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三章 從聯合戰線到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先生和我於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麵臨著北方政局的變化。奉係勢力被驅逐到山海關外，直係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權。
這個時期，中國的形勢的確有些使人樂觀的征象。華盛頓會議主要雖是解決英、美、日等列強在太平洋區域的衝突及限製軍備；但其決議案也規定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協議改善關稅製度暨治外法權等。當時一般人多抱樂觀，認為華盛頓會議開辟了減輕外力侵淩的途徑。奉係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日本在華勢力受到實際的打擊，代之而起的是反日愛國的軍人吳佩孚等。他們覺得循此發展，可以扭轉第一次歐戰以來日本滅亡中國的趨勢。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學者如胡適等對吳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勵精圖治。他們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張，主張不分黨派，由全國所公認的好人，出來組織一個好人政府，實行廢督裁兵，財政公開，尊重國會，製定憲法，實行聯省自治，停止內戰，以實現和平統一等措施。
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變化表麵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電下野，黎元洪主張以廢督裁兵為其複職的條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傳，獲得一般輿論的支持。李大釗先生致函我們，認為好人政府是當前混亂局勢中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一些從事新文化運動而在黨外的朋發們，也直接間接表示希望中共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予以支持。這就使中共中央覺得應根據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所製定的方針，聯係中國目前局勢的發展，從速發表一個對時局的主張。
當中共中央討論這一問題時，一致認為華盛頓會議決不能開辟一條改善中國國際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終是在阻礙中國的進步；日本勢力雖然受到打擊，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強共同宰治中國的局麵；廢督裁兵是不能的，軍閥戰爭和軍閥統治的局麵仍將繼續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張會阻礙革命思潮發展，將一般人引導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誌對好人政府一致譏諷，這也許是上海的環境使人易於看出北京的黑暗麵。當我們將這一問題提交上海全體同誌會議討論時，到會者多采取激進的態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不必顧慮到與蔡元培、胡適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誼，即應將我們的主張公開出來，並推陳獨秀先生起草。當時中共還沒有共同起草一個文件的習慣，陳先生在會議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擬的這項文件完成之後，歡迎所有同誌不客氣的修改，使之成為一個集體作品。
陳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討論的時候，並沒有經過很多的修改就通過了。它指出了國民黨過去因妥協傾向而失敗的種種經過，反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並批評一切改良妥協的傾向；提出一個作為革命目標的民主綱領。現在看來，這個文件是富於中國情調的。
這個被題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時局主張》的文件，具體地說明了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辦法：“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種壓迫的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戰爭。”
這個文件於六月十日通過之後，我即於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與李大釗等同誌謀得政治上的協調。我攜帶了一卷中共對時局主張的印刷品，交給李先生，向他說明原委並與之商討。他毫不遲疑的表示同意；並說前些時候他曾認為好人政府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現在時局的發展顯得不可樂觀，直係的曹錕別有懷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總統，連吳佩孚都受到排擠，那裏說得上廢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這種主張是正確而合時的。
當李先生與他的那些主張好人政府的朋友們在一個會議上會麵的時候，將我交給他的印刷品分送給這些朋友們。當時即有人說到仲甫（陳獨秀的號）老愛標新立異，現在又在唱反調；但有些人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覺得好人政府將難收效，仲甫的主張不能說是無見地。李先生將上述這類反應欣慰地告訴了我，並說他曾向他們指出：這不是仲甫先生一個人的意見，而是連他自己在內的一個新興的集團的慎重主張，因而才特別分送給大家看，希望獲得諒解。這樣，中共的主張開始在他們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從此對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從此與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體黨員的會議上，我報告中央慎重發布這一對時局主張的意義，到會者都表示擁護。一般較年青的同誌更是特別左傾，他們對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認為中共中央的態度還是不夠徹底。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能革命的，中共應自為主體，放手大幹。這次會議通過了決議，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場，在北方群眾中進行宣傳，以期打破一切依據現實企圖改良的幻想。同時這次會議也決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較自由的空氣，要求勞動立法，廢除治安警察法，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從事反帝國主義的活動的具體辦法。後來，北方同誌們的這些活動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擱了約一個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將經過情形報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據黨章每年舉行一次大會的規定，正在積極籌備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舉行。
恰好在這個時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誌被法國驅逐回國。他們兩夫婦受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而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既曾受到法國政府的壓迫，又與主持當時勤工儉學事宜的李石曾、吳稚暉等發生過爭吵，因而滿懷憤恨，準備回國來大幹特幹一番。劉少奇、袁達時、陳為人等留俄學生也在這時從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們受過共產國際的相當鍛煉，都準備在中國的實際工作中一顯身手。
