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25）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從《評〈海瑞罷官〉》到“二月提鋼”

 

1．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他一向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始終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去了國家政權和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尤其是在國際資本主義還處於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這不但是因為在這方麵資產階級還占據著很大的優勢，更是由於隨著共產黨地位改變，取得了國家政權，千百年來剝削階級的﹑舊的統治階級的舊思想和舊的傳統習慣，必然要反映到共產黨內部來。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在中國這樣有著漫長的封建專製統治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積澱的國家裏，情況就必然是更加複雜。而無產階級不通過鬥爭，則取得統治地位和已奪取的政權是不穩固的，倒退、複辟隨時都可能發生。

 

   可是，在我們黨內，由主席這樣認識問題的人卻並不多。 從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來看，劉少奇在這方麵沒有很大建樹。他1959年當了國家主席之後，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小冊子，其中可爭議的地方很多。當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這本小冊子，主要是靠了呂振宇和楊獻珍的幫助。楊獻珍是劉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劉少奇在思想理論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實的助手。呂振宇是一位曆史學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就和劉少奇共過事。後來擔任過劉少奇的秘書。劉少奇的曆史知識很多都是從他那裏來的。

 

   劉少奇平時對理論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夠。傳說的什麽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是當年不知從哪裏傳出來的一個流 言。王光美很認真的跟我們說過：那都是瞎說。少奇同誌講了，他從來沒有聽過毛主席這麽說過。

 

   鄧小平是黨內有名的不讀書﹑不看報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橋牌，玩。但是這個人很聰明，別人看了幾遍還不懂的東西，他看一眼就懂 了。他還特別善於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的心思。鄧小平的許多曆史知識都是從吳晗那裏來的，吳晗和鄧小平並不僅僅在牌桌上交友。外界都以為吳晗和彭真的關係好，因為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是彭真的下屬。其實吳晗與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超過了同彭真的關係。

 

   周總理總是忙於各項事務，他對於意識形態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比較“遲鈍”的。 其他幾位常委在這方麵的作為也是很有限的。

 

   黨內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比較強勢的還是彭真和康生。他們兩個在與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我記得，彭真被打倒後，毛主席在一次跟我們的講話中還說，彭真在批（蘇）修的問題上是有貢獻的，這點不能否定他。 康生對馬列經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這方麵他不僅在黨內，就是在社會科學界也是屈指可數的。胡喬木﹑田家英都是自視很高的人，他們對當時以理論家而聞名的陳伯達都看不上，但他倆對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

 

   其實，陳伯達也有他的長處，他在哲學﹑經濟學上的功底比康生強。 毛主席的“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和葉子龍，其中除了葉子龍，都對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很關心，但具體的表現與作用是有差異的。

 

   建國初期，主席就親自領導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此前，他又對影片《清宮秘史》中的賣國主義錯誤，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在這方麵卻一直持消極態度，他們一篇文章也沒有寫過。

 

   陳伯達在延安的時候，曾寫出很多文筆犀利的學術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視。應該說，陳伯達還是有學問的。隻是他這個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線上善於見風使舵，容易動搖。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懷一邊。主席一說話，他馬上回頭，編寫了一本小冊子批判彭德懷。本來他在會上是受批判的，因為毛主席說，秀才還是我們的人，才被解放。廬山會議之後，他又緊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論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後來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

 

   胡喬木本來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筆杆子，在主席的幾個秘書中，他的理論思維能力是最強的。我聽田家英說，建國之初，毛主席在寫《評“白皮書”》等六篇文章的時候，規定胡喬木每天二十四小時內都要隨叫隨到，主席一有什麽新的想法馬上就把他叫過去商量。

 

   可是後來胡喬木在政治思想路線上卻一直傾向於劉少奇。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時候，他也和彭德懷站到了一起。盡管後來毛主席保護了他，但他從廬山下來後，就一直在家裏養病了。

 

   田家英在詩詞方麵頗有造詣，但要論寫文章，他比陳伯達、胡喬木都要遜色。他後來在政治思想路線上倒向了劉少奇。這也不難理解，劉少奇擔任了國家主席之後，仍任命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經常找他。日積月累對他思想影響不小。

 

   葉子龍主要是搞機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這方麵過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書”中，唯有江青對毛主席在意識形態領域裏，要展開對資產階級鬥爭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這同主席對她在理論思想上的嚴格要求有關，主席看什麽書，要求她也跟著看，而且要寫筆記，主席看過的好文章，也經常批給她看。她是喝“蜂王漿”成長起來的。

