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十章 八屆十一中全會
1．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重大意義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具有重要曆史轉折意義的會議。盡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五一六通 知”，決定在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究竟怎麽搞，在黨內是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主張的。按照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方針，那麽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羅、陸、楊”之後，就將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了。這也是他們一貫的做法，到頭來，運動的矛頭就還是指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而根本不可能去觸動與鬥垮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出現的黨內官僚主義特權階層。
會議是由毛主席親自主持的。除全體中央委員以外，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也都列席了會議。此外還根據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學生的代表也列席了會議。我記得列席的有聶元梓、楊克明、譚厚蘭，孔丹等人。這個列席會議的學生名單很可能是由總理那裏定的，周榮鑫特別重視孔丹。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參加名單的討論。實際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中央文革小組對文革運動並沒有多大的發言權。
整個會議的議程也是由總理安排的。在開幕會上劉少奇講了話，他說，在通過會議決議時，列席的人員可以舉手或者也可以不舉手，表示 讚成和不讚成，但不計入正式的票數，隻作為參考。鄧小平也講了話。 在開幕會上，總的來說，是比較平靜的，沒有發生什麽大的爭論。不像在五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跟陸定一在會上爭論得那麽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見，參加會議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學作調査研究。所以在開幕式以後，中央委員們都分頭到各個大學去看大字報。總理帶著 一些人去清華，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餘秋裏、穀牧等到石油學院，等等。看完大字報以後，他們還召集學校裏兩派的代表進行座談，在座談會上主要是辯論如何看待工作組的問題。
我們知道，會議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總理調查清華文革運動的問題。7月30日先後找了保工作組與反工作組的兩批同學談話。7月31日，兩次見蒯大富，談話時間長達6小時。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約王光美和清華工作組長葉林談話。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後，8月4日晚還帶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補中委，到清華大學召開文革現場大會。周總理在大會上親自宣布給蒯大富平反。
從學校看了大字報回來以後，中央委員和列席代表們開始進行討論。討論主要是以小組會的形式進行的，沒有開大會。在討論中，有說工作組不好的，有說學生中也有不好的，兩種意見都有，但多數是說工作組不好的。不過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有什麽問題的。列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包括江青在內，在會上也是聽的多，說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在開會之前，我看到在前麵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劉少奇他們幾個在說話，說 什麽聽不清，但看上去說話態度都比較激動，像是在爭論什麽問題。後來是在總理的招呼下分別在主席台上就坐的。
在會議開始以後，毛主席就作了很嚴厲的講話。他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他們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列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麽所調走群眾路 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多年來已經是如此了。凡是遇到這類情況，就會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但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 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人們對所謂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這是對的。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口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 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他們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 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要嚴格處理。”
在主席講話的時候，劉少奇插話說，我在北京，我有責任。毛主席當即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劉少奇也馬上頂著說，無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葉劍英在這時突然表態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說，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說這些話的時候，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連紙張翻動的聲音都能聽見，會議氣氛高度緊張。這種情況在黨的會議上是不多見的。有關這次中央常委會的情況，在現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當時毛、劉分歧的情景是很嚴重的，我至今都記憶猶新。
2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號，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的住處寫的，是寫 在《北京日報》空白的地方上麵的。寫了以後，他就叫徐業夫把它謄抄下來。主席又在謄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標題，並做了一點修改，然後交機要印刷廠排出了清樣。清樣排出後由我作校對，我在校閱時，看到主席在謄抄件上麵親筆作的一個修改，原來抄件上有句話是這樣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主席將這句話中的“大領導人”改為了“領導同誌”。現在公開發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 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 又何其毒也！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這張大字報當時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印發給了全體會議代表。