他們對於中共中央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雖一致讚成，但也覺得有些不滿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這個文件並未將中國無產階級和其先鋒隊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來。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有法國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所能起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中國工人應聯絡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
他們在國外的時候，總以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氣，那知回國一看，事實上卻是相當鬆懈。他們對於黨員的政治見解不盡相同的一點最感苦惱；開始強調我所主張過的統一意誌和思想訓練的重要。他們覺得我所主持的工人運動比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動，要向工人運動看齊。
陳獨秀先生很重視這些從外國回來的同誌們的意見。他表示從國外歸來的同誌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糾正國內同誌那種受環境影響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另一個宣言，來補充前一個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①，使會期展延了幾天。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裏正式開幕了。當時中共黨員人數是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到會的正式代表卻隻有九個人。陳獨秀、李達和我三個上屆的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記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
這次大會首先聽取中共中央的報告。陳獨秀先生報告中央工作的概況及所發表的政治主張；我報告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經過、工人運動狀況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形；施存統報告第一次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等的決定。大會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聽取和討論了這些報告，決議追認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發表的時局的主張，以及勞動、青年兩次大會的決議案等。我們鑒於上海環境的限製，決定人數眾多的大會不必經常舉行，以免遭受麻煩。大會旋即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和我組織一個宣言起草委員會，待起草完畢後，再召開大會討論通過，並選舉新的中央。
起草一個政治宣言確是這次大會唯一重要的任務。我和蔡和森又推陳獨秀先生為執筆人。他花了約兩天的時間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員會討論。起草委員會又連續開了好幾次會議，蔡和森提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正的意見，我也參加了一些意見。大會停頓了約一個星期，又再度舉行，通過了我們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選舉新的中央的時候，大會仍認為隻要三個委員就夠了。李達表示根據他一年來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較適宜些，而且準備到湖南去教書，請求不再擔任宣傳的工作。因而選舉的結果，陳獨秀、蔡和森和我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委員，分擔書記、宣傳、組織職務。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對六月十日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作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這文件列舉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情形，較之第一個文件加重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在中國內部狀況上，它仍說到反封建製度，但沒有重複資產階級反封建製度這類的語句。它模糊的說到中國資產階級的中間性，強調中國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應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這個宣言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製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為主要政治目標，其內容主要是把孫中山派的民主勢力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或者開明的資產階級，並提出了民主主義革命和蘇維埃革命兩次革命的理論。
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事實上力求它的黨員政治態度的一致，這就引起了黨內的鬥爭。當六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時時候，我們曾將這個印刷品分送給孫中山先生及一些國民黨要人，並表示希望以兩黨為骨幹的聯合戰線能早日實現。
六月十六日，廣州發生了陳炯明軍隊圍攻孫中山總統府的事件。陳獨秀先生當即在上海的國民黨要人張繼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陳炯明現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與之斷絕關係並一致聲討。
中共中央即致函廣州支部的負責人譚平山等，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係，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但廣州的共產黨人並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陳公博和譚植棠仍在廣州《群報》工作，並發表一些支持陳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為了應付這種尷尬的局麵，便向國民黨方麵作進一步的表示，請孫中山先生出麵召集各派革命勢力的聯席會議，並聲明中共將不因孫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暫時挫折而改變其與孫合作的原有立場，中共將更積極的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反動言論和行動，對於廣東方麵個別中共同誌支持陳炯明那種錯誤態度，已在設法糾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以後，中共中央再致函廣州支部委員會，嚴厲指責他們對陳炯明的態度的不當；並嚴重警告陳公博、譚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變態度，將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負廣州書記責任的譚平山，如仍優容放縱，將同樣受到嚴重處分。結果，由於這些同誌沒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譚植棠卒被除名，陳公博則在受到嚴重警告的處分後也退出了中共，譚平山遭受譴責後暫時離開了廣州書記的職務。
