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7）

 

第十一章   紅衛兵運動

 

1．主席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思想

 

    鑒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複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教訓，毛主席曾就“接班人”問題講過很多話，並親自寫下了這樣的話：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是在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裏鍛煉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後，毛主席又發表了一係列的關於“教育革命”的講話。其中心的意思就是，舊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是培養不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而隻能培養出修正主義的苗子。 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空前規模的群眾運動，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黨內的一些“當權者”為了謀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資本主義之外，再一個就是要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青少年在這場運動中得到鍛煉，經受考驗，培養成具有共產主義思 想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場“反修防修”的重大戰鬥和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大學校。

 

   在中央通過了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五一六通知”後，7月24日，經毛主席批淮，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改革高考製度，全國所有的高校推遲半年招生。稍後又決定全國的大、中學校停課半年，讓大、中學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鍛煉成長。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教育戰線”開始的。

 

   可是當學生運動起來以後，卻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壓製和打擊。而劉、鄧所推行資反路線依靠的是各級黨委 組織。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十六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曆來由各級黨委領導下、由上而下進行的群眾運動，改變為讓群眾由下而上來進行的一場“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眾運動。而各級黨委都要在這場群眾運動中接受群眾的考驗和檢驗。

 

   在“十六條”發表以後，首先起來響應的也正是大、中學校的師生。廣大的青少年學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生力軍，他們高舉“造反 有理”的旗幟，勇於批評學校黨委領導的錯誤，從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所形成的思想禁錮。

 

2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成立了一個取名為“紅衛兵”的學生組織。在開始的時候，它的影響並不大，隻是眾多的學生自發組成的團體中的一個。後來他們受到了學校工作組的壓製，一度被視為“非法組織”。於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們在學校裏貼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在7月底的時候，他們把這兩張大字報的稿件交給了江青，江青馬上把它轉呈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後，7月31日就寫了一封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表示支持的複信。這封信當時並沒有寄出去，而是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文件印發的。不過很快這封信就傳到了學生當中去了。這樣一來，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個學校裏， 很快都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紛紛提出了要見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和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讓中央警衛局給他準備一套軍裝。總理知道之後 馬上說，那我們這些陪同毛主席參加接見的領導人也都要穿上軍裝，我們是毛主席的“老紅衛兵”嘛。林彪馬上給解放軍總後勤部下達了命令，給所有登上天安門的中央領導都發了一套軍裝。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接受了紅衛兵小將宋彬彬給他帶上的紅衛兵袖章。此舉大大地鼓舞了廣大的紅衛兵小將，他們把毛主席稱為是他們的“紅司令”。從此，紅衛兵運動就在全國上下開展起來了。

 

   那天接見，從清晨一直進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長時間地站立在城樓上，還要不時地向下麵的人群揮手、喊話，非常勞累。不要說主席那時 已經是73歲的高齡了，就是像我這樣當時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都覺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時間久了，感到腳痛了，我們就都勸他去城樓裏麵去坐下來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沒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過來，說前麵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隊伍過去了，可後麵沒有見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 了，隊伍中間空出了一大段。而每當這種時候，總理總是向下麵大聲地喊話，要停在那裏的隊伍趕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麽喊，紅衛兵就是不走，他們不停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直到主席出來向他們招手，隊伍才向前走。這些情景在當年的電影紀錄片裏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青少年學生紛紛從各地趕來北京，都想見到毛主席。於是全國就出現 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大串聯高潮。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人數不斷增加，接見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那麽多紅衛兵來北京，住什麽地方呢？主席說，他們都是我的客人，實在沒有地方給他們住，可以在各個機關、學校和企業的宿舍擠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讓出點地方給他們住。可就是中南海讓出地方也容不下那麽多人的。於是就動員各個機關、學校騰出地方來。還不行，就隻好安排他們分散住到市民家裏了。

 

   北京的氣候，過了10月就逐漸變冷了，很多南方來的紅衛兵沒有棉衣、棉被。我們就去動員各單位和市民們拿出自家的衣被來幫助他們。光這些事情，就讓那些負責接待和安置紅衛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憊不堪。 實際上，主席也非常勞累的，即使後來安排他坐著敞篷車去接見，可一天坐下來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無怨言，仍然堅持要不斷地接見。

