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9 五卅運動

 

第三章 “五卅”運動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閘捕房門口，巡捕開槍，發生斃傷徒手群眾數十人 的慘劇；表麵上看來似係偶發事件，實際上是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一貫的壓迫。這種壓迫 使中國人民積壓於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發出來，遂演成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運動。

   我由廣州經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著 病軀，提著行李，由十六鋪登岸，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奔閘北。

   沿途行人車輛稀少，街頭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們，交頭接耳，神態相當緊張，小別的上海，仿佛發生了甚麽嚴重的事件。 我到達閘北寶興裏我的寓所時，我妻及與我們同住的劉少奇太太何葆貞出來歡迎我。何 葆貞曾經任安源礦工子弟學校教員，一見麵就憤激的說：“你知道嗎？兩個多鍾頭以前，南京 路巡捕開槍，打死打傷很多學生和市民。”接著，她簡直就大聲叫喊：“中國人是可以隨便宰 殺的嗎？我這條命這次一定和帝國主義者拚了！” 何葆貞的憤怒是當時一般人們心情的縮影。為了“反對東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間引起激 烈的罷工風潮，日本廠方雖答允“不得無故打人”，但事實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內外棉第八廠又發生開除工人代表和打傷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幾個日本紗廠中工人抗議性的罷工。廠方對這次罷工采取強硬態度，拒絕與 罷工工人談判，其時正值不景氣，乘勢關閉工廠，不準工人複工。 五月十五日，內外棉第八廠的罷工工人群眾集廠門外，要求複工，遭廠方拒絕，引起爭 執。紗廠日籍職員向工人開槍，重傷八人，顧正紅身中四槍，當場斃命。 上海租界當局對於顧正紅被殺事件，並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會，並逮捕一些罷工 工人。同時，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報揭載顧正紅被殺的真相。

   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原是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會同領 導的，自然很快的就將這一不平事件傳播開來。學生們本有反日的傳統，早就感覺到在中國 境內如果有一個日本人稍受損害，那就要鬧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卻可以憑借不平等條約， 任意在中國境內殺害中國人，顧正紅被殺這個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傷了他們的心。

   上海學生聯合會當即發動了宣傳，組織學生進行街頭講演，募捐救濟被害者，為顧正紅 舉行追悼大會。對此，租界當局采取了壓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有些學生因 講演而被捕。學生們要求上海交涉使陳世光向租界當局交涉，釋放被捕學生，租界當局置之 不理。這樣，就更激起學生的憤怒，進一步擴大街頭講演的行動。

   上海中國商人平日對租界當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們受外商雄厚資本的壓迫，在租界 內隻有納稅的義務，甚麽權利也沒有。上海的納稅人會和工部局的董事會完全由外國人操縱， 早就發生了中國商人要求增加華籍董事的問題。恰在這時，租界當局又實施印刷附律、碼頭 捐、交易所注冊費等加重中國商人負擔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對。租界當局還借越界築 路的手段、擴大租界的管轄區域，由各國領事所操縱的會審公廨（xiè舊時官吏辦公地統稱）（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是根據一八六八年所訂洋徑濱設官公審章程設立的。初時隻限於華洋互訟事件， 被告如為華人，須由華官審判。後來，外人逐漸侵權，至民國之際，便是華人互訟的事件，也歸外人審理了。 會審公廨不受中國法院統屬。華人敗訴者，無上訴可能。這種極不合理的製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經交 涉取消，改由中國司法機關在上海設立臨時法院。），平日處理中外訴訟時， 中國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國商人對顧正紅被殺事件，也同情學生們的行動。

