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4 囹圄聞思

                
第三章 囹圄聞思

   就由於這個料想不到的因素，我們整個案子都輕鬆了。我的太太因為有病，由女監移送到了醫院。彭永和也被釋放了。我和太太之間可以由看守傳遞一些小說書籍，我們還可以用燒過的火柴杆子在書內寫幾句話，互通消息和互致問候，但我仍被嚴禁與外間通消息。我手頭沒有一個錢，我每天兩頓所吃的除一大碗氣味難聞的粗米飯和一根約小指般粗的鹹菜而外，就再沒有其他的東西了。衣著就隻有身上所穿的。這大概就是所謂“瘐（yǔ）死（即監斃）獄中”的辦法的實施罷！

   但當時我的心情是安定下來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難，我也在設法克服。我與看守所的犯人們維持著友善的關係，他們每頓吃的是兩個窩窩頭，我常將我的大米飯和他們交換，他們很高興。我這樣時而粗米飯，時而窩窩頭，在口味上有了調劑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時也能借得一條短褲換一換。

   其他的犯人則與我不同，他們可以由他們的親友送進來一些衣物和錢財；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錢財則都存在看守所長手中，隨時領取，作購買食物之用；這也是獄卒們榨取油水的主要來源。犯人們向看守所長領取存款時，照例由看守所長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頭拿這剩下的錢去購買食物，他又必從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買好或做好之後，再分成三份，牢頭們、犯人頭目及出錢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實際隻能得著價值約一角的食物。這幾乎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獄卒們要按著這個規定調整一個秩序出來，以便他們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幾天沒有油水可揩，獄卒們就用毆打犯人的手段來設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購買食物的犯人很多，總數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買來豬肉，成包的購買強盜牌香煙（經常是零枝購買的），那就是我們看守所大家高興的喜事。這時獄卒們會認真料理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後，還要大加品評。

   這個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關著的，不需做工；每天隻輪著兩個犯人打掃院子，衛生條件很壞，疾病也很多。監獄裏還迷信不能捕殺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當我吃飯掉下幾顆飯粒在地上時，耗子大軍就從各個洞口結隊的向目的物搜索前進；我睡在炕上時，往往從破爛紙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個或兩個互相打架的耗子來，有許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蟲也特別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績似不下於名記者邵飄萍（北京京報名記者邵職萍第一次入獄被釋放時曾將在獄中所捉的一瓶臭蟲，麵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監獄，曾轟動一時）。蟻蟲每晚都在奏著曲子，與害瘧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應。

   這個看守所簡直是一個無人幹涉的小偷養成所。原來犯人中的多數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數的慣賊又互相認識；他們有緣相聚，終日無所事事，隻有研究偷扒的經驗與技術；就是初犯的，經過他們的熏染，也就入了這一行成為慣賊了。

 

   有一次捉進來一個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毆打，在那裏哭泣不已。在犯人們被放到院子裏來作十分鍾的散步的時候，我問這小孩的年齡，他說是十七歲，但正確的算法還不滿十六歲，他這次因饑餓偷竊食物被判處徒刑一個月。當我問他為甚麽被同監者毆打時，他說是他們逼他拜師父，他情願拖洋車，也不願幹這一行。誰知那個腳帶鐵鐐的犯人頭卻因此怒目相視，我隻有轉臉向他說：“怎麽？你不喜歡我管這件事嗎？你可不能打這個小孩子！”

   這個看守所也是嗎啡客經常出入之地，幾乎每天都有一個或者幾個被捉進來和被釋放出去。這些被捉到的嗎啡客通常總被判一個月上下的徒刑，但實際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釋放了。這些人的景象實在令人可怕。滿身都是注射過嗎啡的針孔；發了癮的時候，嘔吐不已，聲音十分難聽，似乎就要斷氣的樣子。我起初還以為這個衙門是基於人道觀念將這些嗎啡客提早釋放，誰知卻另有內幕。

