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3）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組及其辦事機構

 

1．中央文革小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後才正式開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從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經在釣魚台辦公了， 但此時釣魚台還是歸外交部禮賓司管理。因為那裏原先是用來接待外賓的，所以裏麵的各種設施都是比較好的，餐廳的夥食也好，但價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都貴。 等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和批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名單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才正式在釣魚台開始辦公。

 

   那時，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共占用了七個小樓。16號樓是中央文革小組主要辦公地。 我的辦公室就在16號樓上，王力和姚文元的辦公室也和我在同在16號樓上。關鋒由於《紅旗》雜誌事情挺多，他和陳伯達一起在15號樓辦公。康生此前就住8號樓。江青住11號樓。總理也有一個小樓備用。張春橋住7號樓。王任重住在2號樓。劉誌堅、謝鏜忠是部隊的，他們不住在釣魚台。釣魚台裏還有一個樓是最大的，那個樓曾經是赫魯曉夫訪華時住過的，所以誰也不願意去住，一直空著。那裏有一個大客廳，還有一個小的電影放映廳。總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組一成立，首先要設立辦公室。開始陳伯達覺得穆欣很聽他的話，就提出讓他來當辦公室主任，後來又覺得穆欣辦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軼歐來當主任。可康生說，她當主任不合適。這個時侯我就推舉王力來當主任，曹軼歐當副主任，曹軼歐一定要我也參加辦公室工作。陳伯達、江青同意了，由於我一直是在中辦做秘書工作的，所以實際上很多事情還是我在那裏管著。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經小組組長陳伯達批準，向全國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關部門發出通知，向他們公布了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電話、聯係人。

 

   對軍隊方麵，我們隻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門和領導，未通知下麵。在所發出的通知中，要求他們每天把本地區、本部門有關運動的情況都報上來。光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時不像現在，隻要在電腦上點擊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打電話、發函件，很繁瑣。但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來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組和各地方，各部門之間的聯係建立起來了。

 

   通知發下去以後兩三天，各地的情況就都報上來了。來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電話和報告。而且多是一邊倒，說學生怎麽把學校秩序搞亂 了，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運動來反對黨的領導等等。 接到這些情況，我們就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況。結果下去後了解到的情況，往往和各省市、各學校、各單位領導報告上來的情況大不一樣，許多則是剛好相反。實際上許多地方是領導在壓製群眾，甚至整群眾。

 

   我經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電話，以核實情況。在我們把情況收集起來並派記者作了初步核實以後，就把它上報給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 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員是我從中央辦公廳和馬列學院調過來的，王力也從中聯部調了幾個人過來。後來人手還是不夠，經主席、林彪、總理同意，又從軍隊調了些人過來，並且組建起了相應的機構。

 

2 ．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屬組織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後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提供全麵、及時，並且是準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

 

   要做好這個工作，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工作，這樣才能把在全國的運動情況掌握起來。我們首先建立了“記者站”、“快報組”、“信訪組”、“保密室”等。這些工作都得到了陳伯達和江青等人的批準和支持。 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迅猛展開，文革辦公室一個小小的機構，應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務。要了解和掌握全國運動的動態，就要從全國各地抽調更多的人過來才行。起先我們從《解放軍報》社調來了一批優秀記者，後來又從《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大報紙調了一些優秀記者來參加工作。可就這樣人手還是不夠。後來又經過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楊成武從部隊選拔了一批人過來。這些人大部分是各個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然後我再一個一個地挑選，最後確定下來了大約四五十個人參加了“記者站”、“快報組”。我又選拔了一位師級幹部徐學增來管理他們。從各部隊調上來的人都是模範標兵、戰鬥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團一級幹部，所以得找一個有威信的人出來領導他們。徐學增雖然隻是個師級幹部，但他打過仗，還在模範團當過團長，他能鎮得住。大家都聽他的指揮，有重大事情都會向他匯報。

 

   我不願意用級別太高的人，太高級別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還大，幹不了什麽事情。用徐學增，我是和關鋒商量過的。 關鋒也說，這個人寫東西不錯，組織能力強，要管這麽多人，不是隨便一個什麽人都行的，這個人正合適。 王力是辦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來當”快報組”的領導人。

