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5 廣州會議

第二章 廣州會議

   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它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並負責召集的。負書記部總部主任責任的我，因而為這件事忙碌起來。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組織，闡明這次大會的意義；並要求中共各地區委員會協助各工會選派代表出席。同時，又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直接與各地工會通訊，征求它們的同意。

   勞動組合書記部得到一些主要工會的響應後，乃於四月十二日向全國各地勞工團體，發出召開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開會宗旨：甲，紀念五一節。乙，聯絡全國工界感情。丙，討論改良生活問題。丁，各代表提議事項。
   二、每工團派代表一人。
   三、時間：自五月一日起，開會五天。
   四、地址：廣州。
   五、川資由各工團自備。在廣州之膳宿費，由書記部供給。上海招待處設於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號（按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部所在地）。

   當時，書記部並未對這次大會的舉行作煽動性的宣傳，即開會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詞；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對各地工會的阻撓。

   這次大會的召開，顯然是以職工運動的蓬勃發展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國職工運動高漲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識上是日漸左傾了，各地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成長起來，罷工事件也隨著顯著增加。在這次大會以前，曾發生著名的香港海員罷工，在這次大會以後，罷工的浪潮更為洶湧。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因遭受武力壓迫而告失敗。中國職工運動的第一次罷工浪潮才暫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員罷工是那時職工運動發展的一個主要標誌。

   中國近代工會運動由海員領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員往來於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國職工運動的影響。再則有一部分海員早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更是海員工會能夠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孫中山先生討袁失敗後逃往日本，即在橫濱領導一部分中國海員組織了一個“僑海聯義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個“海員公益社”。後來，總社移設於香港，改名為“海員慈善社”。當時孫中山先生重視海員組織，其目的是側重於海員能為革命運動做運輸軍火和傳遞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員因反對包工製和失業的威脅，發生了組織海員工會的需要。原來海員都是按幫口或同鄉關係，分別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館裏；這次就以這些行船館為單位，聯合組織了一個海員工會籌備委員會。這個籌備委員會按法定手續，呈請廣州政府和香港政府注冊；在獲得準許後，乃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這個名稱是由孫中山先生代擬的，招牌也是孫中山先生親題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員開始罷工，就是由這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所領導，罷工命令也是由它發布的。罷工的目的是反抗壓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國輪船上的海員開始，逐漸擴大，後來所有在香港的輪船，不分國籍，都卷入了這次罷工的漩渦。到二月中旬，參加罷工的輪船達一百六十六艘。罷工人數，除海員外，還有碼頭運輸工人的同情罷工，合計約有三萬餘人。

   香港政府於二月一日封閉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並向印度、菲津賓、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來代替罷工工人，但、並未能阻止工潮。

   罷工後，不少海員陸續返回廣州，表示不願屈服的意向；他們得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援。國民黨所領導的廣東總工會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等組織，熱烈地招待他們，並給予經濟上的援助。廣東省政府也在經濟上支援他們。各民眾團體和輿論機關都對他們表示同情。這使廣州的革命氣氛大為高漲，同時也使那位過境客馬林為之興奮萬狀。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員罷工的，它所領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更為支持罷工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原來中國的海員中主要有廣東、寧波兩幫，這次罷工多係廣東籍的海員。在上海的書記部總部就在寧波幫海員中展開活動，要他們與廣東幫的海員采一致行動。結果，使香港各輪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員去代替罷工者的計劃歸於失敗。我們還在全國各地工人中募集一筆可觀的款項，作為支援。京漢鐵路的工人在火車上大張“支援香港海員罷工”的旗幟，極具宣傳效果；各地工會紛紛函電匯款慰問罷工海員，聲勢顯得相當浩大。這些情形不但使罷工的海員感到興奮，並且促成了全國工人團結的傾向。

   三月四日，當大批罷工工人由香港列隊步行回廣州到達沙田時，為英軍所阻擊，因而發生沙田慘案（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報》載：三月四日罷工工人兩千餘人準備步行回廣州，行至九龍附近沙田時，遭英軍開槍限擊，死工人三人，傷八人），這一慘案無異火上加油，罷工者的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國人反英的民族情緒。香港當局鑒於事態嚴重，乃表示讓步。三月六日，宣布將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啟封，釋放被捕的工人，應允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並優恤沙田死難工人。於是，罷工乃於三月八日宣告結束。這種由於工人本身奮鬥所獲得的勝利，對於職工運動的發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興奮劑。

