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7 重返中央

 

第九篇 工運與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似隨著孫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國民革命運動卻因時勢的進展而 日趨蓬勃。它循著兩個主要方向發展：一個是職工運動的複蘇，逐漸表現了反帝國主義的色 彩，蔚成為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另一個是廣州國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勝利的基礎。 中共在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走出了小團體的狹隘範圍，成為一個群 眾性的政黨。

   一九二四年十月間，曹錕、吳佩孚政權瓦解，職工運動隨著複蘇起來；尤其是在直隸、 河南等省，國民軍勢力範圍內，工會恢複公開活動。在其他地區，也因統治勢力的混亂，工 會活動乘機複活。

   我在出獄後，雖花了不少時間去協調有關孫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務，仍是領導 鐵路工會。我們利用時機，力爭工會的合法權利，迅速恢複工會的組織與活動，頗具成績。 同時，並嚴防在組織力量未充實之前，受到各種可能的壓迫。我們采取若幹預防的步驟，如 工會雖有開會會所，但另設秘密辦公處所等。

   為了應付這個複雜局勢，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 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後，我獲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主持中央職工運動委 員會。中共中央根據這個決定，要我從速辭去在北方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到上海去就任新職。 我複信表示，因孫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離開國民黨在北京的政治會議；同時我又在籌備第 二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難於立時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鐵路總工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條鐵路的工會。大會議決案有：爭取工會集會、言論、罷工等自由，參加國民革命， 參加國民會議，恢複和改進各工會，力爭工人的經濟利益等十項。這次會議象征著鐵路工會 運動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後，經過兩年的蟄伏，又再行抬頭了。

   大會在“二七”開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會致詞的時候，全場代表熱烈歡呼， 他們並對我蒙難入獄表示敬意。選舉時，我提出我因須赴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辭去總 幹事的職務；到會者知道無法挽留，改選我為鐵路總工會委員，並給我以鐵路總工會名譽會 長的榮銜；這事使我非常感動。至於總幹事的職務，則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張昆弟同誌繼任。

   我所作的工會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視。在段祺瑞的爪牙們的眼中，我是鼓動工人搗 亂的主要人物，又是國民黨的要角，曾領導過民眾團體，歡迎孫的北上；又組織國民會議促 成會與善後會議對抗（其實我為了避免軍閥們的嫉視，沒有參加促成會的會議；但顢頇（mān hān 糊塗而馬虎）的段 祺瑞卻寫在我的帳上）；所以他們企圖再拘捕我，給革命力量一個打擊。 朋友們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朋友們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說， 段政府企圖逮捕幾個國民黨人，給孫先生一點顏色看，氣死孫先生，而我是目標之一。中共 的同誌李大釗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點南下。但我仍願稍留時日，主要是為了不願於孫先生病 危時，先行離去。

   我於二月中旬交代了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任務之後，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李斌夫婦出名租了兩間房子，我分住了一間。為了絕對保密，我這住址連李大釗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釗先生經過我的“交通”找到我，問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號？”在我承認是住在那裏之後，他說這是從段政府的警探們那裏探聽出來的；他並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偵知，顯有立即被捕的危險。他要我依照國共兩方同誌的意見，立即離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擱。 八日清晨，我在幾位鐵路工人護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蘆溝橋車站，搭上了京漢車， 前往鄭州。

   當時，段政府的權力有限，我一離開北京城，便算太平無事。京漢路北段是國民 軍地盤的大動脈，車上雖很擁擠，也有不少無票乘車的軍人，但秩序還不算十分糟。 我在鄭州停留了好幾天，主要是為了與我妻子會合。我妻出獄後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親。 我們約好她暫在家鄉等我的確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達鄭州後，即電約她來鄭州，一同赴 滬。那時湖北仍是直係肖耀南的地盤，我不能冒險到湖北境內去接她。 我利用在鄭州停留的時間，考察當地鐵路工會情況。

   京漢路中段的工會機構仍設在兩年 前被吳佩孚封閉的舊址。工會負責人員也多係“二七”時的老戰友。我每天和他們在一起， 同去慰問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屬，並憑吊與二七事件有關的地方。往事曆曆， 不無餘憤。現在，工會在形式上是恢複了舊觀，但一般工人明知工會的合法權利仍無保障， 所以他們的情緒，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樣熱烈。

