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09）

 

第四章  為主席處理群眾來信來訪

 

   群眾來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國民情、政情和社會整體狀況的途徑之一。剛進北京城的時候，還沒有群眾來信，但不久就有了，隻是不多，秘 書室安排一兩個人專門處理就行了。隨後是激烈增加，原來一兩個人能處理的，變成十幾個人都處理不過來了。於是，田家英、彭達彰他們就開始把來信按性質分出反映類、求助類、控訴類、建議類、外事類、文化類、舊誼類等幾個類別，讓大家處理。就在《毛澤東選集》編輯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田家英找我談話，說群眾來信已經成堆，來信組人手不夠，調你去來信組當組長，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給逄先知，送審、校對工作都由逄先知來代替。我服從組織安排，沒得條件可講。

 

1.  主席解決建國初“倆人飯仨人吃”的問題 

   

   剛解放不久，城市就業成為最大的問題。江南地區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蘇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職員和工人失業，造成他們 的生活非常困難，上海最嚴重，工人還有上吊自殺的。這是因為解放前這些地區相對比較發達，工廠多、商業繁榮，解放後資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廠關閉、商店關門的現象很普遍。而且國民黨殘餘勢力還在到處破壞搗亂，美國和多個西方國家，對我們又是禁運又是封鎖，使那些城市的進出口貿易也萎縮了，讓失業問題雪上加霜。老解放區一般沒有這個問題，那裏的青壯年都參軍去前線了，勞力還不夠用。北京也還好，和平解放比較早，工業不多、工人數量也不大。

 

   不少失業的市民、工人走投無路，就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失業造成他們生活疾苦，有的還直接要求給他們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來 信說解放了她怎麽怎麽高興，但是工廠關閉了，她失業了，沒有錢買米，小孩子沒有吃的，她隻好去賣身。她什麽都寫，她說她實在不願 意，可又沒有辦法。我看到這封信心裏很難受，馬上轉呈給了主席。主席批了信，還在“賣淫”等讓人看了很難受的字眼下麵劃了道道。 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決這個婦女的困難，並要上海市委研究解決失業問題。可說實在的，當時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麽好辦法來，因為這種事情太多了。

 

   農民的問題當時主要是征糧問題。還在打仗，大軍向前，糧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軍糧任務很重。我國南方曆來是主產糧區，單產也高， 一畝地多征收一點，就能解決很多部隊的吃飯問題。所以，當時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南方，北方沒有這一問題。上海青浦有個農民來信反 映，征購太重，他自己沒吃的了。我把信轉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說，這樣做是不行的，責立即查證是否屬實。我辦的信，我就要去查 證，我打電話給華東局一位書記，他接電立即去核實，兩天不到，就回電給我說情況屬實，他們正在解決。主席聽了秘書室的匯報後，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指示華東局斟辦解決。後來這個問題解決了，黃炎培給主席寫信還說了這事。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親戚朋友是在 農村的，問題解決前後的情形他們都知道。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張白紙條上寫著一組數字：大炮多少、機槍多少、坦克多少，再無其他內容，簽字用的是外文，我也 看不懂是誰，心裏納悶，這東西怎麽送去給主席看呢？還好我靈機一動，去問了收發室：這信是哪裏送來的？答曰：是中聯部送來的。我 一下就明白了，這是國外共產黨的領導寫給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於是，我馬上請報主席，不然就可能釀成大錯。當時，按照機要 室和秘書室的分工，像胡誌明這樣的兄弟黨領袖給主席的來信，凡不是密碼電報的，都是由秘書室而不是由機要室轉呈主席。

 

   我當時對群眾來信反映的失業、生活疾苦等問題感觸最深，因為我的父親當時在上海的報關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報關行關閉了，他 也失業了，我家裏陷入了水深火熱，三天隻吃兩頓飯，妹妹餓得哇哇叫。那時，組織規定我們的任何來信，包括家書，都要先經田家英 看。他看了我父母給我的來信，知道我家的困難後，就從他自己的工資裏拿出五十塊錢（相當於現在的三百元，大約是我那時三個月的津 貼。當時我們是供給製），讓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堅持要給。他怕我忘了，還要我把寄出的時間都要告訴他。家裏收到錢非常高興， 我也一直都對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鬥田家英，我不積極，我心裏同情他，結果被指斥犯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錯誤。這是後話）。