   國民黨人士是較早從事職工運動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廣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區域。這一帶的工會主要都由他們領導。不過國民黨的職工運動多保有行會色彩，有些甚至勞資不分地混合組織在一起，而且會與會之間也極少聯係。為了支援香港海員罷工，廣州各工會也左傾起來了，覺得有組織廣東總工會的必要，並熱誠與其他各地的工會實行合作。

   湖南勞工會是別樹一幟的。它的領導人受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以工人獨立從事經濟鬥爭為標榜。在實際鬥爭中，曾一度與中共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舉行時，它發動過一次勞動群眾示威大遊行，提出“反對華盛頓會議”，“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反對國內軍閥及其走狗”等口號。這種舉動顯然與中共的活動相配合，也與該會派王光輝為代表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事互相關連。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長沙華實紗廠工人為要求加薪而罷工，也是由它所領導的。湖南省長趙恒惕用武力將湖南勞工會解散，並捕殺其領袖黃愛、龐人銓。這件事曾引起全國勞工界巨大抗議，多少改變了湖南勞工會那種獨行其是的舊有觀念。

   中共是以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起家的。自從我在長辛店開始工作以後，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個主要車站建立了俱樂部、工人學校和分工會等初步組織；除東三省外，工人組織遍及各路。京漢路、京綏路、瀧海路和粵漢路的武長段等都曾發生多次局部性的罷工。這些鐵路工會的組織及其鬥爭方式都是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這個重要工業城市竭力擴大它的職工運動的陣地。它一反過去的那些“招牌工會”之所為，直接深入到各工廠裏麵去展開活動，而且在一些紗廠、機器廠、印刷廠、煙草廠等工人中建立了工會的組織。它領導過較大規模的紗廠罷工，和長江流域的輪船工人罷工等。它在武漢等城市和開灤、安源等重要礦區，展開在工人中的活動，開始形成各業工會的組織。即在廣州和香港工人中，由於它的積極支援香港海員罷工，它的聲望也在急劇的增加。在這種全國職工運動趨於團結的形勢中，國民黨的勢力不僅偏處廣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適時采取積極的領導步驟。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工團主義那種不注重組織，孤立的領導工人從事經濟鬥爭的做法，在這一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特別顯得不合時宜。中共和它領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卻能把握住這一客觀形勢，實際組織這一次的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由此，中共確立了它在工人群眾的領導地位，這對於中共後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舉行，主要是為建立一個全國工會的統一組織。這不僅要有國共兩黨的合作才能辦到，同時工會組織的本身也有甚多實際問題急待解決。陳獨秀先生和我乃於四月底趕到了廣州，從事有關這方麵的活動。

   我們到達廣州後，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廣州支部的會議。陳獨秀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報告了勞動和青年兩大會的重要意義和國共關係問題。原係老同盟會會員，一九二一年為陳獨秀先生所邀請而參加中共的林伯渠（一九一六年與我在上海交往時的林伯渠，是湖南的一位國民黨要人，為孫中山先生的嫡係。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譚延闓部師長，他本人則和譚延闓競爭湖南地盤的程潛相友善。這次我們會麵，他雖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孫先生的熱誠，往往超過一般純正的國民黨員），發言支持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北伐主張都是值得欽佩的。國共合作應以與孫中山先生合作為中心。其他同誌如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多數人的發言則對孫中山先生頗有批評，他們大致支持陳炯明；認為孫、陳不和是由於陳受到孫先生左右的排擠。他們讚揚陳炯明同情社會主義，曾以省政府名義竭力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等等。

   由於上述這些同誌對國民黨的看法不盡相同，這次會議在國共合作一點上並未達到確切的結論。以前陳獨秀先生在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時，與陳炯明相處無間，此次自不免左右為難；所以他在做結論的時候，主張中共應與國民黨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國民黨內部既有鬥爭，我們現在應先觀察清楚，再作決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應避免卷入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力求各地工會不分黨派，團結合作，使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工人組織。這次會議就接納了他的這種提議，因而對國共兩黨合作這一點，並未與國民黨方麵懇切商談。