我聽江青說，主席對她說過，他們善於搞陰謀，文件不經我同意就轉發全國， 他們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學的《九號簡報》，也是未經我的同意就轉發全國的。我的大字報是陽謀，是對付他們派工作組的陽謀，是對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總後台的陽謀。 這樣一來，雖然這張大字報還沒有正式向下麵傳達，但很快就有學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時間裏，全國上下都傳遍了。
8月7日，當毛主席的大字報印發給了全體與會代表的時候，會場上頓時就沸騰起來了。由於大字報上沒有公開點名，下麵就紛紛議論了， 有的說主席的大字報指的是“少奇同誌，小平同誌”。1962年的“單幹風”，以及1964年在四清運動中，搞矛頭向下的“打擊一大片”的“形左實右”的錯誤，都是同劉少奇有關係的。也有人說，盡管主席寫了“何其毒也”這樣的詞，但這是思想從嚴，讓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並不是要把劉少奇、鄧小平怎麽樣。 不然怎麽還稱他們為“同誌”呢？雖然各種看法很多，但是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的，於是會議的氣氛就變得嚴肅起來了。許多人已經明顯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劉少奇之間發生了重大的原則性的路線鬥爭。毛主席的這張大字報實際上揭開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蓋子。
1966年7月24日，關鋒給江青寫信說：“我認為，目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鬥爭”，已“出現了一個逆流”。又 說：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為攻擊對象。”主席向大會批發了這封信，從而又一次引起了會議的震動。在大會的小組討論時，關鋒發言首次將劉、鄧的這條路線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黨內曆來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凡是提到路線鬥爭，那就是最高級別的問題了。建黨那麽多年，加起來黨內也就是陳獨秀、李立 三、王明那麽幾次鬥爭被稱為是路線鬥爭。而每次發生路線鬥爭的時侯，都意味著要更換領導人。
說實話，我當時對於劉少奇指導文革運動的路線，以及後來將這條路線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識上還是很不足的。從我自己的 體會來說，我隻是覺得，以往運動一來，黨內就總是有人把運動的矛頭指向群眾，通過運動來整群眾，尤其是整那些反對或者對自己有意見的群眾。從1957年的整風反右，一直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這樣的情景。但把這種做法叫做什麽路線，是否叫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那時並沒有仔細去想過。我真正理解它廣泛的曆史含義時，已經是文革結束好多年之後了。
3 ．起草並通過“十六條”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報印發給與會代表的第二天，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稱“十六條”）。這個文件全麵闡述了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批判了劉少奇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隻是在這個文件中還沒有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
“十六條”的起草的過程比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樣專門成立一個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陳伯達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進行了反複多次地修改。我記得，後來林彪和葉群也參加過討論和修改。最後，毛主席親自主持了討論和審定。
“十六條”的主要內容，是把毛主席關於文革的一係列的講話集中起來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憶錄裏說這個文件是他與陳伯達起草的，這是不正確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張春橋和關鋒。王力隻是在文字記錄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陳伯達、張春橋和關鋒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條”最主要的精神就是發動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要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視巴黎公社的經驗與原則，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運動中實踐巴黎公社的原則，發動群眾監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為此，“十六條”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毛主席的這個思想是很明確的，這就是他後來講的要尋找一種方式，一種“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人民群眾監督公仆的方式，來克服我們黨內存在的“陰暗麵”。
8月10日，毛主席親自來到了中南海西門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見群眾。毛主席這次行動，事先沒有和我們任何人打招呼。當時我還在釣魚 台辦公室裏處理文件。接待站的同誌打電話給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趕過去，恐怕也來不及了。我就交代他們，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並讓他們把主席說的話都記錄下來。後來，接待站門口的人越來越多，過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湧了過來。連門前路過的公交車也停下來不走了，車上的人都探出頭來要看毛主席，警衛戰士怕出事情，就趕緊簇擁著主席離開了。主席在離開前跟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的報紙和廣播就發布了這個消息。這次主席來中央文革群眾來訪接待站接見群眾，對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文革運動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
我的記憶中，這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親身到人民來訪接待站會見群眾（在紅軍和延安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來訪群眾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現在倒經常發生把群眾從人民來訪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說的，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是黨和國家聯係群眾的重要渠道，現在已經被許多領導人遺忘了。
4 ．改選中央領導機構