   當時，上海學生聯合會發布了一個簡短的傳單，頗能代表當時一般的民族情緒。原文如 下：

    “打倒帝國主義！列位！你們覺得生活苦麽？你們知道為甚麽比從前要苦嗎？因為：（一） 英、法、美、日各帝國主義者占據海關，把入口稅弄得比出口稅輕，所以國貨不振興；外國 人把洋貨來換了洋鈿（tián 錢幣）去，因而弄得我們一天窮一天了！（二）英、法、美、日各帝國主義者常 常借錢給我國軍閥，拿了鐵路、礦產種種權利去；軍閥借了債，又向他們流氓買軍械來打仗， 打得我們生命都難保。（三）日本人殺我們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學生們要募捐去 接濟，免得工人暴動，捕房又捕了去；我們要去吊被殺的顧正紅，又被捕房捉了去；他們在 牢裏又餓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進，連望望都不準！但是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呀！（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築路，侵占我國土地；又要實行甚麽印刷附律、碼頭捐，處處壓迫我們！鴉片 之毒，人人皆知；但鴉片大本營，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這樣的壓迫，是要壓死人的！ 我們起來同他們爭生路呀！大家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槍聲，便使反帝怒火，與帝國主義的高壓政策正式接觸了。這 天，上海學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頭講演，巡捕仍照舊製止。下午三時許，一個外國巡捕抓住 兩名講演的學生，向老閘捕房行進。跟在後麵的有手執小紙旗的講演學生兩百餘人和無數看 熱鬧的群眾。當這一群人擠到老閘捕房門口時，即遭受巡捕們的排槍射擊；死者十一人，傷 者四十餘人。這一慘劇在日益覺醒的中國人們的心靈上，無異是火上加油；它對中國反帝運 動的發展以及後來中國曆史的演進，皆具有重大的影響。

   五卅之夜八時左右，陳獨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惲代英、王一飛、羅覺等 人先後來到我的寓所。他們原不知道我已返滬，隻約定假我的住所商討應付南京路慘案的辦 法。時機急迫，我們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臥室內舉行緊急會議。首先由各人報告其工作 有關方麵的情況。負責工運的李立三和劉少奇說，各工廠區都已騷動起來了；工人們要求總 罷工。惲代英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青年部秘書，剛從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辦事處來，他敘 述國民黨人都非常憤慨，大家在商討對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區委會負責人王一 飛、羅覺等則說明各學校各民眾團體紛紛集議，氣勢高昂。

   我從這些報告中，覺得整個上海 都在沸騰了。 會議迅速決定，首先發動反抗外力壓迫的罷市、罷工、罷課運動。接著，我們擬定要求 條件的大綱，主要內容是：租界當局須承認此次屠殺的罪行，並負責善後；租界統治權應移 交上海市民，廢除不平等條約，如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等；並提出撤退駐華外國軍隊等要求。

   我們進而討論如何實現這些要求的具體辦法和組成領導這一運動的中心機構。我們估計 一般大商人的態度可能不夠堅定，主張運用民眾力量，促使上海總商會采取一致行動。我們 決定立即組織上海總工會，並由上海總工會、全國學生總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上海總商會 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共同組織一個工商學聯合會，為這一運動的領導中心。 我們又討論到這次運動是反帝性質的，不應使一般市民感覺不便，更不應使中國人因而 受到經濟上的損失。罷市的目的主要是斷絕在滬外國人供應，應盡量減輕對中國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對一般市民照常供應。罷工不宜波及華資工廠、公用事業如電燈、自來水等關係 市民生活者，應暫緩罷工等等。

   我們深知這些決定的實現，不過是消極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鑒於民眾還沒有武力作 後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與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因而我們認為在這一運動中，應避免殺害 外國人的群眾性的騷動發生，以免外人以此為借口，實施武力鎮壓。

   這些方針與辦法決定後，與會者即分別擔任各項具體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願到那即將成立的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去坐鎮、珍理有關成立這個機構的事務。當時 同誌中即有人稱許我：“那好極了；你帶病出馬，難得難得！”分工的結果，是由陳獨秀先生 居中指揮，李立三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對外活動，特別是去聯絡商界，以達成一致行動的目的；其餘各人都就原來工作崗位，展開對國民黨和各民眾團體中的活動；以期所有決定能夠 全盤實現。 這個會議不過兩個鍾頭，就解決了所有的重要問題。會後，同誌們都連夜分途展開活動， 各項決定因之一一實現。這次會議進行的緊張和順行，以及同誌們情緒的熱烈，確是前此所 罕見的。