從中共中央貫徹它的政治主張，執行政治紀律這個角度看來，這件事十分重要。但這也使陳獨秀先生感覺苦惱。他有一種家長觀念，現在這個共產家庭裏發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傷感。而且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這些人，都是由於他在廣州任教育委員長時，受了他的影響，才與陳炯明合作的。當陳炯明公開叛變的時候，他們並不能和他一樣的辨別是非，因而不得不用黨的紀律予以製裁，這就使他不無揮淚斬馬謖的心情。
在大會閉幕後幾天，馬林回到了上海。他對於中共建立政綱的努力澆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
在一次我們與馬林的會議上，他說明孫中山不會讚成聯合戰線，隻會要求中共黨員參加進國民黨去。他說共產國際讚成加入國民黨的辦法，認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可行途徑。他提議，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無人讚成他的主張。
不待說，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來貫徹他的主張。所謂黨內小組織問題，恰恰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別會議的主張得以實現。
原來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時，中共中央為了秘密開會的方便起見，將在上海的黨員分成幾個小組，討論一般政治問題，提出意見，供大會討論宣言的參考。我所主持的一個小組，都是勞動組合書記的工作人員，人數最多。大會閉幕以後，這個小組仍照常舉行會議，以討論勞工問題為主，但因政治是到會者最感興趣的問題，自也不免涉及。
當我們與馬林爭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問題尚未決定的時候，我們的小組也在談論這一問題，我和張太雷也參加了這一小組會。在商談一些有關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之後，劉少奇、袁達時等提到黨內討論政治問題太少，黨員不免渙散隔膜，要求仍照大會開會時的情形，每次都討論一些政治何題。接著就有些同誌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主張。這使張太雷聽了頗為不快。而那些從俄、法回國的同誌們，也有點不滿張太雷追隨馬林主張的意向，似不免特別加重反對的語氣，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張太雷旋即將我們這個小組開會的情形報告了陳獨秀先生，並向陳先生指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一事，仍在少數中央委員與馬林秘密商談中，為何一般同誌都知道了？中央尚未決定的政策，即在小組會上討論，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說是黨內發生了小組織的傾向。陳獨秀先生聽了張太雷的報告，一時頗為生氣。
但當我為這件事去見陳先生的時候，陳獨秀先生沒有等我明說，就表示這並無不合之處，不值得再提。他還笑著說，他自己就曾向參加我們小組的某幾個同誌，談論過加入國民黨要打手模、宣誓服從孫中山先生的問題。中共黨員如果加入國民黨，也要履行這種手續，如何能與聯合戰線的策略，混為一談。因此，他認為並不是我故意泄漏機密動員同誌們反對馬林，或許是這些人道聽途說知道了這事，因關心而自動談論起來。他說當張太雷向他提到這個問題時，一時沒有想到這一點。他表示將再向張太雷解釋，以免發生是非。
馬林知道了這件事，立即借題發揮。他約我單獨晤談，並慎重其事的表示，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我曾竭力勸他尊重陳獨秀先生，現在證明是完全對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現在的作為卻有意無意地有些反陳獨秀的傾向，所以他也同樣的勸告我。我否認他這種看法。他說到黨內因確定政治立場，針對陳公博這類人在作鬥爭，此外，中共黨員中在工作上也有積極與否之分，無形中我被視為積極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陳獨秀在某些方麵卻不是的。這件事終於引起了意見紛歧的感覺，陳先生雖然收回了他原來對張太雷所說的話，但當張太雷一提起黨內小組織問題時，他就動了感情，這點可為意見紛歧的明證。他表示他並非因參加小組的同誌反對加入國民黨，而有所疑慮；但希望我不再反對舉行另一次中央特別會議，因為他認為這對黨的對外政策的決定和消除內部意見，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釗先生也正在這個時候到達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負責人認為他和馬林都沒有參加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機會，現在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大家正好從長計議。因而中共中央便決定在西湖舉行一次中央特別會議。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會約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會議在西湖舉行了。參加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馬林、蔡和森、張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這次為時兩天的會議，專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雖沒有通過甚麽修正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議案，但著名的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方針，就是這次會議確定的，實際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馬林在這次會議中是主要的發言者。他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大概是為了減少反對，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犯了左傾幼稚病。他的論點是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為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主要理由大致是：
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隻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
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
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隻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
第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共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
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我和蔡和森發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我們認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不能與西歐共黨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一事相提並論，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共加入進去無異與資產階級相混合，會喪失它的獨立性，這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原則不合。我們指出與國民黨建立黨外的聯合戰線是可以做到的；這有過去國民黨和其他派係建立聯盟的實例為證；如果組織一個聯合戰線的委員會，可以推孫為主席，委員會中的國民黨人數也可比中共人數多一倍左右。我們所要說明的中共並不是要求與國民黨來個平行的聯合戰線，隻是不要喪失獨立性。我們還著重指出，中共除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外，更應注意爭取國民黨以外的廣大工農群眾來壯大自己。根據這些觀點，我們要求不接納馬林的主張，並請共產國際重新予以考慮。