 

2 ．江青領導的京劇革命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訓傳》時，江青就帶著人下去調查武訓，為批判《武訓傳》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到了60年代初，她又開始從京劇這個傳統的戲劇入手，對舊思想、舊文化進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幾次叫我去看京劇現代戲的觀摩演出。江青對我說：這也是黨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你也得關心。她還讓我寫評論。可這 方麵我並不懂行。所以沒能完成她給的任務。1966年初我去上海時，她又兩次讓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導創作的樣板戲的排練。以後她又叫 張春橋領我去看樣板戲。江青跟我說，她在北京抓京劇現代戲的時候，曾經和彭真、鄧拓他們打過招呼的。但彭真他們隻是表麵應付她， 實際上並不歡迎，也沒有真正布置落實，所以一些京劇團的領導並不積極配合。因為市裏和文化部都沒有給他們這個任務。

 

   但是江青搞京劇革命爭取到了周總理的大力支持。我聽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時的難友）說，“樣板戲”這個名稱就是由總理親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後來組建“樣板劇團”，也是由總理親自決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樣板戲的時候，演員們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參加解放軍。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說你們要求參加解放軍這是好的。但是群眾也不一定希望他們看到的節目都是由部隊來表演的呀。主席這麽一說，下麵就難辦了，到底是給參軍好？還是不給參軍好？結果還是總理想出了辦法，所有的“樣板劇團”都由總政發給軍裝，但不發領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現役軍人。

 

   江青對樣板戲確實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原來的《紅燈記》是杜近芳演鐵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絕對好的，別人都達不到她的水平。梅蘭芳甚至說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講，那些老京戲迷都隻聽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長相怎麽樣的，也不管你的動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關係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從劇情要求出發，認為鐵梅應該由擅長表演小旦的演員來擔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說，我將來一定弄一個適合你的劇本，讓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鐵梅是個小姑娘，不適合你。杜近芳說，我演過杜麗娘，她也是年輕漂亮的。江青說，你臉盤比較大，打扮出來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說，江青很懂戲，你唱的時候拖個半音，她馬上就聽出來，說，不對，你拖了。所以演員們都服她。她確實是個內行。

 

   程硯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說江青真懂京戲。還有譚元壽，馬長禮這些人他們始終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著別人後麵罵她。 《智取威虎山》裏楊子榮出場的亮相也是江青設計的。江青說，英雄的首次出場就像一篇文章的開篇之筆，是這出戲成敗的重要一環。楊子榮的出場亮相，童祥苓（líng 青翠茂盛）試了很多次，連他自己也不滿意，最後還是江青親自跑到台上教他怎麽擺弄動作。手和腿該怎麽放。經過江青指導後的楊子榮的出場亮相就完全不一樣了。當時就獲得了觀看排演的觀眾和專家們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時看排演的時候，會把身體從側麵低下頭去看。她說這是觀眾看戲的角度，你戲演得好不好，一定要從觀眾的視角來看才知道。有些唱詞，江青其實是跟主席商量來改的。主席還親自改了幾個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員一唱就覺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樣。 像“迎來春色換人間”、“甘灑熱血寫春秋”這些詞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還以為是江青改的。說江青的水平比編導都高。江青說，我當時也不能告訴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趙燕俠原來與彭真他們關係很熟，她唱得確實好。我看到江青對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麽人鼓動，就是不大聽江青的話。文革開始後，底下的群眾鬥她，說她是彭真黑線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們的關係。江青說，不要鬥了。還是要讓她出來演阿慶嫂。可是她還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見改戲，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隻好叫洪雪飛來代替她。江青跟我說，洪雪飛比起趙燕俠來，那不是差一點，而是差了一個檔次。但趙燕俠爭取不了，也沒辦法。

 

   在看《白毛女》時，我提了個意見。我說劇中的喜兒出逃，好像是有點個人奮鬥。她一個人怎麽生存呢，這比在孤島漂流的魯濱遜還難啊，怕有個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點。劇團的人覺得我講的有道理，還真的去改了。他們設計了一個丫頭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評我說，你別去瞎提意見了。白毛女一個人逃出去，這是群眾已經熟知了的，你弄兩個人跑出去，那還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麽意見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這麽一講，人家不改也不好。不過她認為我的意見還是有合理的一麵，後來就在劇中增加了一下群眾場麵。

 