   也許有人隻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中共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 即對中共本身說來，也是超過一切的。而在我的親身經曆中，五卅運動的民族情緒，其感人 之深，尤勝於當年的五四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秘書張學琅（láng 讀書聲）到達閘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樓底的房子—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這所簡陋的房子，是剛租妥的，還沒有任何設備布 置。張學琅去張羅了一張粗糙的木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凳，並將他帶來的文具和簿冊擺 在桌上。他用一張大白紙，寫上“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幾個大字，貼在大門口，我則坐 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閱讀今早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都登載了上海總工會的啟事，要各工 會派代表到我們這個臨時辦事處來登記。各報所發表的評論和記載，字裏行間都表示出反對 外人壓迫的強烈意向。

   十時左右，各工會和各工廠的代表，紛紛來到這裏登記了。他們所登記的內容，除工會 的組織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罷工”和“能否罷工”兩項。全部登記表在上述項目上都 是肯定的：不是說已經罷工，就是說可以立即罷工。約莫三個鍾頭之內，來辦理登記的和接 洽事務的超過百人。其中隻有少數人是認識我的；有些認識我，而我卻記不起他們的姓名； 多數則從來未見過麵。有些新來的工會代表，目擊這個空無所有的會所，似乎有些懷疑；在 那裏自言自語：“全上海的總工會，那能是這個樣子？”有些知道內情的老資格的工會代表卻 自告奮勇的解釋：“這不過是臨時辦事處。”他們並為我介紹，說我是有名的張特立，老底子 是北成都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頭腦，現在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等等。他們並進而說 明：“總工會眾多的職員都到各工廠去活動去了；他自己帶病坐鎮在這裏，不怕巡警的幹涉， 那能還有甚麽閑話可說哩！” 我們這個小小的房間，擠滿了憤慨萬分的人群，帶來發自上海每個角落的一致罷工的呼 聲。有的說：有了上海總工會，一切就好辦了。有的說：少這裏沒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 地而坐也可以。有的還自告奮勇為總工會做事，或要求留下來擔任保衛總工會的責任。

   除工人代表外，來到這個辦事處的還有十幾個市民，是帶著錢來捐給總工會的。我告訴 他們：今天還沒有管錢的人，要他們明天再捐。其中有兩個送捐款的人是我認識的，他們一 定要我先收下來；情緒之熱烈真是動人，我隻好寫了臨時收據，收下他們送來的二百多塊錢 的捐款。 正午以後，工人代表們大概看見我仍帶病容，多勸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暫時交由他 們照料。我也要求他們多數仍回到各工會去進行原任的工作，隻要少數人留在這裏，協助張 學琅繼續辦理登記。我還要他們去選租房子，作為總工會新會址，並進行布置和登報通告等 工作，以便明早能夠舉行上海總工會正式成立的典禮。

   這天下午，在我看過醫生和略事休息之後，陳獨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陸續來到我的住所， 交談情況。本日大致的情形是這樣：最大多數的外資工廠都能按計劃實行罷工；各學校大致 也都罷課了；各馬路商界聯合會讚成罷市，並在開始實行之中。下午二時左右，大批學生、 工人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的代表們湧到天後官上海總商會，要求它一致行動。最初總商會負 責人還有一些猶疑和推誘，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終於簽字讚成罷市。 工商學聯合會的機構也已經過三方麵的會商，決定組織了。上海總商會雖讚成這種組織，但 它不願加入，以保留它將來可以出麵斡旋的餘地。

