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03）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時代

 

第一章 接受啟蒙：從觀察“海祭”的威海兒童到沉迷圖書的上海少年

 

   我1931年5月8日出生在山東威海。那一年發生了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9•18 事變”。

 

   我父親叫戚以峰，他小時候讀過一點經書，因家道沒落中斷學業之後，為了生計做過多份小職業，先是到鄉下購進蔬菜進城販賣，後由祖 父托人進金山頂中學做校工，繼後到蕪湖市米行打工，再後由四姨父介紹到英國船上當海員，最後落腳上海，在一家報關行做小職員。 我母親叫叢秀梅，她是我爺爺一個好友的幺（yāo 排行最小）女，1930年嫁給我父親時不到17歲，她一過門就管起家裏的一切，包括奉養那時已經因中風癱瘓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年去世。我母親身上有山東婦女禮讓溫順的傳統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清最後的生員（秀才），也是我們家族最有學問的人。他1929年中風癱瘓，養病在床。祖父兄弟三個，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爺爺，後來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隨祖父那輩人到戚家小祠堂向著戚繼光的神像祭拜，從他們那裏聽到了我的先祖戚繼光抗擊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老師，第一個真正的老師。我父親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顧我，母親又要操持家務，也沒有多少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覺擔負起從文化上教育我的責任。我在三、四歲的時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頭，他就抓機會，給我講故事，叫我背書，背《四書五經》裏的名言，又教我讀書識字，在我四歲多的時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經》，不到五歲又教起我《周易》、《詩經》，還教我唐詩宋詞。聯想法國思想家、法國大革命思想的實際提供者盧梭，在其父親的膝蓋上開始讀書為榜樣，我則是在祖父的病炕上開始接受啟蒙的。我那時年紀小，聽爺爺講解還是不懂，當時對我有誘惑力的是擺在那裏的點心，因為隻有背書背對了才能吃到點心。祖父原來是要走科舉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製度，科舉這條路斷了，他隻能在威海清華銀樓做賬房，掙錢，養家糊口。

 

   我孩提時代最深刻的記憶，是那次在海邊玩耍，看到一大群人“海祭”，卻不明白他們幹啥。那是在我大約5、6歲的時候，我跟幾個小夥 伴到黃海邊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邊點香、燒紙、撒酒，還向海裏扔白饅頭，一邊扔一邊哭。那時候，白饅頭珍貴得很，貧苦的人家是吃不到的，為什麽要把它們扔到海裏去呢？我們幾個孩子在那裏觀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後，我問祖父，祖父聽了後，歎著氣說：“哎，都四十多年了，還有‘海祭’！”我問什麽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講了甲午海戰的事，說威海的水兵與日本鬼子撞船拚命， 成千的人死在大海裏。那之後，威海的鄉親百姓，每到過年和清明，都要到海邊去祭奠那些戰死在海裏的水兵。早幾年的“海祭”一來， 劉公島對麵海灘上，香火繚繞，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講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靈卻是一次極大的震動，可以說那是一次愛國主義的播種。那時候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我國東三 省，“海祭”再起，說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來了的不祥的預感，祭奠亡靈，是在控訴日本當年對我們中國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 呼喚抵抗侵略、保衛海疆的戰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鎮東，1936年秋入小學讀書的時候，祖父按家族宗譜給我起學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輩)。我因為有祖父給的學前啟 蒙教育，一入學就成績不錯，在全校聯考時考得一年級第一名，得了校長親自頒發的獎勵。不料，第二年，“海祭”預示的事情就發生了，日本人占領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淩辱，學校也被迫停課。停課前，老師領著我們學生在國旗下宣誓：永遠愛我們的祖國。校長也來講話，說現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領了威海，我們不要忘記祖國，要學嶽飛，學戚繼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雖然小，卻對校長講的這幾話記憶特別深刻。可是，國民黨的軍隊沒抵抗就跑了。所以，從小開始我就對國軍沒有好印象，覺得他們沒有保衛好祖國。不久，日偽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長來重新開課，校長變了，教書的都還是原來的老師。

 

   那一年戚氏大族長在戚氏宗族大祠堂裏召集會議，要各家嫡長子都去參加。我爺爺是長子，癱瘓在床去不了，他的長子，也是獨子，就是 我的父親，當時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爺爺就讓我小爺爺領我去參加了。在大祠堂裏，我按照小爺爺的教導，先隨著大人跪拜祖先戚繼光的塑像，然後就聽族長講話。族長說，日本人下地了，我們大家都要有準備，日本人會找我們戚家麻煩，我們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幾百年的世仇，雙方都忘不了……，戚家每個人都是我們祖先的子孫，不要給祖先丟臉，不論日本人怎麽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別不能給日本人當漢奸，幫著日本人禍害中國人。姓戚的當漢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們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罵他、打他、殺他。你們不敢殺他，就把他綁到祠堂裏來，由我們按家法處置。族長還說，你們的子女能參軍打日本的，就去參軍……。

 

   那時候，我一聽說要殺人就挺害怕，開完會我回來就跟我媽媽學說族長的話。媽媽說，族長講得對。我說他要殺人，媽媽就給我解釋，族 長要是不凶，允許人去當漢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點。媽媽的話，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後才明白有些壞人是要殺的。 但日本人來，不是為報與戚家的私仇，而是要中國人為他們當奴隸，要占領整個中國。但族長的講話對於戚氏一族的人來說是真有用的。 因為有幾個年輕人聽了之後就去參軍了，後來在威海也確實沒有姓戚的當漢奸。我的表兄穀源臻 (軍人)還告訴我，解放以後在威海找漢奸，也沒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人開始逃離上海。那時祖父已去世，父親擔心英國跟日本宣戰，又惦記妻子、兒女，就通過清華銀樓匯 來一筆錢，叫我們趕緊到煙台乘英國船去上海，否則，就來不及了，因為英國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製，隨時都可能停航。清華銀樓當時是威海最大的銀樓，我祖父在科舉廢除之後，棄文從商，就是轉入這個銀樓經營金銀珠寶。所以銀樓很負責任地把父親匯款的事通知母親，叫母親去上海。母親對父親的決定很高興，從銀樓拿到錢後，就把家裏的東西能變賣的變賣，能送人的送人，告別親友，帶著我和兩個妹妹乘長途汽車到煙台，再乘英國船去上海和父親團聚。

 

   在威海到煙台的長途汽車上，我因暈車，半路就嘔吐了。當時，沿途常有抗日遊擊隊活動，汽車上有日本兵押運。我一吐，一個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小孩是霍亂的傳染大家”，要趕我下車。我母親一個勁地哀求。車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亂，也幫我媽媽說話，我才沒有被趕下去。不然，後來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黨、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獄，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們是1942年春夏到達上海的。到了上海後我就在西城小學讀五年級。我受祖父的影響，關心天下大事，喜歡看書，到了大上海，就想看 更多的書。我有個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訴我，在膠州路附近有一座兒童圖書館，那裏有很多書，學生可以去看、借書。我找去了，發現那是一座光線明亮的小樓，藏書很多。後來我放學以後就常去，不但在那裏讀書，還經常從那裏借書，文學、曆史、地圖和自然科學書籍，隻要我有興趣又覺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