   我同房住的那個看守兵向我泄露秘密。這個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樣，當口袋裏有幾文的時候，就換過便服，大搖大擺的去坐茶館，多數的時間，總在那裏哭窮。他告訴我，步軍統領衙門在滿清時是個肥缺，現在變窮了，收益都被警備總司令部和警察廳侵奪去了，隻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嗎啡捐。大宗販賣嗎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這些批發商轉賣給分布在北京城內的許多嗎啡館，這個窮衙門就向那些嗎啡館收捐，表麵上卻還要表示禁賣。他指出那些嗎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認真禁止嗎啡，或將這些嗎啡犯都強製戒絕，那麽，這個窮衙門就連嗎啡捐這點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聽了他這些話，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這是傷天害理的事。他哼著回答說：“傷天害理的事還多著哩！”等我要求再講些故事給我聽的時候，他又笑著說：“得拉！留著脖子多啃幾天窩窩頭吧！這個年頭，我甚麽都不指望，一心隻想袋裏有幾文，在茶館裏一坐，喝上一壺香片，日子就混過去了。”這個兵油子的這段話，活活刻劃出當時北京衙門的景況和多數人的心情。

   我在獄裏的時間並不算長，但耳聞目睹的事，卻己不勝枚舉。這對我說來，無異是一個重要的課程，我因此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麵有了深一層的了解。我覺得中國的社會改革須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長的時間，我進一步了解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以掃除這一切的齷齪，在中國是何等的迫切與重要。

   不僅如此，在監獄裏，不免使人覺得度日如年。我還不算寂寞，而是孤單，即每天所接觸的人，與我很少共同之點，我不能向他訴說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間，氣溫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談過的劉先生居然被釋放了；他在臨走時，還和我殷殷話別。我為他的出獄欣慰，似覺得我這個政治犯也增了出獄的希望；但也有點難過，因為此後我沒有了一個唯一可以談話的人，也少了一個通消息的人。我腦海中更引起許多幻想，劉先生出獄了，我卻不能，這必定外麵不易援助，也許還要坐上幾年。覺得如能在獄中念幾年書，或可在學問方麵得些成就；可惜我隻能得到少得可憐的小說書。我仔細一麵回憶已往所做過的事和所閱讀過的書籍，企圖尋找出一些新道理來。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體操的地方。有時我會測驗一下那圍牆的堅實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試聽牆外的聲音，或踩踩腳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衝出牢門，用計謀或硬打出去等等。這一切，無非是幻想，自然難於找出頭緒，不過發泄一下作為一個犯人的憤恨和反抗的心情罷了。漫長的時間總在左思右想，最初占著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難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麵我的同誌們和整個革命事業會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響，乃至他們工作的進展估計等等。日子久了，甚麽辦法都想不出來，自然就慢慢轉到如何利用監獄中的時間來鍛煉自己的問題。在散步的時間內，往往想得頭昏腦脹，有時搖頭，有時做手勢，甚至高聲喊叫出一兩句話來，引得旁觀人的驚奇注視，以為是神經病發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銀幕，海市蜃樓和各種形象都會映現出來。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夢魔往往隨著那些幻影而來。這樣我才深刻體會到，一個人沒有師友的切磋、圖書的參閱、孤單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中的痛苦。無法接觸廣大社會，個人的思想不免會亂雜無章，拋不開感情衝動，免不了顧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係統了。

   我在獄中的界想對我以後的種種作為頗有影響。大體說來，減少了我這個在當年隻有二十七歲的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並磨掉了做人處世太過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時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曆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製一些的好。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的設想，認為要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曆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懷疑點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共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了解。時“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兩麵，有時會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馬林對我所使用過的種種手段，在共產黨內發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對這些事感到驚奇，實在是自己當時的過於天真。

   我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國共合作這個緊急的當前現實。又想起我入獄之前在上海參加擴大會議的經過，陳獨秀先生當時所表現的那種狼狽狀態，國共為黨團問題所引起的爭執，黨外合作的主張再度提出等等。我為國共關係前途擔心。我一直認為自己的主張正確，在西湖會議時我站在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立場上，反對馬林那種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去的主張。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反對馬林那種取消中共的傾向，堅持中共須獨立存在與發展。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我一見到孫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許多黨存在這一根本問題，接著又提出改組後的國民黨，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黨章就不宜規定得很嚴格，而應具有廣大的包含性。我入獄前的種種事實，不是又證明我有先見之明麽？

   但我回過來一想，我內心是始終根本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為甚麽不堅決表明，還要講求妥協，惟恐傷害和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共黨內的團結，豈非不夠堅強？又覺得僅僅堅持反對意見還不夠，還要有主張，要提得出一個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繼續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我為甚麽不策劃一套聯合戰線的計劃、實行方案和未來發展等等，為甚麽不和同誌們多作研究，多發表一些文章闡明聯合戰線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這樣做了，也不能折服馬林，他在西湖會議時所持的堅強理由是聯合戰線之所以成為左傾空談，首先因孫中山先生不會讚成；任何無視孫先生意向，而主張聯合戰線的議論，都沒有效用。