    為此，我們昨晚的決定，大體可算一一實現了。同誌們為了讓我能夠多休息一會，就在 黃昏時離去，另擇他處再行會談。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體也就開始康複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時左右，我到達閘北寶山路順泰裏二號，那是昨天下午剛租好急促布置 起來的上海總工會的新會址。這是一座三層洋房，每層有兩個正房和一個大廳；用作辦公是 頗適宜的。當時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眾人在樓下的大廳裏，還不嫌十分擁擠。我在全 屋上下巡視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稱齊全，足證昨天負責布置這所房子的十多個工人代表， 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心力。我決定將樓下一層作為開會和會客之用；總辦公處設在二樓；財務 則在三樓處理。 我於是召集群眾在那裏的工人們舉行成立會。我以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名義， 宣告上海總工會的成立。在一片“慶祝總工會成立”、“擁護上海總工會”、“爭取罷工勝利” 和“為死難烈士複仇”的呼聲中，我們掛起了新製的“上海總工會”的大招牌；升起了上書 這五個大紅字的會旗。所有留在總工會辦事的工人們，立即依照自願的原則，分總務、交際、 會計和糾察四部分辦公。從此，這裏便是上海罷工運動的領導中心。

   當天下午二時，上海總工會又假虯（qiú 盤繞彎曲）江路廣東會館，舉行上海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到 會的代表約六百人，擠滿了那間大會堂。經過一番熱烈演說之後，李立三被選為上海總工會 會長，劉少奇為總務處長，楊劍虹（國民黨籍）為交際處長（會計處長和糾察隊長的姓名我 已記不清楚了）；並一致通過要我以全國總工會的代表身份，駐會指導。這次大會正式通過加 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並就此次運動所應提出的要求條件，尤其是有關工人方麵者，詳加商 討，擬訂原則，授權本會代表，向工商學聯合會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學三方麵推舉代表組成的，為這次 運動的總領導機構。六月八日，工商學聯合會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條要求，作為解決五卅慘案 的具體方案。

   這些機構次第組成之後，反帝運動也就隨之擴大。上海工人方麵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 上海日、英各工廠的工人帶頭罷工，電車、公共汽車、電燈廠、電話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傭 工、清道夫等相繼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華捕也參加罷工，顯然直接動搖了外國 人的統治。到了六月中旬，罷工人數已達十五萬六千餘人了。

   商人方麵，自六月一日起，公 共租界內各商店均先後閉門停業；法租界的商店並於六月五日罷市一天，以示響應。因為這 次運動的對象，主要在反對英日；而法租界當局這次並未直接參與壓迫，所以罷市的範圍， 就未擴及於法租界。至於上海中國地區各商店則營業如故，使這一運動的反帝色彩，更為鮮 明。

   學生方麵，五卅慘案後，上海各校即大多實行罷課，外人所辦各教會學校也逐漸卷入， 學生甚至與外籍的學校當局發生衝突。上海聖約翰大學大批學生即因不滿校方措施而離校。 一般說來，在這次運動中，外國教會在華所辦學校是大受打擊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濫於全國。北京、天津、漢口、長沙、南京、濟南、福州、青島、 鄭州、開封、九江、南昌、鎮江、汕頭、廣州、杭州等地都先後發生過盛大的學生市民的遊 行示威舉動。抵製英日貨和抵製外人的罷工風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這些風潮中也製造了不 少槍殺中國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團體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駐華的 外國海陸軍、與英日經濟絕交、為死難同胞複仇等等。這種反帝的聲很，隨著血的洗禮，響 徹了全國各個角落。

   香港、廣州的省港大罷工，是這次運動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廣州沙麵的工 人開始罷工，響應上海的五卅運動。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沙麵英法軍隊隔著河溝，向示威遊 行的行列開槍，斃傷黃埔軍官學校學生和市民五百餘人，釀成有名的沙基慘案。香港居民因 此大部卷入了這次的罷工風潮，人數激增至十萬以上，其中多數且離港回粵，罷工堅持達十六個月之久。他們這次行動，不特給予香港經濟以頗大的打擊，而且對於廣州初成立的國民 政府的穩定，也發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運動雖是如火如荼的熱烈，但其發展仍要受中國當時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所限製。

   第一，它仍然隻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壓迫的運動，無法作進一步的表現。

   第二，列強在中國勢 力強大，即以整個中國的力量，對之仍是無可如何。

   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對中國民族運動 采取高壓政策，但也兼施以華製華的分化政策，在五卅運動中表現得尤為顯明。