   當時孫、陳衝突已經過長期醞釀，到達了緊張的階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孫先生由上海回到廣州，翌年四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選舉他為大總統，並於五月五日就職，正式成立另一中華民國政府。六月間平定了廣西，形成西南對杭北京政府的局麵。當時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的軍事領袖雖宣布不服從北京政府，卻標傍聯省自治，並不與孫先生的北伐主張相一致。在這個時候，孫、陳間的意見分歧也就顯露出來了。孫先生主張以廣東作革命根據地，實行北伐。陳炯明則企圖盤踞廣州以自保。後來，陳炯明並進而主張聯省自治、分省建設，顯然更與孫的主張背道而馳了。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市工人群眾舉行了五一勞動節示威遊行以後，按期於是日下午揭幕。到會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幾個工會。這工會的會員總數約計二十萬人。代表以來自廣東、香港兩地的占多數；其中比較出色的人物有：廣東機器總會會長黃煥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主任鄧中夏，廣東分部主任譚平山，香港海員工會正副會長陳炳生和林偉民，上海海員工會會長朱寶廷，京奉鐵路工會會長鄧培，京漢鐵路工會代表史文彬等。從黨派關係來說，以國民黨人占多數，共產黨人次之，無政府主義者也有一二人參加。那天，我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的身份宣布開會，報告召集大會的經過以後，即提議推舉主席團主持會議。大會推舉黃煥廷、林偉民、譚平山、鄧培、謝英伯等五人為主席團①，由於廣東與外省言語的隔閡，能說普通話和廣東話的譚平山始終執行著主席的職務。譚的成名，便是從這次的表現開始的。

   全國勞動大會假廣東機器總會舉行。

   那時廣東機器總會對於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雖表示讚助，但未采取積極領導的態度，於是勞動大會的領導權便落到共產黨的手裏。譚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開主持大會的進行，更是大出風頭。我則為避免刺激國民黨工運人物的情緒，退居幕後，但大會的種種決議多半是由我擬定的。

   一般說來，勞動大會的進行相當順利，成績也很顯著。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所提議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政治口號，作為工人參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針。對於工人切身利益方麵，大會通過了“八小時工作製”，“罷工援助”，“要求勞動立法以保障勞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過了“工會組織方案”，反對“行會”，“幫會”原有陋習對工人組織的影響。主張工人應按照工廠和企業，全體組織在一個工會裏，形成全國產業性質和職業性質的工會。同時，每一省區和重要城市的各種工會應聯合起來，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總工會；再由全國性質的各業總工會和各地區的總工會，聯合起來組成全國總工會。

   這次大會認為全國工會組織還不算普遍，組織全國總工會的時機尚未成熟；因而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沒有組成以前，委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為全國各地工會的總通訊處；並負責召集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這一決議標誌著中共在全國工運中開始獲得了領導地位。

   在勞動大會以外，各地工會代表的活動也非常積極。當時廣州市國民黨組織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對於勞動大會的舉行極表歡迎，紛紛舉行聯歡大會。

   勞動大會曾邀請孫中山先生往會講演，但他婉詞謝絕了。在大會將告結束之際，我曾率領外省工會代表，到觀音山總統府去謁見他。他聽了我們關於大會進行情形的報告後，除表示欣慰外，隻說大會的成績很好，希望能切實執行決議等。我從他的神情上觀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處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關去處理軍事問題了。
香港海員工會經過上次罷工的鍛煉，雖同係國民黨所領導，與廣東機器總會比較起來卻大不相同。它顯得是一個富有生氣的急途的年青工會。它的代表也與各地工會的代表相處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會代表也很少像廣州工會代表那種老爺的派頭。他們以海員工會為首，聯合邀請外省各工會代表，到香港去與各工會舉行聯歡。大會閉幕後，我和各省的代表約三十餘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們參加了海員工會所舉行的盛大的歡迎筵會，香港各工團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會場內外紮著鮮花繽紛的彩牌，在一片爆竹聲後，各工會代表相繼向我們致歡迎詞。我們也相繼發表答謝的演說。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員的蘇兆征那時擔任海員工會的總務主任，表現得十分活躍，招待我們尤其周到。此後，各工團聯合舉行的歡宴大會，情況也同樣熱烈。

