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28）

 

第二章 批“二月提綱” 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評“二月提綱”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受張春橋委托，到北京來辦事。許立群見他時對他說，姚文元的文章，你們上海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就發表了，連個招呼也沒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楊永直回上海後，就把北京的批評向張春橋匯報了，春橋又報告了主席。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把許立群他們不讓發表我們文章的事都對《文匯報》的艾玲講了，我還把我的文章給了艾玲一份，請他帶給春橋。

 

   艾玲很快帶回了一封春橋寫給我的信： 本禹同誌，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這幾天，我和其他同誌都難抽出時間閱讀，估計短期內也如此，恐怕誤了你的事情，特先複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見了。 熱烈地問候你的健康。

   張春橋   一月二十八日

   艾玲告訴我，她還向江青作了匯報。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北京不加理會，拒絕轉載。為打破封鎖，毛主席建議上海新華書店出版小冊子，向全國征訂。北京隻訂了幾本樣書，又不發行。這種情況已經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確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指示之後，他們又不讓發表我們支持姚文元的文章。這些都表明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經在公然抵製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談話。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張春橋、江青等談話。在談話中，毛主席對“二月提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提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閻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後主使的彭真等人，“小 鬼”就是指關鋒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在會上由康生傳達毛主席在上海的談話精神。康生在會上說，主席說：北京寫了那麽多文章都不請示我，為什麽姚文元寫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請示北京呢？是我代表中央？還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這個會上，根據主席的提議，決定撒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誌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

 

   會後，康生叫穆欣馬上發表我的文章。《人民日報》聽到了這個消息後，也要發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號，我把《〈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拿給了穆欣和吳冷西的部下陳浚生，當天晚上我就坐火車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車到了南京，在火車靠站的時侯，郵局送上一大捆當天出版的《新華日報》。一會兒，列車服務員就去各個車廂賣報紙，我也買了一份，報上全文刊載了我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在火車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報紙上。隨後我到各個車廂去轉了一圈， 看到許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

 

   那時的群眾都是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的。 在我原寫的文章裏，我還是肯定吳晗曾經是民主鬥士的，隻是說他現在的觀點是錯誤的。希望他這位昔日的民主鬥士，重新思考自己現在的立場，站到革命立場上來。在我交給他們的底稿上是有這段話的，可是在4月2號正式發表的時侯這段話沒有了，這或許是康生他們給刪掉了。

 

2 ． 1966 年 4 月的上海之行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我這次去上海有兩個任務：

   一個是參加《紅旗》雜誌曆史組和學部的哲學所聯合在上海召開的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毛主席發出了工農兵 學哲學的號召後，《紅旗》雜誌準備發表一組相應的文章，我們就在上海組織了由工人和解放軍“南京路上好八連”戰士的座談 會。

   另一個是去見江青，這是艾玲通知我的，說江青要我到上海去與她見麵。

   和我一同去參加座談會的，有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所所長潘梓年、《哲學研究》雜誌主任編輯吳傳啟以及兩個青年編輯，一行五人。

 

   到上海的時侯，上海市委秘書長來車站迎接我們，安排我們下榻在錦江飯店。當晚，上海市市長曹荻秋、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在錦江飯店請我 吃飯，但是沒有請潘梓年、吳傳啟他們。在錦江飯店請我吃飯，是由上海市委交際處的負責人顧誌剛安排的。顧誌剛見了我，就跟我開玩笑說：“好同誌來了”。我跟曹荻秋說，顧誌剛是我在上海地下黨時侯的入黨介紹人，曹荻秋說他們已經聽顧誌剛說過了。那時侯我隻是個局級幹部，上海市委對我是破格接待的。

 

   席間談起了李秀成，談了《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他們都很支持我，給說我好話，我自然也謙虛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見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們很談得來。曹荻秋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很有學術修養；魏文伯對曆史很熟悉，對古詩詞也有自己的理解，對毛主席詩詞，他都能背誦。

 

   飯局回來，我對潘梓年說，吃飯沒請你們，我真覺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說，我們隻是學部哲學所的和《哲學研究》雜誌的人，跟他們沒有 工作關係。你是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的負責人之一，請你是符合禮儀規定的。

 