   第四，五卅 運動之未能達到預期的反帝目的，不僅由於外力的強大，也由於中國的不統一。

   第五，五卅 運動的積極作用，是使中國的反帝運動，由一般的宣傳走進了實際行動的邊緣。

   五卅慘案發生後，以英國為首的公共租界當局立即宣布戒嚴；各國海軍陸戰隊登陸，會 同公共租界內由外人所組織的武裝萬國商團，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樞紐地區如南京路西 段禁止華人通行；其他地區實施檢查；特別禁止華人攜帶印刷品、駐足街頭觀望，以及三人 以上的結伴行走；晚上八時後，斷絕交通。 在戒嚴的兩個星期之內，恐怖籠罩住整個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國軍隊槍擊毆打的事，日 有所聞，死傷累累；巡捕更在各處大肆搜捕，至於被害者的確數，則迄未公布。租界內上海 大學、大夏大學、南方大學、文治大學、同德醫校及其附屬醫院等被軍隊所占領，學校被解 散；教職員及學生均被逐離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進入華界，拘捕學生；日美 水兵約二百人及裝甲車隨之出動，與中國地區的保衛團隊形成對壘，幾乎釀成武裝衝突。

   租界當局的這種高壓手段，並不能稍遏中國人的反抗怒潮；總同盟罷業運動仍在繼續發 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內各商家罷市後，銀行工會與錢業公會仍舊照常營業，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議，但工部局卻置之不理；英人所辦的《字林西報》反譏以不能團結一致；於 是各銀行與各錢莊也於六月三日罷業了。 英國的死硬殖民者還多方誣蔑這一運動是“排外”，企圖造成列強聯合一致對華的局麵， 但沒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國人不分黨派，都認為五卅運動所堅持的是正義。即外國僑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認為這一風潮，不能與義和團事件等量齊觀。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國外，法、美在華外交官亦相繼公開表示與英、日不同的態度；甚至日本方麵，後來也有懸 崖勒馬的打算，企圖讓這股充滿正義的反帝怒火，專向英國人燃燒。 以英國殖民者為首的外力，一開始就企圖把中國民族運動，在其剛出娘胎時加以扼殺， 今既不能如願；於是，繼而實施反對赤化的分化政策。這種分化政策運用的時間很長，範圍 廣泛；在當時主要是對北京政府作誘惑性的讓步，分離大商人與工人、學生等的團結，在國 共之間製造分裂的因素，並打擊中共對工會的影響。