   在與一般工人的談話中，我發覺他們對河南的統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統率的國民第二軍極 為不滿。他們指責國民第二軍毫無紀律。向我訴說軍人們在鐵路上種種胡鬧。在各縣的農村 中更是無法無天，已引起民憤，紅槍會在各地發展起來；甚至還發生一些反抗國民二軍的自 衛行動。 當十三日我們舉行追悼孫先生的大會時，我在致詞中指出革命陣容雖然失去了孫先生， 但革命力量仍將團結一致並繼續發展；革命軍不久將由廣東北上，掃蕩這班軍閥。這些話頗 使到會者感到興奮。會後，鄭州鐵路工會的會長劉文鬆向我熱烈表示：希望我這次到南方去， 領著廣東的革命軍到河南來，解救工人們和農民們的苦難。

   同日，我妻趕到了，我們就於十四日清晨搭上隴海車赴滬。我們擠進車廂，立即證實了 工友們對國民二軍的指責。車上秩序非常淩亂，到處都是橫行霸道的軍人，他們不僅自己不 買票，還以眷屬名義挾帶搭客私收車資，以飽私囊。這樣，一般歹徒和走私者，爭與不法軍 人勾結，橫行無忌，而農民和正當的商人買販，則雖買了票也往往擠不上車。沿途各站和列 車中更是一片吵鬧之聲。車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雙倍的時間，天黑後才到徐州。

   徐州當時是國民軍、奉軍和直係軍三種勢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樣淩亂不堪。我們夫婦 在那裏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開行的火車；可是所有客棧被各方軍人占滿了，旅客們都 擠在車站裏過夜；有的在這裏候了兩三天，還沒有搭上火車。我們好不容易才在擠滿了人群 的車站中，占得一席地，度過一宵。 翌日，天還未亮，我們便挾雜在蜂湧的旅客群中，提著行李，爭先恐後地擠上車廂去占 據座位；假若稍遲一步，就連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們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著，一 步也不敢離開。候到上午九時左右，車才開行。車行以後，車上秩序才逐漸好轉。這些親身 經曆的事，每一細節都曾不斷的縈繞於我的腦際；我那時就確認，軍閥們的所作所為，事實 上等於在培育著革命的種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達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點。那所兩上兩下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辦事處。劉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樓上的 前房。我們夫婦則住在樓上的正廂房。樓下便是我們的辦公處所。鄧中夏等人有時也在那裏 下榻。這不過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分支機構，但氣象較之已往，顯得堂皇多了。 陳獨秀先生當天就來看我們。他首先慰問我們夫婦在北京的入獄，對我妻子更是慰勉有 嘉，又為我和劉少奇這兩對新婚夫婦祝福，態度誠懇親切，表現了充分的友誼。

   我們互訴別後情況，他讚揚我糾正趙世炎等反孫北上的左傾錯誤，也稱許李大釗先生和 我在北京對國民黨所持的態度，認為是能於不動聲色之中，貫徹了中共的主張。他對孫中山 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後果，表示憂慮；對於廣東東江的軍事勝利，則引以為快。他主張失 去了領袖的國民黨應擴大黨內民主，實行委員製的領導。他認為中共已克服了許多困難，對 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並強調中共必須獨立發展。 陳獨秀先生的這種對前途的樂觀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進展為其背景的。

   中共第四次代 表大會時，黨員人數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組織均已略具規模，黨員的活動能力也已大為增 強；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提出中共要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我參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後，很快體會到造成陳先生樂觀的因素。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 共中央，雖仍未設立政治局，但雛型已具。我們每星期的會議分為兩種：一種多半假威金斯 基的住所舉行；經常參加的隻有陳獨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員（ 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的中央委員的名單，我已不能完全記憶清楚。隻記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 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等十人是當選的。其中李大釗、羅章龍二人，當 時在北京，譚平山在廣東）。威金斯 基則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所討論的，多是政策問題。另一種會議，威金斯基不 參加；出席者除我們四人外，還有新任中央委員主管宣傳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書記任弼 時、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李立三和婦女運動委員會主委向警 予等；會議討論的則多屬日常工作。所以這兩種會議的性質，前者頗類似於政治局會議，後 者則係中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這些會議顯得更有秩序。每次開會都有預定的議程和明確的決議。我這裏僅就 相當於政治局的會議的情形，及與中共發展有重大關係者，略述一二。

   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很重視統一戰線的策略。我們認為中共自身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 夠的，必須通過統一戰線的工作，去團結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國民革命。我們把完成國民 革命這一主要任務，看作是各階級應有的聯合行動。這種觀點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中共 可能變成國民黨左翼的疑慮，也獲得了全黨一致的支持。 我們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舉行的會議主要討論的，大致可歸納成為下列三個範疇：一是 工人階級領導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軍閥、封建勢力和 帝國主義；二是團結國民黨左派，聯絡中間派，反對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發展、職工運動 的統一，與農民協會的發展等。 上述這三方麵的問題牽涉極為廣泛，國共關係是問題的核心。我們認為國民黨左派是革 命的小資產階級，擁護聯俄容共及工農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戰友。右派則正相反，代 表買辦及其他守舊勢力，反對三大政策。至於中間派則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 般傾向，左右搖擺，不完全讚成三大政策，但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我們認為中間派的人數 較多，聯絡和爭取中間派便是實現廣大聯合戰線的要圖。