 

   那時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產黨有辦法，什麽問題都能解決。所以我們越是加班加點，處理的信件越多，解決的問題越多，群眾來信就越 多，我們處理的速度總是趕不上來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樣堆起來了。這不是壞事，說明群眾對毛主席、對共產黨越來越信任了 ——對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給你寫信了。我琢磨，這樣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決也不行，應該給主席一個報告，講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 性。各地來了多少信？都反映什麽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麽？反映某一個問題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沒解決的辦法！ 這些都要讓主席知道。於是，我就把失業工人的信拿來、把農民的信拿來、把其他什麽人的信都拿來，綜合在一起，把主要問題擺出，把統計數字搞準，寫了一個關於市民和工人失業的專題報告。田家英看了說，寫得不錯，我們送上去，這一封信頂幾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幾百封信了。田家英沒改幾個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的名目。用這個名目給主席寫報告，一般是年終報告，不是專題報告。我起草的這份關於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恐怕是建國以來中辦開先河的一次。

 

   報告送上去以後，我就分分秒秒期望著主席能看到這個報告，晚上做夢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來了。送上去是下午，我 估計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報告是用大字寫的，主席把批語寫在報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周總理，失業問題如此嚴重，要認真解決， 不是個別解決，馬上把這個信印發給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立即開會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失業工人沒飯吃的要當即給予救濟。我們勝利了，不能讓人民群眾遭受痛苦。

 

   其實，總理當時掌握的情況比誰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一直沒給主席匯報。主席批了以後，總理馬上就通知全 國，起草文件，找人調查，全國開會。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視了，都實話實說反映情況了。由於給主席的報告是我起草的，總理要我去參加會議，到各個小組去旁聽。在小組裏，我聽到的會上反映的情況，比群眾來信上寫的還嚴重。但那時國家沒多少錢，救濟金也不多，工廠好多也不生產，解決起來很難。會議提出幾個辦法來，其中一個辦法是說，不論怎樣，我們要把這些工人安排到工廠去，不論私營工廠、 公家企業，安插進去，不讓他們在外麵，確保安定，哪怕一個人的工作兩個人來做。周總理把這個討論方案匯報給主席後，主席很讚成、很欣賞。主席說出來的話是：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讓每一個工人都有一份工資。工人還是要按時上班，沒有工作就學習，今天你工作我學 習，明天我工作你學習；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學習，輪流。在工廠，沒文化的學文化，沒技術的學技術，讓老工人教技術，讓有文化的職員教工人識字。

 

   有人對這個辦法提出疑問，說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工資怎麽開？毛主席說，工人該拿多少工資就給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給他工資，不能 把現有工人的工資拿出來分給失業工人，而是減少國家開支，厲行節約，把國家的辦公用費減一半，有的工程沒辦法先停下來，有些要做 的事情慢慢做，想盡一切辦法，把能節省的節省下來。軍費也得節省，軍費開支很大，大量裁減軍費，例行節約。主席號令，全國照做。 節約到什麽程度呢？我們秘書室能走路去辦的事就走路去，本來有個吉普車，也不常開了，節省油費，田家英有時候都得坐公共汽車去辦事，我們更沒有車子坐了；辦公，一張紙要用好幾遍，先用鉛筆寫，再用毛筆寫，正麵用了用反麵，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廢。中共中央辦公廳用的信封是把看完的報紙兩層折疊，再把半邊還能用的辦公用紙撕下來，貼在信封上，下麵蓋一個圖章，一套步驟而成。別看信封、辦公用紙不起眼，全國一起行動，也節省不少錢，其他大額開銷一緊縮，節省下來的數字就不得了。軍隊也一樣，節約了多少錢，軍委報告給主席，主席還表揚他們呢。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機關到解放軍，都來支援失業工人。會議開過兩個月後， 方案都落實了，問題也迎刃而解，許多失業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親也在一家藥廠找到工作了（當然，後來經濟形勢好轉後，再“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於事。這是另一個問題，要根據新的形勢用新的辦法去解決）。

 