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言甚多。他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的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他詳細說到，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但他聲言，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隻能申述我們不讚同的意見。
馬林說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陳先生還提出隻能有條件的服從，他著重指出隻有孫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他等原有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共黨員才能加入進去。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也要反對。
李大釗先生卻采取一個調和的立場。他雖同情我們的某些看法，也稱許陳先生所提出條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馬林的。他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已經多年，掛著國民黨黨籍，依然進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並未受到任何約束。即單純的國民黨員也抱有各種不同的政見，單獨從事政治活動的例子也不少，足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他也判斷聯合戰線不易實現，采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聯合戰線的易於行通的辦法。
李大釗先生根據他的這種看法，向我們疏通，認為有條件的加入國民黨和中共少數領導人加入國民黨去為兩黨合作的橋梁，是實現第二次大會既定政策；同時避免與馬林乃至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爭執的兩全辦法。結果，這次會議並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種互相諒解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先生所提國民黨取消打手模以後，中共的少數負責同誌可以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決定。這種決定顯然對馬林原有的中共黨員無條件無限製加入國民黨的主張，已作了相當的修正。
接著，馬林從袋中取出一份關於小組織問題的決議文，宣告黨內現在並無小組織之存在，但有過這種傾向，這雖出自愛黨的善意，也是不應有的，將來更不應有。這份決議文的突然提出，使會場的氣氛突然為之嚴重。大家沉默了一會，陳獨秀先生表現出驚異與尷尬的神情，顯然他在事前並未看到這個文件，也沒有想到馬林竟撇開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無此決議的必要。他指出黨內合法的小組會議討論黨內當前的政治問題，即使對中央尚未決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對意見，也不能認為是小組織的傾向，如果這樣認定的話將是壓抑黨內民主討論的自由。和我們同持反對意見的高尚德，此時更憤而指斥馬林是施展壓抑反對意見的手腕。
這就使馬林沉不住氣，轉而向我施其壓力。他聲色俱厲的表示：從蔡、高兩同誌的發言看來，證明黨內一些年輕初參加中央工作的同誌，確有一種左傾反對派的傾向；這是要由我負責的，至少我沒有幫著糾正這種傾向。他希望我讓這個決議順利通過，但以後可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強行壓抑內心的憤怒，起而聲明，我反對黨內有任何小組織的傾向，認為並無這種傾向存在，因而不讚成有這個決議。我開始指斥馬林的發言是無禮而且荒謬的。
李大釗先生沒有等我說完，便勸阻我繼續說下去。他頌揚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換意見，達成了對加入國民黨問題的協議，彼此忍讓的和諧精神十分可貴；他說不妨讓這個決議存在，以作為將來的殷鑒。他聲言他不相信我有甚麽小組織的傾向，也相信其他同誌對我並無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陳獨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組織的傾向，但認為這個抽象的決議既已提出來了，就讓它擺在那裏好了。結果，由於當時中共內部不願爭執的氣氛，和中國人愛尊重對方麵子的固有涵養，這決議並沒有依照我的主張予以否決；而以“擺在那裏”的含混語而獲得存案。馬林似鑒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對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誌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說了。
這種所謂小組織問題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糾纏在一起，曾使中共黨內後來發生不少的風波。這也是國際共產黨中那一套借故壓抑反對者的黨內鬥爭辦法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事實上，陳獨秀先生和我以後雖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因這個決議沒有被否決，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們的純潔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陰影。
馬林施展了全身解數，才使他的主張獲得勉強通過；是他的勝利，也是他的失敗。我們以後雖仍照舊保持著工作上的往來，但他對我的談吐似已加上一層戒備。在我這方麵，的確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許自以為具有足夠的權威來仲裁中共內部的一切，因而貿然提出這個小組織的決議；結果，並不能如他所預期的獲得支持，反給人以挑撥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將他當作老前輩的敬意。我從此認為他在不擇手段地打擊我這個反對者，而且懷疑他主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裏麵去；並且憑借所謂小組織問題的決議，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報告，來中傷他的反對者。這一切的一切，是我們後來終於破裂的伏線。
這點，當時陳獨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觸，因而他在所謂小組織問題討論結束以後，立即起而提議讓李大釗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時候，以便共同進行與國民黨建立關係；選派我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漢、長沙一帶，傳達中央曆次會議的決定，以期獲得一致支持，並指導各地黨務和職工運動的進行。他並且表示，這是對我的完全信賴。所有的到會者都讚成他的提議，他們心目中認為這次的爭執可用這個辦法獲得一些彌補。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如果隻是中共單方麵的決定，還是不能實現的。當時孫先生和國民黨正也有此需要，才使這一政策很快的見諸實行。