   對芭蕾舞，江青其實並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學。英國芭蕾舞《紅菱豔》那部電影她都看了十幾遍，還總叫我陪她一起看。開始我還覺得蠻 好看，看了幾遍我就覺得煩了。但她還是專心致誌地在看，她要從中找到芭蕾舞的特點，它的藝術形式，它的表達方式。她說，芭蕾舞的藝術語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腳尖上，它是用腳尖來說話的，肢體語言就是舞蹈藝術的靈魂。她還說，電影表演要看眼神，電影的特寫鏡頭很多都是寫眼神的，它是用眼神來說話的。她還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

 

   她說，毛主席老引《紅樓夢》裏的那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講的就是處事看人，她說，你隻知道看書，寫文章。再下去就成書呆子了。她那時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樣。她對我說，我沒有弟弟，我就把你當弟弟。

 

   江青所領導的京劇革命，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是非常成功的。這對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影響很大。

 

3 ．江青和《評新編曆史劇 < 海瑞罷官 > 》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並交給他一本刊登吳晗《海瑞罷官》劇本的《北京文協》雜誌。這件事得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大力支持。當時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也都是積極參與和支持寫作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文革結束後把這件事說成是江青他們瞞著上海市委“秘密”進行的。 這是不對的。

 

   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來造反的時候，曹荻秋還叫人到北京找過我，說上海市委是積極支持批判《海瑞罷官》的，所以他們是“紅線”上的人，不是“黑線”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麵對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還有的人說，江青開始時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罷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絕了，這也是胡說。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紀90年代我當麵問過 他。他說，哪有的事！江青交給我任務，我當時是很高興的。他說，別說是江青叫我寫，就是總編來叫我寫，我也不能不寫啊。可是他當時手頭確實還有別的任務，一下子抽不出時間來。而且他那時對吳晗的《海瑞罷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這個任務。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裏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來寫這個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話。我建議他把這個過程 寫出來，他答應了。不知道現在他寫出來沒有。

 

   江青後來跟我說過，本來曾想到讓你一起來參加的。但當時你正在參加批判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討論結束後，你又去農村搞四清了。 四清回來後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曆史》這篇文章之後，跟我說這番話的。她說，我沒找你， 你自己倒參加進來了，這也挺好。

 

   還有人說《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預先的布置寫的，而後他還親自改了三遍。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江青跟我說過，她是和主席商量過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但具體怎麽寫主席並不很清楚。主席後來說，這篇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如果主席看過文章後並親自改過三遍，怎麽會對文章未擊中要害這點不加以修改呢？

 

   據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寫好後，江青確實送請主席審閲，毛主席也說他看過三遍。但從現有檔案看並未看到主席對文字作過修改，現存的文革回憶文章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對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過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動筆修改，應該是真實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後，受到了彭真的堅決反對和抵製，他不許中央和北京的報紙轉載這篇文章。鄧小平 也是反對這篇文章的，他曾對吳晗說過，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

 

   黨內也有很多人，像總理、葉劍英等是支持批判吳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羅瑞卿在上海時見到江青。江青跟他說，姚文元在上海寫了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發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不理睬。羅瑞卿當場表示，我們《解放軍 報》支持。他馬上打電話給《解放軍報》社，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叫《解放軍報》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並加了 一個態度很鮮明的編者按。後來還聽說，周總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得知姚文元寫作與發表是毛主席同意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講明，並與他一起審定《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按語，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作了轉載。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從那天的報紙上看到的。那時《文匯報》記者艾玲來北京，她分別找了我和關鋒等人，想聽聽北京學術界對發表這 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說，她聽江青同誌介紹過我的情況。我那時和關鋒還不在一起，我倆也沒有商量過，但卻都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聽了我們的意見大為高興，因為她跑遍了整個北京，沒有在學術界找到什麽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現在居然有關鋒、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這個情況反映了上去。

 

   主席、江青對我們很滿意，我們就成了北京的左派，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從革命的立場出發的。 但從心裏說，我覺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寫得還不夠理想，一個是沒把“清官”問題說清楚。沒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質上也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另外，我覺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產到戶”、“單幹風”聯係在一起，也有點牽強。海瑞要大官僚徐階把多占的土地退出來，退給其他的官紳地主。可當時主張“包產到戶”、單幹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農民退田。兩者不是一碼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一個是為海瑞鳴不平，一個是為彭德懷鳴不平的。這才把《海瑞罷官》這出戲的主題給點出來了。

 