   通過這件事，我親身體會到了什麽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吹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擺在那裏，那麽多中央委員，包括總理、劉少奇、朱總司令，都同情工人，怎麽沒有一個人主動去想法解決？最後還是我們這些小秘書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這裏來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視起來，才去想法子解決？還果然就解決了？！而且主席當時還特別指示，連國民黨的留用人員也都要給飯吃，不能餓死一個（三年困難時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這個口號。所以當時好多地方的群眾就拿這個口號當武器，來和當地的官僚主義作鬥爭，反對浮誇後不知改錯的幹部）。2008年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德國也是通過減少在職人口的工作時間，通過“二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辦法， 最早在西方國家從危機中走出來了。德國人是不是把毛主席當年的發明學去了呢？

 

2.  關心群眾疾苦反對官僚主義

 

   1951年，江蘇、江西好些地方有農民來信反映血吸蟲問題，說我們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蟲還是要我們的命。有的信還附著大肚子 的照片。主席看到我們呈送的信，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詳細情況，考慮一並解決。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後，馬上把當地的情況匯報上來，那些材料比群眾來信反映的要具體和全麵，那時地方政府不隱瞞這事，因為他們自己解決不了，希望中央幫助解決。主席看了匯報就指示衛生部組織最好的專家下去調查研究，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還敦促我們經常打電話給衛生部詢問進展。

 

   血吸蟲危害農民健康盡人皆知，可從來沒有人重視並解決過，毛主席調動人民群眾和衛生專家，群策群力，苦戰幾年，終於把它解決了。我聽林克說，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得像個小孩，手舞足蹈，一夜無眠。當時，他就在主席身邊。主席就是那天寫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詩：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裏，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編者注：這是一首革命浪漫主義的詩詞傑作。其一描寫舊社會，色澤暗淡，人悲鬼歡；其二反映新社會，色彩熱烈，一片春意。作品深刻地批判了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熱情謳歌了新社會的優越與輝煌。詩歌想象豐富，對比鮮明，語言生動，情致高昂。詩人的內心世界隨著神奇的想象、多變的畫麵得到了多方麵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現實；既有科學，又有神話；既有對舊時代人民苦難生活的歎息，又有為新時代人民壯舉的喝彩。兩首詩渾然一體，以始終如一的愛民思想和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給後人以戰勝瘟神，戰勝邪惡，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無窮力量）

毛主席加的附注說：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這和林克跟我說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後來還聽總理說過，主席讓給下鄉的醫生專家都發了獎金，感謝他們為農村人民群眾做的好事。

 

   1951年4月底，秘書室把當年頭三個月各種群眾來信的情況匯總，給毛主席打了一個關於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主席很快就對報告做出批 示。這個批示現在在黨史新聞網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茲錄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市委，地委，縣委；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區，各專區，各縣人民政府的黨組，並告中央人民政府各 部門的黨組：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 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下麵是專門處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於處理今年頭三個月信件工作 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封批示是 1951年5 月16日作出的，15年後的5月16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 的《516 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份批示和《516通知》之間存在著邏輯聯係，它與群眾路線和黨的幹部腐敗變質問題 有關。這是後話。

 

   毛主席對黨的幹部，無論級別如何，無論遠近如何，都總是嚴格要求的，對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後僅三個多月，田 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後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麽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裏，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還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後就到主席那裏說起這信的事來【孟繁華整理稿中的說法是：這個工廠的書記不知用什麽辦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難、給主席寫信的事兒，口頭反映到主席那兒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軍管會待過，通過戰友把話傳過去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對此過程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民的情況，這麽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麽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幹什麽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麽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幹了，不想幹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住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 沒跟我們全講，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田家英後來喝悶酒發牢 騷，抱怨說，我事情這麽多，這麽忙，主席也不體諒，為這麽一件小事，就這麽批評我？！那時候，田家英對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發過什麽牢騷，酒醒後就問我。我安慰他說，幹嘛發牢騷呢？主席批評你，那是愛護你，這件事我們也都有責任，你把主席的批評趕緊跟大家傳達一下，讓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他說，對，對，對！田家英才氣過人，酒醒後說出的大道理，比我們都好。後來他也向主席寫了檢討，說了“主席的批評是對我們工作很大的推動”之類的一番話。後來毛主席給那個支部書記寫了信，表揚他關心工人， 告訴他中央馬上想辦法解題，而且是整個北京市的工人，全國的工人問題，都要解決。後來彭真他們一起，把石景山鋼鐵廠工人的工資提高了，我們再下去聽反映，無論是支部書記還是工人，都非常滿意。

