以對他是非常尊敬的。不過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觸機會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處理了一封湖南來的信件。信裏的內容是，湖南長沙有個楊劍雄，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 親戚兼秘書，他是劉少奇的同學。1925年劉少奇任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時，在長沙被趙恒惕逮捕。那時趙恒惕對共產黨大幹部是抓了就殺的。後來是楊劍雄向趙恒惕求情，趙恒惕才把劉少奇給放了。在放的時候，趙恒惕還送劉少奇一套“四書”，叫他去好好閱讀，改變思想。

 

   解放後，楊劍雄在“鎮反”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審問他的時候，他說他曾經救過劉少奇。當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 很具體，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寫的材料和一封他寫給劉少奇要求寬大處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給公安部然後再轉到中南海來的， 因為當時我負責處理北京地區信件，所以先送到我這裏。我一看信的內容，說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轉給了我們秘書室負責處理中南地區信件的科長朱固。朱固把信送給了劉少奇。過了一段時候，我向朱固問起那封信後來處理了沒有。朱固告訴我，少奇同誌直接在信上寫了個批示，說沒有這個事，要當地政府立即把那個人處決了。

 

   當時我的心裏就想，信裏提到的是你個人的曆史情況，按道理你應該上報給主席的，或者至少也應該給其他的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怎麽就這樣直接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不過，劉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說什麽。後來在文革的時候，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來，劉少奇當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來了。

 

   1958年，我在“八司馬事件”中挨整，當時我們隻知道是楊尚昆在整我們，後來才知道是劉少奇指示楊尚昆這麽做的。我們“八司馬”所 反對的何載和劉少奇的關係很好，劉少奇當時就有讓何載來取代田家英的意圖。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聽了劉少奇在會上的講話，心裏是很有看法的。他講到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時，就說這由中央來負責，而不說 他自已該負什麽責任。其實，在刮“共產風”、提“高指標”的時候，他是最起勁的一個。毛主席在會上說了，中央的責任首先應該由他來負，因為他是黨的主席。而劉少奇在講話中順竿而下，明顯把錯誤責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後來林彪在大會發言，上來就說，不是毛主席犯錯誤，是我們這些人犯了錯誤，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說的去做。林彪的講話很明顯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講話，受到 了全場熱烈的鼓掌。

 

   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後，對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辦公廳控製得很緊。安子文、楊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實，劉少奇這人挺厲害。曆史學家呂振羽在1927年的時候，在武漢就和劉少奇一起工作過。後來給劉少奇當過政治秘書。建國初傳出了 劉少奇1927年在汪精衛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並且向汪精衛上交了工人手裏的武器，自已跑到廬山上去休養的事。 有人向主席反映了這些事情。據說劉少奇懷疑是呂振羽講出去的，就把呂振羽關進了監獄。到文革時，是關鋒建議中央下令把呂振羽放出來的。 呂振羽在獄中以及出獄後掲發了劉少奇的許多錯誤。

 

   在我的印象中，劉少奇應該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其實他的治國理念，也就是現在有些人 所非常熱衷的“把革命黨變為執政黨”，把執政黨變為代表新生利益集團的新統治者。毛主席曾諷刺他是“劉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後的曆次中央會議我大都參加了。我親眼目睹了劉少奇他們是怎樣對待群眾運動的，他們對領頭起來提意見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們總是借口在群眾中有壞人，而把群眾當作“壞人”來鎮壓。

 

   那時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在他們主持的中央的會議上，是沒有什麽發言權的。我隻能把會議的情況通過江青報告給毛主席。江青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讓我們到各個學校去了解情況，我們去看了之後，幾乎每一個學校的造反學生和群眾都受到了“工作組”打擊，不但被批鬥，不少人還被帶上了“反動學生”的帽子而被關押。“反幹擾、抓遊魚”沒幾天，僅北京就抓了一萬多人。後來還造成了一些群眾自殺。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時製止，那受到處分和打擊的群眾，一定會遠遠超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

 

4 ．我所知道的鄧小平

 

   在我的感覺上，開始鄧小平在中央領導中的威信並不高，好多人都不怎麽把他當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說是喜歡他。董老說，“五馬進京”，高崗一馬當先。其實，在五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鄧小平。因為高崗在建國的時候，就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了。到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鄧小平，倒不完全是因為他以前曾經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組織能力確實很強。

 

   那時，中央書記處開會都是有專門的速記員作記錄的。可有一次，因為速記員有事，就臨時叫我去幫助記錄。那是一個討論工業問題的會 議，會上亂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語，根本無法記錄。可到鄧小平講話的時候，他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了幾條，就把大家的意見都概括進去了。這樣，我的記錄也就很順利了。大家聽了也都表示讚同。我也一下子就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時也不怎麽看書，也不怎麽講理論。但是有些事情，特別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別人要琢磨幾遍才懂，他卻聽一次就能夠抓住要害。當時經常和他在一起打橋牌的，像吳晗呀、萬裏呀，呂正操呀，其實都是他的高參。 他最厲害的一點，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主席高深的雄才大略，莫測的神機妙算，有些連總理、陳伯達、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鄧小平卻可以把握得很準。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他後來寫給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無論在選擇的時機上和對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觀止”的水平。盡管這在政治上是欺騙，但對於君子之方（正人君子能夠用合乎情理的方法來欺騙）的領導人卻能有醍醐灌頂、發人猛省的作用。 不過，你很難說他這個人在政治上是有什麽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歐美資本主義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哲學。而且他做起事情來，往往是沒有底線的，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連馬列主義的經典論述， 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會的道德、為人的準則他都敢於徹底拋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