 

   後來，“快報組”在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各地發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過”快報組”，我們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種突發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麽。可以說它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耳目和神經係統。我們給“快報組”的所有記者分好工，哪個去四川，哪個去上海，哪個去雲南，哪個去貴州，哪個留在北京，都給他們明確下來。我還要求快報組所有成員，不論外勤內勤，都必須隨時準備加班。要24小時地應對突發事件。所以，“快報組”人員一下去，全國各地的情況就上來了。而且跟過去不一樣，從“快報組”把情況匯總上來到印出材料，往往隻要兩三個小時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發生重大事件的情況，隻要兩三個小時，就到了中央領導的麵前了，這樣 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說是與戰時和地下黨時的情況差不多。

 

   一般來說，各地的領導和後來的群眾組織，隻要知道這是中央文革“快報組”來的人，都會對“快報組”的工作特別認真地對待，還會給“快報組”記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離審査以後，“快報組”的工作也受到質疑，江青他們又沒有時間去具體過問。這樣，那它實際上能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3 ． 辦“ 快報”“文革簡訊”設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緊的問題和抓準問題，然後把情況送給最關鍵的人，這可以說是我們工作的三大特點。

 

   “快報組”報上來的情況， 怎樣才能及時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那裏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過《群眾反映》和《情況反映》，後來這兩個刊物都沒有了。為了讓主席和中央領導及時地了解情況。我們就搞了文革《快報》和《文革簡報》。 我先後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誌來負責這件事。

 

   靳耀南，當時已近50歲了，他是一個抗戰時期八路軍在山東開辟革命根據地時的老幹部；建國後當過地委書記，又搞過工業，後來被調到中南海“後樓研究室”的工業組。我在中央辦公廳“後樓”研究室時，和他一起臨時搞過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調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為人又和藹，我和他相處得很融洽。這個時候我請他來幫助我工作，做我的秘書。我還和他打了招呼，雖然他資格比我老很多，但為了革命工作，就隻好受點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並在工作中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講話，哪些事情該注意的，他都會幫著我把關。

 

   在社會上大搞“破四舊”的時候，一些地方興起了一股“燒書”熱。他馬上就跟我說，曆來的政治運動，毛主席黨中央都從來沒有提倡過“燒書”，此風不可長，你得去說話。於是，我就去作了公開的講話，製止了“燒書”風 潮。紅衛兵運動起來後，有些情況很亂，一些較激進的“高幹子弟”、“革命幹部子弟”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還發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惡性的事件。這時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開表態，說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亂打人、亂抓人、亂抄家。不然以後這些事都會賴到你們頭上，因為大家都說紅衛兵是你們中央文革指揮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帥”呢。我說我們中央文革的領導從來沒有哪一個說可以去亂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沒說過，這些人怎麽這樣亂搞呢？他跟我說，事情沒那麽簡單，在這些亂像的後麵，一定有複雜的背景。所以我馬上出去作了明確的表態，不準亂抄家，不準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來我這裏的時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問這人是誰。我說是幫我工作的。她又問，是從哪裏來的。我說是“後樓”來 的。江青聽了就說，“後樓”有不少人是劉少奇、楊尚昆的人，你能用嗎？我告訴她，這個人不錯，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會直言不諱給我指出。江青說，他年齡比你大那麽多，到底是你領導他，還是他領導你啊。可能江青是覺得我年紀輕，還不太懂人，希望我調一個年輕人來，管得住。她擔心這些年紀大的幹部，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我這麽個年輕人應付不了他們。我說，都是同誌嘛。她一聽就說，路線不一樣，就不是同誌，叫同誌也不是同誌。這樣，我隻好把靳耀南調到學習班學習去了。

 

   1986年，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後，靳耀南托人給我帶信，要見我。見麵後他對我說，你是個好同誌。我以前是怎麽看你的，現在還是怎麽看 你。說起當年他被調走的事，他說，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還說，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時候中南海到處都是楊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誰啊。 靳耀南被調走後，我就指定年輕人程理嘉來當我助手。

