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19）

 

第十四章    北戴河會議反對“包產到戶”

和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 

 

1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些情況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工作會議；緊接著，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舉行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田家英參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

 

   那時從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達的班車，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兩頭來回跑。8月25日和26 日，他在秘書室室務會上分別傳達了會議的情況，這些我當時都記在自己的工作日記上了。田家英傳達的具體內容可見下章我日記殘頁的1962年8月25日、26日兩天的日記。

 

2 、《群眾反映》編印“關於群眾對‘包產到戶’的意見 ”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黨內一部分人的“包產到戶”的主張。這之前，田家英讓我整理《關於群眾對“包產到戶”的意 見》等材料，通過《群眾反映》發給中央領導同誌參考。田家英實際是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張的。 說實話，我對“包產到戶”不是那麽積極，為什麽呢？首先是我小時候自己就對農村有一點了解，覺得農村那種小農經濟沒有出路，中學時候讀關於蘇聯的書，知道了斯大林在蘇聯搞集體農莊，我就覺得中國是不是也要搞集體農莊。1959年到四川種試驗田，對農村也有更切實的了解了，我覺得“包產到戶”以後，首先公糧收不上來，很多農戶肯定要瞞產，少交公糧。其次農村已經有些小的拖拉機了，小土地都一塊一塊的，統一耕作很難，推廣良種和新的生產方法都很難。結合到早年看過的蘇聯的集體農莊的材料，我就基本認為走集體農莊的道路才是我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還是要搞合作化，“包產到戶”隻能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的迫不得己的選擇。

 

   不說我自己的具體認識，就是從情感方麵講，我也是讚成毛主席的路線的。我中學時候就是下決心要跟著毛主席的，沒有想到後來居然到毛主席身邊來工作了。1957到1958年發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我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我們遭到何載等人的打擊報複，後來是毛主席親自解救了我們。大躍進中出現了浮誇風，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懷那樣，隻顧批評別人，而是一方麵想盡辦法製止浮誇風，一方麵挽救那些犯了浮誇風錯誤的各級幹部。

 

   在困難時期，毛主席一方麵與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麵在全黨大興調查之風，而且在聽到匯報說那些在“八司馬事件”中犯了錯誤被下放勞動的同誌也應該下去勞動鍛煉，順便去作調查研究，了解下麵實際的情況。我當時也去了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還是帶著犯了錯誤的王剛等人一起去的。回來後，我打報告說，他們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處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經過這一係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懷和一個共產黨領袖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就更加認定了主席選擇的路就是正確的路，搞社會主義不會錯。

 

   總之，我是沒有完全聽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也搞了一個材料。我選擇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對‘包產到 戶’”的小題目，也登在這個專輯裏了。這樣一來，反對的和讚成的兩種材料都有了。雖然份量不是一樣多，但一個來信多，一個來信少，這也是客觀情況。田家英看了以後還半開玩笑地說，你這人滑頭，兩邊的東西你都送，那你就總是正確的了。 譚震林是反對搞“包產到戶”的，他看到《群眾反映》的這個專輯後，覺得抓到把柄了。他在小冊子的空白處，寫滿了他的批示，把“包產到戶”批得體無完膚，說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還說《群眾反映》的編輯是在為資本主義呼喊，要追查。

 

   本來在秘書室閱覽室裏就有一份《群眾反映》，現在又多了一份譚震林批示的抄件，大概是譚震林的秘書放在那裏的。我心裏明白，譚震林這樣做，實際上是想報一仇之箭，因為我們反映過他夫人用軍用飛機買活雞的事情。這些人，你別看他是老革命，都是睚毗必報的。

 

   看到譚震林的批語，楊尚昆就叫龔子榮來找我談話。我說，我們收到了很多群眾來信。我就請示了田家英，田家英叫我專門編一個專輯， 送給中央領導做參考的。楊尚昆就去問田家英：戚本禹說是你叫他編那個東西的？田家英為這個事情對我很惱火，來問我，你怎麽告了密？我一愣，問：我告什麽密了？他說，你不是告訴別人是我叫你編輯的嗎？你跟別人說幹嘛？你知道這個事情有多大，是反黨的，你這不是陷害我嗎？我說，我真不知道中央這些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讚成“包產到戶”的，也有反對“包產到戶”的啊。 龔子龍他們去一查，果然有我說的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隻是譚震林不知道為什麽沒有看到。所以龔子榮就向中辦黨委寫了匯報，說人家編的專輯裏也有反對“包產到戶”的來信，兩種意見都向中央反映了，這是他們的工作職責。他們是反映群眾的意見，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見，這是對的，為什麽要追究責任？他們沒有責任的。彭真知道此事後對譚震林說，你有意見可以，但不能去追查人家呀。如果他們什麽都不反映，我們怎麽知道底下的情況。當時彭真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他看了那些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覺得講得很有道理。

 

   後來田家英對我說，虧得你搞了一個反對“包產到戶”的材料，不然就說不清了。 不久中央下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指示，我們科長開會傳達，馬上就有一個人出來說戚本禹搞的那個“包產到戶”的情況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好在田家英也在會上，他就說，反映情況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那誰還敢工作呢？之後就沒有人敢講話了。

 

3 、關於八屆十中全會的一些情況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並沒有強調提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是重新提出階級鬥爭。講社會主義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 級鬥爭。 一開中央全會，那些各大區的書記，省委書記當時大多數是主張搞人民公社的，走集體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產到戶”。所以，這樣一來，毛主席在中央全會上就是多數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數派。劉少奇他們即使想搞單幹，在會上也不好說出來了，就隻好一起跟著主席講階級鬥爭了。

 

   在我的工作筆記中也有當年田家英傳達的關於十中全會的內容，亦錄在“日記殘頁”一章中。 田家英在傳達中未提及劉少奇、鄧小平，也未提及陳雲，隻提了鄧子恢，但鄧子恢並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十中全會上正式挨主席批評的也隻是鄧子恢。

 

   至於彭徳懷，盡管他在廬山上是強烈反對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卻又是和劉少奇完全一致 的，他也主張分田給農民。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一個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長篇講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口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早期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後來從主席的這個講話裏，歸納出了黨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流傳到了群眾中間，就被簡化成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 講，天天講。”但是毛主席強調“階級鬥爭”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個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裏都還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而且他逐步明確了這種危險主要不是來自下層，而是來自黨內，尤其是來自黨的上層。而這些在以後都早已成為了曆史的事實。 而我們的黨內鬥爭中，有這樣一個特點，由於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黨內外所受到的廣泛擁戴。公開地提出與毛主席相對立的意見的並不多。可是有些人卻總是善於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號，在實際的執行中變成為另外的一套東西。

 

   1957年的反右運動，後來就被變成了把反對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擴大化”運動了。而八屆十中全會重新提出的“階級鬥爭”的口號，在實際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針對下麵群眾的東西了。

 

   大搞階級教育，強調階級出身等一係列的做法就是這樣搞起來的，到後來就逐步發展成為“四清”運動中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實右”錯誤傾向，和文革初期的“資反路線”及“聯動”的“唯成分論”。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後，他們卻又倒過來把自己搞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頭上。

 

   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詩一首：

七律•冬雲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向來把詩中的“蒼蠅”解釋成是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其實，那一年，從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一直到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在黨內同樣是經曆了一場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