   為了上述見解，中共中央與鮑羅庭之間有了分歧。孫先生逝世後，回到廣州的鮑羅庭， 在專心致誌地培植黃埔，並企圖憑借其力量，建立所謂“革命的專政”。他根據廣東實況，認 為國民黨內隻有左右兩派，並無所謂人數眾多的中間派。因而不滿聯絡中間派的統戰策略。 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們與他之間從未發生政策上的嚴重爭執。其實，中共中央政策的製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響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 示行事，決不任意自作主張。但他的權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廣州的鮑羅庭， 因為他們直接受蘇俄政府的指揮，而威金斯基在蘇俄政府中並無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於 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進行協商。 威金斯基負擔著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責任，我們不通過他就無法與共產國際接 觸。在“五卅”前後，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組織得很好，有幾位助手幫忙他處理日常 事務，他自己則專心考慮政策問題。他的妻子沉靜和藹、身體瘦弱，時常鬧病；但她仍努力 協助她的丈夫工作；為了秘密文件的送達，她還常奔走於莫斯科與中國之間。 那時，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麵臨昆山花園的小洋房的三樓上，房東是一位白俄富商；我們 出入其間，從未驚動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們正在威金斯基房間內舉行會議，樓下突然來了 一些租界的外國警官，我們頗為不安。威金斯基卻處之泰然；他說，這些警官不過是房主人 的賓客，他們常有往來。所以在這裏開會，隻要大家來時沒有暗探跟蹤，就很安全。由此足 見威金斯基那時在上海已獲得白俄的掩護。

   我們的會議由陳獨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準備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提出討論；與會者 也都可以隨時提出議案，會議進行得頗有效率，民主氣息也相當充分。威金斯基雖發言最多， 但從不以“共產國際”的帽子，來左右會議的決定。他總是表示尊重多數的意見；這與已往 馬林的盛氣淩人大有區別。 當時，中共中央，尤其是陳獨秀先生，很重視提高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力聞題；也不喜歡 蘇俄人太多幹涉中共內部的事務。在中共內部，北京、廣東兩個區委會，曆來有些獨立自主 的傾向；它們有時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據當地的實況，或者經加拉罕（在北京）、 鮑羅庭（在廣州），直接獲知共產國際的意向，作出與中央指示並不完全一致的決定。尤其是 廣東區委在“五卅”後向中央的報告中，往往以鮑羅庭的意見，作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據。 這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會議上表示：廣東區委似乎有了鮑羅庭的意見，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這一點上，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場，他表示任何損害中共中央 的統一領導的行動，都是不應該的。

   第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共中央組織日趨龐大，會議更是頻繁；一切事務，就得循著組織 的體係，經過複雜的手續來處理；陳獨秀先生的權力也就因之擴大了；甚至各地方組織的負 責人亦多由中央委派。

   接著，中共內部，所謂實際工作派和留俄留法書生派之間，也出現了 互相磨擦的傾向。 陳獨秀先生以中央書記的身份領導中央秘書處，並兼任組織部部長。中央秘書處主管行 政事務，設秘書一人，受書記的指揮，總攬各項工作。這個職務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誌擔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國的王若飛接替。秘書處之下分設文書、財務、發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決定均由秘書處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組織遵辦。財務是完全秘密處理，並不提交 中央會議討論。當時中共經費主要是倚靠共產國際的支持（黨員所捐隻占小部分），由陳獨秀 先生根據需要與威金斯基商定。 陳獨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組織部，較以前也大為充實。以前黨員人數很少，組織部工作 簡單；到了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員數達千人，且還在增加之中，組織部的工作才開始繁 複起來。這時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 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通過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傳工作也同樣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長；他有一幢三層洋房的辦公室，負責 指導黨內宣傳工作；包括通俗宣傳、政治宣傳及黨員文化教育等工作。至於《向導》等黨刊的編輯，中共中央認為是其有政治指導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編；其編輯方針直接由 中央議定，不受宣傳部的管轄。 我所領導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也算得是人才濟濟。委員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礦工會（後來又擴大為漢冶萍工會。漢冶萍工會是由安源煤礦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大冶鐵礦工會聯合組織起來的，為當時長江中部一 帶的主要工會。 ）的主角李立三、劉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運因無法立 足而來到上海的鄧中夏；在武漢從事秘密工會活動的項英、林育南；出獄不久的李啟漢和浦 口鐵路工會的領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決策。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助理。李立 三則專負上海工會的領導責任。鄧中夏那時在上海大學任教，負責物色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工 會工作。其餘的委員多分赴各地指導工作。