   晚上休息、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個很大的帶廳的套間，給潘梓年安排了一個単獨的房間，給吳傳啟和另兩個小年輕則安排了標準房。我覺得，潘梓年的資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堅決要把大套間讓給他住，而且吳傳啟是研究員級，和那兩個小年輕住一起，也不太合適，我就對吳傳啟說，你和我住在一起，讓潘梓年一人住套間。潘梓年堅決不幹。我就說，我和吳傳啟晚上要探討點問題，你年紀大了，睡得早。 這樣他才勉強同意了。

 

   潘梓年是大革命時期的幹部，在毛主席去參加“重慶談判”的時侯，他是《新華日報》社的社長，而我隻是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入黨的小黨員，人家比我高好幾個檔次呢。潘梓年是潘漢年的堂哥，因為潘漢年那時已經被抓起來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錦江飯店的小禮堂見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開會、會見客人，一般都在錦江小禮堂。 我向江青匯報了北京的情況，講了我們寫文章的過程和許立群扣壓我們文章的一些情況，也跟她說了我們對“二月提綱”的看法，並且說 了在康生傳達了主席指示後北京發生的變化。江青聽完我的話以後說，“本禹啊，幸虧我們還有毛主席，要是沒有毛主席，我們怎麽辦 啊？”我對江青說，他們說我和關鋒是什麽學閥。可我們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麽學閥啊。依我看，他們說的這個學閥指的是比我們更大 的人物，也許包括你和春橋？江青說，他們恨我，要超過恨你們好幾倍呢。但在他們眼裏我和春橋也算不了什麽學閥的，他們所說的學閥，其實就是指毛主席。這個說法在我聽來真是大吃一驚啊。我說，他們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領袖，是革命的導師呀，他們有這膽子！江青說，哼，你說不敢，可我看他們就是這樣，他們有什麽不敢！她說，他彭真眼裏有誰啊！聽了這話，我驚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談了她受林彪同誌委托，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和發表座談會紀要的事。她說。批判“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就要批判周揚。她跟我說起周揚等人曾經怎樣迫害魯迅。我說，許廣平同誌對周揚的意見是很大的。那時我跟許廣平有一些來往，知道許廣平對周揚他們有看法。江青問我許廣平的態度和表現怎麽樣。我說，她的態度很堅決，表現也非常好。江青就讓我回北京以後安排許廣平來上海同她見麵，具體商討批判周揚的事。

 

   和江青見麵後，我就和潘梓年，吳傳啟一道去召開工農兵學哲學的座談會了。我們召開了兩次座談會。來參加座談的人，發言還真是有點 水平，他們把批判《海瑞罷官》，講得頭頭是道。會後我跟潘梓年說，真不能小看工農兵呀，他們一個個都快變成專家了。潘梓年說，你不知道，他們都做了很長時間準備了。那些文章都是經過秀才們改過的，都背熟啦。後來，我見到朱永嘉，我問他，我覺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參加了他們的座談會，工人的發言講得很好。可潘梓年說，那些發言是經過其他人幫助修改過的，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啊？朱永嘉說，我倒是沒有去改過。但真有人改過。市委聽說你們要來座談了，就專門找人來輔導他們，找的是誰我就不知道了。他講的情況跟潘 梓年分析的是一樣的。 座談會上的文章我們沒做多少改動，後來都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

 

   工農兵的文章發表後，一次關鋒跟我講，山西有個工人，是個女同 誌，叫解悅。本來我也認為她的文章是別人替她寫的。我就去跟她探討，她沒稿子，卻能把寫過的文章講得清清楚楚。我沒想到那麽漂亮 的年輕姑娘，能有那麽高的水平。我說，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說的那樣，是人家給她作了輔導，再讓她背下來的。關鋒說，不像，我提的問題都是臨時想到的，她都講得很好。解悅在文革中參加造反，後來成為山西省革委會的常委，再後來就也跟我們一樣的受難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連”。好八連戰士的優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顏，戰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們簡直是半點個人主義都沒有。我覺得他們是不是把自己限製得太苦了，處處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戰士為了上海市民過年期間的安全，兩三年都沒有回家過春節，給他假期他都不要。後來我專門寫了個報告，表揚好八連戰士的優秀品質。這個報告送給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動。主席看了那個報告後，說，“好八連是好啊。”

 

3 ．參加“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

 