   我當時聽了主席關於《海瑞罷官》要害問題的傳達，真有一種醍醐灌頂（佛教語，用酥酪提取的油澆頭，像當頭灌輸智慧，使人徹底覺悟）的感覺。我難以相信，怎麽深居簡出的毛主席對社會動向的了解竟然會那般細致入微。當時，1960年初期，社會上確實存在一股很大的勢力，他們確實借著《海瑞罷官》這部戲劇在為1959年廬山會議翻案。他們認為彭德懷就是現代海瑞。他們不管海瑞和彭德懷所主張的退田內容有什麽不同，反正認為從公社退田單幹才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他們認為彭德懷是為民請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樣的命運——罷官。

 

   吳晗老覺得的《論海瑞》是奉胡喬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風”、“單幹風”。但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中，那股逆時代發展的暗流才不管這些，他們就是要借助《海瑞罷官》這個題目來阻止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為複興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鳴鑼開道。所以雙方都在上綱上線，而且上得都很高，隻不過一方是明線，一方是暗流。

 

   為什麽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會引起這麽大的曆史反響，關鍵是文章背後雙方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對抗和衝突。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節。吳晗、鄧拓、彭真、姚文元、張春橋、江青等等的個人命運不過是這兩股強大社會力量總體對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節而已。

 

4 ．為革命而研究曆史

 

   我寫《為革命而研究曆史》這篇文章，也和我寫《評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樣，並沒有誰給我下過什麽指令，完全是自發的，那時我從 通縣搞“四清”回來，在家養病，因為不用上班，所以就經常到“紅旗”雜誌的圖書館去看報刊雜誌，了解當時學術界的動態。那時學術 界還是很活躍的。我看到了翦伯讚不斷在倡導他的反對用階級觀點看待曆史的所謂“曆史主義”。我就想，這種脫離階級觀點的曆史主義，其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曆史主義。毛主席強調階級鬥爭，並充分肯定和讚揚農民革命對曆史發展的進步作用。可他們這些教授卻認為農民革命，在曆史上隻起到了破壞和倒退的作用。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曆史觀。

 

   於是，我就在文章中寫道： 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眾多的是史學家，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為暴戾恣睢（suī）（殘暴放任）、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千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 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這篇文章是由《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和副總編輯胡繩、範若愚、鄧力群四人審閱簽字，發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紅旗》雜誌第13期上的。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並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階級立場上和曆史觀上與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這個時候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出來，事實上就成了呼應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在我的文章發表半個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也才一個多月的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找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個人、一起談哲學和曆史問題的時候對他們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我沒有參加那次談話。那次關鋒離開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是他母親生病，他要回山東看母親。他回來後，我問他，你母親的病好了沒有？他說，你真以為是我母親生病？我母親沒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後關鋒向我傳達了主席說的這些話。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後，有一次同我們見麵的時候，主席又談到了我寫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主席說：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馬克思總結階級鬥爭的曆史經驗得來的。也是我說過的老話了。你把我的老話又重新翻出來了。

 

   在主席 對我說這話的時候，我實際上還是沒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紅衛兵運動時，再次引用了這句話，使“造反有理”成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和行動綱領的時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一文的缺點後，我和林傑、閆長貴三人組成了一個小組，繼續以《為革命而研究曆史》為主題寫了第二 篇文章。這篇文章中點了翦伯讚的名。之後，寫第三篇文章又進一步上綱上線。這第三篇文章雖然是閆長貴執筆的，但參加討論、修改是三個人。發表的時候也是署三個人的名。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了翦伯讚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問題。我也沒有認真核對地方上送來的材料，就說他包庇地主，並進而把他說成是“階級異己分子”了。文革後經他家鄉黨組織核查，翦伯讚在土改中雖然對劃分的家庭成分有看法，但並不構成“階級異己分子”。所以我當時這樣說他，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應由我負主要責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糾正對翦伯讚過分的批判，指示要保護翦伯讚，給出路，還讓總理派人去北京大學傳達了他的意見。那個時侯我 已經被關進秦城近一年了。當時聶元梓已失去權力，由軍人王連龍領導的軍宣隊掌握領導了北京大學的文革運動。軍宣隊、工宣隊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人逼供翦伯讚。

 

   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讚夫婦自殺身亡。盡管翦伯讚死亡悲劇發生時，我和林傑、閆長貴都已進了秦城監獄，他們夫婦也不是為我們寫的那篇文章自殺的，但我們的文章也確曾給他造成了壓力。對此，我一直都感到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