 

   很多人都對毛主席那麽多次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這樣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坐下來休息的時候，他看見我，就跟我開起了玩笑，說戚本禹也來了啊，你是山東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個家族吧。他說，戚夫人多才多藝，後來死得很慘。我說，我聽族中的老人說，我們是戚繼光的後代。不過戚夫人倒也是我們山東人。日後用那麽殘忍的手段戕（qiāng）害戚夫人，這個仇恨一直傳到戚氏的後代。在我們山東老家，戚、呂兩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說，哦，還有這事？我說，是的，不過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個姓呂的好朋友，我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呢。主席聽了說，那當然，你們是現代人，是共產黨。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這時，我就對主席說，你已經那麽多次接見紅衛兵了。現在天氣也轉冷了，是不是可以暫停下來了。主席聽後說，他年輕時候，在廣州見過孫中山，那情景使他終生難忘。他覺得孫中山是個很謙虛的人。後來孫中山對他很重視，很信任，安排他當了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委和代理宣傳部長。他對孫中山也很尊重，說他這輩子做事情都要對得起孫中山。他又說，列寧去世得過早，在蘇聯的青年人中見到過列寧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人見到他，將來好繼承老一輩的事業，革命到底。他說，接見那麽多的紅衛兵，不能休息，一天下來，確實很累， 回去後躺在床上腳還痛。但是我還是要接見。我們將來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他們中間能出人才，我們的事業靠他們繼承了。我說，他們都還是些小孩子。他說，對了，我們今天的事業不都是靠當年的那些小孩子幹的嗎？我現在接見幾百萬青年人，將來在這裏麵是 會出人才的，會繼承我們的事業。他還說，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見到了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主席說得很誠懇，我們聽了都很感動。主席還問，怎麽孫中山的語錄至今沒有人去編？

 

3 ．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

 

   從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後8次，共計接見了1000 多萬人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群眾。這在曆史上是空前的。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群眾的壯舉，使得文化大革命運動成了一股波濤洶湧、不可抗拒的滾滾洪流，上千萬的青少年學生從全國各地到北 京來，他們見到了毛主席之後，又到許多地方去串聯和參觀革命聖地。然後把他們看到的和學到的革命精神帶回到各個地方。北京的學生也到全國各地去串聯，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帶到了各地去。這一來，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局麵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發動革命群眾運動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過支持紅衛兵運動，而動員和推動全國廣大群眾起來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燃起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紅衛兵組織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幹子女”在裏麵起主導的作用，由於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見，很多學生組織也都加入到紅 衛兵裏麵來了。首都大專院校的學生先後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 稱“二司”）。 “一司”是汪東興支持他女兒汪延群（輕工學院大學生），聯絡大專院校的一些紅衛兵組織成立的。汪東興求著江青和我去參加他們的成立大會，但我知道，汪東興在開始的時候其實是挺支持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後來他知道了主席的態度才轉過來的。所以我不願意去參加他們的成立大會，江青倒是去了。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還當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對此很反對，她對我說，這樣不好。他汪東興是在主席身邊工作的。這樣一來，人家會以為，他女兒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東興知道了江青的意見後，就叫他女兒辭去了司令的職務。“一司”改由其他人負責。

 

   “二司”其實主要是各大學保工作組的保守一派紅衛兵組織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等也參加了二司。江青對北 航紅旗的韓愛晶比較看重，總把他當作一個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時中央文革小組對北京高校各個紅衛兵組織的情況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江青也參加了二司的成立大會。但我沒有去。

 