   到了4月中旬，我們召集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的任務完成了。準備離開上海返回北京，去編發工農兵學哲學和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時，張春橋派他的秘書通知我，說毛主席指示讓秀才們一起開會討論，寫一個批判“二月提綱”的文件。並說陳伯達、康生、吳冷西、 王力他們馬上都要來上海。以康生、陳伯達為首，要我和關鋒也一起參加。還說，部隊也要來人，有劉誌堅、陳亞丁等人。於是，我就讓潘梓年、吳傳啟他們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談會的稿子。我繼續留在上海。

 

   我這次在上海的時候，和張春橋見了麵。他見了我，就一見如故。他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去他家，說他孩子看了我寫的《評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見見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時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錯，但他家裏擺設卻很簡樸，空空蕩蕩的，除了書，就是一個舊桌子。他那時已經是市委書記處書記了，沒有想到還是很樸素。我問，你們華東局這麽艱苦？其他領導的家裏也是這樣？他說，馬天水家裏更破舊，還不如我。不過，他告訴我，陳丕顯他們家裏就不一樣了。我雖然沒去看過陳丕顯的家，但我可以想象。

 

   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裏破舊，董老（必武）家也破舊，總理家裏不舊，但也不豪華。劉少奇的家裏就豪華了。陳伯達家裏也很講究；田家英家裏寶貝很多；胡喬木家裏也比較闊氣。說實話，當時，我心裏是比較反感那些家中擺設富麗堂皇的幹部的，覺得家裏樸素的幹部一般都是好幹部。

 

   我們在一 起談了很多問題。談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我比較能夠理解他的思想。他說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並不是從法律意義上講的，主要是講如何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限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主席也最怕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最怕黨內產生一個新生的特權官僚階級。怎麽限製？隻能從經濟上加以限製，從權力上加以限製，從製度上加以限製。一些舊的東西，像工資差別，八級工資製，如果處理不當，不加適當限製，任其擴大的話，就會成為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級別本身就是一種法權。我是上級，是領導；你是下級，是被領導，我就該比你多拿， 這就是法權。當然，共產黨是承認有一定級差的，根據各人貢獻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別，有人多拿一點，有人少拿一點。但是不允許過度擴大這種差別，不允許產生一個特權階級。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有這麽一條，要從工資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

 

   我跟他講，我是這麽來理解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他說，你理解得對，我就是這個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隻有主席、 柯老等能理解。

 

   來參加起草文件會議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記不得了，但姚文元沒來參加。在會議期間，姚文元到錦江飯店來找過我。他是一清早走路過來的，六點鍾就來了，他到了之後也不讓服務員來叫醒我，就在外麵坐著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淩晨二點鍾才睡的覺。後來一個服務員覺得這樣讓一個名人去外麵等著實在不妥，就進來叫醒了我，說，首長，外麵有個人等著，就是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經等了幾個小時了。我說，那你怎麽不早叫醒我。我趕緊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進房間。讓他等那麽長時間，我很過意不去，連忙說對不起。 他說，沒關係，我坐在那裏也是在想問題，不耽誤時間的。他雖然已經是個名人了，卻還是像個中學生，很樸素，又很謙虛，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話又說得很得體。我對他印象很好。我們一起談《海瑞罷官》，交換了對彼此寫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總之，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好。

 

   等參加會議的人都到齊之後，陳伯達就召集開會了。他先交代說，主席指示，請大家來批判彭真、許立群他們寫的的“二月提綱”，要寫個文件把它廢除。接著他說，解放以後，將一個中央發的文件廢除，並加以批判，這還是頭一回。他又進一步解釋說，這樣做對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損害，但也沒辦法，因為這是原則問題。

 

   陳伯達做了動員以後，大家開始對“二月提綱”進行討論和批判，開始是逐句逐條地來討論、分析、批判的，哪一條錯在哪裏，哪一句話 錯在哪裏。這樣進行了一天。說實話，有好些冠冕堂皇的東西，你光從字麵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錯誤來的。所以這樣一句、一條地分析、批判就有點繁瑣了。我就在會上提出，我們能不能抓幾個主要的問題來進行分析、批判，這樣可能工作效率會高點，譬如，把左派當學閥來反對，這條就挺重要。但究竟這是不是主要的問題，我沒想好，要請大家來研究。陳伯達覺得我的意見有點道理、就讓大家對我的建議說說自己的看法。

 

