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21）

 

第十六章 調後樓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試點

 

1 ．從《群眾反映》調去後樓研究室

 

   楊尚昆對我主編的《群眾反映》，一直都是意見很大的。盡管他有時也經常會找我刊登一些批評他所不喜歡的人的東西，但他總是擔心我會給他捅出婁子來。特別是因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譚震林的關係很緊張。後來在關於“包產到戶”的群眾意見專輯問題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譚震林的攻擊。所以他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後樓的《情況反映》，那麽多人都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麽個小刊物， 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現在決定把你調到後樓研究室去加強《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

 

   調去“後 樓”的時候，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還很年輕，而在“後樓”工作的都是些黨內資格很老、級別很高的老幹部。所以在參加開會時，我都自覺坐在最後一排。

   

   對於這個調動，老實說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群眾反映》辦得太尖銳，領導幹部一有點什麽特殊化的事情就給登出來，這當然使很多人感到高興，但也必然會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別是那些喜歡搞特殊化的領導，他們總感到坐臥不安。田家英對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個特點，從來不諉過於下屬。這一點我很敬重他。他有時候接受楊尚昆的意見，也是有迫不得己的原因。他那時也堅決主張“包產到戶”，實際上是已經完全倒向了劉少奇、鄧小平那邊去了。而楊尚昆是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眾反映》在我手裏一共辦了一百多期，我走後，是馬芷蓀接辦，她辦得也不錯。不過，後來林克告訴我說，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沒有 再作出什麽批示。

 

2 ．後樓研究室

 

   最開始的時候，各地（包括各大區和各省市）給中央的報告，也都是由秘書室來處理的。後來中央辦公廳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什麽都不 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各地給中央的報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們的研究結果和建議方案。而各地給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則仍由秘書室處理。由於這個機構設在中南海的後樓，所以就習慣地把它叫做“後樓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沒有其他正式的名稱。它也沒有設立主任，都是一個個獨立的組，例如綜合組、工業組、農業組、文教組、群眾組。總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級別很高的幹部。各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楊尚昆或龔子榮（中辦副主任）匯報。

 

   1963年我調到後樓研究室的時候，分配在綜合組。組長陳麒章，他原來是饒漱石的大秘書。1954年，饒漱石出事後，楊尚昆就讓陳麒章去查饒漱石的曆史問題。他去查了，然後就實事求是地匯報說，沒查出有什麽問題。所以楊尚昆對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後，陳麒章還一直是 在中央辦公廳做研究工作。

 

   《情況反映》就是綜合組搞的，由陳麒章負責。我剛進去的時候就是協助他搞《情況反映》，一起工作的還有王青林和一個姓羅的記者。 當時《情況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調查和向中央綜合匯報各地關於農村的情況，因為那時農村的工作是影響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時對農業是抓得很緊的，其他方麵關於工業，文教的東西他不大看，關於農業的情況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麵報上來的關於農村情況的， 我們都及時匯報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麵劃了一道一道的，具體的批示好像不多。

 

3 ．去唐山搞“ 四 清 ”運動的試點

 

   1963年的6月，中央辦公廳組成了農村調查工作組，去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稱為“四清”運動）的試點。我參加了去冀東唐山地區撫寧縣的工作組。王光美去的桃園大隊就在我去的那個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混亂的現象，黨內的思想也比較混亂。當時我們從群眾來信所反映的情況中了解到，社會上各種奇奇 怪怪的現象又死灰複燃了，一些在建國後被取締的封建迷信活動也表現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私娼。

 

   伴隨著封建迷信活動的是各種謠言都起來了，有的謠言甚至都傳到中南海裏來了，說某年某月某日是什麽什麽的末日啦，等等。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屆十中全會一開，毛主席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以後，那些東西馬上就全部躲藏起來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樣。

 

   我們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調查如何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過一段時問的了解，發現當時農村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幹部的私分和私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很普遍。生產小隊的小隊長和會計等幾個主要的幹部，瞞著群眾私底下給自己多分些糧食，然後再 把這些糧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場”上賣出去。當時國家規定的糧價才一角幾分，可拿到自由市場上去，那就是好幾倍的價格了。而且這種情況在小隊裏麵還好點。因為那時莊稼收上來以後，都是放在穀場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後由隊裏的十幾戶人家自己去認領的。大家都看得見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較困雛。可到了生產大隊和公社以後，那裏的幹部要私分的話，就方便多了。可這些事情你別以為群眾都不知道，他們都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的。所以我們下去的時候，在隊裏一發動，馬上就會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來，揭發幹部存在的問題。

 

   其實任何一次的群眾運動，首先站出來的一定是這些“勇敢分子”。這些人平時比較活躍，但他本人的表現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 點。比如偷雞摸狗，搞個“破鞋”的都有。運動一來，首先起來的往往就是這些人。後來毛主席也說過，這些人還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們來掌握政權，把權力交給這些人往往是要出問題的。

   

   而王光美她們在桃園大隊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組幾個月都不進村，而是秘密地搞什麽“紮根串聯”，挨家挨戶地摸情況。當時我們聽到這種做法覺得很不以為然的，沒有這個必要嘛。你下去把群眾發動起來，情況不都清楚了麽。所以我們沒有多加理會。後來劉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謂的“桃園經驗”，要在全國推廣，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這時候我們才覺得這裏麵是有問題的。

 

   劉少奇這些人，雖然是極力否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反對毛主席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但是在具 體的做法上，尤其是針對群眾運動的時候，那他們搞起階級鬥爭來是絕不含糊的。這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實行“資反路線”時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文革以後，鄧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可到“六四”的時候竟然動用軍隊來鎮壓群眾運動。這種做法可以說是如出一轍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視階級鬥爭，但他始終認為，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時期，真正的危險主要是來自執政的共產黨的內部，尤其是來自黨內的高層。毛主席後來在文革的時候把劉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稱之為“形左而實右”，道理就在這裏。簡單地說，毛主席主張的階級鬥 爭，它的主要矛頭是對著上麵的。而劉少奇他們的鬥爭矛頭則是主要地對準著下麵的群眾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確地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了劉少奇他們的抵製和反對。這樣，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格局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