 

   程理嘉原來是《光明日報》的一個資深記者，這個人很有能力，幫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預感，我想，我這裏的機要文件都交給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時候，程理嘉還在我這裏的話，那他一定也會受到審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報社去。我跟他說，你這裏的工作結束了，你還是回到原來的單位去參加運動吧。他很聰明，看到那時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錯。他說，你這是解放我。我說，來日方長，隻要我在，以後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後來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辦事組一共十幾個人，都受到了審查。隻有程理嘉，因為他已經離開了文革小組辦事組，就此躲過了一劫。文革結束以後他出任了《經濟日報》總編輯。

 

   文革《快報》和《文革簡報》是分發給中央書記處書記以上的領導看的，一般都有編號。有些情況是直接向主席匯報的，這樣的簡報就不 編號了，作為“臨時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寫的。後來，我又在辦事組的值班室辦了一個《要事匯報》，把一些剛發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時間裏匯報上去。這個刊物發送的範圍就更小了，有的隻送給主席一個人看，有時還加上林彪、總理和江青、陳伯達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們的《快報》和《文革簡報》的，並且還在上麵作過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麽批示，我們也馬上把它登出來，讓其他的中央領導也很快可以看到。這樣一來，《快報》和《文革簡報》，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了中央領導人手頭的一個重要刊物了。

 

   許多領導也 漸漸地習慣了我們的“快”了，隻要我們稍有遲緩，他們就要嫌慢了。陳毅就很愛看我們的《快報》和《文革簡報》，每天起來就要看。 記得有一次他一早起來沒有看到《快報》和《文革簡報》，就打電話來問是怎麽回事。一了解是已經在遞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過快報組和《快報》、《文革簡報》，使得中央文革小組不但可以及時地掌握全國的動態，而且也及時地了解了中央的情況。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展開，全國各地的群眾給中央文革寫來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來越多的 人上訪和告狀。為及時處理群眾的來信來訪，我就在中南海秘書室的基礎上又增加擴充了許多人進來，很多人也是從解放軍調來的，我讓一位解放軍的團級幹部楊鬆（sōng）友來領導他們。我們還專門在中南海的西門設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來上訪的群眾。毛主席還親 自去了這個接待站接見過群眾。

 

4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

 

   1967年以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機構作了一次調整。分工負責的情況如下：

   辦公室（王力、戚本禹負責）

   文藝組（江青、戚本禹負責）

   宣傳組（關鋒、王力負責）

   理論組（關鋒、王力、戚本禹負責）

   記者站（王力、關鋒、戚本禹負責）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從馬列學院調來的王廣宇擔任組長。

   辦事組是中央文革最關鍵的一個機構，它設有：

   辦事組值班室。

    長途電話組

   市內電話組

   《要事匯報》編輯小組

   會議組

   打字室。

   辦事組還經常與記者站和信訪組（在花園村辦公）聯係工作。

   信訪組下麵設有：

   陳（伯達）辦信訪組

   江（青）辦信訪組

   文革辦信訪組

   《信訪簡報》編輯組

   而“記者站”下麵則設有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的記者分站、北京市記者組和快報編輯組。

   辦事組雖然是由我和王力、關鋒分工負責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請示陳伯達和江青，但實際上的領導是江青。

   江青規定，關鋒、我、王力 一般情況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裏去一次，王力特別重視此項製度，我和關鋒有時沒叫王力去，他還有意見，他很在意這件事。

   後來，事務愈來愈多，江青辦公時間又不穩定，無法每天去她那裏匯報工作。但江青有時間時仍然打電話要我們過去。總之，文革辦事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於我同時還兼任著毛主席的秘書，江青教我經常到主席那裏去。可我總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馬上就過去。主席不來找我，那我也不願意像汪東興那樣的，有事無事就往主席那裏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時間，無法經常到一組去。再說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匯報了，她會去跟主席說的。

   這樣的安排我現在想來很後悔，如果我那時改變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裏去匯報情況的話，那後來發生的許多錯誤也許就可以避免，春橋、文元在上海就主動地多往主席那裏去匯報情況，比我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