   王力說，“二月提綱”就是個綱要嘛。我們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問題來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無關緊要的那些東西就放過去，不然這個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長了。吳冷西接著王力的話題說，評判誰是學閥、和所謂“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問題，確實是個要害問題，我們首先要把這些問題辯清楚。後來批判“二月提綱”的文件中，講到平等問題和學術權威的那一段，就是吳冷西起草寫的，後來又經主席補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論高度的文章。

 

   這樣，就不再一句一條地批駁了，而是先找出主要問題，然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討論。大家發言踴躍，而且是各有特點。吳冷西、關鋒善於理論概括，把道理講得很透徹。吳冷西講的最多，關鋒也講了不少。後來“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幾個重要問題都是吳冷西、 關鋒講的。王力的記錄、整理能力很強，他行文也快。他有個特點，能把別人的思想接過來變成他的，你給他一個提綱，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講半天。你講一分，他能講二分、講得比你的還好。可他自己卻不大能形成獨立思維。

 

   一次江青問我王力表現如何？我說，王力挺好， 批判‘二月提綱’很積極，發言也很尖銳。穆欣沒怎麽講話，陳伯達也不問他。陳亞丁講得也不少。劉誌堅人是來了，但他比較穩重，講話不多。當時我覺得這人挺和善，又是老資格，很尊敬他，可沒想到後來他在總政鎮壓起造反派來會那麽厲害。在這次會上，我除一開始講了一點意見，後麵都是聽的多、講的少。我總覺得他們都是老幹部，我是年輕人，我不能老是表現。

 

   大家講完之後，就各自把發言的內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連接起來，交給陳伯達匯總。陳伯達是很會寫東西的，而且他擅長 做後期整理。他匯總出來以後，再請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規矩，用一條線勾劃出來、然後在空白處用章草仔細地寫好，他工作得很認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廠，由工廠排版印出來，然後陳伯達、康生又給主席寫了一個短信，再送給江青轉呈主席。

 

   江青不大來參加會議，她隻是在錦江飯店的小禮堂找人碰頭，主要是找康生、陳伯達、春橋他們幾個。會議最後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專人送去給主席，她負責和主席聯絡。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對我們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後就印送北京，給其他的中央領導人看。請他們再提出修改意見。

 

4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的產生

 

   就在我們討論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組成人員先是由康生、陳伯達、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吳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張春橋、關鋒和我，此外她還提了陳亞丁。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的副部長，他和江青一起搞過樣板戲，也參加過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會後《紀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說他在這幾次活動中的表現都很好，所以提議他參加。但是，劉誌堅堅決反對他參加中央文革。因為他們是部隊係統的。所以， 江青沒有辦法。陳伯達提了尹達。我記得王任重是由總理提名的。總理沒有參加起草小組的會議，但有一次他來看我們，正好說起。總理說，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後，名單送給了主席。主席說，中央文革不能隻由筆杆子組成，各大區、各省、市都要有人參加。所以，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時候，我和王力、關鋒、穆欣等人都已經在釣魚台辦公了。第一次的名單裏沒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衝鋒在前的。怎麽他卻沒有進中央文革呢？我心裏是很想讓姚文元參加進來的，在第一次名單裏，年輕人隻有我一個，其他都是老幹部。我希望有個年輕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時，我就提出希望讓姚文元參加進來。江青同意我的意見。但是陳伯達反對，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在曆史上有變節行為。這個問題就提到了主席那裏，主席就說了，老子反動，兒子就不能革命啊？這是兩回事嘛。老子反動兒子革命的很多。陳獨秀後來叛黨，可他的兩個兒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錘定音，姚文元進了中央文革。 吳冷西沒有進中央文革，這可能與主席曾在一次會上說他是個“半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他過去在彭真領導下也犯過點錯誤。其實他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他善於作理論概括，不但話講得透徹，文章也寫得好。我曾兩次參加釣魚台“反修寫作班子”的會議，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兩個人。

 