孫先生在中國近代政局的演變中。始終是個失意者。列強對他的態度一直不夠友善。歐戰後，他曾草擬實業計劃，提出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並利用列強力量來開發中國富源的主張，遭受到列強當局的冷視。華盛頓會議時，列強也未接納他單獨派遣代表的建議。同時，孫先生反秘密派遣張秋白為出席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代表。
尤其在內政問題上，孫先生一直在與環繞他四周的政敵，作軍事的和非軍事的鬥爭，疊遭挫折。孫先生一直企圖獲得列強的諒解與支持，而外力卻總是支持他的敵對方麵。他的親俄固由於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為事勢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馬林赴桂林與他晤談時，他們之間很快的找著了一些共同點。在中蘇關係問題上，增進了孫先生對於蘇俄的諒解。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似也獲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諒解。
在西湖會議時，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孫先生讚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他從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負責人詳細說過他與孫先生會談的經過。當時，我們根據與孫先生接觸的經驗，相信他這種說法不是信口開河，很可能還是出於孫先生的主動。
孫先生素來自視為中國革命唯一領袖，在他的革命旗幟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隻要求人們擁護他的革命，並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義究竟是甚麽。他在我們沒有組織中共以前，明知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後成為中共要人的朋友們說過，既要革命，就請加入國民黨。後來，他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事，也有同樣的解釋，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應當將共產主義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個大圈子裏麵，不可讓它在大圈子外麵。
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推測，這個加入國民黨的辦法用不著馬林吹噓奔走，孫先生就會自動提出的。如果這一點確是由孫先生提出，馬林自然會覺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時候，即曾指導印尼的社會主義者，參加領導反荷蘭殖民統治的宗教政治混合為一的“回教聯盟”。再者，馬林當時如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允許，是不會貿然自作主張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孫先生這種意向之後，就趕回莫斯科去請示。後來，我從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馬林回去後提出這個建議，並為共產國際所接納。不過當時采用這個建議的詳細辦法和解釋，還未十分確定罷了。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先生一時似乎失掉了一切。當時孫先生的處境十分惡劣，陳炯明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者，而且獲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孫中山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調子。北方的實力派吳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陳炯明。國民黨分子背離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王寵惠等四一十九人聯名通電請他下野，這件事給他的打擊更是不小。
這個時候，幾乎隻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開宣言要與孫先生合作，指斥陳炯明為反動；而且采取行動上不惜處分在廣州支持陳炯明的少數中共黨員。這些事使孫先生為之感動，認為中共確有誠意與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孫先生離開困處廣州白鵝潭的永豐艦，於十三日到達上海，這正是西湖會議後五天的事。陳獨秀、李大釗和馬林分別去拜訪他。孫先生立即讚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他應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個人的原有入黨辦法，並依照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幾天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就由張繼介紹，孫先生親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國民黨為黨員。
我在孫中山先生抵達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漢、長沙一帶去執行任務。我們在西湖會議上對加入國民黨一點，雖有過嚴重的爭執；但一經決定，就一致嚴格執行。我向北京、武漢、長沙這三個重要的中共地委會所召集的會議中，報告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西湖會議的諒解；所有曾經有過爭執之點，都避而不談。因而很順利的得到各地同誌對於中央決定的支持；並按照各地具體情況，開始建立與國民黨人的合作關係。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陳獨秀先生即告知他們加入國民黨的經過，並說他們曾告訴孫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本應一同辦理入黨手續，現因事他往，隻好將來再行補辦。孫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會歡迎我加入國民黨。因為張繼擔任我們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的角色，陳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們向張繼說明來意之後，他表示孫先生歡迎我入黨，他要去向孫先生報告，請他約定二個時間，親自主盟。我旋即向他們說到，共產黨員第一次入黨，由孫先生親自主盟是很好的。現在我來補行這個手續，就可以由溥泉（張繼的號）先生主盟，由陳先生作介紹人。如有事商談，改天我當專程去拜會孫先生。陳先生讚成我這種說法，張繼謙虛了一陣之後，也就很高興地照做了。於是在張繼的客廳中，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入黨儀式，我舉起右手宣讀的入黨詞，已不是甚麽服從孫中山先生，而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讀之後，是我們共同簽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張繼先生當時笑容滿麵，說要將我這張入黨書立即交給孫先生，又暢談了一些有關中國革命和與蘇俄的關係以及國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開端等問題。他尤其興奮的是所有中共負責人都由於他的介紹相繼加入了國民黨，這是他對國民黨有了不平凡的貢獻。這位先生後來雖變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卻象征了國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釗當我到北京麵邀時，曾允如期參加。但卒因事未能趕到。毛澤東據他自己在自傳中（第三十三頁，史諾筆錄，方霖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說，是因為忘記了開會地址，致未出席。至於廣州代表則因陳炯明事變所造成的戰爭狀態，聯絡發生了困難，所以也沒有趕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