   這些手段雖能收效於一時，壓住了五卅 運動的波瀾，其後對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也施以同樣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這些舊 帳積累下來，也為促成中共後來能夠順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當時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憤激之下（少數北方軍人還有要與英日宣戰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氣，一致對外，借以穩固政權的企圖；但它究竟是依賴外力生存的，硬不起來。它曾 根據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團提出抗議；但外交團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為它本身層出不窮的困難所困擾，隻能聽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調查，一籌 莫展。後來，在外人允許召開關稅會議協議修訂稅則的利誘之下，段政府也就樂於裝聾作啞 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國民黨，正忙於廣州國民政府的改組和肅清不可靠的軍隊。因此， 在這一運動的領導上是相當脆弱的。廣州國民黨的首腦們雖對近在咫尺的省港罷工極力支持， 但對其他各地的反帝運動，則似照顧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國民黨人固然積極參加了這一 運動，但國民黨的各地機構卻沒有充分發揮領導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組織暗中決定好 了，再在國民黨部內作形式上的決議。 中共在這次運動中確是一個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領導力的不足。在這次廣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黨員們忙著做這做那，往往顧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專心研討決策，而要去應付迫不及待的實際工作。中共中央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隻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隻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係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巨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區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 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製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複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製，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動限於經濟性的抵製；指出這種抵製，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國民族的威力；暫時 不可再進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慘案後，中國一般名流和有見識的商人，都覺得這個抵抗外力壓迫的事件，必須由 政府負責處理；單憑民眾的消極抵抗是不夠的。甚至左傾的學生，也主張由政府根據法律， 展開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這樣做？於是人們對北京政府的無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認為不能對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實力的外國殖民者也不會輕易對中國人 讓步的，隻有增強民眾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決對外對內的根本問題。我們曾再三 商討，一時也提不出具體的方案。曾有人想到應依孫中山先生北上時的主張，從速召開國民 會議，組織舉國一致對外的政府，但我們也估計到，失去了孫先生的國民黨，暫時不會有這 樣主動的氣魄；而由幼齡的中共來單獨號召，一時也難於獲得人們的重視。如果勉強做了，反可能因內在的糾紛，影響一致對外的陣線。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發表告民眾書，除對帝國主義者的野蠻殘暴，表示極端的憤慨外， 並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眾“萬不可 依賴和信任政府的交涉”。告民眾書反對調和與妥協，提出慎防帝國主義借口反共的離間和破 壞；並號召堅持長期反抗和鞏固反帝的聯合戰線；但它並未說明用政治解決此一事變的具體 方案和可能的發展前途；反暗示毋寧光榮的失敗。這個文件似清楚的說明了當時中共力量的 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獲得了組織上的發展，不少工人和學生相繼參加了中共和共產 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這個時候，中共開始成批的招收黨員。我曾主持過幾次工人新黨員入黨 的儀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黨員。他們多是五卅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經過短期的主義 訓練，就成為正式黨員。他們之入黨多數因對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的領導表示敬佩；本人又充 滿了民族熱情。

   在事態演變之中，五卅運動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調和政策逐漸得勢了。他是一 個有勢力的人商人；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憑借合法的上海總商會的地位，進行調和政策，獲 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慘案發生時，他洽在北京，負著北京段政府某種程度的調解 使命趕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麵的解數。他采用兩麵的手法—一麵是與工商學聯合會建 立友好關係，利用民氣，逼使外人作些輕微的讓步；一麵以外人不能接受為理由，利用總商 會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之十七條要求；終於達到了他那逐步妥協的目的。

   上海總商會於六月十一日將六月八日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七條要求，修改為較溫和 的十三條件。這件事最初工商學聯合會是一致反對的，尤其不滿虞洽卿的操縱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對最烈，尤其不同意將原十七條中之第六條（原文：“優待工人。外人所 設工廠，對於工作之華人，須由工部局會同納稅華人會訂定工人保護法，不得虐待；並承認 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並不得因此次罷工，而開除工人。”）加以修改（總商會所修 改提出之十三條中的第七、第八兩條原文為“洋務職工、海員、工廠工人等，因悲憤罷業者， 將來仍還原職，並不扣罷業期內薪資”、“優待工人，工人工作與否隨其自便，不得因此處罰”）， 中共中央認為這是大商人為了本身的階級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為了避免聯合戰線的破裂，終於讓步了。它認為如果上海總商會所提出的十 三條，均能實現，也就是個奇跡。至於有關工人利益的條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誠支持， 應由工人作長期不懈的鬥爭，方能達到目的。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維持這一反帝的聯合戰線， 不可因工人方麵的反對，趨於破裂。李立三本著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治卿表示，希望他能 根據十三條，據理力爭，堅持到底，並勸告工商學聯合會不可與上海總商會分道揚鐮。這樣， 虞洽卿便獲得第一回合的勝利。 這件事曾引起上海總工會內部的嚴重糾紛。當李立三在總工會代表大會上報告這事的經 過，並要求大會接納總商會所提十三條時，引起了嚴重的反對。具有國民黨籍的一些工人代 表首先指責李立三事先並未經代表大會的同意，擅自接納犧牲工人利益的條件。這種議論獲 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黨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於是，在情緒激昂之下， 撤換李立三的呼聲四起。李立三麵臨著這種不易卸責的局麵，隻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 全國總工會代表身份，代他主持這個重要的會議；並聲言，他將接受大會的任何決定。