 

   3 .  從群眾來信洞悉幹部腐化變質並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業、對農民征購太重，都是影響全國穩定的大問題，都在毛主席的親自指示下解決了。但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遠不止這些，而 是五花八門，什麽都有。有群眾來信揭發他們那裏有什麽幹部貪汙腐化、大吃大喝、欺壓群眾，還有群眾來信反映說，有幹部讓群眾給他 蓋房子卻不給工錢，還有的幹部強占群眾的土地。此外，還有軍內高級領導幹部的家屬來信甚至來訪，反映她們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個部隊高級將領的夫人，也不知道她們是怎樣串聯到一起的，要求見主席，告她們的丈夫進城後生活腐化變質，看不慣自己了，想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結新歡，變成“陳世美”、 “牛金星” 、 “劉宗敏”了；還有哪個首長離了，娶了新娘子；哪個首長暗中有好幾個小老婆；哪個高級幹部嫌自己評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還有哪個高級幹部怎麽樣要部下弄錢、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諸如此類。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情況的。總之，很多黨和軍隊的高級首長，早已忘掉了主席的“兩個務必”、“進城趕考”、“不當李自成”、“不做劉宗敏”的警告了。

 

   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資格，我叫她們老大姐，其實她們當時的年齡也就四、五十歲，不是真的老了。她們都告到主席這裏來了，說明 各家情況是相當的厲害了。她們事先擬好了一份名單，我請她們交給我，她們不同意，非要親自見毛主席！我向楊尚昆報告，請他見見這 些老大姐。楊尚昆圓滑老練，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個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於得罪她們的丈夫了。會麵了就要聽，聽了就要回報，不匯報 就是欺騙主席。匯報了，主席批評了那些將軍、首長，就等於還是得罪了那些將軍、首長，也還是得罪這些老大姐。反正裏外得罪人，他幹脆不見。老大姐們原以為我是收發室傳達，我細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們講清楚，我就是專門負責接訪的，有什麽事跟我說是可以的， 我去匯報。我進進出出好多次，不斷進去報告，她們卻還是見不到領導，更不用說見到毛主席了。她們最後終於明白了：見不到主席，也不能白跑一趟，總這樣跑來跑去也不是辦法。我們也不想為難你，見不到毛主席，你就拿筆來，好好幫我們記下來。我說，好，好！她們原本不想跟我說的事，這時也都慢慢跟我說了。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很認真地記錄下來。完了，她們千叮嚀萬囑咐：“小同誌，這事不能給別人說，信也不能給別人看，我們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匯報啊！我們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啊。”我說：“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時跟主席匯報。”我真是認真去整理了。我給主席的報告不能寫得太具體，都是概括性的東西，但是人名都寫上了。主席很認真地看了我的報告，一個名字劃一杠，一個名字劃一杠，然後批示了很長一段話，最後還請劉、周幾個人閱，請羅榮恒同誌處理，處理完了將結果報告給他。羅榮桓怎樣處理的，我不知道，因為這個處理不經過我們秘書室，是羅榮桓直接跟主席報告的。但因為是我寫的報告，我很關心這事，我注意到，從報紙上麵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國慶招待會時，也看不到這些人了。估計羅榮桓處理得很嚴肅，羅榮桓是個很正派的人（這是進城後不久的事。1954年高崗事發，後來說高崗怎樣腐敗，我就聯想到這些老大姐告狀的事。黨內不隻一個高崗啊，“高崗”太多了，情況都跟高崗差不多）。

 