   毛主席決定撤銷劉少奇、鄧小平派到學校的工作組後，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就分裂為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群眾組織，和反工作組的造反 派群眾組織。在如何評價工作組，批評工作組路線問題上，保守派與造反派發生激烈的爭辯與衝突。保守派組織得到過往工作組領導與一些上層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組織則積極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們繼續受壓的情況，尋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江青跟我們說，我們應當支持那些在工作組時期敢於起來造反、批評工作組路線並受到打擊的學生，支持他 們成立造反的紅衛兵聯合組織。於是我和王力、關鋒等人都分頭去各個學校進行聯係，支持他們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我對地質學院的朱成昭說，一司是官辦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讓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聯合各校造反派組織成立個“三司”。“三司”的成 立大會，我去參加了，可江青卻因為正好有事沒有去參加。其實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國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發揮了重要的先鋒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航的韓 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都參加了“紅代會”，被稱為是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這些才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們與那些依仗著自己是“高幹”、“革幹”出身，到處亂打人、亂抄家的“老紅衛兵”以及8月25日先後成立的“西 糾”、“東糾”、“海糾”等組織，和1966年12月由這些組織演變而成的“聯動”完全不是一回事。

 

   “西糾”、“聯動”等，它們隻是 紅衛兵運動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們隻能代表那些自以為出身“高貴”，而後來卻千方百計維護特權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而攻擊和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廣大的青少年學生。

 

   不過，這“五大領袖”和我們中央文革的關係也是各不相同的。聶元梓那時已經45歲，比我大十多歲，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還自稱紅衛 兵，實在有點滑稽。聶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較近，她經常去王任重那裏。王任重當時雖然隻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在文革小組裏麵，他根本就不把陳伯達放在眼裏，對江青他也隻是表麵上敷衍著，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後有陶鑄在支持著他。我認為聶元梓靠著王任重對她支持，總想由她的新北大公社控製北京的紅衛兵運動，排斥其它造反派組織。她背地裏將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為是非標準。她對我則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當著我麵，跟江青說我的好話，挑唆我和王力、關鋒的關係。我聽了也隻是一笑了之，心裏並不信她。

 

   在地質學院，開始我們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著葉劍英女兒葉向真不聽中央文革的了。於是經文革小組會議討 論，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質學院東方紅內不同意見的代表在政協禮堂開會。在聽取他們意見後，宣布讓王大賓取代朱成昭擔任地院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朱成昭與葉向真交好以後，與我們的關係也就疏遠了。

 

   我出獄以後，朱成昭來找過我。他跟我說，那時候他跟著葉向真經常到葉劍英那裏去的，葉劍英經常給他們出主意。朱成昭說，當時他自己認為，那邊的分量比我們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聽他們了。

   當時搞得較好的是北師大。譚厚蘭看上去個子很小，但能力很強。她較會團結人，她對學校的教授，老師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師大，對立麵的力量很小。聶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譚厚蘭，可搞得好的還是譚厚蘭。隻有王大賓是支持譚厚蘭的。江青也看好譚厚蘭。什麽事情布置下去，她馬上能落實下去，沒有多少人反對。聶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們那裏的對立派很厲害。後來要選派紅衛兵代表訪問阿爾巴尼亞，五大領袖都想去，最後是主席指定了譚厚蘭去。

 

   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也搞得不錯，雖有不同意見，但整個學校還是團結的，沒有發生組織上的分裂。北航紅旗也不錯，始終保持團結，沒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華、北大。清華四一四的主要頭頭也是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對蒯大富有不同意見。蒯大富不能正確對待與處理，不能團結好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致使清華井岡山分裂、對抗，直至發展到武 鬥。

 

   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領袖”時說，他也不讚成所謂“四一四思潮必勝”所宣示的主張。主席派工宣隊進駐清華，其實是對井岡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卻跟工人打起來了，還打死了人。這也是派性膨脹，講到底還是頭腦膨脹，私心膨脹，忘乎所以。文革運動失敗，這些造反派的領袖也是應該認真反思自己的。

 

   當時我在各大學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麵的。有什麽事情，就把這幾個”領袖”找來一說，讓他們出麵去做，這樣的效果反而好。這也是我以 前搞地下黨工作的時候得到的經驗。我還經常給他們一些點子，比如怎樣掌握高音喇叭（現在叫“掌握話語權”）、怎樣行使行政權、怎樣控製交通工具（汽車）以及怎樣組織會議、維護秩序等等。當時我們麵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錢。那時的財務製度很嚴。而學校黨委把財務權都交給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紅衛兵說，你們得想辦法把會計爭取過來，如果爭取不過來，就查賬，調動他們的工作。那時中央機關的錢都在總理和李先念的手裏，我們中央文革手裏一分錢都沒有的。這時，我就叫他們去找總理和李先念批錢。總理心裏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後麵給他們出的主意，所以總理對我說，國家財政困難，要叫紅衛兵節約鬧革命。