   在這些聯歡會中，“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高唱入雲，事實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與國內工人的聯係。前此，各工會多半受到國民黨的影響，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時連一個黨員也沒有，就由這次我們訪問香港開始，中共的影響初步到達了香港和海外。後來，海員工會也逐漸轉到了共產黨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始終能由共產黨人主持。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按預定計劃結束了。另一個中共所領導的會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開始（大約是五月五日馬克思的生辰那天開幕的）。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到五月三日，奉軍在西路戰敗，退往關外，直係獲得了勝利。為了應付北京政局的變化，我和各工會代表在香港隻盤桓了三天，即分別逗行返港。陳獨秀先生則仍留在廣州，指導青年團大會的工作。
根據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也是中共的預備隊。中共的方針是不願青年團成為與它分庭抗禮的第二黨，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領導來進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即采取過一些步驟，調整青年團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穩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區的青年團的領導機構，定名為幹事會。各主要地區的青年團幹事會（如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於一九二二年初還創辦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間，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幹事會發動北京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並發表宣言，對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將於四月四日在北京清華舉行第十一屆世界大會。後來，這個同盟又擴大成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組織遍於全國各地。在這一反宗教運動中，各地基督教學校曾發生一些開除學生的事件，這就給予青年團學生鼓動的機會，更使這一運動趨於激昂。

   在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地青年團的組織已有了十七個單位。即北京、天津、濟南、太原、西安、開封、上海、杭州、南京、蕪湖、南昌、武漢、長沙、重慶、成都、廣州、福州等地區的組織。這些地區組織的團員人數，多的有二百餘人，少的僅十餘人；合計起來，總數約兩千人。

   這次有十五個單位派代表出席大會，其中主要的人物為：施存統、高尚德、惲代英、劉昌群等。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團綱和團章兩個議案。團綱的要點是：一、政治主張方麵：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軍閥的武力專政，力爭工農的普選權，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自由等等。二、經濟鬥爭方麵。維護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歲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六小時，工資平等，禁止雇用十二歲以下的童工，爭取每周連續休假三十六小時，廢除學徒製，禁止用十六歲以下的童工擔任繁重而有危險性的工作，女工產前產後應給假二月，工資照給，改良工廠衛生設備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麵：在各地設立青年工人俱樂部，舉辦講演會，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傳共產主義，在青年農民和一般失學青年中進行補習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團章的要點是：

   （一）十五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接受團綱團章，並願為團服務者，得按規定手續加入青年團為團員； 

   （二）基層組織為小組，設書記一人負責，各地區組織設地區委員會，全國設中央執行委員會；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書記處、經濟部、宣傳部等；

   （四）確定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   

   （五）規定團員須遵守紀律，無故不出席小組會或三月不繳納團費者，即受除名處分等等。

   這次大會並選舉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施存統被選為中央書記。後來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機構。同時中共與青年團的關係也有了明確的決定。青年團正式承認受中共的領導，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參加青年團中央的會議，隨時予以政策上的指導。青年團中央亦經常派代表一人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陳述青年團方麵的意見。青年團各地區委員會亦以同樣方式接受中共同級地區委員會的指導。

   當時一般同誌多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仍應是一個較廣泛的青年組織，所以應當仍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原有名稱。到了一九二五年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因共產主義教育已有相當成績，正式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經過這次大會，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有了確定的政治主張，並規劃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範圍。此後，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麵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今日注重學習的作風，也就是由那時青年團開其端。但青年團與中共的工作往往糾纏在一起，一般黨員與團員也常從事同樣性質的工作；因而青年團總不免有些與中共發生互相競爭的第二黨的傾向。這樣，保持青年團獨立性和反對第二黨傾向兩個對立的意見，就成為以後青年團會議的討論焦點。

   陳獨秀先生經常參加了這次青年團的大會，一切規範也多出自他的手筆。當我在離開廣州以前，我們鑒於廣州局勢的嚴重，覺得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是不適宜的，因而決定仍在上海舉行。他在青年團大會結束後，曾應陳炯明之邀，偕同陳公博等前往惠州與之晤談。陳先生此舉的用意似乎是企圖從旁勸說孫、陳之間避免火並。但這種活動為時已晚了。他覺得事不可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團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關於主席團人選問題，據鄧中夏說：“主席團名單是共產黨擬定而由一建築工會的代表提出。這名單之中，共產黨為了聯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內。其中有謝英伯的名字。謝英伯隸屬國民黨，為一無聊政客，但此時他為廣州互助總社社長。該社確已包括有幾十個手工業工會，舉為主席團之一，確也應當。可是就因謝英伯的問題引起很大的糾紛，特別是無政府黨人，那時反對在朝的國民黨，更反對政客式的謝英伯……”（見鄧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六九—七○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擬定的主席團人選，其中黃、林、謝三人係國民黨籍，鄧、譚則係中共黨員，謝英伯遭受反對後，這一爭論就以不了了之的辦法擱置下來了，實際上就由譚平山一人執行主席的任務。