   這類問題即使有的看上去沒有什麽大不了，其實都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們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幹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這類問題，凡涉及到高級幹部的，我們都不寫進綜合報告裏，要作專題報告。主席則對這類報告特別重視，有的批示叫大區的書記去查，有的就讓中央有關部門直接查，像老大姐們反映的軍隊高級幹部的問題，就是叫羅榮桓開專門會議解決的。還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親自過問。我從主席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從那時開始就非常注意幹部特殊化問題了。由於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出得很多了，1951年底，毛主席決定發起一場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主席要殺掉劉青山、張子善兩人，但很多人對主席的這個決定有意見。我記得華北局裏麵就有人說，這兩個幹部功勞很大，不要殺吧，要殺也頂多殺一個；有的說，他們的錢也都沒用，還在那兒，拿回來就算了；還有的說，革命一輩子，翻雪山過草地，長征都沒死，革命成功了，倒讓自己人給槍斃了，殺了他 們會讓老幹部心寒；連黃敬（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幹部都給這兩人說好話了，說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一個都不殺的，希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隻有劉瀾濤、薄一波等少數人是主殺派，支持主席。我聽李銀橋說，毛主席一晚上都沒睡好覺，翻來覆去想：殺還是不殺！最後下決心要殺，毛主席還說過這麽一句話：“唉！他們也算是為革命最後做個貢獻吧！” 主席這樣做，有點像三國時曹操向監糧官王垕借其項上人頭一樣，迫不得已。當然，曹操是殺了無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殺劉青山、張子善是因為他們貪汙腐化證據確鑿。二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凡是當時涉及到高級幹部的專題報告文件，現在也應該都沒有丟，它們是主席批過的，誰敢丟？除非故意銷毀！如果能把這些報告和主席 的批語都公開，那是能讓人民更多了解建國以後黨內幹部，尤其高級幹部腐化變質的過程和嚴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對後來毛主席為什麽要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現在出版的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完全沒有主席的有關批示，更不用說原始報告附件。

 

   4 . 主席重視民主人士的來信和友情

 

   有一類知名民主人士的來信，從廣義上講，也屬於群眾來信，但又區別一般群眾來信。盡管這些來信遠不如一般群眾來信多，但是處理的難度很大。我剛一開始辦信就遇到了這類信件。哲學家、佛學家熊十力，給毛主席送來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寫的《新唯識論》。田家英交代 我，把信和書的要點摘出來呈送給主席。《新唯識論》是講佛學的。可1950年才19歲，馬列看了不少，佛學不知其所雲，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學和佛教是不同的，隻知道阿彌陀佛，到廟裏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來佛的像，別的都不懂，佛經也沒念過。佛經有很多術語、專有名詞，比如，如是我聞，是什麽意思？不知道。《心經》我背了半天還是不知道說啥，想找個出家和尚問問，附近也沒什麽廟。

 

   《新唯識論》，看不懂也不知道怎麽摘要。由於有保密條例的限製，我還不能叫別人去弄，就隻好硬著頭皮去弄、去鑽研。我一頭紮進中 南海機關圖書室，找詞典，但查了半天，不解決問題，因為詞典主要是解決一個個詞，要想看懂，就得係統研究；找哲學書籍參考，但忙來忙去好一陣子，還是許多問題一頭霧水。在中南海機關圖書室裏，沒有找到可參考的佛學書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門外的北京圖書館去找，終於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識的書，跟白話文一樣。《心經》的白話淺釋，《大悲經》的白話淺釋，《華嚴經》的白話淺釋，我就從這 個入手。後來還查到了熊十力自己關於“唯識論”的通俗講演稿，又反複苦讀。前前後後足足用了兩個禮拜，總算勉強對老先生的信和書的要點知之一二了，遠不是完全領會，就是知道哪句話、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學與佛教不同。孟繁華等的整理沒有加區分，我這裏做了一點處理，未必完全妥當。孟繁華稿子中的“白話淺識”，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說法，我改為了“白話淺釋”，如不妥就改回。此外，“通俗演講稿”原來材料好像說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華稿子沒這樣交代。我把前後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衝突。 這些內容請戚老留意核準】。

 

   隨後我寫了一份幾百字的摘要交給田家英，他再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後，在上麵劃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書，在重要的地方做 了些記號，然後給熊十力複了信。為完成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我整整兩個星期加班加點，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給老學究回了信。知道這些之後，我就很有成就感，心裏很滋潤。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像章士釗、柳亞子、符定一、黃炎培、陳叔通、黎錦熙、金息侯等人的來信，古雅的文字裏常夾著生僻的典故，我 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詩詞文章、曆史、哲學功力都是莫測高深。所以，這些民主人士雖然一個個滿腹經綸，但給主席寫信，都不敢信手寫來，多是苦心孤詣，盡顯文章風騷。這好是好，卻為難了我們這些個晚生之輩。不過，對我而言，是個學習的機會，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讀的習慣，常去中南海機關圖書室和北京圖書館夜讀。北京圖書館的書多，環境好，晚飯後沒事，我先去那裏，那裏閉館後，再回中南海，到機關圖書館繼續夜讀。黃炎培這個人我在上海讀書時就知道，他辦了許多學校，還常免除窮孩子學費。因此，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給主席的信，就馬上送上去。可是，在處理章士釗的來信時，我犯了個想當然的錯誤。