 

   當然在我給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出主意的時候，那保守派組織後麵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學紅衛兵當中，我直接聯係李冬民、劉剛這些中學紅衛兵的領袖。中學裏的事，通過他們就基本能掌握起來。 由於我和大、中學校造反紅衛兵聯係最多。不知什麽時候開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帥”。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幾次找江青，要調我兼北京衛戍區的政委。江青沒有同意。 到了王力、關鋒被審查後，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樣活動了。那時，我已經被一些人攻擊，將造反派做的一切錯事、壞事都說成是我幕後指使的，說我是他們的“黑後台”。等到我也被審查了，我心裏明白，紅衛兵和他們的“五大領袖”的厄運也快要來到了。

 

4 ．紅衛兵與 “ 破四舊 ”

 

     否定文革的人們，總是把紅衛兵與1966年8月的“破四舊”，所謂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聯係在一起，與其中的隨意抄家、亂打 人、打死人和破壞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為聯係在一起。其實這裏的情況很複雜。

 

   在1966年的8月，當紅衛兵運動起來之後，由北京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帶頭，很快就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破四舊”的行 動。 本來“破四舊”是“十六條”中提出一個號召。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紅衛兵小將上街進行“破四舊”的活動時，我們都講了話，給以支持。《人民日報》還發了社論，讚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但是，後來在某些權勢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舊”行動 演變成了一場亂抄家、亂打人、打死人、亂沒收私人財產、隨意驅逐“地、富、反、壞、右、資”所謂“黑六類”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 的人離開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動。

 

   這些行動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所有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在會上提出過 這樣的建議。如謂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會議記錄。據文革小組當時的調查了解，在背後支持這個“亂打人”、“亂抄家”和驅離“黑六類”人員等行動的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控製的。王任重在裏麵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們並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提出過，更不要說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紅衛兵上街進行“破四舊”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組”以加強首都安全的名義，實施了一項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裏的“地、富、 反、壞”以及曆史上有重大問題的人驅趕出北京的計劃。而他們用來出麵執行這項計劃的主要是一些“高幹子弟”的中學生帶頭。他們不久即組織成立了所謂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即“西糾”）等組織。

 

   我記得在一次毛主席參加的中央會議上，葉劍英還向主席匯報了把一批人驅趕出北京的事。當時主席對這種做法是有疑問的，主席認為隻要這些人沒有現行的破壞活動，那就應該就地發動群眾對他們進行監督，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地趕走。主席說，你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那叫農村怎麽辦啊？由於主席的表態，總理就中止了這個計劃的實施。

 

   後來，葉劍英曾經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了這件事，他說，解放那麽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裏，罵共產黨，罵毛主席。誰都不 敢動他們。現在“紅衛兵”小將一來，就把這些社會的垃圾都掃除了。他把這事稱為是“不朽的功績”。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冊子，題目好像叫“紅衛兵小將‘破四舊’的戰鬥成果”，作為會議的參考資料在會上分發。內容是怎樣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把他們的家也給抄了，還抄出了很多金銀珠寶。小冊子裏麵還有很多抄家物資的照片。我看了這本小冊子以後就問總理，說這些抄來的東西如果流落到社會上去怎麽辦。總理說，你放心，有人管的。後來知道，這些抄家的物資都是由“首都工作組”統一收繳的。 但實際上，好些“抄家物資”還是流落到社會上去了。

 

   我記得，一次在主席接見紅衛兵後，衛戍區的戰士在打掃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時候， 收集了很多擠丟的東西，其中除了被擠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還有大量的黃金和珠寶，足足裝了滿滿一大籮筐。這些黃金珠寶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裏的。江青看了這筐東西之後，就說了句，看來小將也有私心啊。當然，這些黃金珠寶大部分都交給了銀行等部門。我說，最好要搞個手續。總理說，那當然。後來傅崇碧把銀行等部門的收條拿來給我們看過。