   我悔恨自己為甚麽在西湖會議後也覺得少數中共負責人加入國民黨，為實現國共合作，形成聯合戰線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沒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會發展為中共黨員全麵加入國民黨去的政策，這是何等胡塗？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機會，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間在張繼家舉行加入國民黨儀式的時候，徑行去會晤孫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變那種“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義旗下來”的想法，轉而容納多黨存在，與中共和各派革命勢力建立聯合戰線，說不定也可能獲得接納。這等於使他那間“獨資經營”的“革命公司”，因時移勢易，改為“合資獨營”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東、董事長兼總經趣，有何不可？我那時若與孫先生多接觸，把他說服，對國事的影響該是多大？但現在隻是事後的先見之明，失去的機會是抓不回來了。

 

   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間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經過馬林長時間的活動，孫越宣言，國民黨已決定改組容共，第三國際的四月決議等等，已經是很遲了。但那時我仍可設法否決馬林主張並徑行向孫先生進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那已經是太遲了，我隻好表示一點意見之後就揚長而去。

   這樣長時間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檢討，使我覺得自己的為人需要減少一些少年勇進，加多一點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國革命會如何發展，但認為有多種可能。我隻希望往好的方麵發展，即是國共不要鬧得不能開交。事已至此，隻有在黨內合作的既成事實下奮相忍為國，或采友善態度趁早改為黨外合作。即使國民革命成功了，國共也應避免彼此敵對，相打相殺。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獄後的言行中去。與我同時出獄的範體仁以及和我爭論過的趙世炎等同誌，都曾說我變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譏諷我經不起監獄的磨折。我並沒有完全否認這種說法，有一次還向趙世炎等說到親身經曆過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因反對全麵加入國民黨，幾乎被開除中共黨籍，在監獄中有機會細細回味這些往事，因而變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這也許不是退步了、右傾了，而是進步了、減少錯誤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戰爭的風聲日漸緊迫，監獄的戒備也隨著嚴密起來。關於蘇浙戰爭，孫段張合作對直、直奉第二次大戰已大規模爆發等一鱗半爪的消息，也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

   我熱切盼望直係政權的垮台，那大概會增加我衝出這座監獄的機會。但我也不能露出聲色，以免惹禍，因而還是和平常一樣過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個獄卒暗中告訴我，馮玉祥的軍隊忽然開回北京，連總統府都包圍起來了。接著，我的房門被鎖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動。獄卒們都慌張起來，嚴禁犯人們接觸交談。荷槍實彈的看守兵在監獄外麵來回巡邏。二十四日，一個獄卒告訴我，王懷慶倒了，馮玉祥派了劉某接任警備總司令。這些事使我判斷我真有出獄的機會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左右，我這個不明情況的人，心中還在作多種可能的推測。忽然一個獄卒將我的房們打開，引著我一直走到警備總司令部的大堂。這個大堂中站滿了大小官吏，原來是馮玉祥所新任的警備總司令剛舉行過接任儀式。那位新總司令離開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邊接待我。我的太太和範體仁也被帶到那裏。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在那裏想著馮玉祥竟能這樣好的對待我們、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極力約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發生。

   那位新總司令提高聲音問我：“你犯了甚麽罪？”我回答說：“我根本沒有犯罪，審判人硬說我犯了內亂未遂罪，我是不承認的。”接著他又問：“他們打你沒有？虐待你沒有？”我回答說：“我個人總算沒有挨過打。”於是，他宣布：“無罪釋放”，並說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養。接著他以同樣的問題問我的太太和範體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沒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範體仁回答的是：他犯了愛國罪，他要控訴他因此所受過的虐待。那個軍人對他們同樣宣告無罪釋放，並含笑安慰他們。

   我們這些政治犯走出監獄以後，同誌們和朋友們曾多方慰問我們，這不必細說。範體仁並曾埋怨我為何不帶頭對那班直係軍人提出摧殘人權的控訴？我安慰他說：“政局的變化是五花父門的，我們能這樣出來，就算萬幸了。讓我們暫時饒恕他們，一心注意我們未來事業的發展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