 

   我在上海念書的時候，看過很多魯迅的文章和書，《魯迅全集》也看過幾集，知道魯迅和章士釗“打過官司”，把章士釗罵得很厲害。例 如，在《從胡須說都牙齒》中，魯迅就寫道：“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 製造“三一八慘案”，那時章士釗是教育總長。開槍的事他決定不了，但學生請願好幾天了，他怎麽不管？所以我認為他是有責任的。魯迅的名望、革命性、戰鬥性是眾所周知的，毛主席對於魯迅的讚揚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時候，我已經讀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知道毛主席是把魯迅的方向，確立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歡章士釗，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也不了解，魯迅又罵他那麽厲害。我相信魯迅，相信他不會瞎說。想當然認為章士釗是個反動派，沒資格給毛主席寫信。而且他不過是對時局發表一點看法， 對什麽改造發表一點看法，卻用古文寫，字句拗口，那些問候的客氣話，用詞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讓人煩，就把他的信扣壓下來了。

 

   這一扣壓不要緊，章士釗見給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總理那裏要說道。總理追就問田家英。本來，所有的來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為北京地區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們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選我來管，就是因為他覺得我讀了不少書，不會出錯。哪知道，我要不讀書就往上送了，偏偏讀了一點書，又偏偏讀過魯迅，看到魯迅和這個寫信的章士釗還有那個過節兒，反而把他的信給扣了。 田家英來問我，是不是有章士釗的來信？我理直氣壯告訴他：“是有，我壓下了。他是個反動派。”田家英一聽，說：“好家夥，章士釗的信你怎麽能壓呢？”田家英嚴肅地批評了我，還和彭達彰一起，召集幾個人開會，說章士釗不是像你一個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個長輩、長者，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一點聲音都沒有，不理睬人家，這牽涉到毛主席的威信問題。田家英還說要給我處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後第一次挨批評。過了一段時間，處分沒有下來，我就去問田家英。他笑了笑說，批評是批評，你這個事兒，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後悄悄告訴我，他也犯過這個錯誤，也扣押過，挨主席批評了。不知者不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麽不懂的，先問我們，不要自作主張。這事就這樣過去了。

 

   事後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釗的公交、私交都很篤實，非同一般，其淵源落在上世紀20年代前後。那時毛主席還隻是個熱血青年，章士 釗初次讀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負、氣勢和論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辯無比所震驚，說過“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還親自 接見了毛主席和蔡和森——這是周總理告訴我的。章士釗是個民主派，是堅決反對封建帝製的，他這話不是說毛主席要做皇帝，不過是個借喻而已，用以讚歎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國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裏出個非凡的新氣象。後來，章士釗給毛主席好幾萬塊錢，毛主席把這些錢一部分用於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一部分用於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毛主席讚揚章士釗真心為民主是很堅決的。由於兩個人有這層關係，他們就一直有來往。章士釗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壓下來，自然是“惹下大禍”了。

 

   說到他們兩人的交情，有件關於主席給章士釗送雞的事就不得不說。那是1955年的一天，晚飯後毛主席讓警衛買兩隻雞給章士釗送去。那 時候雞很緊俏，天黑了，商店已關門、攤販也收攤，警衛隻好去找人幫忙才買到雞，等把雞送到章士釗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釗收到雞，連聲稱謝。這事很稀奇，大家傳來傳去，卻都不知道個中緣故。有人問田家英，他也搞不懂，僅說主席給老人送點禮是常有的事。

 