   我在會眾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繼續領導討論。我首先指出這樣一件重要的事，事先 沒有代表大會的認可，即對外讓步，手續上是極不合的。我要求代表們就這重要問題的本身， 作平心靜氣的討論。幸好我能憑借平日的信譽，使會場空氣歸於平靜。討論結果，六百幾十位代表，一致決定：反對總商會的讓步，但為了不損害工商學的聯合戰線，目前隻表示抗議 的態度，並希望總商會能與工商學聯合會精誠合作，一致對外。至於原十七條中之第六條所 規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關，應期之於本身的長期奮鬥。 虞洽卿事實上排除了工商學聯合會的反對，根據總商會的十三條，與外人交涉；但同樣 遭到外人的拒絕。於是，他便以此為借口，進而采取逐步收縮這一運動的辦法。 他首先結束了商人的罷市。

   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罷市。由上海總商會、 工商學聯合會和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聯合發表一個沉痛的宣言，說明二十六日先行開市及三 個持久的抵製方法：

   一、抵製英國貨至五卅案解決為止；

   二、抵製日本貨至日本紗廠案 解決為止；

   三、以經濟援助罷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複業，使上海的反帝運動開始低落。當時廣州發生的沙基慘案和省港大罷工 正轟動一時，國共兩黨都認為此時不可退縮，反應擴大，但這些主張並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 協意向。同此，中共也從事實上體會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時，深覺單憑上海總工會乃至 整個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而廣大的農民又不能很快的發動起來，隻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農民中的工作，也開始注意在軍隊中的宣傳。我在這 時根據中央的決定，擺脫了上海總工會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處理中共中央各項急待解決 的事。 根據虞洽卿逐步收縮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廠罷工漸次複工了。中日間屢經交涉的 結果，日本廠方八月十二日應允撤換槍殺顧正紅的原木、川村兩個日籍職員、撫恤顧正紅家 屬一萬元，工廠中日人此後不得帶武器入廠等條件，還應允俟中國政府頒訂工會條例後，承 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所以有這個有關工會代表權的條件，是由於中國立法方麵的缺陷， 才給予日人以借口，真有點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複業了，工人單獨罷工，業已曠日 持久，損失重大；日廠工人乃在上海總工會勸導之下，於二十五日按照複工條件複工。

   日廠複工之後，這一運動單獨對英的色彩也就更為顯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 界的電廠甚至斷絕華資工廠的電力供應，逼使華資工廠無法開工。這一著正打中了中國工商 界的要害，他們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總商會與英廠商定，以恢複供給中國廠商電力，乃發 給罷工期內一部分工資作為維持費等七條件；於九月三十日起，陸續複工。至此，英資工廠 的罷工，也宣告結束。 在逐步退卻之中，上海總工會即遭受層出不窮的壓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搗毀；九月十八 日又為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閉。後來，孫傳芳在江浙一帶攆走了奉係勢力，總工會的 副會長劉華被殺害。堅持這一運動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總工會也因而轉入了地下。 老練的英國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決這個風潮。它隻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準五月 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閘捕房下令開槍的英籍巡捕麥高雲、愛活森二人辭職，並應允在公共租界 工部局增加兩名華董，撫恤五卅被殺害者之家屬七萬五千元（中國方拒絕接受）等條件， 就輕輕的結束了這一運動。但從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視中國的民族運動②。 至於中國人民，大多懷著沉重的心情，為五卅運動的失敗而悲憤。五卅運動所掀起的反 帝熱力，確是保留在那裏，在以後的革命運動中，起著重大的發酵作用。

    ②除了這幾項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銷領事裁判權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的法權會議，列強用拖延手段，組織法權調查團，費了近一年的時間，於是年十一月提出報告書，反要求中國先改良司法， 隻應允將超越領事裁判權的上海會審公癬製度予以改善，而領事裁判權本身問題，則毫無變動。至於列強用 以利誘北京政府讓步的關稅問題，列強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開的關稅會議中，也采用敷 衍手段，成立一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議決案，但以中國先行裁撤厘金為條件；而這是北京政府當時力量所 辦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說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無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