1966年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以選舉方式，通過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有關決定，並重新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順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選舉產生，意味著毛主席重返黨的第一線領導，而林彪則成為在毛主席之後排名第一位的常委。會議還撤銷“彭、羅、陸、 楊”的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選舉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為書記處書記；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在8月12日的閉幕會上毛主席又發表了講話，強調了要正確對待在文化大革命以來犯了錯誤的同誌，要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機會，要團結— 批評—團結，要治病救人。主席的名人名言：“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也是這次閉幕會 上講的。閉幕會上林彪也發表了講話，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有人幾乎扼殺了這個革命，但在危機關頭，毛主席出來扭轉了局麵，革命重整旗鼓，繼續進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後，劉少奇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鑄卻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負責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對此很多人都感到意外。陳伯達、康生對陶鑄都有看法，陳伯達在廣東搞農村調查的時候，就跟陶鑄發生過矛盾。我們文革小組內部對此也是議論紛紛。這時江青出來講話了，你們不要再議論了，這是主席決定的。
陶鑄在合作化和大躍進的時候都是很積極的。可後到了刮“單幹風”的時候，他開始是有點跟劉少奇的。後來張平化對他進行了批評， 張平化是從主席那裏得到了真經的。他對陶鑄說，你可不能搞“包產到戶”。你一搞“包產到戶”，那許多人就順坡下驢，社會主義很快就會垮掉，再要上就很難了。所以陶鑄就改變了態度，明確表示反對搞“包產到戶”。毛主席看他反對“包產到戶”，就認可他了。
我覺得，毛主席在那個時期看幹部，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他對維護公有製、集體所有製，以及對“包產到戶”的態度是怎樣的。後來主席說 了，是鄧小平向他建議讓陶鑄到中央來主管宣傳工作的。可是陶鑄當了常委之後，並沒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護劉少奇等人，與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日漸背離。 盡管鄧小平是和劉少奇一起、堅決主張派工作組去壓製群眾的，有些事情還是他為劉少奇出謀劃策的。但是主席卻一直想要把他和劉少奇區分開。在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從原來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這一來好多人都有意見了，怎麽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犯錯誤，結果卻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員和謝富治等中央委員對鄧小平都有議論。
5 ．專批鄧小平的政治局會議
我記得還是陶鑄把大家的意見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讓林彪主持了一個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專門批評鄧小平。同時也是幫助挽救他，緩和一些中央領導同他的矛盾。我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並擔任記錄。
不料，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對鄧小平批得很厲害。特別是張雲逸、謝富治，他們都和鄧小平共過事，對鄧小平是知根知底的。
張雲逸說， 你這個人從革命開始就不堅定，當革命遇上困難的時候你就逃跑。而且對逃跑的過程，張雲逸都說得清清楚楚：左、右江起義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後再從那裏去了上海。這件事情一直是鄧小平的一塊心病。鄧小平說，他是去向中央作匯報的。張雲逸就說，匯報，你打個電報或者派個人去就好了。部隊都要垮了，你這黨代表再一跑，軍心不就亂啦。
謝富治擔任政委的陳（賡）、謝（富 治）大軍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謝富治知道鄧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發出來的事情簡直是挖鄧小平的老底。他說，哪一仗，你不聽劉帥的話，瞎指揮，結果打了敗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結果弄得損兵折將，你就做你的政委，你為什麽老要去幹預劉帥的軍事指揮。你每次的幹預都搞得我們非常被動。所以鄧小平對張雲逸和謝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後來一定要把謝富治的骨灰從八寶山扔出去，睚眥必報啊！
6 ．燒毀毛主席給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從大連回來參加會議的。林彪來了以後，他的表現是很積極的，說話慷慨激昂而且聲音洪 亮。應該說，林彪那時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會，在當時起的作用很大。
那個時候，葉群和江青的關係很好。她們倆在一起說話的時候，江青都是說，你們那位、我們那位。葉群隻說，我們那位，從不說“你們那位”，說到主席，隻稱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寫完後曾給總理、王任重看過。總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來。後來我從陶鑄那裏看到抄 件。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總理是親手用楷書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總理拿著主席親筆寫的那封信去大連給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見。後來信就回到了江青那裏，江青曾拿裏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給我們讀了一遍。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葉群來找江青說，“我們那位”（指林彪）對主席給你的那封信總感到不放心，怕將來被人利用來攻擊他。於是，江青就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給葉群，就放在他們那裏好了。可葉群還是不放心。她說，放在我們那裏，我們也不好隨便處理的。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於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麵，叫我和衛士大孫一起把主席寫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麵的小花園裏燒掉。我拿著信和大孫一起跑到屋子外麵的小花園裏，找了個空的花盆，把信放在裏麵，由大孫點火把信燒了。在燒的時候，我心裏直覺得可惜，這是多麽珍貴的文物啊。江青和葉群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我記憶中，後來根據總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內容，和原信內容是一致的。有人說公布時對手抄件作了修改，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7 ．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受到毛主席批評
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組會議上曾作了個發言，我說，我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否則，弄得不好，我們的文革也會出現像法國大革命“熱月政變”一樣的結果。我的這個發言被登在了會議的簡報上麵。我心裏還自以為講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卻對我說，你得意什麽呀，把主席批評你的話告訴你，你都會哭。我問，主席怎麽批評我。她說，主席說，軍隊的事情你們不要亂說話，你們不懂軍隊的事。 主席還說，你看人家春橋，就從來不亂說話。我聽了就對江青說，我懂了，你告訴主席，說我懂了。其實張春橋在私下裏與江青和我們也談起過，他對軍隊也是很不放心的。隻是他在公開場合，從來不說。從這以後，關於軍隊的事，我在公開的場合也不多說了。但是下麵反映上來的有關軍隊的情況，我都還是會給主席經常報告的，主席每次必看，並作了好幾個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