   “二七”失敗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準備工 作，就成了我們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中心任務；目標在於建立全國總工會，以統一全國工運的 領導。 此外，中共中央曾計議要增設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但因無適當人選，擱置了一個 時期。在“五卅”以後，先成立軍事部，由我兼任部長。農民運動委員會則遲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組織成立，這是後話。其他如婦女運動委員會等機構的組織與工作也都擴展了。社會主 義青年團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人數擴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為青年工人；此外則多係進步的知識分子，尤以青年學生為多。 它的中央組織與工作自然也同樣的擴展了。

   中共這許多中央機構在上海地下存在著，自然要注意保密，於是中共中央開始建立了“交 通”製度。各機構之間和各負責人員之間的聯絡，以及由外地來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財 物的運送等，均由交通人員負責。中央秘書處的交通人員也就因之日漸增加起來，由數人增 至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 組織日益擴展的中共，在眾民廣土的中國，固然仍不過是一隻“小麻雀”，但五髒確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興了。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中共的首腦們總覺得 孫是老資格，須讓他領先。現在孫已去世，而國民黨右派正極活躍；馬君武、馮自由等已另 行組織國民黨同誌俱樂部；於是中共中央認為革命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 候了。

   實現這種雄心的首要條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壯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組織都在積 極研究：如何征求黨員、如何增強它的領導力量、如何統一工會的領導和擴大少共的組織等 等問題。當時中共廣東區委會已有了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的組織，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積極商討如何在北方軍隊中展開活動，並將河南等地的紅槍會轉化為農民協會等 等。一般說來，中共這時奮鬥的目標，是力圖壯大自身，以增強其在國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共也產生了內部的困難。當時，中共內部政見的分歧雖然縮小了。 但在組織問題上，卻滋生了紛擾。彭述之等要求繼續擴大中共權力，主張中央集權。他們缺 乏實際工作的經驗，往往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指責一般實際工 作者忽視組織原則，保持著一種落後的“手工業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馬列主義的理論， 而依據一些零碎的經驗行事。

   彭述之等這種見解在黨內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陳獨秀先生左袒其說。陳先生這時是 得心應手名符其實的“家長”，他沒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擴大會議時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而 且初期的反對黨魁製的議論也聽不見了，似是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成為無限權力的黨魁。 此外多數留俄、留法歸來的同誌，如在中央秘書處工作的王若飛（留法）、組織部秘書尹寬（留 法）、少共書記任弼時（留蘇）、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留蘇）、上海區委組織部長羅覺（留蘇）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張；而且他們也時常捧著陳獨秀先生的招牌發號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這種見解的，則是黨內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他們不讚成中央過份的集權； 主張黨員在中央決定的原則之下，應有較多的活動自由。他們要求根據各地實況，來運用馬 列主義的原則。他們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實況的書生，隻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專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來嚇唬人。 中央委員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後者的見解；尤其是我，常表示過份的中央集權， 會扼殺一般同誌的活力，因而被視為“實際工作派”的首腦。當時李立三、劉少奇、鄧中夏 等，與少共中央委員惲代英等以及眾多的地方組織的同誌，都或多或少的支持這種觀點。 李立三尤其反對彭述之的作風。他是個熱情奔放的漢子，隻求工作實效，不慣組織的約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運工作也多采取速戰速決的行動。對於工作方案，要經曆上海區委、 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屢次的商討，許久才能解決，表示不耐煩。他老是以“急 待解決”為理由，要求舉行聯席會議或另行指定一個行動委員會來處理。他更不願聽那些馬 列主義的說教，認為坐而論道隻能貽誤事機。他在上海工運中進行工作時不用說服的方法， 而采取強迫的手段。他認為根據實際情況的行動是最重要的，甚麽“中央集權”、“一知半解 的教條”，都是廢話。

   在當時幼齡的中共，一切都是為了急赴事功，因而這種歧見未致演成嚴重的爭執；但後 來中共內部的一切糾紛，卻多少與最早的這種分歧有關。不僅武漢時期的中共內部紛爭是循 著這個脈絡而來的，即後來米夫派的王明、秦邦憲等，也多少繼承著彭述之的衣缽，而後來 毛澤東的“馬列主義中國化”，則與當時的實際工作派，可說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