   我那時還年輕，不太懂事。吳冷西有個眼睛不好，老是帶著有色眼鏡。有一次我問他，老吳，你怎麽老是帶著有色眼鏡，你的眼睛怎麽了？他就和聲細語地跟我解釋了一番。王力知道後就跟我說，你真是的，怎麽問人家這個問題。這是他最不願意人家問的問題。誰問他他都會跟誰發火的。因為這是他的一個先天的缺陷，當時我心裏覺得很對不起吳冷西，同時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沒跟我發脾氣，還耐心給我作了解釋。 現在，在所有我看過的回憶錄中，我覺得寫得最好的就是吳冷西。有理論，講公道，對毛主席的評價很中肯。主席批評他是半馬克思主義。這其實是不簡單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毛主席也說他自己頂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馬克思主義。

 

   江青提名的陳亞丁被劉誌堅否定了，劉誌堅說他政治上不堅定，個人作風方麵也有些問題，改為謝鏜（tāng 鍾鼓之聲）忠。陳亞丁就此恨死了劉誌堅，後來 打倒劉誌堅，很多材料都是陳亞丁和總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謝鏜忠是總政文化部部長，老紅軍，老革命，黨性很強。但是人太老實了， 在文革中，他去處理部隊的事情，兩派都不聽他的。

 

5 ．江青讓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將要回北京的時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見了麵。在這次見麵的時候，她告訴我，你回北京以後不要再去《紅旗》雜誌上班了。她要 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她說，關於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當時已經聽說田家英出了問題，中央決定要對他進行審查。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中央還決定由我來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擔任主席的秘書室主任。

 

   這時中央已經開了會，決定審查羅瑞卿了。江青跟我說，上次碰到羅瑞卿的時候，和他說了彭真抵製姚文元文章的事，羅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覺得羅挺好。但沒想到，原來他們是一夥的。從江青的話裏，我聽出來，她事先並不知道羅瑞卿有問題的。我就問她，羅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麽知道的。她說，是林彪讓葉群來向毛主席告的狀。她說，葉群還神秘兮兮的，單獨找主席談話，都不讓我們知道。我想，毛主席決定處理羅瑞卿的問題，是在葉群匯報談話後作出的，不然，他會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 ．惠安童生

 

   我是和陳伯達，還有其他幾個參加起草文件小組的成員，一起乘專機返回北京的。在飛行途中，陳伯達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對話。當我問起他年輕時候的經曆，他談興很濃。由於口音的障礙，他就一麵說，一麵寫。因為飛機上沒有書寫的紙張，他就寫在了專機上的“飛行報告”的背麵。這些紙後來我都夾在了一本書裏，我從秦城出獄後，在歸還給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裏麵看到了這些紙。

 

   陳伯達在上麵寫道：“最近看過清朝一個官僚的信，其中說，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甕、縣清似水。可見我生活的環境，是很狹窄 的，眼光太小。敝縣在前清時，童生最多，號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傳的笑話很多。泉州所屬各縣，稱不通的人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這篇短文倒是陳伯達很少有的一個幽默小品。

 

   他為什麽要跟我說這些話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討論“五一六通知”文件時，田家英擅自刪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罷官》要害的講話，是與會者的一個中心議題。在陳伯達的報告交給主席之後，江青為此與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個電話，主席在電話裏對江青說，怪不著田家英要到我這裏來遊說“包產單幹”呢！“譖（zèn 誣陷中傷）言如水，漸以成之”。江青沒聽懂，主席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又向她說了一遍，可她還是似懂非懂，隻是不好再問。但江青知道了主席這話的意思：壞話所以能影響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潤力一樣，是慢慢形成的。

 

   江青的理解是正確的，但她把主席說的“譖言”念成讒（chan）言了。有一次開會，江青對大家談起了她與主席的通話，康生說，譖言應讀“zen”言，譖不讀為讒。陳伯達聽了說，這兩個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沒再說話。過幾天大家又開會，康生拿出一張紙，上麵寫著他從《說文解字》、《康熙字典》抄來的“譖”字和“讒”字的音韻古讀，還有從《正字通》抄來的一句話：“譖，俗作讒，非。”（大意）江青看了這張紙，說對呀，主席湖南話我聽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譖”字讀為“zen”的。這件事把陳伯達搞得不好意思。他心裏肯定是覺得沒麵子。我心裏明白，他在我麵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實是怕我會受到康生的影響。所以，我就跟他說，你哪裏是什麽惠安童生，我在參加校對《毛選》工作的時候，看到你在整理編輯《實踐論》、《矛盾論》所作的貢獻， 後來還看到你在整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作的貢獻。我這樣一說，陳伯達挺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