 

   關於“首都工作組”，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書寫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給曾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林鐵，這副字可以稱得上是主席書法中的精品。文革一開始，林鐵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組”派人去抄了林鐵的家，他們搜出了毛主席寫的這副書法作品。不知為了什麽，他們把這副字給了林彪。後來，林彪叫葉群來跟江青、主席講，林彪看了主席這幅字，愛不釋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裏看。葉群問主席能不能把它轉送給林彪。當時，主席也沒說什麽，隻是揮了揮手，算作同意。後來，林彪就找了一個文物專家把這幅字上麵寫的“林鐵”中的“鐵”字去掉，補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後，這幅字應該是被中央辦公廳拿走了。

 

   與“首都工作組”不同，當時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樣支持受資反路線迫害的學生起來造走資派的反。對群眾提出的“破 四舊”的要求我們當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的大方向是對黨內走資派，而並不是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始終是非常明確的。

 

   在“破四舊”行動中搞“亂打人”、“亂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背後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幹子弟”、“革幹子弟”、“軍幹子弟”組織的所謂的“老紅衛兵”，當然也有一些跟他們跑的學生，他們並不是高幹子弟，甚至出身並不怎麽好的，為了要表現積極，加入了打人行列裏去的也有。但他們畢竟是少數。

 

5 ．紅衛兵運動的偉大曆史作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所以能突破以前曆次政治運動，從上到下進行的模式，變成了一場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這和紅衛兵運動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沒有這樣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運動中，毛主席也作出過許多指示，可到了下麵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給化解了。後來毛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到過這個問題。從這一點來講，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紅衛兵運動，才發揮出了一種曆史上罕見的首創精神，使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國的範圍內深入地展開了。

 

   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使得各地的黨委領導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並且麵臨著考驗。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為在毛主席看來，共產黨所以能夠掌握國家政權，那完全是依靠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那時，毛主席經常跟我們說這樣一句話是：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人民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才擁護我們。所以，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

 

   共產黨進了城，執掌了國家政權。一些人就漸漸地脫離了群眾，重新成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以前毛主席發動了許多次運動， 號召群眾起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克服官僚主義。但是這些運動都是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搞到後來都成 了整群眾的運動了。像1957年的整風、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運動都是這樣。這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時地回到北京，而讓劉少奇、鄧小平按照他們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會重蹈曆史列車的覆轍。

 

   紅衛兵運動發動起來以後，不僅有力地衝擊了各級執行劉、鄧錯誤路線的黨委的領導，而且北京的紅衛兵首先去了工礦企業，與那裏的工人進行了串聯，發動工人群眾參加到文化革命中來。 北京的紅衛兵組織了幾次“南下串聯”，去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廣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運動的經驗帶到了這 些大城市裏去，極大地推動了那些城市的文革運動的發展。

 

   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萬產業工人，是全國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紅衛兵並不是我們中央文革組織去的。是王任重他們幾個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紅衛兵。他們去了上海並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執行的資反路線，而是去社會上鬥“地、富、反、壞、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褲腿的褲子那種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 對。後來總理也組織了一次北京紅衛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的工業生產是要影響到全國的。 這個時候，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也接到了大量的來自上海的群眾來信和來訪，反映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群眾給黨委提意 見，對提意見的群眾進行關押、迫害等等的事情。於是，我們就動員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紅衛兵去上海。江青親自找聶元梓談了話，要她去上海揭開文革運動的蓋子。江青這樣做也是為了要把聶元梓從王任重那裏爭取過來。 後來知道，正是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聯合上海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與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聯係， 並且在他們的策劃和幫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從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

 

   現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實踐巴黎公社的原則，如何實現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勞動者如何參與國家管理，人民群眾用何種民主形式監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變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運動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體現的言論自由；紅衛兵組織、群眾組織的成立體現的結社自由；這種大民主的形式不應簡單否定，而應認真總結，以法律形式完善、規範。而鄧小平主政後，即在《憲法》修正中，將其過往《憲法》對“四大”合法性的規定廢除是不妥的。沒有人民群眾監督公權力的具體形式和有組織的力量，一切監督都會流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