   1967年，我向康生問及此事，他給了我一個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沒有正麵回答我，隻叫我去翻翻《三國誌》，看曹操和喬玄的故事。我按圖索驥，找到這個典故。原來，曹操二十多歲時尚不得誌，默默無聞，一次去拜見喬玄，喬玄卻很賞識他，說：“如今天下將要戰亂，能夠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還有誰？”在喬玄眼裏，曹操是“命世之才”。從此，曹操引喬玄為知己，與他成了忘年交。喬玄臨死時 請曹操照顧自己的家庭，還要求曹操以後路過他家鄉的時候，要拿一隻雞來墳前祭奠他，否則“車過三步”就會肚子痛的，操果然照辦。 毛主席初識章士釗的時候，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釗的欣賞，大概是有曹操遇喬玄的感懷吧。他給章士釗送雞，我推測似乎是在表明他們之間有類似曹操與喬玄之間那樣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負。兩隻雞就把相隔近兩千年的兩段佳話傳之於後人了，毛主席的玩笑與幽默，也是大風大雅。

 

   主席不光對章士釗另眼相看，對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賓的。毛主席過生日是不讓人祝壽的，有些名人像齊白石、葉公綽（chuò 姿態優美）、 張伯駒（jū 少壯的駿馬）、陳半丁這些人，就會作一幅畫，例如畫個長壽鹿什麽的，贈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畫是要錢買的，他們給我作畫，雖然不是為了錢，但我也得給人家一點回報。那時，主席還沒有稿費，他就想拿他的津貼買些禮品。楊尚昆知道了，就說人家給主席送畫，實際是送給共產黨的，這個錢由辦公廳從辦公費裏報銷，不要用主席的津貼，主席的津貼也不夠。買什麽禮品呢？主席很講實惠，說不要買什麽花花草草的，就買火腿，一個人送一條火腿，另買些糖果，糖果要買軟糖，他們都年紀大，硬的不一定咬得動，再買些買好的糕點【材料用了“後來楊尚昆知道了”這個說法，那麽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貼，“後來楊尚昆知道了”再改用辦公費用呢？還是一開始楊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沒有用主席的津貼？】東西買好了誰去送呢？田家英說，大學生都還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禮不大合適。當時，來信組年紀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歲，胖胖的，長得比較老成一點，可他脖子上長癬，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 我給田家英提建議，讓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領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蠻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還是決定讓我去。因為我 當時雖然年紀也才剛20出頭，但臉比較黑，看上去快三十歲的樣子，算是比較老成了。後來，彭達彰給我們要了兩部車（那時隻有主任、 副主任才有資格要車）。我就照著名單，挨家挨戶代主席把禮物都送到了。時至今日，還總有那麽多人，說什麽主席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 時受了胡適的冷遇，就開始仇恨知識分子，說得有鼻子有眼，還說主席建國後從來就不重視知識分子。那麽，主席與這些大知識分子和名 流們之間如此篤實的交情又說明了什麽呢？

 

   5 . 處理群眾來信中的一些個人感悟

 

   上麵列舉的都是我自己在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行中所直接經曆的部分重要事情，實際上其他同誌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經曆，要都匯總起來，說不定就是一本專著。即使我自己經曆的，以上也隻是便於歸類的一些事情而已，還有很多是沒歸入的。比如，慶賀電報寬泛地說， 也算是一種群眾來信。建國初，群眾熱情高漲，一碰到什麽事情或者節日，就給中央和毛主席發來祝賀與致敬的電報，熱情洋溢卻沒有什麽實質內容。那些電報數量巨大，有時堆滿整個房間，讓秘書室領導們不勝煩擾。剛開國，中央機關的紙張很緊張，我們辦公都要利用用過的廢紙甚至舊報紙的空白處，這些電報紙紙質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們也都很頭疼。而且那時拍電報的費用很昂貴，這麽多電報需要多少錢啊！秘書室把這個情況反映到毛主席之後，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定是當地的領導讓群眾或者以群眾的名義發來的。然後，他就讓中央辦公廳發文，禁止了這種做法。這不是打擊群眾的熱情，而是因地製宜，體諒群眾，愛護群眾，也是關心我們秘書室同誌的工作，不要我們耗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

 

   還有一種來信也比較特別，看似很普通，卻不是通過秘書室，而是通過機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當時，有些主席批下來的信到了我這裏，我一看這信不是由我們秘書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還有通訊渠道。後來我知道，主席為了更全麵掌握情況，到各地視察，常會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給他寫信。他們中有農民、小學教員、知識分子，演藝界人士，各行各業都有。反映的情況也十分廣泛，都涉及群眾生活和群眾迫切關心的問題。有個紅線女，是個越劇演員，她就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裏的物價高，煙酒都跟著漲價了，就把情況寫信告訴了主席。主席後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問，為什麽煙酒漲價？參會的人都被主席的問話搞得 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麽知道的。這樣的信是寄到北京××信箱，寫上“××收”。毛主席後來有交代，我們一見到這樣的信， 誰也不能拆，必須交給徐業夫，由徐業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葉子龍管機要室，經過機要室給主席的信，密級就是最高的了。這樣的信密級卻還要高。寫這樣信的人就是後來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書”，李銳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銳在長江三峽水利建設上有些好的建議，才讓他擔任自己的通訊秘書的。主席用了一批這樣的通信秘書，但他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席秘書。

 

   1950、1951、1953 這幾年秘書室的年度報告都是我寫的。這是因為田家英看到我處理群眾來信的具體成績比較優秀，寫起來言之有物、 下筆有情，而且我那時也還協助他搞《毛澤東選集》編輯，他對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還因為經常給中央反映重大情況當選了 ××××年中直機關勞動模範）。但到了1954年，情況變了。有一次，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秘書室的報告應該是寫給辦公廳，由辦公廳再轉給主席。我把這話向田家英做了匯報，田家英說，這個就困難了，主席說這個報告是要直接給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楊尚昆，就跟我說，那以後就不寫書麵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主席吧。

 

   秘書室這個時期為毛主席處理來信來訪的實踐和經驗，以及毛主席對於群眾來信來訪的重視和相關批示，成為了後來黨和國家規範化的信 訪製度的基礎。在為主席處理群眾來信期間，我讀到了一些列寧關於重視群眾來信來訪的教導。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機關， 要保持與人民群眾密切聯係，就要搞好群眾的來信來訪工作。他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把群眾的來信來訪反映問題，當作“勞動者無報酬地履行國家義務”來對待。列寧自己還曾親自接待過很多來訪者，他的接待室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寧一樣地重視群眾來信來訪，早在中央蘇區時期，毛主席就寫出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實現黨的中心任務，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關心群眾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的許多經曆之後，對列寧對待群眾來信來訪的事跡就更加體會深刻了，為了紀念列寧誕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來說的是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寧是1924年4月21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 ，我在 1955 年4月寫了《列寧怎樣對待群眾來信來訪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報》投稿，《人民日報》居然在4月22日（列寧的誕生日）的第3 版登出了。這在當時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中，是絕無僅有的，大家知道後都比較驚訝。

 

   從為毛主席處理群眾來信這個時期開始，我就覺得，我跟主席是心連心的。我不知道有沒有心靈感應這回事，我原來始終相信唯物主義。現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許會有感應吧。鄧小平重新掌權之後，我在秦城監獄，忽然一天感到我母親病得厲害，我是和母親相依為命長大的，對母親的感情很深，我預感到母親可能病重了，要離開人世了，就向中央打報告，請黨中央開恩，批準我跟母親見一麵。他們沒有開恩，晚上我就夢見我母親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為什麽難事哭，在監獄也從來不哭的，那天卻突然就哭起來了。 1986年我出獄後，看我母親死時的照片，跟我夢見的好像一模一樣。我無語了。我一個17歲就加入地下黨出生入死幹革命的人，一點小小的人道主義要求都被拒絕了！自那以後，我就有點相信心靈感應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場一樣的一種波動，波浪會散發出去，而這種波浪就跟電視機一樣，有各自的頻道，當兩個頻道頻率一樣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總的體會是，毛主席對各界來信都很看重，又特別重視工人、農民反映情況和要求解決困難的來信。我是實實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關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還是不改！就是因為毛主席是真關心為老百姓的。周總理也關心，但我感到他總不如毛主席那樣關心。當年的政務院比我們秘書室知道的東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並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先有秘書室把群眾反映的問題匯報上去才發生的。領導的秘書，尤其黨和國家領袖的秘書，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是領袖或領導的私仆，而是領袖或領導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紐帶與橋梁。主席日理萬機，根本沒有時間、也根本沒有必要，親自 一件件詳細閱讀群眾來信。惟其如此，秘書室的作用和價值才顯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裏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時準確地反映人民群眾的真實疾苦和表達出人民群眾的真實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